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文化的本质，就必须追根溯源，阻止它的猛进，在其他动物家族乃至植物家族中寻求其自由终端的同时，将断裂的连线重新衔接起来。最终，人们也许会发现，自然与文化的交接并不是一个领域在等级上对生于另一个不可制服的领域的有灵表象，而是某些大脑结构的显露容许的一种综合复苏。这些大脑结构本身就属于自然范畴，从属于已经升高的机理，但由动物生命表明这个机理，并以分散的程序予以说明。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近亲的基本结构》
一、突变适应与进化：灵长类基本机制的简单回顾
灵长类的器官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发达起来，这类器官变化之后又继续进行变化。突变和淘汰决定着这种普通的生物进化现象，而突变确保一个生物的特征的遗传，淘汰则改变它同周围环境的关系。众所周知，所有突变体现着器官在连续繁殖过程中意外的遗传差异。要弄清这些差异，就必须知道一个个体的生理遗传是由这个个体从它父母那里获得的某些基因构成的。位于性细胞中的全部基因组成一种“基因型”。
人的一个性细胞可能含有数万个基因。这些基因以多种方式进行突变，但即使只有一种方式突变，我们也会发现这数万个基因都可能发生突变。但所有变化都是偶然的，因为基因是以准确的方式进行自身繁殖的。然而，鉴于这些基因数量庞大，故在同一地点，本来根部不存在突变的基因，是这个根部使它们产生了突变并最终以一种突变表现出来。这种突变通常是有害的，表现出先天性的畸形或病态，不过不一定总是这种情况。所有突变体现着孕育器官进化的各个阶段各种转变的最初起源，因为这些突变创造了种种抉择，由此进行着确保一种基因生存的决定性选择。
我们发现，自身繁殖的机制——尤其是变化阶段——是一种偶然机制，并非导向机制。这个道理很清楚，因为仿形的复制要服从固有的原理。所有突变的发生取决于一种已知的物质结构，它独立于机体所处环境的用途之外。在某一群居人口中，当矮小的身材是一种生物学优势，这时抑制身材成长的所有突变，比起可能有利于长成身材高大的群居人口就是频率正常。同样，一群居人口迁移到比其祖先生活得较为温暖的地区，对于抵抗寒冷得突变频率将不会比以前减少。转变集体的偶然特征表明其结果总的来说不受它们的外部决定，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可能产生的结果都是可能的。其所在一个基因中的化学变化取决于基因型的组合，是它们对适应机体的效能进行撞击产生了偶然现象。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遗传创造可能的单个群体，在这个体之中，遗传不进行优先的或决定性的选择。
自然淘汰将导向引入机体变化之中。一切生物都具有传播倾向。它们繁殖的后代大大超过个体的残存，以便繁育新的后代。它们不断增殖，占领着合适的地盘和环境。它们能否成功地留存，取决于它们同周围环境的关系。出生在单独群体之中的个体，只有一部分拥有需要的属性能够生存下来，实施必不可少的防御活动以对付外来的侵略，保护自己的同类。一个群体不可能全部都具有这些优点。周围的环境因素，而且不是唯一的因素，对最终要达到的遗传组成某种改变的群体，产生巨大压力。存活下去的个体就是那些具有符合需要属性的基因组成的个体。
这种变化可能导致基因的种种突变或材料组合，因为这些基因在所设想的群体内部具有种种有利结果。显而易见，所有基因既没有被破坏，也没有全部消亡：只是它们的分布受到了影响。从这方面看，就有了淘汰。基因赖以变化和保存的类或某种的真正组成和意义，无论数量还是特征，都反映了它们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一代一代不断完善，一类或一种逐步缩小同周围环境的差距，在较好的条件下生活下来。过于畸变的不具有必要配备机制的个体就被淘汰，它们的繁殖可能性同时也就减小。
适应性的程度由在确定环境中生存的紧迫性、生态巢穴，以及受重视的群体已经达到的遗传构造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表现出来，其中还要加上时间系数，因为群体的改变速度与周围环境的固有改变二者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关系。这两种改变系列之间的不平衡性导致消亡、改造或种群的分裂，除非剩余的个体离开旧居，去别处营造新家。这种适应活动意味着在此机会中创造的行为模式，在新的环境中承担一种新的功能，但不干扰原有的功能，也不影响原有功能的发展。
所以，自然淘汰表明了遗传结构内部活力与物质力量的活力之间的联系，也表明了遗传特征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但归根结蒂，还是周围环境因其复杂多边而起决定性作用，周围环境强制生灵“接受”或“拒绝”突变，重新分群到不同的周边环境，乃至最终自我淘汰，或者以便能够“生长和繁衍”。同样是周围环境强迫生灵互相排斥、变化，组成一个个种群，但又不必过高估计周围环境的重要。
假设在一个种群中有一个已知的变化源，这个种群从大森林一直延伸到大草原。可能适应的机制，在生活于森林一直延伸到大草原。可能适应的机制，在生活于森林的高级个体中产生的某些基因频率，一定有别于生活在大草原的个体中出现的基因频率：而且会有中间形的，基因的流程将会有规则地从一个极端运动到另一个极端。现在只需一次地质运动或者一次气候变化，就足以竖起一道藩篱，隔断一部分剩下的种群。缺少基因的流动，也就缺少了杂交，因此突变对两个地区共有的类型将产生差异。环境本身愈是先变化，这些差异将愈明显。一个小群体中的变化率肯定要高于大群体中的变化率。藩篱情况清除差异是不是过于明显，完全看种群的重新结合，而且这种结合由于基因的多样，会出现提高适应周围环境的柔顺性。
常常也有这种情况，即两个群体能比较好地开发它们各自地资源，但即使它们能再次产生联系，它们仍在固有的方向上各自进行有利于自己的专门化发展，就这样增加其繁殖的分离。在这种条件下，这两部分种群当然就达不到临界点；而在此情况下，这两个群体就不能在它们之间进行交尾，唯有最能适应的那部分存活下来，另一部分才消亡。
将这个结果分析纲要搬移于有机界的所有生物体，它向我们表明，就进化而言，曾是单一个体的东西也会进行分裂，并让位于许多成为独立存在的单一体。生物的多样性在增加，世界上就分布了不协调的有机体。但是一个种群单独形成之后，它就得适应周围环境而改造自己，从遗传的角度逐步自我改造。在我们看来，它还保留着进化的可能。但是发生的一切变化正像人类以各种不同的种属分类一样，在时间推移过程中出现。
淘汰有三种结果：优化人口结构，改善人类同周围环境的关系，使人在时空种呈现多样性。就像遗传进行繁殖一样，淘汰进行着调整。环境的各种差异有着物理化学加工程序中出现错误的类似结果。淘汰不涉及个体，但关系到整体。事实上，演变的东西不是个体——不存在表现为特征的遗传，突变的基因分布于大量的个体之中——在群体内部产生适应性的突变，通过交配稳定这些突变。在群体人口中，淘汰制约着唯一的遗传过程，而这个遗传过程据我所知，不是偶然的，而是繁殖。
提高适宜一代又一代生存的遗传因素频率、差别繁殖的直接功能，也是父母身上的遗传因素及其留下后代较大能力二者之间的关联功能。进化将沿着最具有适应特征，最具有繁殖能力的方向发展。人们掌握“优生”观点由来已久，为生命而斗争的优胜者就是生存下来的个体。按照眼下很时兴的“民主”观点来看，自然淘汰同群体“最强”成员的生存没有关系，但对繁衍后代的能力有关系。胜利者是通过大量繁衍子女而生存下来的个体来繁衍，不是由存活下来的个体来繁衍，而是由有繁殖能力的个体来繁衍。
二、适应社会
人类力求自我保存，但正走向变化。他们包容着世界，世界又包容着他们的这双重不稳定因素产生着种种不可想象的又具有决定性的情况。这对他们显然很重要。而他们不断追求的不是主要的东西，主要的东西是在他们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因为这些东西很难定位或者不很重要。进化使意外情况变得平凡单纯，它消除了稳定而常规的预防措施。所有生物种类像有生命的物质一样进行着自身繁殖，又像有机体一样进行繁衍，以便自我保护，去对付它们终究要面临的各种偶然。这样是由生存判定生存，而不是由死亡判定生存。联系必然的常规和各种现象的任意结果，是自然淘汰从属于他们占领世界的一小块地盘上的群居人口中，或者个体群体中获得最佳利益。自然淘汰支配着遗传信息的交换体系，这个体系能适合环境的某种配合。
自然淘汰将生物的某一决定性结构、遗传人口，以及物质力量的某一确定的规模，同其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上发生联系，这是对的。然而我们以这种方式仅从这方面考虑，那却远远不够。一个种群的个体分子具有共同遗传的基础。在一个未定型的集合体中，这些个体分子既不等同，也没有太多交叉。包含这些个体分子的集体总是或多或少有所调整。同时这也是离散成分的各种组合及关系结构。繁殖是其公分母。我们经常观察到这个繁殖不是无限制的活动及所有群居人口的适应性劳作，为了生存，这个繁殖既涉及到他们的数量，也关系到质量。一个种群的数量和分布的广度取决于资源的数量和广度。它不可能在某种极限之外繁衍，否则每一个个体分子的生存和整体的运转将陷入危险之中。必须知道谁能生存，有多少将能生存，要调整生物模式，“计算”其繁殖数量……这些运作活动关系密切。
差异繁殖有利于一种基因型，它同时也歧视繁殖。这种歧视繁殖在占统治地位的基因型中控制着个体分子的预生值。差异繁殖的作用或是对每对父母可能预生的孩子数量产生影响，或是在进入繁殖周期的成人数量和被排除在外的成人之间建立某种比例。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在规定的已知环境和受遗传结构制约的所有动物种群中应当是长期有效的。
根据推理和反复的观察，沿着生物进化系统，一系列全部社会行为炫耀、侵犯、吸引或厌恶副特征的展现——似乎都是用于交配、生育或死亡的个体数量的调整。性交惯常的或季节性的节制，个体互相活动的地域，向群体开放使用资源和接纳性伙伴的程度，以及同时产生最佳密度的竞争类型，都是整个动物界中使用的方法，以获得确定的繁殖率，区别不可缺少的个体和多余的个体，或是为了争夺过度死亡率而失去的资源。无论是怎样的群体，动物既不会随意互相来往，也不会进行交尾活动，更不会互换食物，或互相表示它们从同类那里得到的关心和照顾。
所以，集体关系的网络影响着遗传资源的分布。为群体表现的某一行为的益处，压倒为某一成员表现这个行为的益处。整个群体的良好运作，依附于这个行为，能使全体的生存超越个体的生存。说到此，不妨举一地区群居雄鸟的鲜明例子。它们的行为在捕食时才能常见，才更为暴露。行为的结果就是争夺地盘，为新生幼儿确保较为丰富的食物。雄鸟同时以自己美丽的羽毛吸引捕食动物，将它们同雌鸟和幼鸟分隔开来。
大部分动物种群的“社会”组成，都同选择机制互相干扰。由于社会群居，适应情况关系到所有个体。孟德尔的遗传论违背常理，他用全体“居民”的概念而不是用个体的概念引导人们去思考生物学，他的学说同时过分强调核细胞间的物理化学生理活力及离开个体的集体生理活力。谈到个体本身，它们的出现愈来愈像产品，而不是一切赖以产生的已知条件，以及在此条件下，一切有意义的变化才得以进行。
对于其动物的“社会”群居的职能，以及功能等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较多的是猜测而不是经验，更非出于实证的观察。出于我们的无知和认识水平，这仅仅是或然的。这种真实还远没有被确证，但愿今后的研究能揭穿这种真实。我们暂时可以估计，改变一个种群的行为及其繁殖——最好的指导性机制——的一切因素的相对比重，以进化观点来看，会随着这个种群的情况而变化。总的来说，在动物体内，生物遗传的构成成分支配着生物社会群居的组成部分；由于环境起决定作用，多余的个体或适应性的偏差，就导致了消灭或异化的结果。以遗传学的观点来看，不管是有利或不利的因素，都会因对关系网产生直接影响而对个体产生约束。一个生物种群能够形成一个社会组织，但只能是一个，任何其他种群对这个种群来说却不是不可缺少的。
在进化中，遗传基质是一种必然因，周围环境是一种满足因，而社会群居性则是一种偶然因。亚猿类打破的只是一种必然因，周围环境是一种满足因，而社会群居性则是一种偶然因。亚猿类打破了这个秩序。就尊重别人而言，不管是一个动物还是一块石头，知识的进步总是相对的，即使你是一个文化人，也要超脱自我，应该料到，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属于终极意义。就让我们立刻判断吧。
灵长类集体群居——我这里只说亚猿类——总的来说是以基础群为组成单位，其中有母亲、两性幼子以及至少有一成年雄性。社会和预产活动在基础群内部发生，这个基础群表现出一种相对稳定性和连贯性。根据环境，我们在旁边看到只有雄性的附属群，这些附属群的作用不久便被确定了。社会群居正是这些群体的一个组合体。我只描述两个纯种型。
第一个社会型是团伙型。科梅尔和科尔特将其命名为“单一雄性群”。这个命名并不高明，因为它涉及到个体的性特征，而不是它们的职能，同样也因为占统治地位的雄性，常有继承其权利并取代它行使繁殖任务的可能。而事实上，这群组合体是由某一成年雄性构成的，它妻妾成群，儿女满堂。这群组合体的外部联系是很松散的。在狮尾狒狒（也称棕狒）当中，它们临时聚集去开发一块食物丰富的地域。这种大型狒狒因其浓密的长发而引人注目，被古代埃及视为神圣的动物。各个群体很有规则地团结在一起，它们之间的关系井然有序，制度严格。无论在狮尾狒狒还是在蓑狒（也称阿拉伯狒）当中，地盘都界线分明，不许别的群体分享。边缘地区，常见到主要由未成年的单一雄性守卫的附属物。
在基础群的内部，调整各种行为是很严格的。占支配地位的雄性是群体的主人，它控制着妻妾们的活动范围，镇压违反权威和对群体的损害行为，不管表现的这些行为的是年幼的还是成年的。年轻的猴子碰到它时，都要装出温顺谦逊的样子，以避开它的攻击，进入受它恩宠的圈子。可是这位雄性主人并不按首领身份行事，因为只有它的妻妾才能真正担负起照顾子孙后代的职能。它们之间又互相和解，过着日常的小家庭生活。雄性主人的作用既是看守者，又是监护人，它的使命就是确保小集体的正常运转。它统治的经验、力量和赢得的尊重，在群体受到威胁或群体迁徙的情况下，是绝不可少的。它实施惩罚和爱抚的分量，加强容忍与排斥的关系，使它和集体其他成员紧密团结。在观察者看来，基础群以高度的内聚力而闭关自守；但作为一个群体，也同其他群体进行联系。
第二类是行会型的群体。这个群体包括偶然或经常参与群体活动的猴子。它是由好几个公猴、在数量上要多得多的母猴和小猴以及青年猴组成。我们发现分割各类组合群的障碍比较松散；雄猴可以从一群流到另一群。但生活在森林边沿树木繁茂的开阔地带或生活在大草原地区的整体群猴，它们流动的距离相对要大得多，但必须按照确定的秩序进行。留下几群守卫领土，而且部分重叠是允许的。争夺发生在边境地区：通常说来，群组或帮伙都互相避开，装作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在每一个群体内部，我们发现存在一种次群体，由各种年岁或不同性别的猴子临时组合起来，一起睡觉，一起分享食物。次群体是开放的，只要环境要求或许可，个体可以互相来往走动。对恒河猴的研究和对生活在亚非洲丛林地区以及南美大草原的狒狒的研究表明，它们每日占领的地盘以及它们的互相依存，都非常具有规律。因此，它们总是一起行动，个体没有别的同伴，不会单独前去喝水。不能独居或不能远离群体去觅食，这似乎是捕食动物恐惧的主要理由。能决定获得食物资源和交配权的雄性之间复杂的等级制度，维系着群体的稳定。占有支配地位的个体在各方面都有优先权。雌狒狒和雌恒河猴在其发情初期，有一段时期都由年轻的下属小猴服侍，但到了发情高潮期，就与在等级中占据高位的雄性交配。高层雄性统治着整个群体，领导全体活动，确定每个成员应该得到的地位。
三、生存的新旧艺术
帮伙群体和行会群体，属于极端类型，在它们之间，我们发现有另外的变体。这个重要事实并不存在什么不同，而是它的内部性，即同一个种群具有将几种群体组织形式。对恒河猴和狒狒所进行的最具有广延性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挑起三个问题：灵长类集体生活由谁来负责？在一个群体中或多个群体中，什么是改变群体关系变化的原因？以进化论的观点看，群体的差异意味着什么？大部分理论家都曾推理过，性本能使个体（是指灵长类或别的什么类）在群体之中，是倾向于互相吸引的主要原因。他们的结论是建立在对有关的动物行为进行研究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动物被剥夺了它们自己的栖息地，免除了自己的生存而寻找食物。此外，为了生殖，用种种外部成见归纳出一种特殊选择，过分强调性的冲动。
对野生动物进行的观察，就将性行为和攻击行为纳入一个较为广阔的环境之中，并在整个群体的行为中，赋予它们一个较为从属的地位。离开这个有关的重要观察，所提的概念本身就成了问题。因为，如果本能的满足，尤其是性本能的满足，说明动物的社会群居性，那从中便得出三条结论：周围环境的关系是次要的，主要取决于遗传结构；生殖能力和满足冲动要求的能力制约着群居关系的内容；最后，繁殖是一种行为而不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繁殖考虑个体在群体中的关系，但不考虑群体对它周围环境的适应。总而言之，群居性产生了性，而不是雌雄性特征产生了群居性。
只要人们把个体当作分析单位，只要人们脱离进化去思考动物和群居，并忽视调节一个种群数量的总体机制（从本能的观点看，要分开的是生育个体，而不是偶然之事的种属），只要人们不忽视存在群居特征的差异，人们就可以坚持这种观点。问题的重新提出，是受到许多观察的影响，而对这些情况，有必要将群体的功能写入进化中去。在这一方面，明显的经验论也会有错误。但它让我们看到了灵长类的社会群居和它们生活的环境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
理论工作要求严肃的修正，但并不因为在各点上进行过修正就不是一项出色的工作。约翰。库克和斯蒂芬。加特兰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有步骤的修改，尝试着将群居体系安排成五个等级，而帮伙体系和行会体系则属于两个极端。他们还画了一张关系表，将各个群的规模、单位组成的类型、白天的活动组织、食物偏好、群体及栖息地的分布，以及群体的生物属性等，都标注得清清楚楚。这五个等级各自分属于森林区、森林边缘区、大草原区，以及各种干燥区。属于好几个品种但都生活在类似环境中的灵长类，有着类似的群居制度。这些类似的制度及环境，证明了一种适应现象。混杂群居的原因不在于动物的遗传或本能的配备，而在于与周围群居环境的关系。正如选择影响无所不在一样，生存同群体的繁殖合作，而不同个体的生育合作。
因此，我们可以作出几种推断，但能达到对某一环境下个别群居组织阐述的一致性，依据还是显得薄弱，因为一个新的领域可能会有意外的情况发生。帮伙群体主要栖息于干燥地区，这里捕食的危险较小，当然随意拥有食物的可能性也相对减少。同食物丰富的地区相比，群体的密度较低。这个并不意外的事实，好几位观察者都作了证实。这样的环境不利于形成身材高大的群体；就觅食的可能性来说，生活着群体过多的动物，繁殖的成功率也相应较差。组成这种类型的群体，其形体当然矮小。
人们可能会想，这些群体为什么只有一只雄性。一只雄性可以使数个雌性受孕，当一个群体处于常年缺食时，最好是缩减雄性个体的数量，降低为食物资源稀少而产生的激烈竞争。在时间的进程中，能够活下来的群体，就是这份图解描述的群体。这份图解优化了群体的体型和雌雄的数量比例。群体结构保护了这些属性，同时又消除和避免了聚集于附属单性群体中的年轻雄性非种畜化。
这种推测没有被经验性的数据否认。蓑狒、狮尾狒狒、红棕色猴中以及在灵长类中每种性别的个体比例，都表明了我们曾期待的雌雄数量差异。然而，行会式的群体则散布于南美大草原或森林边缘地区，那里的气候变化不很强烈，而且食物资源比较丰富。体形高大、居于统治地位的雄性带着它的身材矮小的妻妾及子孙后代，能够在这些地区生存下来。数量较多的群体能有好几百只个体。它们流动的地域比较广阔，成员和组合体之间的竞争不会超出让整个群体无法忍受的地步。种雄性和非种雄性之间的区分较小，个体成员从一群体来到另一群体的现象屡见不鲜。由于捕食过程存在极大的危险，所以群体的规模以及群体成员之间必要的配合就成为一种有效的防护措施。因此，动物愈是灵巧，声音与面部的交际能力与贫瘠地区的同类相比也愈为复杂。
这些解释很有力度，由于通俗易懂，便博得了我们的赞同。遗憾的是，这些解释只限于对所涉群体可变性现象的各种关系作了分类，而没有提供严格确定的具体假设。欠缺影响我们去肯定我们一贯坚持的结论。我们相信，非人性的灵长类群体组织发挥作用与基因型相适应。每一个个体分子都有它的作用，伴随这个作用的互相影响程序，一个被认为必须面对的某种试验场，以及一个属于它的空间。完成自己需要的能力，决定它是否具有繁衍的可能，所以也就决定是否能留下子孙后代。
有着怎样的个体水平，就有着怎样的群体水平。符合群体的各种要求——也就是生态要求——制约着适应程度和符合生理解剖学属性的延续。在它们的成功有保障的可能条件下，各个群体都力求维持原状，稳定成员间的关系，保持加强关系的一切行为，以及群体互相作用的频率和类型。学习的模式和标准代代相传，或者通过模仿同伴，或者由成年个体向幼年个体强制要求学习。群体更新的可能，个体根据自身地位为自己获得不可缺少的食物资源的可能，在从属地位下是否能继续繁衍或停滞在幽闭状态，这一切皆取决于群体团体化。不合常理的是，必须共同生活的结果从表现型观点看，锻炼了个体，使动物产生了相异性：共同生活的需要没有导致同一性，也没有消除个体性。性别、年龄、地位确定了种种限制，但每个个体的命运并不因此就预先确定。
当我们仔细观察一群灵长类的“生活”时（动物生态学家的详细报告已经有过揭示），我们发现能达到相同的目的，或者已达到这些目的，其方法和行为有很大的差异。生态的改变能使共同生活在相同环境的大部分种群在组织和互相作用方面有着类似现象。制约个体和群体自由度的差异，使我们推断出潜藏的群体动力是有区别的。由此，人们可能自问，环境是否是留下标记的唯一因素，被描述的群体类型是否总是外部因素的反应并形成？
人们有权想象，体系的惯性有时会迫使动物寻求环境，以有助于保存它们，有助于避免因为这个体系的某种改变而产生有害结果。群体体系适应周围环境，周围环境适应群体体系，这种相互适应的活动，在灵长类动物中，就经常出现解决妥协以及集体结构等问题。这两个术语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英国动物生态学家罗纳德。霍尔强调说，它们的联系不是很大。恒河猴和狒狒无论是在树木葱茏的大森林里，还是在开阔的大草原中，都生活得很好。它们结群井然有序，咄咄逼人，这是一个很能适应环境的种群。然而，比较温和的印度猴和东南亚猴也生活在变化多端的类似环境里。黑猩猩具有恒河猴和狒狒同样的效果，无可争辩地统治着一种森林中的领地。但是后一种行会型的群体表现出的个体间的整体化程度则较低，非常缺乏稳定性，对它们流动地盘的控制更是漠不关心。
生态学就这样决定着一个集体种群的总体表现，但它并不完全改变正常状态和个别行为。在灵长类身上，就已经具有群体功能的某种因素和某种结构。它们的天性关系能感到这些功能和结构的存在，将遗传基质服从于群体世界的控制，参与物质世界的活动，或同物质世界互相干扰。两组群体中发生的变化在种群的适应性能方面和在为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源方面，都产生了一致的反响。但在后一方面，界限是狭小的，因为高等灵长类的一切活动和手段，虽不可与人类相比，但在总体上是等同的。就大部分动物种群而言，灵长类由于群体组织的柔顺性，它是可以大大减少种群异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大大减少群体繁殖的孤立性，以及遗传“信息”的流动性。在观察家看来，有的生物特征组合等级、生存的可能性等都有所提高，但在有些环境中，繁衍的种群却不尽相同。
事实上，灵长类动物在生态上具有能动作用，具有一种能让它们同别的种群、同能提供丰富生活资源的条件进行接触。所以，它们能最广泛地利用自身的生物遗传和生物群体潜力。我们对狒狒、恒河猴以及黑猩猩都已经观察多次，它们能在森林中、开阔地、地面上，在大树上或者灌木丛中，都能就地利用各种生态条件穴居。身材、密度、行为、群体内部“居民”的互相作用，以及种个体和非种个体的分配等情况的改变，都以人所共知的成功取代了种群异化。在一个新的环境中，它们不得不要有利于多余的个体预先适应和附着于群体之中，但并未改变它们互相作用的方式，也不改变它们的基因型。因为基因型能在较小的限制内，保存自己或发生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然淘汰遇到了它的限制。在灵长类动物身上，生态因素对遗传因素的直接影响，一个群体中相互关系的依附，就环境而言，都存在适于进化的因素，上述影响和依附不会单独进行，也不会只有一种适应功能。群体繁殖广泛自发地兴起，通过一定的运作机制使群体产生兴奋，或产生有等级差别的兴奋，就提高种群的生存能力和生存艺术而言，都能达到规定的要求。通过颠倒优先试验，在动物群体内部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和联系，对生育、食物、迁移的决心，以及给每一个成员的活动所保留的方式，偶尔会给同物质世界交流的数量和差异打上部分的印记。历史的过程就这样插入进化的过程。当代的灵长类动物能让我们隐约看到它们的过去可能是怎样的情况，但几乎发现不了更多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