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关范例
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在科学、实践甚至政治的不同形式下永远困惑着人类。当我们明确说明所理解的自然和社会这两个范畴时，如果不能摆脱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停滞不前的理论水平，以把它们转换到人与自然这两个范例关系的层面上，那么，我们就无法面对这个问题，或者说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由于人们处于不同的水平讨论问题，如何才能使讨论有意义呢？一般来说，一个范例所接纳的理论不仅仅有一种。因此，那些接受日心说范例的天文学家们（该范例认为，太阳位于行星系的中央，行星系的其他星球因受万有引力的作用在太阳周围都有固定的位置）构想了多种形式的重力（只需提及一下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名字就足够了），有的理论认为行星的运行轨道是圆周状的（哥白尼和伽利略），另外的理论则认为轨道是椭圆状的（开普勒）。
在我们所关注的情况中，如果我们从生物学角度控制社会，以便抑制本能，那么首先被抑制的不是性本能，就是使用暴力的本能，并且可能集中观察力与想象力以突出两种本能中的一种，而埋没另一种，反之亦然。然而，其结果哪怕为额外的先决条件所导向，它们还是与唯一的思维定势有关——人是善的抑或是恶的。这些定势的差异使其本身相互对立起来。此外，当人们将这个历史性范例构想为两个层面时（其中一个为经济基础，它包括经济因素和技术因素，而另一个为上层建筑，它包括心理因素或者说意识因素），就可以建立两个相反的理论。对于第一个理论，经济是决定因素，而心理或意识则是被决定因素。对于第二个理论，主要作用来自心理或意识因素，经济因素只起次要作用。众所周知，这两种互相排斥的理论，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才是关于历史问题进行现代争论的理由。
我们可以把这种比较分析推向更远些。路易斯。摩尔根的技术和社会意识的理论，恩格斯的关于所有制和生产的理论，列维-斯特劳斯的形象思维和乱伦禁忌的理论等等，同时代表了人类文化的本质以及人类文化远离自然的必由之路。所有这些理论大多基于原始生物群体成员之间的性混杂的前提之上。关于这个前提，尽管存在着分歧，但仍然使得人们循着同一方向寻找答案。
诚然，由于坚持这些已知例证，有关行星系或有关社会的各种理论的价值是不相等的；由于应用于客观论据的论证能力及其严密性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这些理论中进行选择就不是随意可为的了。然而，尤其要指出的是，这是一次基本观察，各种理论派系都符合一个共同模式，即为一种在其极限内包含现实的结构图和联结原因与结果，变数与参数的方程组，变数靠方程式引路，一是为了使方程组代表的现象变得清楚明了，二是为了排除这些方程组内可忽略的现象。
这种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特定时刻，当新的利益和参考点，随着刚刚发现的事实而出现时，必然要求对该模式进行替代。日心说的典型例证代替了把行星系的中心说成是地球的地心说的典型例证，不仅是因为对地心说进行连续修正极富成果，而且更是因为天体运动以及这些运动之间的关系曾被想象成时钟机械结构的运动方式。在定律、特别经验和局部解释之外，存在于世界两种体系之中的是选择——伽利略和笛卡儿的论著证明了这一点。
涉及到我们对社会与自然的观点，我们正处在一种类似危机的形势之中。我们赋予社会与自然的含义以及赋予我们设想的二者之间的关系的含义，我们采纳了希腊人所接受的典型例证。它首先涉及到政治领域、国际关系的存在以及作为进行认知和行动的天然场所的人体。后来，工业生产越来越重要，曾经包括经济、个人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国内界限分崩离析、革命运动反复出现，机器生产取得胜利，这都给该范例增添了历史意义，都能使我们日益完善其形象。理性和契约是手段，征服物质领域和社会领域，是满足那些经济活动的决策者和个人认识论主宰者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目的；自然范畴和社会范畴的分离是人类状态的起始和完满结局。
这个范例的外形因其实际运动而突显出来。直到近期，如果我们针对那些和季节变化或海潮一样自发的或者不可控制的现象而改善人的能力，那么我们终究会清楚地观察到，这和集体生活没有直接关系，正相反，它们的方向和速度完全取决于我们。在生产的全部过程中，知识与技术的发明与再现，通过物质力量直接把生产与贸易连接起来，但是方式是从属的。一切与客观世界交换有关的行为——原材料的发现，物理、化学或物种的创造，对环境的治理，对科研的推动等等——都是人类连续不断参与的结果，是人类不断的努力的结果。通过生物种类质量效应及其在全部生物圈内的活动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其中我们既是发动者又是见证人），给连接着劳动又转变成劳动的知识，给在其内部营造我们自己的天地的那种关系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崭新的面貌。迫于需要面对的这种形势的压力，社会团体和政治机构目睹自己的社会职能和社会系统，在过去被忽视的领域中，发生变化，进行调整和拓展，并将完成这种彻头彻尾的自我改变，以面对那个同样被重新认识的未来。自然环境不是物理的依据，也不是物质力量的储备库，更不是废料堆积场——自然环境将肯定无疑的作为与它息息相关的人类活动的表现、机遇和场所而展现出来。
所有这些情况与人类就生物学以及人与动物的社会学所作的许多记载有关。我在本书中陈述的各种各样的记载本身，都要求我们就与这些记载相关的有关社会与自然这一范例进行研究。我的工作的主要部分构成这种研究的主线。我对那些个别事例与范畴的研究处于从属地位；可以说，这种研究代表着进行实践的一种尝试。那些已经被证实了的基本范畴或总体概念理所当然地被收录在修正文本内，正如知识分类目录那样，但其有效范围需要重新考虑。研究工作既然已经开始，就应该完成好，坚持这种善始善终的信念，比在这种情况下我所无法判断的成功更加重要。
二、关于决裂与征服的主题
1.社会上的人为技法
例的特点是通俗的。自然是按照固有的、和谐的发展而存在于任何时代的种种创造物和力量，代表着免费礼物，不要求那种想利用、想将其占为己有的人作出任何特别的努力，这时为事物正常发展而作的努力另当别论。光、空气、水、植物、动物象征着如此的自由支配性。人类在它们中间是滞后进化的结果，是进化使人类在万物中占据了自己的位置，有自己单一的、对于每个人来说又是各不相同的属性。人类的身体条件和智力条件及其环境是其自行构成的资料，这些资料对于后来的生成变化不仅是物质的，而且具有先决的逻辑性，而后来的生成变化是因遇到界限而被标明出来的。或许由于环境或机体表现出功能减退，或许由于机体具有原始特性（脑容量、直立、言语等等），最初的平衡被破坏了。
由于存在集体组织，存在着具体目的的活动恢复被破坏的平衡的必要性便显示出来。人类为了逃避自然，并强迫自然力量及自然创造物向人类屈服，给自己营造另外一种不同的环境，一个精明巧妙的环境，而且是为其自身服务的独一无二的精明巧妙的环境，这就是社会。社会把每个孤立的和完整的个体组合成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同时表现出人类参与的能力，控制生物内在特性的能力。整体当然超越个体，它注意在分配财富时满足每个个体的需要；集体的规则、道德、文化使不稳定的生活方式充实而丰富起来。如果没有集体的规则、道德和文化，个体生活将永远是不可靠的。在生命意识中，生命进入人类文明时代时，保留了在动物蒙昧时代的痕迹，信仰和理智面对的是本能和内心欲望；思想和言语，面对身体和劳动，承担着整体对部分行使的纪律职能。
社会同样是手段，是反抗物质力量、反抗自然的斗争工具。联合起来的个体要向物质力量开辟一条自由通道，而自然在这条通道上岿然不动，抗拒着联合起来的个体。知识、艺术、生产以多种方式从这种斗争中诞生。借助于知识、艺术、生产，人类做到的不再属于自然程序，正如艺术家，仅仅因为他善于把那些随便被丢弃、微不足道而可当做艺术品的东西从它们的周围环境中区分出来，以便创造出另外的艺术作品那样。已知的条件与生产的物品之间进行的对比，更多表现出的是参与者而不是行为。无论参与者在场与否，所作出的努力总是要被引述的。一切求助于多余的插手和过分的干涉的事物，都会与自然决裂并远离自然。
通常，由于变化总要带着付出努力和某种意图的印迹，因而它就被义无反顾地宣布为反自然的，并将永远与自然背道而驰。征服自然是日常工作任务。一切从自然中索取的东西都被注入到社会领域中去。对于知识、财产、建制、法律、纪念性建筑物、技术、能源形式、驯化的动物种类与培育的植物品种，越来越多的城市，科学家等的连续不断的积累，揭示了有规律的巧取豪夺，以及相互间的尔虞我诈。我们可以为这些集合起来的众多要素衡量一下文化度：这众多要素坐落在文化基淀深厚的地方，如同处在高山上，山势越高，它嘹目望过去的动物时代时就越需要高瞻远瞩，也越受到物质世界更好的庇护。
历史将基本上是这个巧取豪夺和积蓄金钱的过程，这过程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巩固着对全球的控制和掌握，也可以说是对它的开发。对匮乏进行了填补，用充裕替换了稀缺：正是这样，人们描述着它的运动目的地，解放处在束缚之中的社会体系，而这种束缚同时也把社会体系和自然体系连在一起。因此，人们才不断地将这两个体系进行对比，树立起它们之间间隔的路标，在它们所有相似之处之外寻找确定差异的证据：机体和个体，城市和乡村，有教养的人和未开化的人，驯养的和野生的。这里的否定意味着距离和破坏。交际、劳动、思想、禁止乱伦，并非被看作内部因素的变化，而是被看作为一些史无前例的变迁，是使人类勿需出于自然而在自然中站稳脚跟的行动。
2.人类造成污染
社会是忘却自然的方式。它有其第二真实性，假借的真实性。其发展享有受监控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是在严格执行某一契约的情况下行使的：混乱中某项命令的局部恢复，不足之处的补救办法与实施管理。人类的行动、知识以及为此目的所构想的建制，一旦受到不可抑止的冲动的驱使，将把否定逻辑推到极点，就会产生篡夺和侵占的特性，完全服从于社会中的精明巧妙的内在倾向，在原本已属于自己的领域之外迸发出来，发起的运动再也无法控制，与环境旧有的联系被抛弃，表现无度的征兆迅速激增。然而，用这种观点看问题，我们把自然称作什么呢？人们经常急切地督促我们返璞归真，悬崖勒马，取消各种各样的变化，为重建生态平衡而工作，回到固有环境，也就是我们的过去那唯一的实用出路。应该指出，自然的轮廓特征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的典型例证，根本不需要借助科学论著；只要读一下那数不清的宣言和声明，倾听一下那来自四面八方的呼声与警告就足够了。
一方面，人们似乎察觉到威胁着自然的危险：自然反过来会威胁人类。人类一是对种种物质力量进行控制，即对地球进行无限制的成功开采，二是在解决人类事务及使它们符合这种控制和这种开采的程度上表现得无能为力，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令人担忧和痛心。长时期追求的目标已实现，征服也已成功。然而，由于人类运动超越了法规制度固有的界限而蜕化成为对法规制度的蔑视和漠不关心。为把自身从生物性存在下解放出来，人类相信自己积累了足够的力量，但社会的精明巧妙导致这份遗产将被摧毁。集体的暴力已违背或打碎用来调节存在于其他种类的动物之间的斗争机制。城市的密度达到极限。侵犯行为和好斗性在城市不断增加，而在这些城市里，不久的将来，人类将如同被困在狭窄的围猎区内的鼠群那样毫不留情地互相残杀。过度的刺激（噪声、工作生活的快节奏等）、代与代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都会给社会造成压力，这一切的紧张状态在大饥荒来临之前，都需要形成有法可依的建制。这种紧张状态可不是由改善大脑功能的协调作用而平衡的，况且情感危机也在不断加剧。
我们不能眼看着人类退回到动物性，应在其行动及其心理的、生理的、天性的能力之间，采取明智的调节措施。当人类由于侵占了其他种类的领地，并改善生态环境，致使它们不再适于人类生活而威胁将要打破属于自己的生态秩序时，那种危险性就越发增大。生物机体的各种信息和生物圈的各种信息之间存在的联系将被打断。“动物生态所造成的困惑”在吞噬着我们的社会，究其原因，则是“各国政府进行开发，造成污染，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生物圈造成决定性的破坏，不断对人类的生物及生态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孽”。如果人类想继续生存下去，除了同自己的动物本性协调一致，遵守永久性遗传需要并就此改变其在社会中所作的抉择之外，别无他法。
另一方面，人类与外部自然所维系着的关系也不容乐观。直到现在，人类才表现出谨慎，以至于每时每刻都在保护着基本平衡。但公约往往被突然撕毁。各种各样的污染在泛滥，首先是人口的过剩。近二十多年来，世界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给环境造成极大的压力。饥饿、营养不良、战争威胁、生态环境的恶化等等，都来自于人口膨胀。人类中的大多数群体都在减缓人口膨胀，在其人口与其环境资源之间保持着最佳的比例。我们的人口总量与环境资源间的比例，似乎忽视了这些审慎的规则，有必要立即执行它们：“假如人口过剩果然是二十世纪保护自然的基本因素之一，对于生物学家来说，毫无疑问，人类要想在地球上继续生存下去，该因素也同样应受到重视。”
经过分析研究后进行的判断本身，会找到解决办法。通过避孕和准许胎儿流产的办法来控制人口，使出生率保持在可允许的水平上，这种做法将与上文中提及到的机制问题并行不悖。对于食品和工业产品在数量上的需求将有节制，同时，在狭窄领土上拥挤而造成的暴力行为和好斗性将得到缓解，世界和平的恢复成为可能。环境压力减轻的时候就是获得转机的时候。
这些论据按照一条不大有说服力的逻辑互相穿插着，其缺陷便于规避从概念到事实的不适用性。关于人口过剩问题，事情相对来说是清楚的。当科学家们摇晃着标志人口爆炸的稻草人发出警告时，他们并没有考虑到人类固有的主观能动性。他们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在我们的历史中，人口数量的增长是由人口总体的扩大和变化决定的。除非发生根本变化，否则我们不大可能设想有朝一日消除人口过剩这一现象，它是反映我们客观关系的微妙结构中的决定因素。最终，这些关系发展变化的情况又都依赖这个决定因素。如果没有剩余人口，就根本不会有自然的分离，人类就不会生活在因分离而导致的目前的生物和社会形式下。
此外，我们不会冒昧地要求这些科学家为我们列出正常人口的数字以及列出允许他们计算这些数字的标准。当我们以哀婉的口气揭示出扰乱我们社会的人口过剩和由人口问题而引发的一连串的冲突、暴力和饥饿等问题时，我们就引证超出所谓合理数量的人口普遍增长和城市环境拥挤的情况。这里所涉及的是两个迥然不同的现象。甚至对于人口恒定的情况，在社会运动中也会造成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入。当然，人口流动会打乱生活方式、社会组成和人的行为。经济与政治相伴在如此巨大的动荡中，足以解释为什么会产生令人烦恼的喧哗与骚动。把拥护和竞争联系起来，把伴随竞争而来的紧张状态与我们在动物群中发现的普通密度效应联系起来，这无疑会引起争论；而且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个领域中进行从动物到人的推论所持的谨慎态度比在其他领域中要少。
无论如何，把人口爆炸与生态上受到的威胁联系在一起的说法仍然缺乏说服力。人口爆炸在亚洲或拉丁美洲的贫穷国家里发生了，而并未使欧洲或北美的富裕国家感觉到。相反，正是在这些国家，生态面临的威胁惊人地显现出来，而那些发生人口爆炸的国家却并未对此感到不安。迅速增加的人口消耗掉了大量空气和物质储备，这是富裕国家都面临的境况；有节制地增加人口的国家，也面临空气或物质储备的缺乏。因而，很难理解把环境恶化变成生物机体数目增加带来的后果这一关系式的意义，至少在这种关系已被揭示出来的程度上是这样的。
我们所声称的那种解决办法，不管怎样都是天真的或徒劳的。通过避孕或人工流产的办法来控制人口，这很难被视为革命的措施。我们向来都在实行控制人口，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甚至加上杀婴的手段。我们可以确信，一旦人口扩张受到遏制，人就能从本来就属于他们的一切缺少营养的匮乏状态中解脱出来吗？如果我们真想给出一个具体的提示，那么就必须回顾一下，出生率的降低往往是富裕生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富人的这种解决办法早已为各国和富有阶级所接受。让同样的声音叮嘱那些深知人口过剩是灾难的国家去致富，去提高生活水平，为自己提供恰当的社会保障吧！一旦做到这些，我们长期追求的目的也将达到了。
科技进步是污染的另一因素。化学品的使用、车辆排出的废气、核爆炸造成的放射性尘埃，这些都引起对身体有害的后果。地球的气候在变化或将要变化。人类在大气中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所以我们成了这些变化的原动力。水也被工业文明产生的大量废渣所毒化，人们抱怨自然变成了一座垃圾场。平缓发展型的科学技术曾经保持的平衡，被高效的科技所破坏，久而久之，变化就显得不可逆转了。高效科技的效应是不会开发结果的。诚然，人类的任何事业都否定自然，或充当人类与自然交换的媒介。但是，技术作为科研发明与繁重的工业劳动的成果，它并不改造自然，而是排斥自然。放慢科技活动，同时降低所谓“新兴工业”大发展而极度加剧的大气污染和食品污染的程度，这将会有助于重建在新需求的规模上健康生活的条件。
这样的精神上的节育和人类行为上的节育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实事求是地讲，人们几乎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同样，人们也没有向我们指明应该从这种著名的“自然界生态平衡”中所理解到的东西。人类和其他种类一样，只有打乱了自然的平衡，才能使自己得到发展进化，那些数不胜数的灾祸迫使我们必须寻求新的解决办法。但是更有甚者，当人们揭示与科技相伴而来的消极一面时，似乎在坚持着人类的观点，这“人类”二字应当大写。就是说，人们主张用宇宙的观点去看待事物。然而，这纯属设想，正如同那些想象自己已达到一个高峰并有能力使自己得到短暂歇息的集体，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产生的自身投身一样。其他集体正相反，它们是大多数，不仅有力地应用这些技术和科学，而且为能够克服它们固有的困难而大力推进这些科技的发展。除非使其他集体相信，并使我们相信，我们郑重其事地代表它们的现在或过去，正如代表我们的未来那样，否则，它们将在这无知的选择中，在科技发明造成的死亡中，准确无误地看到的与人类最高利益相去甚远的欺骗行为。
这种态度暴露出长期以来面对知识与劳动所表现出来的模棱两可的态度；知识与劳动被看作是活动，出于不得已，人们专心投入到这些活动中去；知识与劳动被看作是强制，社会群体不得不服从这些强制；知识与劳动被看作是隶属于社会群体需要的事务，就如同附属器官，而不是静态人类不可分割的部分。诚然，在某些时刻或在特殊情况下，人们把知识与劳动当作总体上的胜利而庆贺一番；但是，人们一旦发觉知识与劳动影响着现实，引起现实和人类的深刻变化时，反响是强烈的。所有一切都全部受到谴责：人们就会对无知和自发性大加赞扬，就会向往野蛮人的生活以及出于本能而假想出来的纯真，就会歌颂没有思维、勿需作出努力的极乐世界；其余的，也就是知识和艺术上的教育，因为有局限性的虚名而备受痛斥。原因在于，它扰乱或中止自然节日，即如果人们不留意，那就可能导致从过去的天堂走向未来的地狱。
在生产力和过剩人口的双重推动下，对资源进行的过度开采导致资源枯竭，无法再生。当人们到达被认为是进步的顶峰时，突然发现自己已处在世界衰败的前夕，处于野蛮洪荒状态之中，基本生理功能（呼吸、进食等）都无法自行完成。人类被迫面对一些这样的问题，如同任何动物种类处在危险的环境内部（在我们的作品所描写的情况下）因基因遗传和衰退的集体遗传而受到困扰，也就是健全的各项标准受到破坏。伟大的生物学家康拉德。洛伦茨这样写道：“人类正在逐步地破坏自然，正在蹂躏自己赖以生存的群落环境。”
保护自然，可以不断补充解决办法，调动官员的积极性，为政府创造就业机会以及召开大型国际性会议的机会。应该脚踏实地建议挽救名胜，停止屠杀各种动物，使植物景观再现完整和美丽。一位科学院①院士重申：“对自然资源进行必要开采时，必须保护美丽的风景，保护那些犹如在艺术品那样体现着人文精神的地方。”而共和国总统也以至高无上的权威宣布：“法兰西不应该成为城市居民区的一抹灰尘，哪怕在一片无人居住的绿地上也不可以。必须拯救自然，这是现代人的第一需要，必须拯救被耕耘的自然和被居住的自然。另一个自然就是阴郁而悲伤的自然。”拯救自然可以提供经济利益，这在评论中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我们以财经会计的观点看问题，这种解决办法也将是最佳的：在土地上保留着农民，甚至帮助他们留在土地上，也比让官员们去管理那些保护地廉价得多。”更何况这些农民也是将以同样的警觉注视着政治风云和自然气象的选民。
①此处指法国科学院。
——编者注
最真诚的忠告是渴望建立原始自然保护区，这是一种连锁的自然博物馆，正如人们已开创的原始居民保护区那样，把艺术陈列在玻璃窗里，把动物关进动物园里。这些地方将禁止入内，而且它们的外观要保持无人进入，原封未动的状态；让。多斯特写道：“在自然主义者看来，最最重要的措施是，在公众的督促下建立完整的自然保护区，在区内严格禁止人类任何旨在改变居民或给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带来干扰的行为。自然在那里只属于它自己，从理论上讲，那里发生的一切犹如无人之境。”
对于这些自然保护区来说，被公认的唯一的使用办法，是将它当作生物学家的自然实验室（当然也是旅游者的好去处），正如将它当作人类学家的原始居民区那样（这个比喻说法还是令人接受的）。这些被保护起来的土地将构成绝对的自然环境；由于人类在那里的介入机会最少并且非常谨慎，我们将可以把这些地方与其他环境进行有益的比较，首先从我们生活的环境开始：“关于纯科技性质的这些具有重要利益的考察研究，同样也是应用科学的基本研究，在保护区内这样保护起来的自然环境可以用作与人类改变了的环境进行比较时的样板。”
我们渴望在保护区内进行隔离并美化，这样的自然保护学说，就像巴罗克人建筑风格把自己的学说建立于具有该风格的城堡那样，是建立在微妙的悖论之上的。我们确定，任何不属于植物的或动物的东西则均为人造的，在生物圈内除了生物有机体和植物之平衡外，不存在其他的平衡。我们不妨用氧气、二氧化碳的，就是说用非有机的、化学的或物理的数量因数，来描述生物有机体和植物之间的平衡。要求我们返回到曾经是我们自己的环境中去，返回到有山川、草原和纯净水的世界中去，返回到我们的自然状态中去，而这一切看上去与技术状态毫无关系，不过这个状态总是通过机器、抽象的法律、数字、实验室等建立起来的。联想出来的道路将绕过我们现实的一部分，劳动与知识将从这里被排除出去。通过经济和社会机器使那些被居民遗弃、荒废、而变得无用的村落中的人口重新增长起来，使植物重新繁茂，飞禽走兽幽闲自得，人类将重新获得失去的淳朴，庆祝自己重返自然：无足轻重的农民和工匠重新回到土地上，不是为了使之肥沃，而是为了在那里退隐。我们面对自然的同时，又把它跟任何知识与活动的联系切断，这不足为奇，因为我们赋予它的是纯粹的自然功能，使生活习惯愉快地改变的功能，而不是积极主动的功能，一个根深蒂固的功能。
这种关系的建立仍然属于彻头彻尾的人为阶段。这种关系是在一个机械化了的环境中，以分散的保护区形式把自然搞得支离破碎。分隔了自然，将它营造成某个物件，如同经受过测量仪和比较仪的监控后而具有科技含量的物体那样。这远远没有达到营造一个具有原始本原的境地，一个摆脱人类任何介入的境地。这种介入统统是以科技方法进行的。创造动植物“保护区”，只有代表着人类零度介入的科学家们才能进入其中，这种建议从思想上与建造一座功率强大的线性加速器或避免月球空气的任何污染的建议没有什么区别。这种建议的唯一效用是将自然的舞台变成舞台式的自然，一个镶嵌在巨型的机械和化学仪器上的栩栩如生的布景。这样实施的保护似乎是非常不可靠的；这种保护不能给自然带来可以避开重大变化的稳定状态，而是因为其人工操作的不足而导向一个巨大的幻觉之中。并且，它仅仅限于从动植物种群固有的循环中撤出部分种群以便将其分流到其他循环中去。久而久之，其他循环将以变坏变质而告终。或者，我们的本领及无论如何与我们进行的还算稳定的那些交换，致使众多的动物与植物种群濒临绝境。或者，我们得到一个比自然还自然的环境——自然保护区。
因此，为疗治这种世纪病痛，我们就设想出返回到先前状态，使社会自然化的办法。要遵循的策略与其他任何地方所提倡的并无二致。我们在试图给被认为再没有灵气的事物注入新的灵魂，想要保持灵动的状态而不改变生活本身。在许多缺乏根本性学说的部门，这个原则还是以治疗和治疗措施为名被贯彻着。这项工作既没有带来乐趣也没有带来利益：那么，你们在弥补的休闲中轻松一下吧！城市的地位在下降：到乡下去吧！工业化食品有害：用化学制成的等值物去代替城市缺少的物质吧！而且，在我们关注的情况里，当我们考虑保留保护区和森林，考虑净化空气和河流时，通过实施某些治理工程，我们对于生产力按照众所周知的方式继续进行发展并引起的明显的结果予以宽容。
保护自然和节育都不能真正回答这些问题，更不必说靠慈善医治贫穷了。当然，这关系到认真严肃的行为表现，而且为弄清这两个措施的道理，予以正确界定以及明白其进展情况，都必须付出大量精力。但是，无论是所走过的道路还是所使用过的概念，都不能深入到事物的主流与本质中去。更不用说企图改变工作，考虑到城市现状而去另建城市，企图按照其他方法在生物圈内有所作为。客观上我们不会对于已经毫无秩序地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和一种技术的原则提出疑问，这种文化和这种技术以捕食性现象自居而去蛮横地对待那些受理论支配的物质资源，以便后者轻而易举成为个体“主宰者和拥有者”们的猎物。返璞归真是一剂同类范畴的万灵药，我认为，它能弥补由于我们忘记了对自然的尊重，由于我们积蓄了对付自然的技巧而丢弃感觉能力，拒绝与生物直接接触，丧失雨后在花园里感受大地气息的乐趣，并使我们自身也开始承受的损失。
用这种思维方式看问题，自然无论存在于理论家们的著作中，还是流传于社会活动中，它都是相对稳定的系统，就像人类生理解剖时的体质。深究其本质，自然为所有生物种类共有（因而该属性是均匀的），因为它们都具有有机体的特性。不管一个居民群体的社会结构如何，它总是被人们用生物字眼来描绘的，该居民群体与环境的关系正如个体机体与共居的其他动物的关系。总之，我们把自然称作植物志与动物志的总称，并没有把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类排除在外。与无生命的物质力量进行的交换被认为走出了自然的范畴。我们已成功地做到把自然划分为两部分，我在本书的开头部分已经这样进行过陈述。受欢迎的解决办法，似乎是把我们的现实分割出一部分，其间将没有知识与劳动的介入，这是一个仍处于自然的部分，而另一部分则是接纳了知识与劳动、被认为是技术部分；自然部分将是静态的体系，而技术部分将是动态的体系。
自然和社会是两个相对封闭的整体，交互的套在一起，大部分时间内，只要遵守着游戏活动规则，它们就独立的运行着。两者处在一种包含的关系之中：最大的，即自然（环境或生物圈）包含着最小的，即社会，正如亚里士多德的天体理论中稳固的天体轨道，包围着的球与月球轨道之间的星球那样。只有特殊的方法才能产生互相作用或打开突破口。自然中的匮乏现象引起社会的存在；社会索取过度又导致返回自然。两者的协调是消极的、外在的。不仅因为它们相互联系和相互需要的关系正处于危机之中，而且因为它们之间相互分离。人类不能在两种状态下生活，只能或者生活在社会里，或者生活在自然中。人类与社会决裂，会自动被抛向自然。因此，返回蛮荒，对旧有生活方式的要求，对知识和有所作为进行抗议的根本意义是反对任何社会和任何文化，而不是反对一种社会和一种文化。占优势的感受是，可以取消所发生的分裂，重返无分化的状态，消除所获取的知识上的虚饰，以恢复真正的、永恒的生活形式。为此，必须进行一些对症下药的革命，使曾经存在过的状态恢复过来——目前的现实赋予我们的压力是极为沉重的。
因此，要使社会充分发展，自然应该后退；要使我们返璞归真，社会应该衡量自己所发挥的效应或使之逐步消失。在一个互不统治的漫长的时期，两者成功地维持在外在的和宽容的状态中。历史的出现正如穿梭在两点之间的运动，一点是以修正自身为代价，使文化的开放成为可能，另一点是文化试图重新找回自然，也就是借助于自然来修正自己。进步与倒退交替，受到牵连的可逆性烘托出对一种变异的幻想，这是使深层的潜在结构保持不变的表面现象。这些结构真正的常驻场所是带有其基因和物理组成部分的有机个体。一切都从这个有机个体出发，而且一切都与之相通。与自然基础的关系基本上是与生物学的关系；控制生物学，适应它，保护它，才是适宜的行为。社会问题是对个体的制约，是个体问题的反面——路易·杜蒙有理由强调西方思想中的个体原子学说——实际上也是有机体的反面，这就解释了个体问题的变异性极其脆弱性。在一个极端，有机个体成就自己的业绩，在另一个极端，有机个体则表现为动物性。对于人类来说，这两者在各种各样的组合中确定了世界的进展过程。用这种方法理解的自然和社会两个范例，简单扼要的在这里概述，而且多次讨论过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生物中心说的关系。
三、关于变化与创造的主题
1.历史上的自然
首先，当我们把人类和社会置于自然之外而与之对立，以解决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的问题似乎是很困难的。这种观念是从自然的普遍性——这里是说同一性和均匀性——和社会的特殊性的思想中产生出来的。自然的独特性与社会的多样性之间的反差，是这种可打折扣的信念的一部分，尽管具有科学精神支配下的追问到底的良好习惯，但是对于这种信念，人们还是几乎不会扪心自问的。
在这项工作的进程中，已经汇集了一些证据，指出了自然的特殊性（有机的或者无机的）和社会的普遍性；目前，将二者置于更为确定的范围里是适宜的，即被人类活动重新确定，由人类所产生，并且引起后果的范围。
我们再提醒一下，均匀自然的概念让我们立即联想到在空间和时间里存在着一种物质力量的稳定轮廓，一种各有机体所共有的并与其内部结构相应的确定资源的稳定轮廓。对于构成这个概念的生物行为的恰当与否，这个概念具有规定指示的特点，对于构成这个概念特性的内容，这个概念具有规范的特点。从这个概念着眼，它意味着，当所有种类在自然中为自己营造生物居所时，自然范畴至多接纳各种类分享的一种相互影响的形式；任何其他活动，尤其是人类活动，都会阻碍这种形式，因此有必要回避它。但是，这个概念几乎没有根据。在物质体系的结构与进程中，参与行动在哪些方面有所特殊，为什么要不惜代价地去阻止这种行动呢？相反，这种行为是最为平常的，而且为改变物质和能量，按照其官能，每个种类每日都要进行这种行动。
相反，这将对各种官能更加构成阻碍，使之不能发挥作用，不能参与自然中的循环，这又将构成例外和技法。诚然，今天的论据（如从前一样），是反对当代技术并宽容过去的其他形式的活动，然而后者也是建立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技术基础上的。没有计谋和技术的人类不存在，从来没有存在过。人类与宇宙力量的每次接触都要通过与感觉器官和智力器官的结合，并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知识来实现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接触纯属抽象。用这种方法我们接触不到的物质力量就与我们不相干了：要进入我们的世界，该物质力量必须与我们的生物能力，同时也要与我们使用工具的能力相关联，而且必须要与我们世界已存在的力量与物质相连接。
我们准备为动物设置保护围栏和保护区，以使这些地方完全脱离人类机巧，使之符合自发的生灭节律，成为没有人类涉足的典范地区。甚至这样的受保护的环境也仍然是我们的创造，我们的作为。英国人有时对人家修剪篱笆表示愤慨，并说那是现代农业科学指引下的反自然之举。他们忘记了这种篱笆本身就是被栽种起来的。我们可以说出许多“自然”景观，它们首先出自于辛勤的劳作和精心的管理。我们每日目睹的自然受到破坏，主要是某项劳作受到破坏，这一事实似乎避开那些抱怨自然事物销声匿迹之人的耳目。绿色的山谷，野生的原野不曾偶然存在，也不曾偶然形成。为恫吓猎物和开垦荒地所使用的火，都严重地改变了各大陆的面貌。这里是一片良好的可耕地，那里（如北美）是一片由在其上吃草的牲畜群维系着的牧场。在马达加斯加，被丛林之火所蹂躏过的土地，又被雨水冲刷成沟，已变成高原上不适宜进行任何耕作的土地，因其颜色变红，人们将它比作砖块。
也许非洲为人们提供了一幅触目惊心的景象。非洲大陆的景象与人类之初所见到的毫无相似之处。萨王纳植被也同样遭到了火灾，而且它也允许那些草食动物繁衍。哺乳类动物的非凡发展始于此。生活直接污染以及通过生活带来的污染，正从遥远的地方走来。让我们继续深入分析吧。由于野生动物远离人类任何干扰，而自己生成并成长起来的，所以，人们习惯于将动物划分为野生的和家养的。实际上，所谓干扰只不过有不同特点而已。说实话，没有一个种类曾在这种假想的原始状态中存在过：某些动物在与我们接触后消失了，比如，有蹄类在遇到了人类之后失去原始状态；另一些动物，比如猫、狗以及微生物在我们附近繁衍起来了。由于无节制地开发土地，农业剥夺了动物的居所，剥夺了它们的资源，迫使它们改变生活方式，以避免必然的消亡；而捕食现象（纯属“自然”活动）曾造成大屠杀，对此没有哪一种动物具有行之有效的自卫办法。而狩猎又使大批食肉动物死亡。
如果我们不仅考虑到即时行动，而且也注意到最不显眼的结果，那么就很难准确地测量出每种情况的影响程度；几乎对于所有种类，人类都起着物质力量的作用，改变着生物的数据资料。看到那些生活在被砍伐了树木的地区的猕猴，一些科学家得出结论说，它们曾和生活在土地上的动物打过交道，是一种类似非洲狒狒的动物。其实，亚洲东部和地中海沿岸都受过农业的深刻改造；所说的猕猴原先很可能是一种林栖动物，正如它们在日本和南亚的同属一样，在那里，森林还处于原始状态。认为野生动物是适应了人类的动物，而家畜是人类适应了的动物，是进入了人类与自己环境进行交换的循环系统的动物，这种说法并不错。
正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上文所说的进程，并非因为无孔不入的技术才开始的，而是比这要早得多，远在人类史上的“现代人”出现之前就开始了，而且从那时起，这个进程就从不间断地产生。为此，人们经常援引我们生物学上所冒的危险。如果生物学不曾冒种种危险，那么我们又将处于何种地步呢？由于基因物质和本能装备受损，两足动物的行走，大脑容量的变化——言语和为此产生的思维——肉类食品、捕食活动的实践，这其中每一项都构成相应时代的对于这个进程秩序的危险。尽管这些毋庸置疑的事实极少被提及，我们还是迟疑不决地将它们摆在读者面前。摆出这些事实，相信存在一种摆脱任何人类干预的自然状态，就显得有其局限性和幻想性了：这里所涉及的是关于某一参与方式，狩猎的、农业的、手工业的、科学的；撇开其他方式不谈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每种方式都要发挥其有益于培养动物界或植物界的作用。
一个动物种类所感到的自然，是人类的技巧，而人类竭力保护的自然，使之原封不动和远离任何干扰，则是人类的另一种技巧，或者说是动物的技巧。希腊人曾建议我们向后者学习。规范化、原始的自然环境应该是没有任何人类干扰的：这样的环境不存在。农耕者将它定位在森林和萨王纳布满荆棘的大草原上。对于玉米种植者来说，那标准的原始自然环境，是用狩猎和动物来表示的，而植物是作为耕作的产品出现在原始自然环境的。在离我们更近一点的及其生产时代，使身体延伸并能使用一些植物原材料的手工技艺，建造了另一种自然环境。不久之后，随着矿冶企业从我们每日生活中逐步消失，我们将看到那规范的原始自然环境在矿山和高炉地区重现。每个时期，对于拥有特殊官能的每个群体来说，真正的自然环境总被认为远在“他乡”，他们忽视了自己正生活其间，与满足自己及时所需的一切事物直接发生关系。我们已经明白，如同原始自然的内容和培训出来的技术的内容一样，界限至少是可以变化的，许多不同的轮廓特征可能也需要“自然的”这个修饰语；没有任何一个能具有绝对的特征和标准。
所有这些观察意见都迫使我们放弃“均匀自然”这个概念，也迫使我们放弃不主动参与均匀自然的形成这种理念。相反，自然只有就我们人类而言才有其形态和意义。在那些为自然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物质力量中有必要把人的因素考虑进去，过去我们曾耗费精力去排除人的因素，现在我们要花费同样的精力把人的因素包含到改变自然环境的物质力量中去。没有人的介入，我们就只好再次援引弗洛伊德的用语，把自然看作“没有实际利益的空间的抽象”了。在这种情况下，返璞归真就成为双重的不可能：这里指人们已知的现实方面的，同时也有人们竭力不想知道的假想方面的。我们既不能具体地，也不能在思想上把这些当成经验。
这些意见要我们推出消极实体领域的自然基质这个概念，要我们接受人类在自然惯常进展过程中的参与行为，这自然不是物质力量的毫无生气的汇集地，还要我们接受在空间和时间里受人类驱动所发生的变化。独立的环境是个纯净的容器，其内有生物存在也有社会存在，它们对独立环境没有任何责任和义务——自治环境是虚幻神话，为不断发展的明显事实所毁灭：我们依赖我们的环境，因为我们造就了它，它也造就了我们。当一种新物质和新物质过程出现时，就必然引起整个自然安排上的重组，就会使自然的历史在向不同的方向旋转：因此，生命的出现对碳氧化合物就产生了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物理—化学的生物基因反应。
在所有生物圈内，有机系统和无机系统总在互相影响。细胞分裂和有性繁殖都赋予有机进化以决定性的推动力，在长期感到需要避开环境而进行自我保护之后，终于营造了我们大力宣传的、诚心诚意去保护的环境。自然的实际组成部分及其轮廓特征，从一个星系到另一星系，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化着。构想只有一种办法才能安排自然，那就是对时空各点有诧异这个事实的无知，因为只掌握力量或关系是不够的，后者尚属迟至今日才登记造册的大多数办法。对自然的理解与安排如此打折扣就等于在宇宙图表上列入的仅仅是物质力量，就等于直接受这些物质力量的法则的支配，简言之，就等于在世界历史中画出一副建立在已知地形的最大公因数基础之上的样图。
然而，必须把自然确定为犹如光彩夺目的星空，它们是同时系列或接续系列的有机物质。超出细胞阶段的事物现象，为我们刚刚提及到的自然选择阶段添加了一个维数，为它引进了一个独特的展开过程，其起源已推定了年代。同样，扩散的社会力量随着我们的种类变得坚实起来，并已开始以其特有的分量改变进程。人们通常就遥远的自然界所介绍的，从灵长类到人类的过渡，实际上是一次变革和一次扩展，不是脱离而是原先就已存在的运动的另一方面。由于培育出了全新类型的个体和群体，人类的繁衍使一系列的行为、知识和习惯永久化，它们都依照客观法则被分类并随着物质交换代表着一种关系模式。才能、技巧，如同进化中不同程度的某些本能一样，是与生理解剖学的器械相关联的，提交了感觉的敏锐度，增加了智慧，或过去缺乏的意识（度量、速度等），因此，它们与确保群体数目及其实践活动的繁殖手段有关。而且，我们可以把社会的协调排列到这些方法中，从中看出这是人类在其各种境域中所使用的工具的一种。
在人类诞生中起决定作用的不应是生理上的幸运突变，而应归因于个体上（成群的雄性）和技术上（身体的直立，两足的偶然行走，作为人为现象所使用的木材和石头）补充资源出现的过剩。两方面形成组合体。由于大型食肉猛兽所放弃的小型动物及其尸体使食物上的补充资源丰富，因而，基因条件和社会条件都达到了一个有利水平。从属于猎物中的一种动物向捕食性动物的转化，而使一些生物的行为、知识、工具、潜在性变得平庸，并在人类环境因素中，基本上是在植物环境中设想出动物。这种质变为量变所伴随，迁移的面积扩大了，林栖动物把萨王纳稀树草原占为己有。
久而久之，处于混杂环境中的生命再也不可能维持下去了。新的官能要求受到具有特殊的培育，在不同地域及不同时间进行的采集与狩猎之间，必须作出选择。一切都使得狩猎者与阻碍正常发展的活动与交换发生决裂。狩猎者群体与采集者群体保持一种距离，与他们对立的同时，也远离了其他动物，尤其是灵长类，与他们反目相待，竟然把他们当作环境中的客体和对手。狩猎者竭尽全力把一切技巧和各种办法归为己有，并用自己的方法进行再创造，靠这些本领才随时感觉到那些动物的存在。社会组织与其生物构成成分的联系已变得灵活，这些组织是用来加强或加速运动的。具有真正人类特性的雏形形成。
狩猎与采集的分离及人类生存环境和生物生存空间的差异相吻合。这种分离有助于异质种类的出现和数目的扩大。次要资源变为主要资源，剩余种植变成另一小批确定的种群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与外部世界互相作用下，完成了机体变化。这些外部条件保留了身体的直立和两足的行走，这就引起不可避免的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的变化。此时，亚人类突破了交际和联系的方式，在生物性格、集体交易以及与其他种群的接触中产生了言语和技术。能对他们进行概括的象征性思维，给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注入了已变成基因的成果，也就是有助于协调行为，有助于散发传播在人类周围的信息，有助于改变个体和群体之间关系的顺序方式。动物的前途命运完全被改变。在这方面，我们还谈不上什么障碍、壁垒，谈不上定位于过去一个精确时段上的绝对区别，也谈不上通过诸如思维、言语、技术等要素来弥补缺陷。这些是适宜于我们的所有种类或我们这个种类（人类）发展的开端。
考虑到其规模和结构，人类从此有了按照集体的需要去激励和组合物质力量的能力；由于发挥了更为宽广的身体和智慧方面的能力，种群总额的扩大与使得这些物质力量得到增强并重组的各种能力并行不悖。由于依附于不同的物质力量，以及努力模仿那些居住在共同土地上利用特有资源的截然不同的生物种类，各种官能特性与众不同的人类群体的自然分离为自己提供了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在这个时代的进化繁衍，意味着一种物质力量代替另一种物质力量，这后一种又从属于前一种或被前一种所抛弃，或意味着这两种物质力量已连接在相应的自然体系中而告终。
狩猎和采集的分离是我所提到的固有发展行列中的第一次分离，人类是这次分离的产物。从此，其他“人类”多次摆脱了曾经与之联合着的物质力量：耕种者、手工业者、工程师、科研人员。不同的群体都强调了植物和动物的、关于人体的、机械力的、显示后来划分特征的电和化学现象的各种特征。围绕他们，围绕他们的学科（艺术、哲学、技术、科学），展开了使之延伸的自然状态。只有这些状态才具有真实性，只有它们才能在自然的生气勃勃、层出不穷的外貌下表现自然，而每个外貌都是有机物质构成的原始总和。自然秩序的多样性显然意味着这些秩序的生成变化。其中某些早于人类或根本不知道人类的出现，或者在人类消亡之后仍然存在。这种无知是相互的，而且这些自然秩序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在包括我们在内的自然秩序中，有些激起对先前自然的惋惜，那是枉然的。先前的自然较之取而代之的自然是同等程度的自然，既不优越，也不逊色。我们并不认识另一种自然。我们的科学、技艺在自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这里，把技术和自然现象对立起来，把技术环境和自然环境对立起来，都没有意义：两者不可分开，互有价值。技术环境突显它所使用的自然环境。机能和知识是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具体介质；似乎从这两者看到的，与其说是反自然的，不如说是前自然的，这是孕育我们熟悉的自然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从历史上看，从人工总体变成自然总体是连续进行的。人类曾经用了三个世纪的时间，在行星运动中看到时钟机械运动的移位，一段相等的时间在电流中（人们一直认为是机械效应）的流动速度是在人们辨认出那个勿需人的活动，就在整个宇宙发生的现象产生之前就流逝了。我们在许多方面提出的一切也是我们的产物，而且我们可以把一般的人比作瑞士画家或艺术家那样的人——然而人类就不是缔造者吗？因此，有自然才有劳动与知识的存在；人们在哪里看到自然，哪里就可发现以自然为理论基础的知识与劳动。没有时间地点的自然，就不是作为研究对象的自然，对我们来说纯属虚构。
这还不是全部。人们以众多借口孕育出积累技术，扩张技术环境的想法，这是不顾我们的自然环境，从很早以前就滚动着的雪球。人们给技术假定一个均匀和连续的进程，一个通过不断丰富的控制关系来完成地结合在一起的物质世界和知识，而社会现实的构成要素在不断增加。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实质上，这种增加扩大是伴随着不停地破坏而发生的，没有破坏，任何发明创造，任何更新变革都不可能。相互矛盾的效应密切地联系着，假设耕种者想壮大自己的群体，企图更好地利用土地和推动某些植物种类繁衍，他们就除去某些在他们看来是野生的种类，并将之驱除出自己的领土。因而，在几百年之中，将采集者和狩猎者所保留的那些东西化为乌有，只有这样，耕种者才能实现自己所企盼的事情。同样，机械师或牧民，手工业者或科学工作者，每种人都轮上为确保其自身事物的自然范畴的正确发展而使某些物质、某种运动反射、某些气质性情和某些长期在有生命的种类和无生命的种类中被承认了的品质逐渐衰退，使之受到破坏或发生改变。一连串的发现和技艺的消亡，一般勾画出包括人在内的自然力量（或称为物质力量）的动荡，因为人通过智力和感觉官能的改变而变成一种新生力量——人能满足有机体的新需要。
此时，受到质疑的，经过变化而出现的是自然状态。旧石器或新石器时代与我们的距离不能用能量、合并物质能力的大小，或用我们将可能对宇宙实行的最佳支配来衡量的。认为我们在近几千年来所遇到的困难要比几十万年间旧石器、新石器社会需要克服的困难大得多，这种看法似乎也是错误的。这种差别基本上存在于我们以物质和能量所掌握的特性里，创造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另一种状态：对希腊文明时代来说，这种状态是有机的，而在古典时代为机械的状态，如今我们把这个自然环境（物质环境）称为控制论。物质世界没有变成技术世界：它只是进化了而已。这些状态之间的划分，这些往往被宣布为最后的自然环境，这就是必须要给自然中的人类史命名的给人以强烈印象的结果，这是区别于条分缕析的其他各种历史的人类史。如今，人们力图通过以动物变异学说代替神人同形同性论，通过使“生物学恐慌”盛行而积极进行着的逐项比较都毫无根据可言，因为这些比较不承认基本异质理论。
因此，必须放弃那种所谓无论任何时期，都勿需人类通过其自身力量的参与，而重建自然就能使之在人类面前自行建立起来的想法。设想在一段时期或一个地区内，这种平衡行为进行得非常审时度势，而在另一个时期或地区内，自然的和谐受到人类大规模行动的严重干扰，把这两种情况对立起来并无多大意义。相信人们可以找回先前的平衡状态，这就更加没有根据：自然力量不受冲撞不会自行抵消，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一劳永逸地产生出一个永久不变的自然状态。这一劳永逸地排除了任何变动，其中特别是我们观察到的星辰和星球的出现与消失。
把希望寄托在基本稳定上是有害的，而且我们几乎看不出为什么稳定在思想和行动中享有特殊地位。那些最忠实于自己的原始条件，并自几万年、几十万年以来就与这种条件息息相关的物种，不比那些被时势浪潮席卷过，学会了适应动荡不定的环境并发展壮大的物种更光荣。考虑到植物志和动物志，化学物质和核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知识状况，以及它们能够形成的连带系统，人们可能合乎情理地追求的唯一平衡，就是把官能和自然力量（物质力量）面对面地放在一起所产生的平衡。只需把人类包括到平衡中去，不仅是其机体，而且特别是其社会。这种平衡由于缺少发展的轮廓特征，不管怎样还是属于暂时性的。过去的不复存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现存环境变化的结果和即将来临的新环境。新环境的到来与我们人为造成的危险环境的到来同样顺理成章。
我们没有别的可奢望的：我们从未触及自然，也从未触及社会，因为两者都是历史范畴。我们的努力只能针对社会，针对自然；我们确定社会和自然的轮廓特征并说明社会和自然的组织特性、统计社会和自然所包含着的生物种类，以及为二者共存所必备的品质，由此引起的这样非同寻常的紧张状态，促使人们去寻求一条有可能面对变异现象和中断现象，建立过去时代的和平之路。人们似乎想要借助过去来抵制未来，向往并重振过去，并由此凝固现在。这个抽象概念被运用到已找到其解决办法的现实上。而且我们必须正视，而不是后退着迎接这个现实，直到这些解决办法得以实施。在这个发现中，人类一旦懂得生活便是检验自然法则之时，便是人与自然的紧张状态得以解决之日。
2.积极又消极的社会
人类在各种自然状态中所起的作用，实现了人类社会的诞生及其行为的具体化，这个作用也表明了社会在生命之树上的扩散。随着我们更加认真地研究动物，除去几个例外（豹、獾或者水獭），我们更加注意到几乎所有动物都喜欢群居生活形式；当它们要完成那些用以满足成对成群的有机生物聚会需要时，它们具有确保生存多样性的机制。大约五亿年前，细胞分裂让位于有性繁殖，而有性繁殖又使不同性的两个生物的结合，代替了一个生物的二分机制。这种繁殖方法提供了众多的生物分化的可能性，增加了许多幸存的机会，以至于成为绝大多数生物繁衍的准则。环境的某些大动荡可能给一种生物的生命，或许多生物间的关系造成悲剧性的后果，一直导致相似有机体物种的覆灭。
然而，当那些生物个体具有不同特性时，它们面临那些不可能消灭其全族的灾难时，它们可能免受伤害；它们也更易于适应一个变化了的环境，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确认并安排新环境中的各种条件。进化得越快，旨在非生殖繁衍的联盟机遇就越多：勘查土地、分享资源、回避捕食生活、教育年轻一代。生殖的需要决定了群体的临时解散以及配偶的形成，但是，同时可见到有些动物为保护群伙而斗争，而死亡。
群体固有的品质代代相传：当然，首先是生理解剖学的特性，其次是协调着个体和集体关系的协同机制，它使个体在群体生活要求下，在任何情况下都更多地为群体利益而不是为个体利益服务。适应社会要求和接受社会选择，这些已经达到与每日生存中个人间竞争的程度相同。这种对社会的适应和对选择的接受，还表现在抵抗环境突变，维护群体的凝聚力。这双重的倾向就是这样形成的。由于提供诱发与环境的多层关系的可能性，以及审查环境对不同有机体产生的效应，这双重倾向就能分配有机体的潜在力量并将再细分类的生物结合在一起。通过保存个性（从大批类型开始，集体产生它不可缺少的生物个体）和建立与外部行动机制平行的内部发明创造机制这样的方式，双重倾向再生产出基因型并且更新出表现型（或现象型）。这样创造出来的就是社会。在强调其概括性和必要性的同时，生物学家艾伦（W。C。Allen）写道：“社会性捕食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的偶然事情，而是正常的和基本的现象。”
很明显，人类社会是这个序列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灵长类动物群体的深层变化。灵长类动物群体以其组织形式和社交惯例进行年龄、性别和职能及等级制度的划分，从而——向人类社会提供了样板和原始素材。生产和繁殖活动的集体化，游牧生活、狩猎与采集的分离，这些把社会的原始素材和样板以生物内容和恰当的心理因素表现出来，以便重新制订并扩大集体产业的定义和创造出新的结构——正如有一辆敞篷的四轮马车上安装了发动机，曾引起制造商们就新的原理重画已设计的全部部件，并按特有的外形和空气动力学造出汽车来。
鉴于人类社会属于各个社会总体的一部分，考虑到人类社会施加给有机生物体和环境的作用，人类社会是以两种面具出现的；自然的操作者和自治组织，这两方面均增强了社会的约束力。一方面，人类社会是积极社会，是与其他物质力量息息相关的物质力量，是为创造自己的环境而组合起来的人类关系所采取的形式。人类拥有保存和发展自己有机的和心理官能的手段，拥有繁殖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的手段，而这些手段是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繁殖，也就是重复和再创造，保存和更新，为自己提供一种不顾集体或身体组织的直接要求，而改变机体或环境的连续工具。
一部分本能和神经感觉器官的形成包括在这个范畴内；给它们强加一个不相干的存在可能性是错误的：“对于总体上本能行为的智慧来说，我们意识到各种不同本能之间不是互相独立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尼科.廷伯根（Niko Tinbergen）这样提醒我们。这些本能和感觉器官通过一种特有的活动经久地相互连接着，这特有活动精确地调节着那些本能和感觉器官之间的组合、它们的重量、它们的互补关系或互不相容的关系。还有表示饥渴、侵袭和繁殖等目的的倾向也应归结到它们之中去。为进一步研究这一特有的活动，并在其所有分支进行研究，似乎还要把认识本能加进去。由于它在个体神经生理配置上不够明显也不够固定，时而寻求较强和较新的刺激，时而寻求一种较弱和较旧的刺激，它毫无争议地代表着一种起调动作用的能量，该能量包围机体或将它移开。我们注意到类人猿对于不熟悉的客体，对于探索环境有很强烈的爱好，哪怕是危险之物也抱有兴趣。在很多情况下，检查身体各个不同的部位，考察领地，敌视或爱慕的相遇的方式，捉虱子或梳理毛发，这些都是间接的用来满足认识倾向的。对世界进行认识和再认识的一对配偶，感受到这个世界及被人感受到的强烈愿望，产生并平息心理紧张的强烈愿望，检查自己有无反感或偏好情绪的强烈愿望，都能化解单调的本能所带来的平淡乏味，有利于各种各样的本能之间的互渗。
人类和大部分生物，都能够创造促使自己，进行试验并积累经验，离开共同环境，通过其薄弱环节解决问题，回避那些经常失去活力的限制的稳定的模式。狩猎者的游牧生活、种群的迁移肯定和这种倾向有关。集体结构包含有机生物各样禀性的总和，在不同类型的生物个体中按比例分配这些禀性。狩猎或农业，手工业或采集，都按照每个行业的特点而完成这样的组合。对于所有这些运作都产生反应并在所有学科中都让人感到它们结构分量的这些结构，支撑着因新资源的发现和应用而连续创造出来的所有生物圈。生物圈的建造使这些结构得以延续，其中，亚里士多德的神话或哲学家提醒了我们。
在这方面，只谈论物质文明或技术，只谈论能源的控制、人口统计数量、财产和服务，烹调法和治疗药品、植物目录和动物分类，这样只能是挂一漏万，缺少主要的东西；这等于让人相信，那些为满足生物个体先现需要而在罕见的场合才能得到的事物会自行产生，那现存需要就是由协助人类社会建设的非人类社会所进的贡品。由于把客观环境简化为重要且又是外部汇集的作用，由于把机械观点变成一组自主力量完满且平淡无奇的反映，人们往往坚持这种把集体和它的客观环境联系起来的交换所构成的机械观点。然而，通过从分散又从属的生物纲目上所作的研究来看，现在已着手的研究是，种类的有机和无机特性，生物进行繁殖并在适宜它们的生态中协调它们的行动的总趋势。
这样，社会为自己提供了一个自然基础，并不断更新它，这根本不是因为一种生物个体制造一种工具或完成一种活动（狩猎、食物采集、耕种），而是因为一种物质力量的特性变成身体的和心理的素质。工艺、技术、富有想象力或神话般的学科，综合着历史潮流中形成的、把联合起来的人类置于宇宙运动的现象之中，并使宇宙现象寓于人类活动之中的双向经验。因为工艺、技术和那些富有想象力的学科超出已标明的界限，超出想象或越过成为现实那一时刻的开始以及后来时刻的全部，正如一个群体或一个种群进行的探索和为此付出的努力变成信念和对策，变成曾善于作出创造的另一个群体或另一个种群的优良品质一样。
繁殖的个体与非繁殖的个体在合成社会群体中的分离，开始了新一轮的种类分布，开始了新一轮的探测的天赋和知识本领的分布，而且最终导致与已分化的植物界和动物界的结合。后来，狩猎和食物采集的分离又肩负有多重性和随机性的企图。由于狩猎和采集的分离，要求男性加强联合行动，把社会团体转化为守卫和进攻的工具，尽管两性都能进入分裂了的环境，并利用那里的流动资源和固定资源，还是导致了有必要对两性之间的各种关系进行修改。各种官能的遗传及严格应用，对把人口数目及其所支配的生产资料维持在某一定量的关系上给予的关注，对与行为相关的杰出人才所不可缺少的神经生理特征的确定与选择等等，都是记载在新兴集体工具簿中的众多任务。在所有种类都表现出相互适应的范围内，他们的成功和失败都息息相关。在当前的观念中，个体代表着转向物质和生物世界的人类，我们已证实，这是抽象的。从逻辑和现实的观点出发，恰恰相反，这会是社会现实的构成要素，它占据着个体留下的空白位置，并且作为自然的一级显示出个体。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转向自身的社会又是消极的，它有自己的从历史发展和演化角度所建立起来的动力。它集中着在权力、财富、社会等级（它既分离又支配着级别、性别和区域）周围组织的一系列利益关系、事务行为和交换。这些形式的更新调动着能量，产生一种言语和一些合适的相互作用的方式。财产、服务、威信象征的分布能辨别出群体，推动一些法律或禁忌的宣布，创造出不平等或调解集体生活和组织的区别。由于这个官能服从标准化了的思想、感觉和行动方式的共同模式，不管个人心理的差异性还是独特性，都形成社会上的千篇一律。设置障碍以隔离群体，使其无法逃避附庸从属的地位，也是使社会变成千篇一律的整体范围内的事，这样就实现了针对社会凝聚力的追求目标。那些礼仪和惯例，那些伴随着惩罚和补偿的财产和人的这些象征性赠品，都是为再确认群体，使之规范合法化，开展个人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是使每日生活常规变得可以忍受，使对疾病、痛苦和死亡的看法变得可以接受的那些手段得以有效的运转所不可缺少，因为它们重新建立和加强了团结关系，从某个角度看，创造了社会合作者之间那种相互性中的同质性的印象，从另一个角度看，明显地提醒了他们各自的差距及其自身条件的非相互性。
这样，每个人都能同时既感到与他人的相同一致，又感到整体的开放，而且能接受把自己从他人那儿区分开来，接受其特殊范围的幽闭这样的事实。通过新生一代服从于他们的先辈这种遗传方式，集体当时掩饰自己分化的萌芽现象，而一致又独有得以重建。对于孩子的关照、相应技术的转化，能把每个人和每个群体都置于更大的整体里的那种传统和感情的相通，也用来预防不连续性造成的威胁。集体应绝对造成集体多样变化，产生能确保多样职能人员的分级，以及控制如此分离的个体倾向的必要性。
服从法律，遵守习俗，把分离的个体维系在行使最高权力的社会里，这就要求使个人的意志屈从，同时教育每个人各尽其责，促使每个人接受在各种情况下都用来引导他的行为准则。纪律、镇压和禁止都是为达到这些目的所使用的方法。但是，社会要行使更多的职能，构成社会的人类不可孤立地在自然中，并通过结盟的契约集合起来而先于社会存在。相反，是社会先于人类而存在，其使命是把生物、资源和官能转化为经济上的、心理上的、政治上的多样性；对于社会来说，问题不在于使人类平均或消除区分人类的那些特点。我们从自发组合起来的个体中，或通过杜绝他们的需要，都不能看出社会是在生物学物质的缝隙里建立起来的：生物个体的种类，这些缝隙的安排，这些需要的强度和方向都是社会创造的结果。
激励欲望、本能和相互交换，是每个种类、团体按照恰当的方式为自身利益而执行的经常性任务。为繁衍起见，不管人类社会还是非人类社会，都升华出社会性的个体，为这个个体确保一个有机的、本能的或精神上的程度——当社会夺取一部分生物原始冲动及其能力（社会将从原始动力和能力的真正目标转移这些动力和能力）时，社会并不会使一个生物个体社会化。如果主观上的实际经验感受到客观社会明显的强制性夺取，人们可以假设，这不见得因为社会剥夺了个体那本质上是自由的，且从本能上是自然的被隐藏起来的储备，而是因为使用高压的方法做到这点的。
社会是决策机构，这个机构禁止社会激发的事物，缓和又煽动认识上的、性方面的、好斗的种种倾向，同时，按社会的分支不同，增大或减小满足那些倾向的程度；设想种种禁忌，以及为违犯禁忌安排道路。最终，起码直到今天，社会是为保存自身而被设计出来的，它通过规则和制度，向变异抗战：在内部，社会竭尽全力强制被激发起来的各种力量联合；在外部，它尽力抛弃交替或多样性的可能。集体在运作中得以成功，仿佛它的范畴是独一无二的，仅仅获取自己的品质或多样性品质，其多样性是在时间和空间里初始状态表现出来的。历史的进展和历史的线性概念，是用来确定历史的，把它作为独有的和最高目的固定下来。从远古以来，外族人、原始氏族、蛮族及至动物所受到的排斥，都说明了历史倾向于否认一切反驳其独特性的事物的存在。能够这样做的集体，在无声无息中解体并与自然同化。当宣称社会或文化是人所为之时，我们似乎言语谦逊。然而，既然巧技是人类的征象，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其社会和文化是人类唯一称得称道的努力和成就，以及唯一能使规则和制度提高身价的东西——其他文化只限于记录环境的压力和有机体的需求。把我们和这些文化隔开的差距就是通向自然界的路程，对自然界的否定就是对这些文化的否定。因此，同一性是由排除相异性来维持的。
关于社会的现代观念，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对立；这些观念强调了规则、经济的或者政治的优势，而低估了我们针对自然力量进行调节的重要性，这些观念也忽略了生产能力和科学能力的创造性。
然而，当研究了形式和实质，研究了个人和宇宙，独立体系和部分更广袤的宇宙体系，研究了具有包含在自然和社会范畴总和之中的特殊存在的总和时，社会的面纱才被揭开。首要的现实是集体行动和集体力量，包括行为、知识和资源；其次的现实是衍生的，它把由行为、知识和资源转化成为财富、权力和意识。
不应该把光线仅仅集中到这两个方面中的一个，把另一方面置于阴影之中，而是应该同时兼顾的以两种方式把握光线，处在与自然的积极关系中，作为自然的历史因素：所以，我们可以概括这个范例的要点，与前例截然相反，它是社会中心主义的。
四、返璞归真
社会是受到威胁的机体。社会身披散发往日光芒和未来荣耀的衣裳，而目前被圈在一定范围中，我们让圆满的或者奇特的空间留驻在社会里。然而，在社会的光滑外衣包裹下，萌生着由社会自身引起的混乱的力量，涌动着被社会禁锢的热情，加剧了社会令人窒息的一面。社会秩序掩盖着累累伤痕，使那些热衷于揭露社会的人靠边站，迫使那些已越过雷池，可能破坏社会统一表象的犹如伪足一般的步伐缩回去。在与旨在席卷并瓦解社会的激烈潮流的经久不息的斗争中，社会为使自己如同一个面带笑容且又镇定自如的演员一样出现在舞台上，耗尽因平息忧虑，战胜不可靠性和暂时性，消除为达到和谐而付出劳动与努力的痕迹。只在这一瞬间，充满本能和天真的事物才有其基本应有的面目，也只在此时，减轻了专断性的重负的事物才不会被显而易见的必要性冠以花环。
然而，记忆注定会忘却这些技法，只能做到不去回忆；而社会呢，尽管因其建筑体牢固的正面而显得强大，却不停地受到其反面的诱惑，正如起伏不定的现实在不断放松禁令。在二维空间设计出的社会里，在法规、知识、物质和精神手段上，在惯例和从属分支等范围内承担着往往是矛盾的、有分歧的任务，这就是使生命延续并消化吸收个人的创造精神，缓解社会在确定的人口和确定的历史时期所安排、巩固并体现出来的集体行为中的冲突的任务。这样，社会竭尽全力履行两种基本职能：一个是旨在联合有机体类型和物质类型，对于所有的种类来说都是共同的普遍职能；另一个则是鉴于分布财富和行使权力的内容，关系到我们人类这独一无二的种类的特别的职能，它能确保集体关系的主导地位。
在有关社会情况和进程的所有教义中，普遍职能消亡这一点，以及普遍职能的存在产生了紧张状态这一点，是最为人知的。坚信这一点，有着诸多原因。人类在行动中和在设想作为各种状态中的某一状态（如众多太阳构成一个银河系上的太阳）时所感受到的困难，以及人类把经历这种客观上讲是某一社会状态作为自身状态时所感受到的困难，都处于几千年来继续进行着的社会运动的中心。我们曾经试图采纳走出自然这种想法，来解决这个困难——让人企盼历史终结的各种意识形态，宗教和社会学理论都证明了这一点。这样，我们可以将社会多维空间中的一个孤立起来，给予其优越的地位，以便使之避免它与物质世界和生物世界之间的关系所强加的变化：面对积极的、充满活力的社会，自然则被宣布为消极被动的、缺乏生气的。
由于社会把自身变化的希望寄托在否定社会与自然的联系上，社会才得以缓和它自己在自然秩序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降低了自然秩序对社会自身建制的影响。社会只孕育出暴力和开发的关系，因为它的理性参与是用来限制所谓的对混乱的支配权；它将把自己的暴力和开发的作法赞美为外部世界的征服，以此为自己辩解。通过征服外部世界，社会摆脱种种奴役，这种奴役压制着生物种类，迫使它们随着自然亦步亦趋。由此，虽然特有的空间最初是占优势地位的，社会仍然在这空间周围建立起自己的统一：“……历史将由自己谱写成，而处于历史之外，历史上的社会呢，它将能够再一次承受这个犹如结晶体的规则结构，其中，原始社会中受到最佳保护的社会教导我们，社会与人类并不是相互矛盾的。”
在阐述普遍职能的效用及其持久性时，我们能够想象出的唯一原因，便是“匮乏”这个概念的存在。为了掩饰这一动机，集体被迫进行艰苦的劳作：各个集体都顺从地依附于环境以便控制它，以为自己创造合适的建制以更好地把匮乏分摊开。只要社会尚不曾消灭匮乏，社会就要允许不均等的存在。匮乏概念消失之日，就是不公正的等级与之泯灭之时。繁重的劳动将失去任何存在的理由，大量的科技新发现将中止人类直接的正常活动。社会将与自然分道扬镳并摆脱对自然的依赖。让。保罗。萨特这样写道：“诚然，不管人类与动物是怎样的，直至今日，它们仍出现在‘匮乏’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在一个尚不能摆脱自身需求的社会里，因而也就是尚不能摆脱自然的社会里，这个社会甚至可由其技术和工具所确定。”
一旦富裕起来，受自然控制的必然将被自由王国所代替，这是社会的本质。根据这种看法，任何进步都宣告一个无自然的社会如同任何退却都归于没有社会的自然，希望与威胁是我们成功或失败的同样的征兆。
人类完成了对环境的控制之后，勾画出一部历史的轮廓，从匮乏的威胁中摆脱出来的这部历史的各个主题，再也不在历史的阴影中起作用了。在孕育中就注定反自然，又被推测与自然分离的社会组织，以及被认为与混杂（这只是“匮乏”的另一名词而已）相对立的社会准则，二者都在自然中引导着、酝酿着那种或然性的自我辩护。哪里有自我反省和“匮乏”来终结这样的老生常谈，哪里就沸扬着让文化捍卫者们喜欢的、与自然决裂的主题。知识为什么会有社会组织以及其内容是什么，这是一个早就勿需回答的问题。按照我们的答案及所援引的理由——语言、财富、对种种本能的压抑、动物性混杂的消失、技术等等——人们似乎为人类的社交性确定了象征能力、所有权、家庭、生产等等，这种手段被认为在各种情况下都能保证这种社交性的最终统治地位。
然而，自然不是没有人类的自然，它和人类在一起，并且因为有人类它才是自然；人们曾经希望它是不变的和刻板的，而它却在运动并且有一部运动的历史。在自然中，我们不仅承认客体，而且承认主体。有种丰富的经验启示我们，要揭穿那种所谓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已经断绝的论调。我们经常认为接近了最佳状态，这时人类安详地梦想着：已赢得这场角逐，终结了针对世界的劳动，因科学和艺术而取得了对外部障碍的绝对胜利；而且也梦想着能够因付出精力和体力而将得以回报。人们认为，由于集体克服了最初的“匮乏”而达到了稳定阶段。一位美国社会学家曾说过：“高度发达的社会中的人们仿佛感觉到，有可能完成大张旗鼓地征服自然、战胜匮乏的任务。”
事实上，没有一个集体在摆脱历史以后便置身于黄金时代，同样，人类在走进历史之前，也从未经历过黄金时代。只要我们是积极的，只要我们继续发明，继续创造财富和知识，新的资源就会被创造出来，而另一些种类必然变得衰竭，某些甚至消耗殆尽。发明是“稀有”的因素：发明和发现得越多，匮乏就越多。技术和科学取消“匮乏”的过程，也是生成“匮乏”的过程。从外星带回来的石头，承载着宇宙的历史，要比等重的钻石更加值钱。我们始终如一而且无处不在地自发创造着富足，同时又在创造着短缺——我们在把其中的一个变成另一个。几千年以前，有谁能想象时间和速度在今天会变得如此宝贵和令人追求呢？仅一个世纪以前，有谁曾想过水和空气在今天开始变成越来越少的资源呢？这个事实之所以成立，是因为能源的不同形式和新材料的形成都在不断增加。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对水和空气的消耗量，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对水和空气的污染。假如我们对历史稍加注意，就不得不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毫无例外。人们会彻底消除“匮乏”以及与之相伴的自然中的普遍职能，而与后者相随的一种集体组织可以与之再也毫不相欠，又对它形同陌路，这样的可能性只是虚幻的；人们曾想从中得出的实践的和理论的推断没有任何根据。
相关的变化停留在对于两种现实秩序的决裂所给予的回答上不及停留在所提出的问题本身上要多。问题可能是这样陈述的：社会普遍职能怎样与它的特殊职能再联系起来呢？在进化和历史的不同阶段，特殊职能得到的具体解决办法肯定有所不同。在描述这些具体解决办法是如何得出的并深入了解每个具体解决办法的动机以及所采取形式的同时，我们才能描述和理解接受了这些动机和形式的集体生活。两种职能的区别与相等，社会固有的延续的区别与相符问题，都处于理论的中心位置。既然无知在责任面前让了步，既然自然环境的变化再也不归因于一个神圣的职权或偶然的失误，那么，上述问题就应该处于实践的中心位置了。确切地说，我们几乎可以到处对科技发展我们在进行引导，使之符合我们的需要和目标时所拥有的微弱能力之间的差距而进行指责了。
正如我们所坚持的那样，这个差距的原因不在于科技高速度、大规模地发展，我们在这个领域取得过于辉煌的成就，以及我们对于客观现象的过多的控制（它破坏了高速度与大规模在发展总体上的平衡）。这个差距源于如下事实：我们在自然中的职能，是在暂时性、偶然性的观点上被构想的，如同一个必然问题，因而这样的职能在自然中已经被荒废了；我们不曾有意识地系统的去发展它，以至于使其同一性及其意义都被我们忽略了。我们目睹我们的职能被分散的、时有时无的行使，根本不顾及整体，不顾及关系着生态、工业、科学、人口等问题之间的联系：每个领域都被认为遵守自己的法规和自身的活力，它们之间似乎没有关系，它们之间似乎互不影响，它们似乎不与从整体上与环境的强大力量连接着的社会团体的形成与发展中的因素相关。
如果把常用方程式的各项颠倒，并靠近真实的现象，那么，设想出一种互相的关系是可能的：社会对自然的变化起反应，而社会又是自然各级中的一个；同样，包容着社会的自然适应着分布在生命世界各分支上所有社会发生的一切。处在单侧关系的位置上，我们感受到了关联；处在晦涩难懂的关系上，我们竟然感受到心灵的沟通；处在机械嵌合的关系上，我们感受到有机调节。由于社会是客观力量，能改变宇宙中的其他力量，因此，普遍职能是恒定的数据资料，根本不是暂时的，是社会所建立体系的基本层面，而不是由于这个体系（该体系注定在达到完美程度之后消失）没达到完美而成为附属征候。实际上，在掌握普遍职能的同时，重要的是使自然再度社会化，重新学习怎样居住其间，而不是要离开它。人类大概会走向灭亡，人类也有自行灭亡的能力；然而，只要这两个事件尚未发生，这种自然使命就被托付在当前的条件中，而且标志着人类出现在其演化的和历史的真实环境内部。正如我们经常暗示的那样，不要遵照其他种类的方式，而是要遵照已经属于自己的所有方式。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总是声称战胜了物质，汲取了自然的和生物的力量。人们要从宇宙那里找出自己的法则和自己的秘密：人们给我们介绍那些小心翼翼地积攒起来的工艺和产品的画面，以此评价智慧上的成就，如同按照存在固若金汤般的金库里面的通券储备金，估算出一个民族的财富。必要清点和生成的财产，实际上是与那些客观因素有关的有机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官能，这些官能在客观因素上得以行使，是客观因素使这些官能诞生，也使它们灭亡，反之亦然。因为，没有产生客观因素并使之臻于完善的人类官能，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为我们而存在。通过才能和本领，我们才得以与物质世界相通，对它发号施令。
永恒不变的赌注与其说是征服自然，不如说是创造人类。作为外在目的的思考和经历，掩盖着内在的真正的目的，后者才关系着我们每个人。传统支持这样的倒错现象。基督教教义说，上帝曾经准许并特许我们经营他所有的创造物，即比我们低级的种类，并且给我们颁发了统治地球的许可证。唯理主义哲学接替了这点，声称知识就是力量，而且认为我们的精神使我们主宰并拥有这同一个地球。宗教和唯理论主义者都以这种掩盖现象，确定了以充分利用与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关系作为典范，这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典范。这个典范既得到巩固，也经过推论，因为，宗教的法规和世俗的财产就是这样一起被合法化的。
很可惜，这个合法化的论证和作为开发者的人类，对充当客体的世界进行的统治，都在时间上取得了成功，并且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哪怕这两者都歪曲了现实也无所谓。现在，这两者不仅处于被揭穿的境地，而且，从我们在自然运行过程中所起的显而易见的决定性作用那时刻起，从我们的活动略带模糊的、不合理的意味，甚至充满暴力而显得代价昂贵的那个时刻起，这不再是关系到什么征服，而是关系到确保一个复杂的生物圈的良好运作的问题——因为生物圈曾得到过发展，且现在仍在进行发展，并对我们的历史产生着直接影响。正如我们对生物圈的历史产生着影响那样——也是从这时刻起，它们（合法化的论证和人类对世界的统治）竟变成一个障碍。如果能够干预它，那么就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因为我们就处于生物圈中。恩格斯说过：“每迈出一步，都这样促使我们相信：我们绝不像已打败外族的征服者那样，去征服自然，仿佛我们处于自然之外一样；而恰恰相反的是，我们的血肉、大脑，甚至整个身躯都属于自然——我们是自然的组成部分。”
作为自然的参与者，我们引起它的平衡和不平衡，我们是自然建筑中的调节者和建设者。为此，行为一旦被置于它正确的方向上，它就会缓解我们与物质范畴之间的差异性与独特性，缩短从个体和集体生物有机体到这个范畴的距离，这是按照固有的第一性质——空间、时间、法则、度量、数量，通过隔离而标明的处于正确方向的行为将确立一种亲情的可能性，而感性、知觉、想象这些直接的次要的第二性质则填补了维持在从人类到其世界之间的空白。当然，迫在眉睫的是寻求一种回归，不是回归自然，而是返璞归真。
后记
（1994年版）
今天，读到《反自然的社会》的人可能会感到怀疑。正如自从我写了这部作品以来，人们不断地提出疑问一样。读者可能也会问我，关于人类起源问题，我所解释的是否真实，是否准确无误。随着本书的出版而产生的理论观念及今后的研究，不对此提出质疑是不可能的。虽然在这方面应该谨防，但是我还是相信，这本书的内容的确是确实可靠的。
其实，本书出版二十年之后，没有人不懂得生态学和妇女运动。然而，如果说本书表达过和正在表达某种愿望，正是由于它造就这种事实并发现为这一事实所特有，今天大多数人又拒绝承认的现象所反映的理论。可是，人们知道，这涉及到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个广泛领域内的现象，这些现象位于我们时代的中心和激烈争论的焦点。在力求为这些争论提出见解并参与其中的时候，《反自然的社会》则处于一个鲜明的思想体系和历史背景中。这说明了本书作为关于人文科学方面的主要概念的评论著作甚至具有论战书的特征，这也赋予本书某种戏剧性特征。
如前所说，一旦强调了参照背景的重要性，恰当的做法是区分为三个主题，这本书就是围绕这三个主题进行构思的。
第一个主题：自然与社会或文化之间的二元性，这是在惯例法规、公开论说或所有的理论背景下发现的，至少西方是这样。一方面，这种二重性是作为除了其他的物种以外，人的特殊性及其生存条件被提出。另一方面，它用来论证为什么作为人类的这种特殊性的标志社会，是通过其惯例仪式、准则及表现以反自然形式而形成。或者是为了通过获取自由而确保自律，或者是为了限制自然对人类事务的影响。在人类秩序与斯皮诺扎所命名的自然共同秩序之间似乎显得自然而然的这种矛盾，不仅仅是外部的，也是无论集体还是个人的人类生存内部的。它根据距离自然的远近来确定群体、社会或文化的位置，然后进行区分。设想这种差距的多少度量标准可能看起来是奇观的。可是，它却促使人们把一切为自然所触及的，无论是前现代社会、妇女、种族群体还是以此类推的他者，都作为外来的、原始的对象进行区分，甚至鉴别。通过反作用力，脱离了自然的现代社会、人或文化更加受到重视。
实事求是地讲，自然和社会或文化成了思想领域的两个基本范畴，这两个范畴确定了个人与集体关系的特征，并进行识别和判断。不强调这点——但是又怎么能避开而不谈呢？——种族主义把自己弃置于自然方面，以便在文化方面只保留那些排他性，这样它缓和了这种对立。但是，确确实实，社会与自然间的二重性所表达的关系是模糊难解的。其实，从某个角度看，利用一种惰性的并且越来越好征服的自然，通过其人为手法获得的独特性、科学与技术的异常效能——人类社会形成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类社会在生物继续演化中以人的姿态出现，被设想为一种幸存的“社会”。时时处处，社会都可能注定要繁殖，必然用来面对一个稳定不变的环境强加给它的选择，并与失败作斗争。它费尽心思，总是挂念一件事情：不让组成它有血有肉的人类消亡。为此，它应该适应无论是关于种类还是关于个体的一种自然，而人都不被包括在内。这不是因为自然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开始存在，并在人类消失以后将继续存在，而是因为这一简单事实——人类具有生命的性质。
第二个主题：怎么考虑从社会到自然的这样难懂的关系呢？理由是，一方面，这种关系涉及到从狩猎到科学，人类实践可能无止境地组合成的一个资源库；另一方面，它体现了一个远古的环境，这种环境中的生物圈可能会赋予人类以种类和集体的特征。有关于那里存在着生态学思想和行为的自然这种二重性的理由，可它们是什么样的呢？由于从幼年时起就不断听到重复着的同样的概念，所以人们对此深信不疑，甚至最终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当做一件无可争议的、显而易见的事实。
然而，无论这种明显事实的规模和力量如何，都不仅仅是逻辑学与之对立：人类似乎通过建造他们的社会，构想他们的文化，而从某方面不再是自然。而且还有科学观察，尤其是，从五十年代起许多研究者进行研究的动物生态学——动物行为习性的科学，也与之对立。我作品的内容建立于他们的研究工作基础上，从中指出了可以称为变革的影响意义。为了表明探索并享用周围环境的艺术，只需解释各种灵长类社会共同安排它们的生活所采用的方式就足够了。这些基本知识表明，社交性为每个种类的特殊生存方式所固有已经到了何等程度。这不是为了掩饰缺点，而是为了施展力量，发挥优势。在工作中，人们已经发现了我们与之（各种灵长类社会）共享的所有特性中这种可贵的能力，这是用革新、工具超过天生限制和体现符号逻辑的能力。
所以很明显，人类的排他性无法说明社会在自然中自然形成的缘由，而且有没有从一方到另一方连续的答案。相反，在每个种类中看出社会规定性与物质力量的活动相连接时，这种答案就带有一种虚幻的特征。从灵长类的时代起，事实就格外惊人，而有关灵长类的资料很多。总之，虽然有决裂和混乱的危险——这可能不使人惊讶——但是，两种现实秩序协调统一性在整个演化过程中都保持不变。这种情况下，被普遍接受的自然与社会（或文化）之间的对立，就失去了意义，并且在人文科学继承下来的遗产中可能不该再通用了。
因此，我们要承认这点。然而，第二个主题恰恰是探讨在人类之初这种协调统一性的意义。我是说，人类的，而不是人的。因为人类最初大量有力的证据特征——甚至已经有亲属关系，必然出现工具和象征性的联系——显露在灵长类身上。把我们与它们区分开的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这种微不足道的东西却造成了整个区别。人类的起源问题位于所有种类共同演变，与我们所固有的演变历史依次连接在的转变点上。人们猜测，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是适应一种需要的。难道在演化过程中，社会不是无处不在吗？正如我们体验过的，难道自然状态不是已经被历史深刻的改变了吗？但是同时，有必要承认，这两方面在理论上的困难是相当大的。讨论演化方面的理论并不纳入我的意图中。“临界点”是，虽然发现社会的普遍存在，但是演化理论却不允许社会在动物种类，在包括人的生殖过程中起任何作用。各种特征神秘出现——工具、站立姿势、言语——脑容量及其他——这使人采取断然行动，人们甘愿借助于此以便把动物与人区分开来。针对这些有区别的清楚的特征，能给予的最宽厚的评论是，单独看待，每一个特征都毫无价值。
当人们面对历史时，遇到的困难一样大。以前，历史排斥自然，现在人们发现了自然，除此之外，结构主义还通过发出有关信号，从而把自己排除在社会与文化之外。在社会学或人类学的分析中，人们大概已发觉了一种历史生命，但是这种历史生命依然很虚幻，也很遥远。该叙述表达了追寻已找回的时光的叙述者的地位处境及思想观念。于是悖论随之而来。二十世纪，历史进入了所有自然科学之中，其中包括生物学现象、物理现象，当然也有宇宙现象。可是，历史推出人文科学，通过反作用力，取消了对社会现象、经济现象、语言现象，更不必说文化现象的控制和影响，好像它们是反历史的一样。特征看上去变得明显了，一点儿也没有被扭曲。但是，把结构与历史对立，把方法体系与角色对立，把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对立时，可能有这类分离吗？很可能只有牺牲了发展史，才能表达今后与我们的人文科学、认识能力及我们的集体实践本身不可分离的苦恼不安。
因此，这就是属于人类起源问题核心的悖论。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动物生态学和古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历史与演变的依次连接是多么结构严密而又协调一致。为了阐述这一点，我们还是简单地提醒人，想想事物是怎样发生的。在演变过程中，人口上的差异产生于个体之间的竞争和环境的多样化。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总是出现在生活着的人口中并形成不同的特征。然而，天然淘汰表明了个体有区别的繁殖，他们拥有促使自己及其后代对环境更好地适应的优点。有区别的繁殖当然为遗传特征，也就是允许种类更好地适应外部外界的优点将被保存下来，其余则注定要消亡。一般情况下，人们设想，一方面，淘汰主要发生在与个体及其行为相应的领域；另一方面，环境差异是决定性的，而且不依赖于人口差异。换句话说，在环境与导致动物群体变化并适应生物机体之间没有明确的信息转移。
从某个演变程度上，尤其是我们掌握大量有关资料的灵长类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人们可以想象，社会以更有力的方式介入到组成它的个人命运之中。相比较而言，社会确保个人具有适应环境所要求的优点，其主要部分为繁殖。同时，它试图调整其间的竞争，以便保存维持人口平衡的次要部分，而不是让这部分在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中衰弱下去，甚至日趋消亡。后者与前者几乎是毫无联系的，它远离同一性，因为它同时包括年轻人，也包括一些生活在人类边缘的个体。这样，对那些通过占有没有使用过的资源，或利用环境那出乎意料的变化，也就是引起新事物的变化而执意继续生存的大多数，社会从而给予他们机会。
对灵长类社会进行的观察表明，年轻者能够从这些变化中获益，从而更新和丰富共同的资源。虽然这并不明显，但是动物社会似乎在自己内部进行分化。这种分化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护在自己环境中能够繁殖两性的个体，更确切地是为了确保那些由于缺乏可能性和资源而不能繁殖者的生存。因此，以种类优势的观点看，最贫穷的是那些生活在他的环境的边界上，有机会时就成为另一新种类的调动者。虽然在许多动物群体中发现了如我们所命名的这样一种自然分化，但是，这种分化在我看来，似乎只在高级灵长类身上才加强了。它利于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额外种群，以便占为己有并作为资源，充分开发利用环境的出乎意料的变化。它具有与免疫系统效果相似的作用。这个免疫系统构设一个巨大的抗体分子集，其中的每个分子都有不同的形式，并固定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这样，当一个外来的分子像病毒或细菌一样进入体内时，它就会遇到抗体分子集内可以自由使用的一部分细胞，即抗体细胞，其中固定在它们位置的部分要对这个分子多少起着补充作用。
甚至进一步说，可以得出结论：发生了倒置。这就是，这种分化在人类内部引起的变化超越了环境的动力，然而，以前情况却截然相反。当然，这证实了我们可以从对过去的历史研究中得出的教诲：人类可以从对过去的历史研究中得出教诲：人类本领在任何分化阶段——狩猎阶段、农业阶段、机械生产阶段等等——都随之出现了年轻人与成年人、女人与男人、手工业者或耕种者之间的新分离。所以，也因此出现了自然中的一些新关系，以及有区别的、更好的资源的产生。
换言之，当人们力求在某一范围内使自己不依赖于存在的环境时，自然分化就发生了。通过这个行为，可以说创造行为，人们把某一地区从现实中脱离出来，而且占有这个地区并规定为一个新环境。我们已经创造了许多诸如此类的环境。这些环境具有各种各样的结构，正如同样多的有区别的自然一样，因为我们很难反复讲同一事物。但是，这意味着自从社会通过分化的手段介入演变的那时候起，一切都在摇摆不定。尤其是，人们再也不能说有关的种类“适应”自然，而应该说它们“选择”了它们的自然。这引导我们设想，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这种新关系的到来，标志着人类的开端。很可能，并且我在本书中指出了这点，我们人类自从选择了自然分化那时刻以来，就回避选择过程，从而回避演化。我们人类就这样开辟了为自己固有的一部历史的道路。但是，不要心急，要看事情发展动向，不能先下结论。简言之，我想说，人类社会被并入了这种分化，而分化最初对选择起简单的辅助作用，然后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又变成差别繁殖的重要手段，一件创造与其他种类和非人类的力量之间的关系的主要手段。一切正如弗朗索瓦。雅各布所观察的，首先作为繁殖的辅助方式出现的特征，最终又变成了唯我独尊的排他性方式。
无论如何，我都从中得出了好几种结论。但是，我想再次提请大家注意到其中的三点。首先是关于人类的智力。人们可以坚持认为，在实施规章惯例、交往仪式以及在一个社会内部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关系的社会实践进程中，智力得到了特别的发展。而不是像人们所说的，直接接触自然现实。这个令人惊讶的结论似乎在儿童心理学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不过它还没有取代公认的信条。
其次，人们总是大谈灵长类的“适应”，尤其是人的“适应”。这就是如同它们这些性能依赖于达尔文的物种淘汰学说一样的适合于我们的生物上及智力上的性能的言语吗？我认为不是这样。尽管我们并不总是意识到这点，我在写作本书时，还是刚刚发现，可能除了黑猩猩之外，我们是唯一的动物。任何其他的想象，都重归到在心理学或生物学方面，试图根据演变过程来解释我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可能误入歧途。
最后，这里关系到生态学思想，尤其是其主要纲领。后者倾向致力于应该保护的植物、动物以及应该避免的污染——例如温室效应。所以，生态学缩小为生物学；并且面对一个总是排斥人类的自然。总之，它涉及一个简单又简朴的世界，这世界由严明又基本的习惯构成，而这些习惯可能回避历史或修改历史。一位机械师可以拆卸他的机器，换下用坏的零件再全部地把它重新装配好，但是历史不能像机械师这样随意拆卸。现在可能该是最后体会到这种由于周围环境而产生灵感的思想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好的时候了。谈政策就是再谈选择。然而，当生态学将要承认我们历史的本义是存在于一定时刻的自然状态中进行选择的时候，它将是真正的政治性的。这是我们有能力创新的状态。如果人们不想永远处于仿古状态，这就是唯一的发展方式。
一个副标题为“创造男人，创造女人”的题目，表达了本书的第三个主题。换句话说，正如今天约定俗成的习惯说法一样，在两性之间创造差别。事实上，人应该把从演变中获得的东西在自己的历史上重新创造。我们知道二重性或自然与文化的对立是多么频繁地出现在集体思想中。这个二重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性的具体二重性。而孩子与父母的二重性又立即使之变本加厉。可是为什么这种二重性对人类的起源，甚至对我们历史的起源具有如此异乎寻常的重要性呢？在我看来，二重性似乎得到了解释，因为它以一种得天独厚的有利形势反映了作为原动力的自然分化。可以说，它被铭刻在今后转向物质世界的社会肌体内。这关系系统的区分两性，并创造男人或创造女人，而他们则致力于自己的世界。甚至关系到从宇宙生命分裂成两部分时起，就总结他们的经验，进而总结人类的思想。
虽然他们很有兴趣，但是，如果排除某种思维规律，那么很难相信使达尔文学派或弗洛伊德学派的那种二重性产生的浪漫幻想。使这些幻想富有吸引力的东西并没有清楚地显示出来。无论如何，它们延缓了在灵长类当中已经分布在男人与女人、老人与青年之间权力的二重性。然而，为了繁殖人口和更新资源，应该把分化稳定下来，在这个范围内引发一场深刻的革命。在一个新兴的、正在形成的世界里，人还与其他物种混合，这场革命影响着社会组织。简要地说，生活着灵长类的“联合”社会，其通常变幻不定的组织转变成人的“血统”社会，而人给予这种社会以制度和更讲究仪式的特征。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亲属关系的社会。虽然这个社会建立于更脆弱的基础上，但是其本义是向男人，尤其向父亲保证他们已经拥有统治地位的一种亲属关系的社会。
不用进入细节，于是一个问题就被提出——建立这种父亲身份并使之合法的方式有哪些？我坚持认为，在动物社会中通用的无意识的规则惯例中，有一个是人为“选择”的：禁止乱伦。这条规定的理由不是有必要抑制对自己近亲的性欲，也不是有必要保证在不同的家庭之间交换女人，因为事先应该知道为什么总是女人变成了交换品。禁止乱伦，尤其是禁止与母亲乱伦，以某种方式取代了男人对女人的支配。换句话说，它使我将其称作“系谱权力”，而人们一直不了解其含义的东西合法化。作为反应，它激化了性别矛盾。总之，成为男人强行施加的侮辱、蔑视、傲慢无礼的目标和女人的斗争，而男人却为她们振奋不止。
这场斗争的经历是引起轰动的，但是并非有失尊严，也更不是淫秽。因此，我认为，压制对其父母、姐妹或兄弟的性欲或交换女人，不是禁止乱伦的原因，而是“结果”。通过造就个人的心理现象和把女人变成交换价值，压制与交换，加强了系谱的权力。俄狄普斯悲剧是用性别斗争作标志而叙述的，安蒂涅是其象征。通过剖析这个悲剧，我突出强调以上的观点。因为，以另一种方式表明事实的人发现，乱伦禁忌被置于井然有序与杂乱无章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临界线上，被置于社会或文化的内部——绝对不涉及自然。
我不肯定，索福克利斯创作这部悲剧的唯一目的是否是赋予它一个象征意义。不过，他还是像我提及的其他现象所启发的那样，向我们指出，有男人的统治或女人的自由在起作用的关键组织正是家庭。只有改变家庭和作为其基础的禁忌，在性别斗争中才能发生有意义的变化。所有经济征服和等级征服并不都是特殊的。这些征服可能只是导致在滥交中把男人与女人看作相类。的确，这些观点产生过某种反响。可是我们还要承认，虽然存在这些表面现象，人们还是忽略了对禁止乱伦的解释，尤其忽略了其结果。大概因为它们显示了家庭的变化，逃避的两性之间意外的关系，最后冲淡了现代社会中的父亲身份。
从此，迹象变得更明确了。为了对此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但愿只需提及膨胀的单亲家庭——最常见的是由母亲及其孩子组成——非正式夫妻屈从的直系尊亲属，平常的离婚这些就足够了。这些迹象一起表明了男人与女人、父母与孩子间关系的有意识和暂时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实施试管受精确实以象征性的方式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匿名现象，父亲的面孔不再清晰。但是，在这些外表下，人们拒绝父亲身份的社会公约，轻视使亲子关系神圣化的规则惯例，甚至根本就忽略它们。实际上，一切事物发生着，就像我们目睹了“联合社会”的再生一样，这些社会更好地满足了我们的文化对自由和个性的渴求。在这些条件下，很明显，乱伦禁忌失去了在历史上一大段时期曾拥有的合法性。这就是今天人们对此大谈特谈的原因。
很可能，亲属关系社会的变化是人类自从其起源时就经历的最基本的变化之一。难道其结果不是已经在我们的心理及我们的集体生活的深处被感受到了吗？例如，如果人们不懂得自己植根于家庭中，那么人们可能就不理解普遍存在的寻找身份的问题。因为，从自父亲的面孔或母亲的面孔远离的时刻起，孩子就思忖：“我是谁？”但是，在一个牺牲了最古老的标记，即以父亲身份开始的家庭中，在这个问题之下，我们还听到另一种疑问：“我属于谁？我向谁认同？”我们发觉其中包含的许多苦恼，肯定来自这个令人忧虑的情况。
这三个主题中的每一个都提出了一条使社会重返自然的道路。但是，某种理论认为，这三个主题又是互相交织的。从另一观点看，它把三个主题一一揭示给我们。关于这个理论的实质内容，我相信它是新鲜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