一、基本准则
1.两种普遍现象
在整个人类社会中，两种现象具有普遍性的特权：禁止乱伦和根据性别的不同而分工不同。这种巧合一点都不偶然：它提供了一条导线，能够引导我们对两性之争及体现两性等级关系的准则作出解释。划分的重要性，以及分析社会现象时忽略这种划分的种种理由，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显露出来：“性别的划分是一种基本划分，它用自身的力量加重了各种群体负担，达到了一种毋庸置疑的程度。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社会学还远远未到它应该到达的程度。人们可以告诉我们的大学生们，尤其是告诉那些有朝一日可能会在实地进行观察的人，我们已经从事的是男人社会学，而不是女人或两性社会学。”
从马塞尔。莫斯写这几句话的时候到现在，什么也没有真正的改变。女人永远是一块陌生的土地，是社会的细枝末节；她们存在于理论中，但从来不存在于现实中，正如两三个世纪以前的人群或集团在历史上仅起着简单的配角作用一样。历史几乎只关注国王和贵族，而其他身份都不包括在社会的定义中。当他们这些其他身份的人利用诸多革命，通过社会问题发出呼声时，历史才开始把他们算作角色，而且社会科学才尽力去认识他们。我将很不完全地重新采用法国大社会学家的建议：为了把所指出的巧合的意义烘托出来，我将证明，女人作为集体关系的客体对象，也是这些关系的术语。这是促使回归到自然划分和通过联合社会群体绕道而行的选择。
这是出于什么理由呢？远古的家庭把社会基本单位与生产单位相结合；它聚集能够成为夫妻的个人，排斥不能结婚的人，把每个都能带来互补的才能与知识的男人与女人组合在一起。只有在家庭基本单位的组合中，似乎才应该需要一番阐述，而禁止乱伦及异族通婚已经给予了解释。在生产单位里的联合及引起联合的差别，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不需要说明。这一切出于两种理由：与生产活动，与文明有关的东西被看作是附属品，是无关紧要的，它不牵涉法规制度的重要部分，而这些法规制度位于更高的文化水平，并且它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况且，把男性与女性劳动上的特殊性分配到他们生物学上的特异性中，就排除了法规制度的必要性。在这些法规制度中，禁止乱伦局限于亲属关系领域，局限于人们可以娶和禁止娶的女人之间的差别上；它不顾及根据他们拥有的手段与才能而出现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差别。换句话说，在婚姻联盟中具体化的男人间的相互性，把禁止乱伦看作准则，因为这种相互性位于社会之中；然而与女人的结合，则位于自然之中。可以免去后面的准则，因为自然已经实施了它自己的准则。我刚刚提及的混杂组织了这两种现象的符合；所以，重要的是更仔细地研究提出的论据，以便把划分的过程重新置于产生它的范围之中。
根据个体性别进行活动划分，一开始就是作为对客观生理学的论据的合理的答复而被构想出来的：生育孩子与教育孩子所特有的义务。女人被强制执行这些义务，而男人都免除这些义务，这就造成社会活动的分配，即女人只限于家庭的细活，男人则负责承担集体的重任。英国人类学家罗宾。福克斯写道：“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里，女人负责承担生育和抚养教育孩子的极其专门的任务，男人则狩猎、反抗敌人和做出决策。我确信，在灵长类的原始状态中，这一点是根深蒂固的，而最近一段时期内的某些先进社会群体中，社会条件已经给了女人以机会，可以更多的拥有发言权，我继续认为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会接受我们肯定……但是，我还以为，生育这种不可避免的纯粹肉体上的原因，使女人的角色相对于男人来说属于第二位，男人的角色是作出比简单的家务更高程度的决定。”
除了生育的必然性，可能阻止女人与男人处于平等地位，充分参加集体事务的机体能力以外，形态学以及她们在身体上、心理上的先天差异也可能使某些生产劳动把她们排除在外，或者至少可能会限制她们可以从事的劳动范围。下面是几个有意义的原文选段：“女人有能力从事单调枯燥和连续不断的劳动，这是男人不具备的本能；相反，男人有能力动用爆发力并且懂得需要休息和恢复体力。”“根据两性间最初的差别，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通过配合组成一个异常有效的单元。富有更大体力的男人更能从事最艰苦的劳动……众所周知的所有社会都或多或少地根据生物学上确定的划分界线而发展了两性之间的合作与专门化。”埃米尔。迪尔凯姆在这种划分界线中，更确切地看到了这一结果：它促使女性显得温和、脆弱，富有感情，并且使女性在心理上、解剖学上和神经学上都与男性有区别。他写道：“在男人与女人身上，不仅仅身材、体重、总体形态很不相似，而且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两性的大脑也越来越不同了。”
这种状况在逻辑上导致了女人的社会劣势，男人的社会优势。一系列决定性因素是很明显的：生物学上的二形性现象促使了集体活动和生产活动的分配，这些活动的重要程度也使每种性别的地位发生转向。一位经济学家曾估算过，女人在73%的耕种共同体和87%的牧人共同体中处于劣等地位。而且，驯养动物是男人的差事，照看牲畜的事也都交给男人，通过这些来证实差别，然而文化却不以同样的方式对女人关闭。因为有借助于基因规律进行遗传这样明显的有机体基础，所以两性的划分勿需任何其他人对法则作出支持，就能得到帮助并永存下去。这个结论并不总是明确地得出的：人们没有试图得出合适于这个结论的规律，也没有试图研究它在社会结构中的后果，鉴于此，这个结论是自然而然的。
学者们就这一主体，以更谨慎和镇静的语调，正如来自于确切无疑的科学一样，曾经重申马基。萨德那充满激情和成见的话语：“在我冷静地着手这项研究时，我发现了什么？一个孱弱的女人总是低劣于男人，永远不如他俊美，不如他宽厚，不如他贤明，她由令人生厌的东西构成……最终，成为一个如此邪恶的女人，以至于在马孔的宗教评议会上，好几次会议期间都很严肃地进行讨论，因为如同森林中的猿类与人有区别一样，这种怪人也与男人不同，那么这种人是否可以称其为人类？”表面上看，宗教评议会还没有结束它的工作。
可是，把人种志与历史资料并置，人们获得了好几种证实：繁殖中的必然性和专门化——女人生产男人，男人生产财富——与全日制的生产话语是能相容的。在我们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里，实际上，女人曾经承担过或接受过主要的劳动。仅仅是在有闲阶级的纯粹“消费者”的家族中，她们的角色才仅限于维持家族“香烟”不断，生育继承人。许多避孕习惯——间隔出生时间、杀害婴儿等等——可以说，与女人参加集体工作有直接关系。因为要减少对孩子的关照，抽出多余的时间用于进行生产活动。女性的任务不都是围绕家庭进行的，在采集、耕种或交易中，她们承担的责任并非更少而且担子并非不重。通过对男性与女性的工作对比，人们所理解的东西的内容——这事实上没有任何惊人的东西——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表达出来。
在北美洲，毛皮的制作工作专门留给女人，而西南部则由男人经管。在亚利桑那北部的霍皮族人中——在埃罗道特引证的埃及——男人纺线织布，而在其邻近的纳瓦奥人中以及在希腊，这些职业为女性专有。班图人不允许女人照料牲畜，但是霍屯杜人的女人挤牛奶。然而，这些都证明了劳动分工的存在，而且由女人从事的工作通常被看作是低等的。当人们从技术角度上讨论相似的活动时，这种工作通常就受到蔑视。
因而，性的二形性、有机体的能力特性，都没有构成充分的理由以论证交付给一些人或另一些人的事务的严格区别。况且，如果这种分配有生理解剖学的根据，如果它能本能地符合每种性别的禀性，那么人们很可能就不明白，为什么许多社会群体曾认为，禁止女人狩猎或使用专供男人用的工具是对的。因为，面对女伴（一般情况下为复数）表现出的男性的殷勤及未来父亲的关心，这些不属于可接受的解释之列，无论其本人认为怎么样，他们势必相信，规定的措施是用来制造差距的，用来使本领的区分保持完好无损。简言之，用来加强没有丝毫生物学关系的划分。
可以补充说，等级制度不是作为划分与生产及繁殖的分配结果而出现的；生物学无能力分析这点，社会差异也不体现这种自然差异。所以，人们被迫承认，使等级制度造成劳动的增殖或贬值以及以后对这些劳动的分配。这意味着竞争与对抗，合作与差距；这与个人或者与平静地决定每个人适合的劳动任务的家庭无关，而总体上与社会有关，并且人类整体有关。无论如何，人们都不能坚信，可能置于社会中，和男人方面那与亲属关系有关的一切事物，同可能置于自然中和女人方面的划分有关的一切事物是混杂的。
2.阶级产生前的性问题
不可能把基于性别不同进行的活动分配归因于生物条件，这促使人们在一个更广泛意义的发展的范围内考虑这一问题：自然划分的范畴。这里的研究仅限于对我们很重要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阶段；在一系列转变过程中，我们已经分析过——资源、人口数量、有机与无机的性能，与外界的交换——这些转变过程中，采集成了女人们的事务，狩猎成了男人们的特权。如果没有这些转变，可能造就没有了两性之间的二分法，原因正如人们所记录下的：“就我们所知，采集活动并不引起劳动上的性别划分，因为两性都以同样的方式从事这一活动。”
从本领、手段的观点看，他们的混杂并不是一种事实上的情形，即手段与才能的有意识而又最适宜的分配，也不是一种隐藏的有计划的参与结果；它表明了一系列变化的结果，而他们都被牵连到这些变化中。每种性别都介入，并不是对预定的物质环境、个人禀赋的符合，而是他们的使命，是他们以群体形式结成的关系，是他们已发现、保存、安排的环境及特性的对应。如同所有类似的划分一样，这符合普遍的要求。在这种思想范畴中，采集者和狩猎者之间严格的分离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其功能是用物质力量引导那些相互作用，同时避免任何相互干扰；这种分离使受限制的群体决定致力于他们固有能力的传授与完善之中，并不断地重新完善与环境的关系。即在这种情况下，每种性别都只能接近自然中的诸多方面之一。对他们来说，处境既不具有选择性，也不具有限制性：他们被组织并且自己组织在属于他们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充满了他们发现事物与采取行为的全过程，可以说他们创造了世界又适应世界。
某个群体——或者自然范畴——倾向于把它的世界看作唯一的；也把这世界当作普遍的，因此，就试图通过把一切都与之联系起来，以便扩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任何缩减，都被看作群体在变小，而任何增长都被认为群体在充实。它自己的艺术、知识、现实被看作全世界的艺术、知识、现实。迫于实际情况，分化具有一种消极意义，导致围绕现实核心而建立所有秩序的障碍，而社会的一部分群体则把这个核心归于自己，拒绝把它给予另一部分。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个另一部分群体被认为与物质性、非知识性同一，因为它缺少第一部分群体拥有的艺术。于是，狩猎者把采集者从技巧与文化的领域中排除出去；后来耕作者对狩猎者也采取同样的做法，手工业者对耕作者、工程师对手工业者也同样做。人类的精英就这样改变形象，如同非人类的一样——差距得到论证并且具有权威性。
群体引入的区别、对比的绝对特征可能不会使人惊讶。一旦促使一个人类集团为人处世并自认为它仿佛在按自己的手段与目的操纵着物质现实与社会现实，这是对它来说，其余的似乎是次要的缺乏独立的。这个群体的智力活动、思维活动甚至宗教活动都感受到稳定自己的生活、承认对于另一群体关系的影响。自然划分的这些伴生现象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可是，在神话和宗教中，人们还是发现其中的许多证据——狩猎者、牧人、耕种者是关键，这些证据与新石器时代之后或之前有关。维尔南、德蒂耶纳和维达尔。纳凯德的优秀作品已经令我们相信，希腊哲学已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发展。
分离并不是毫无对抗的进展。拥有特殊能力，依靠损害似乎限制其自身发展的另一范畴的能力和资源，以便得以发展。狩猎者与采集者发生了冲突，因为在季节和地域上最利于狩猎活动的地区并不适合进行采集。后来，手工业者凭借他们的本领以更灵巧更讲究的方式通过加工耕作者的初级农产品而剥夺他们的家庭加工。在这一范围内，耕作者深受手工业者的竞争之苦。相应地，这些范畴中的每一种类，已经获得或正在努力获得社会生存权，甚至是最高权力（霸权），它通过尽力成为公认的生产力，甚至占优势的生产力，把自己的物质资源和智力资源作为基础，而加强对立与反抗。关于牧人阿贝尔被耕作者卡安谋杀的一段圣经故事，以极端的形式把这些对立与反抗具体化了。
赌注是双重性的：活动范围的完整性、集体生活中的焦点。新范畴因为显出了其才能与成果，它从当时还占主导地位的范畴中夺取了它存在的理由、它的权力。它贬值的技巧被贬低到次要位置或被废弃不用，在已变化了的物质世界中，它再也不能确切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受其影响的社会群体必然表态；在承认这个过程的同时，采用新技巧和新产品，并且重新组织起来。在达到优势之前，一种新范畴在某段时间内依然是次要的。在非洲某些部落里，铁匠和木匠被排斥在存在之外，被剥夺耕种的权利，被迫乞讨粮食，他们和鬣狗或狐狸，即象征着荒漠、愚昧和死亡的动物混为一谈。行为举止没有什么不同；由于受到压力和歧视，手工业者当时具有人们赋予他的特征，变得奸诈、令人担忧等等。在希腊这个取得巨大成功的地方，手工业者聪明而善思；哲学家们都要向他们学习。
对抗被纳入到一个范畴中，并且只有通过转化成一个范畴才能得到缓和。其诸项内容在历史上并且被历史所改变：然而这些内容却时时处处都被列入社会准则的体系内，同时给差异指出方向。吉勒贝尔。西蒙顿写道：“如果追溯到更远的过去，人们可能会发现，这种或那种文明也在贵族的技术与非贵族的技术之间进行选择：希伯来民族的历史给予牧人的技术以真正的特权，而把土地看作可恶的东西。上帝不接受阿贝尔的祭品而接受该隐①的祭品：牧民优越于耕种者。《圣经》中包含许多从繁衍牲畜的方式中得出的思维模式和范例。相反，《新约全书》则包括了从耕种者的经验中衍生出来的思维方式。从神话和宗教的起源中，人们可能会发现某种工艺上的成见，它把一项技术作为高贵的东西并使之神圣化，而拒绝给予其他应用这项技术的人以权利，甚至当这些神话和宗教被实际应用时，也是如此：在多数人的技术与少数人的技术之间，在被看重的技术与被贬低的技术之间进行的这种最初的选择，使得吸收技术模式的文化具有偏袒、非普遍性的特征。”
无论有关的群体所属的性别或社会阶级是什么样的，分离、对抗、等级、征兆和手段，都与自然划分紧密相关。尽管如此，与男人相比，女人作为特殊本领的拥有者和生产者，还是已经被抛弃到低劣的等级中，并且丝毫未顾及她们的产品与才能。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敏锐地观察到——而且我们自己的评注倾向于表明怎样和为什么——“两性之间劳动的划分受其他理由的制约而不是由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来决定。”
这种差距取决于什么呢？事实上，社会促使连续不断的划分，划分的手段及其特征适应它的变化度，用它的言语表述出来：尤其是两性的差异与区别上的言语。为了理解其中的意义，不应忘记，没有遗传特征的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为证明这点所进行的分析没有什么结论性意义——植根于联合社会群体中。那样，这种统治仅仅与合乎规定的性关系有关；与环境、能力、活动的关系，对于两性来说实际上机会是一致的。男性充其量是确保维护群体、尊重领土疆域的角色。
狩猎者与采集者的专门化把这些关系扩展到能力及与动物界、植物界交换的方面。
男人的重大影响同时受到了对于女人的一种双重依赖性的限制。
一方面，男人成为狩猎者，也就构成了一类确定的生产者，同时他们确定女人为等值但又不同的生产者；他们不得不取得她们的协助，务必使她们给他们保障必不可少的供应。以这种名义，女性的工作任务仍然与他们并存与和谐。一分为二取代了最初的均一性。另外，灵长类与最初的亚人类的集体中，男性分裂为繁殖的个人与不繁殖的个人。这种划分对于组织交换活动、划定资源、勘探区域起了反响。在这方面——社会方面——通过世世代代，尤其是男性的世代而形成的紧张状态显露出来。应该想象，伴随着划分，这些紧张状态转移到两性关系之中，这时，代与代之间的区别转到了次要地位。
另一方面，人们记得，联合社会群体倾向于把年轻男性弃置到外围。的确，青少年群中既脆弱又受威胁的唯一联系是与女性聚合在一起，与母亲们在一起。男性群体对此漠不关心：群体的完整性要求必须如此。然而，男人群在确保招收男孩、取消他们与女性群体的联系中大有好处。自从每种性别掌握特殊的能力，并从自己的特殊活动天地中占优势的那一时刻起，男性后代变成了极其重要的赌注，允许男人取得对这种赌注的支配权。与他们相比，女人构成一个享有一定独立性、不容忽视的对立力量的实体；男人们被迫与她们和解，同时试图使她们屈服于他们的权力。在这方面，在这些集体中，社会管制直接运用到人身上；等级制度建立于对她们参与群组生活的基本行为进行调节的基础上，并且客体对象与人相混淆。相反，在我们这个社会管制运用到客体对象的集体中，等级制度建立于财产所有制的基础上，而且人与客体对象相混淆。
不想超出一种理性、思辨的限度，人们可以肯定，狩猎与采集的第一次分离，是在一种等级制度的范围内发生并扩散开来的。在这种范围内，地位差别在集体组织的所有习惯中得到有力加强和充分表明。这些差距促使分离与对抗增强，以至于使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写道：“劳动的划分在男性对女性的虐待中根深蒂固。”
随后的划分曾为预先注定；它们保存了人类特性分配上的同一风格特征。与此相应，参加事务活动、创造资源、再现及发明各种知识的诸多方式，保持与环境的特殊关系，这些已经成为男人或女人的使命，因为这些活动都带有确定的性别标志，所以它们被归于男人或女人。技艺、手段或物质力量在某一时刻是根据其发展程度或地理区域进行判断的——有“女性”农业或手工业，如同有“男性”农业或手工业一样——它们作为这种性别或那种性别的特权，带有明显的标志。与之明显对应，人们根据先定的以及因此被看重或被贬低、被认为主要或次要的、支配地位的或附属地位的划分界线将它们予以排列。人们在这里觉出其远古根源的社会等级，通过给自然划分的等级赋予其特色而与之相互交织。这种联合，通过把它扩大到以前不是其管辖范围的生产和繁殖领域，从而改变其应用程度和属性。
人们可能有权利认为，在这一整个期间，对于女人的本领及其后代的双重依赖，保存了男人完好无损的力量，这是男人巨大影响在集体行为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同时这种力量还强行规定必须维护适应的规范和制度。更何况，在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差别忠实地反映财产所有制状况之前，而且在生产者与靠他人劳动为生的人分裂之前，社会群体间的关系也成为生产者群体间的关系。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取决于他们的劳动，因为这种劳动带来的荣辱影响了他们自己。人类尤其是由狩猎者、采集者、耕种者、牧人等组成，而他们各个部分同时却表明他们属于一个小集团、一个部落、一种性别、一个年龄组，一些特殊的生物力量及精神力量，概括地说，都拥有他们的社会地位。而特权或奴隶地位与之相符。所以，人类集团地结合在生物种类或物质种类结合的延伸部分被感受和设想。列维-斯特劳斯写道：“从这两个角度看，（社会等级集团和图腾群体）应该承认，社会功能体系适应于自然种类的体系，人类世界适应于客观的物质世界。”
这样，社会集团被看作与自然范畴同一：社会就是一种自然，自然也就是一种社会。因为，集团与范畴同它们各自的活动范围一起，被视为与一种或另一种性别相似，所以，社会化（或称社会的适应性）与一脉相承的双重运动加强了在集体演化与生存中将二者分离的对立、不均等这种双重运动也同样引申到宇宙方面，因为一切出现在地面上的，如同显现在天空中的一样。认识论是有性别的，物理学、天文学、工艺学、生物学也是有性别的。神话和宗教记录了其中的性别特征，并且给予它一种持久的形式，按照字面意义严格地结识这种形式将是很重要的，把它看作神灵上的简单虚构，而与人类创造现实的事物所用的方式毫无共同之处，这可能更为重要。
阶级社会的产生，引起了根本变化。间接的政治经济体制取代了直接的体制和建立在占为己有基础上的等级和组织。有产者或无产者的身份是决定性的，并且通过整个组织而延伸。继用于排列、划分能力、手段及其实践者——马克。布洛克称之为“发明的持有者”——的性别标准之后，紧接着出现了体质上的标准，它把手与脑对立，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对立。而体力劳动被认为与人类——即与主宰者——不相适合的，脑力劳动有时则被认为充满着虚幻的荣誉。
作为世界组织者的男性与女性的原则被取代，为的是精神原则和物质原则的利益。这两种原则，即是在人类与世界的组成与构造中智力与物质的二分法。认识论是恶的——魔鬼可能是影子、观念或躯体——一切都像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一样。姑且不谈这些混乱不堪的东西，在一个社会中表明生产者与艺术发明者的差异，对立、区别的种种手段，并没有改变因为分离关涉物质世界与改造物质世界所特有的种种方式的裂痕。这些手段似乎说明了进行反自然的严酷斗争的必要性。用常用语来表达，即，其实是一个人群反对另一人群，以及反对它拒绝承认为自己所有的一种自然而进行的斗争。
划分有它固有的动力，即许许多多才能与现实在男人中间，引起的潜在分类界限的“发电机”。在被这样规定范围的区域内，按照其结构规则，集体对其成员进行安排，分散或集中他们，指导其走向中心或边缘，走向上层领域或下层领域。许多学者不承认这种动力，而是在人类的解剖生理学的特殊性中探索其原因，把其作用，尤其是远古社会中女人隶属于男人所采取的形式，与遗传过程的影响相混淆。关于这方面，谈论女人被男人据为己有，正如恩格斯所提到的，阶级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与在灵长类社会群体中体现出来的一种统治关系，这是动物生态学家和人类学家们所满足的解释。这些不适当的同化贬低了活动的分配，以及与纯技艺、经济或本能等诸多问题相应的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借助于二形性现象，差异得到了解释，冲突变得毫无意义；另外，生物学上的局限使之成为理论上不可能的事，并且把它置于次要的方面。
相反，如果人们相信这些结构的脆弱性，那么所描述的巨大的原动力则阐述了两性之争；它解释了其中的理由及其持续不断的特点。况且，这种斗争集中体现了根据其真正构成要素而进行的划分，也具体形成了从制度与生产者角度能保证男人权威的一种社会组织。这样，从属关系就很清楚了，再没有必要求助于大量不肯定的原状，例如从脑体积到灵长类的遗传学，从女人的缺乏到体力与智力的不足。而且还有这种事实：久而久之，各种社会群体，转而赞成一种习俗或一项法令——禁止乱伦——在这种习俗或法令所渗透现实的各个层面，对这种斗争附加了多形性。
二、禁止乱伦外婚制自然划分
在这种长期的过程中，男人们构成具体组织的主要要求与禁忌是一致的：在资源、能力和工具方面，男人与女人严格分开。为了保障对集体来说必不可少的事务的连续性，相互干扰减少了，而各自的领域得到了保护。社会的每一部分都与现实相结合，依靠的是建立障碍和规定禁止这样的手段，这是智力和实践境遇的禁区，它同时也保证防护整体中的特殊功能及相对的权力。这里，个性化服从于人们不断恢复生气的一种相互依存：种种努力分配进行，迁移整齐有序地开展，工作任务也遵循年度和季节的节奏。从一开始，性别就在一个个领域里决定着个人的地位，并且为了使社会群体和生产者永久延续下去而选择。女孩加入女人群体，男孩被男人群体吸纳，这一切无疑地成为非此不可的事，并且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位人口统计学家兼人类学家关于此原始社会的主题写道：“可能只需提请注意两个重大的差别（与我们的社会相比）就足够了：母子、父女关系的差别，一旦男孩走出童年，他就只经受唯一的父亲权威的领导。母亲不再有真正的影响。另一方面，女孩生活在几乎为她母亲专属的控制下，并且，除了婚前缔结婚约外，她的父亲很少关心她的事。”
因为在激起与父亲或母亲、与男人或女人的优先关系的分歧或赞同的生物学结构中，没有给予任何解释，所以，有必要使孩子有思想准备：男孩与女孩应当保持距离，他们应服从的各项纪律的一整套规则造成了他们互相回避，并且培养造就了他们的行为举止，结果是必然伴随着区分而产生的隔离和对立：“各种社会群体都具有劳动上的性别区分及某种婚姻形式，在这个范围内，当男孩接近参与这种社会模式的门槛时，一个很明确的性别角色变成了一种功能上的必然性。在同代人或几代人的轴线上，在人类的繁衍领域，如同在财富生产领域中，应该划出并遵循的分配标志线，是男性特征与女性特征的界线。”
母亲与儿子的分离表现为这种倾向的一个特殊方面。男人联合男孩而不是排除他们，这对他们大有好处。所以，对男人来说，为此而获得男孩的唯一方式在于从女人那里夺取他们。为了把他们留在群体中，同时又防止他们与女人勾结，与女人携手合作，也必须把他们固定在父亲身边，同时禁止他们与可能会削弱已结成的联系的母亲保持任何关系。联合社会群体不太了解这种危险：繁殖夫妇与核心夫妇的独立，亲属关系的连续缺乏，这两者从中使得乱伦变得既无用也无效。如果把这两种夫妇结合到基本单位中，这时，家庭就产生了乱伦的可能，而且其作用是实现这个单位的一种手段：母亲与从父亲身边夺得的儿子的结合，把繁殖夫妇吸收到核心夫妇中，完全如同女儿与拒绝把她嫁给人的父亲的结合，把核心夫妇与繁殖夫妇视为同一——在前一种情况下，女人阻挠男人的权威；后一种情况下，家庭群体逃避对社会的依赖。
延缓这种危险，保持与孩子的关系并使孩子成为助手，这就把避免持久的关系，尤其是避免与母亲的性关系，变成了加强这种活动的接纳奥义传授的一个先决条件。当财产正巧与统治地位，并且还有金钱和世俗权力也占统治地位时，礼仪将继续保留下来，法规制度将变得毫无意义。由于天赋权利，一个孩子处于最先控制他的人的直接统治下，然而，刚出生的孩子首先是处于母亲的支配之下，因而，她母亲可以投其所好地抚育他，而她的责任却不能受到非难。如果通过婚姻，妻子保证生活在丈夫的统治下，他们共同的孩子，则由于已经有由丈夫施加给妻子的父系统治，从而处于父系的统治之下。
几部著作在论述这些遥远的时代时，印证了父子之间的冲突以及为了拥有女人，他们之间融洽相处。如果说，相反，所有的远古社会群体都集中于父亲与母亲为了拥有孩子，拥有儿子而进行的斗争，这样可能更确切。许多习俗仪式主要是针对这个目的的。因为，“同样显而易见的事，是父亲把儿子与母亲分开，而且使俄狄普斯情结成为这种分离的根源。”否则更合乎情理的是，承认这种分离及引起分离的诸多原因本身，就是俄狄普斯情结的根源，这是作为由集体产生并传播、延续至今的心理结构。
地位的区别遍及集体生活的所有分支。从理论上讲，男人与女人的差异在家庭中遇到了障碍。兄弟、姐妹、父亲、母亲、血缘或类亲属关系的儿女，如果这些人结婚，那么大概就不可能保护这种差异。事实上，如果双亲关系与夫妻关系同时存在，那么一个男人可能就不会把她的姐妹、女儿等当做一个物品、一种资源或者一种下属来对待。另外，使女人与男人结合的嫡系关系，则可能被弃置到从属地位：男人自己可能对此深感不安。而且，假设异族通婚的分配仅仅使部分女人离开，而另一部分女人仍然在氏族小集团内，儿子与女儿一样交往，那么，障碍就不会被解除：可能很难把一些非相互性的公共准则应用到如此拼凑而成的一个群体之中。
禁止乱伦符合分离与等级的双重要求。一般来讲，它在两性之间设置障碍，把区别转变为分裂；其实，无论一方面是关于母亲、姐妹、女儿，还是另一方面关于父亲、儿子或兄弟，每次所涉及到的都是由每种性别组成一种内部关系，即建立使他们远离的另一种关系。为了准备过上将属于他们的生活，合适的做法是，在女孩和男孩之间建立十分坚固的联盟之前，他们必经历绝交的日子，并被引向不同的道路。同时，使他们对地位的变化有思想准备。这时，从社会关系上，女儿和姐妹注定变得低劣于父亲、兄弟。人们力求做到的不仅仅是隔离男孩，而且是自由安排男孩，以便把他们完全让给男人。在这个范围内，落到母亲身上的“禁止”这个特殊负担则是可以理解的。这样，作为非繁殖者，他们可以留在家庭或图腾氏族的基本单位里。
当男孩被归并到男人的群体中，并被他们再同化为男人时，经受变动的社会角色的风险将大大减小。人们曾经常注意到，原始人群在性关系与受孕之间并没有建立起任何因果联系。人们可以把缺乏知识引作为理由；也可以设想，他们当时有充分的理由意识不到这种关系。因为，由男人们“再繁殖”孩子，甚至还受到死去的祖先的帮助，这种再繁殖方式可能没有消除女人们可能早已行使的权利。入教仪式确认了这种分离，就像它确认所有的分离一样，同时它产生了这样的迹象：由一代到另一代的过渡再到由一种性别到另一种性别、由一种地位到另一种地位的过渡。
与亲属关系相适应，禁止则通过阻止一个群体成员在他们之间进行结合，从而消除了障碍。这种障碍阻挡着在家庭中、氏族集团中引进为社会特有的渐进。埃米尔。狄尔凯姆对此进行了充分论证，他写道：“阻止同一氏族的男人与女人缔结夫妻关系的原因，也是迫使他们把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缩减到最低限度的原因。”与一个通常是敌对群体里的女人结婚是解决办法。人们拥有和支配的是顺从者，可以区别对待的妻子、姐妹，取代了从社会关系上讲的不顺从者，以及不可区别对待或者仅仅是以巨大困难为条件的姐妹、妻子。她们的固有性质却是外来者，这充分解释了人们对她们所采用的行为态度。在一部权威性的作品中人们读到：“关于与狩猎者的思想面貌有关的东西，奥纳入十分明确地向我们提供情况。有一定数目并颇有创造性的法规状态，并且集中引导好斗性，把它指向外来人和妻子——严格地讲，妻子也是外来人。”
因为她们是外来人，人们就可能把她们看作与受支配的人同一，使她们保持在下属地位中。这时，在从属关系与亲属关系之间，家庭内部建立的关系与家庭外部保持的关系之间，冲突消失了。另外，人们通过提供其女人，从而借助另一群体以便做可能自己不容易做的事，即把自己的姐妹和女儿当成下属看待。后一种情况并不是排除在外的：然而，却有一些限度，并且这会总表现与其表现相互影响。相反，把女人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进行转移，进行分配，使氏族与氏族重新结成联盟，这都促使各群组保持协调一致，以便使每种性别、每种年龄者都“各得其所”。
从理论上，人们获得了如此结果：妻子来源于另一个氏族集团。而每个氏族集团——或者群伙——都由护卫补充世界，并且处于社会等级的顶端的两半。对于澳大利亚人，一位人类学家审慎地描述了被这种来自另一个氏族的女人的情况：“这里，女人的地位状况是这样的：她没有机会在整个文化中对语言、仪式或男人的职权产生影响。外来的妻子只是保持沉默的非实体，直到她们学会了其丈夫群体中的语言为止；并且，这时，她们很快融合到丈夫的帮伙或部落中。”
言语，作为用于交流、合作的工具，自从创立时起，也就同时用于不交流和分离的工具。方言、句法、语义场、传达信息的物质媒介、手势等因素的激增以及双重、三重意义的交叉，满足了亲信之间把不同的意义纳入可以理解与一致的意义的愿望。很可能，男人们已经开始了用言语来诱骗动物，用书写来诱骗学话者，这样就获得了最强有力的控制和威胁的武器。但愿人们考虑到包括在一种没有被掌握的语言中的控制与威胁的各种可能性。
根据这种痕迹，在他们为了从混沌中提取一种意义，从所从事的劳动规律中仔细研究各种宗教、神话、哲学和科学，同样的努力把结果与原因联系起来。总之，把难以理解的理解成可以理解的。同时，这种努力又在意义中重新注入混乱，把结果与原因分开，把黑暗与光明叠合。思维既取消又指定事物，既窃取又创造事物。卷入到杂乱的相对立的事物运动之中的人，从中隐约地看到了坚实的核心，周围则飘动着变幻不定的形象。他从所说的事物中领会了诱惑力，从所想的事物中理解了发现物。在这样奇特的语言、习俗、智力交往中，新妻子们的社交活动被剥夺了，她们开始学习处于从属地位，即成为言谈的客体对象和标志，而她们却感到被排斥在外。
通过这种体质，鉴于结成联姻所需要早熟的年龄，尤其是在以父亲确定血统关系的群体中，这种群体很少包括成年女人，她们仅仅出生于可以要求得到其他权利而不是来自于嫡亲的保护权利的氏族集团内部。同样，每种性别的任务都被列入社会准则之中，并且借助于一贯有保证的交换手法。婚姻，对于进入权威、仪式权利、高级知识的掌握者范围内的男人来说，是解除义务；它对于被降落到下等地位并被关闭在家庭内的女人来说，则是服从，她在那里继续从事她母亲一直负责的工作。男人们对男孩的夺取也触及了女人，可以说她们属于另一群体，属于不可能摧毁占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氏族集团：这种夺取仅仅加强了服从。在此，男人联盟由于一种明显的双重性而受到损害：当他们通过女人、通过其各自的血亲来颂扬相互性和联系时，他们宣称，在非相互性和非联系中，他们蔑视她们，把她们看作外来人，看作下属，并且表明，她们将不停地成为对手。所以，乔治。达维指出，婚姻是与“两性之争，因而与家庭之间和部落之间的私下斗争”紧密相关的。婚姻与禁止乱伦是不可分的这一事实，体现了在集体中禁止乱伦所追求的目标。
禁止乱伦同时与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有联系。其首要任务是，通过再次肯定活动各方面的差距，以促进所获得的才能与环境保持的关系，以及作为具有价值观和责任感主体各自性别的自律。在部落组织、图腾氏族组织和家庭组织方面，人们一目了然地看出了，使之涌向生活的独特范围的必然性。在这些范围内，可以说，准则保证物质范畴的稳定性，社会就是建立于这个物质范畴基础上的；如果这种分裂不存在，如果男人与女人不遵循指定的道路，那么对环境的支配可能会受到牵连。把准则应用于个人的本领、知识和财产的创造活动中，保证了环境的永恒持久；每个群体的成员一开始就被引导一个确定的方向，同时他们还负有某个领域的责任。
其次，通过规定这种分离，禁止乱伦已经使之适应社会结构的曲度，适应男性地位的提高，适应由男人对女人实施的控制。这样就揭示出了禁止乱伦存在的真正理由。因为，正是在人类与世界相互作用的范围内，禁忌才成为必不可少的而且发挥了作用。作为自然划分的社会表现，禁止乱伦是一种坚决要求：一旦狩猎和采集的夫妇组成，它就要求社会群体必须改变适于创造和发展其数量及能力的法规制度。禁止乱伦也对两性之间的区别赋予了人类意义。
禁止乱伦对于家庭这个生产单位产生影响，同时它又把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与集体体制的总体特性连接起来。然后，对立与不均等的特征变得普遍，这时，独立变成了单方面的依附。转向的、异族通婚的分配在以交换的形式下，与占为己有的等级制度相配合之前，是与共同参与的等级制度和谐一致的——那里，男性窃取了权力及相对于女性的优先权。社会学明确了这点，亲属关系的规则描绘出男人之间的联盟画面，以便让被交换的女人处于属于她们的位置，即客体对象和财产的位置，因而是不利于她们的联盟画面，这是社会学谨慎地透露出来的。作为妻子进行的流通把女人们变成了财产和标志，而禁忌既充当转化的操纵者，又充当被转化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