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森概述了19世纪最后30年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土扩张，并着重从贸易、人口、投资和财政等方面探讨帝国主义的起源。其中“帝国主义的尺度”和“帝国主义的商业价值”，揭露了1870年以来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在全世界大肆掠夺殖民地，统治压迫其人民的史实、数据和目的。“帝国主义作为人口的出路”和“帝国主义的经济寄生性”，驳斥了英国把对殖民地的扩张美化为“解决英国过剩人口必要途径”的荒谬论点，指出殖民地是对“上层阶级进行院外救济的庞大制度”。“帝国主义以保护贸易为基础”，阐述了帝国主义保护贸易与掠夺殖民地。“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是本书的核心，作者在本章阐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是“储蓄过度”，而“储蓄过度”又是财富分配不当造成的，可以通过“社会改良”消除上述诸弊端。“帝国主义的财政”，论述了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庞大的财政支出尤其是巨额军费支出，并通过各种财政税收手段把负担转嫁给人民而服务于帝国主义势力集团的特殊利益。
二、帝国主义的政治
这部分内容着重从政治、道德、种族等方面研究帝国主义的动机，揭露其伪善性，并分析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及对其自身的影响。“帝国主义的政治意义”，揭露了帝国主义不断向“低等种族”居住的土地扩大侵略，给和平、文明、民主带来的种种威胁与损害。“帝国主义的科学辩护”，痛斥了帝国主义在“地球需要优等人种居住、统治和开发”的谎言下进行侵略的行径以及作为侵略借口的“收益递减规律”，论述了实行有效的国际联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道德和感情的因素”和“帝国主义和低等民族”，分析了帝国主义的道德虚伪性和欺骗性，驳斥了它把对“低等民族”的干涉、统治美化为“世界文明的委托”的谬误和伪善。论述了帝国主义在亚洲的侵略行径。最后两章的分析表明“帝国主义是近代民族国家的最大危险”，只有建立真正的民主主义和实行有效的国际合作才能保证人类的和平与稳定。
《帝国主义论》一书的基本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而“被认为是一种政策”，“是国家生活出之于自私自利的卑鄙选择”。这种政策是错误的，它带来了“庞大的军费开支、消耗的战争、对外政策严重的冒险和困难、英国国内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受阻”；它产生了经济寄生性，只有一部分“以寄生为特征的人得到了好处”，他们“赚取了国家资源的管理权，并用来为其私人利益服务”，这种帝国主义政策是必须要放弃的。霍布森从经济、政治等方面指出了帝国主义的危害，批判了形形色色为帝国主义辩护的生物社会学、过剩人口论及种族优劣说等，揭露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掠夺和控制。他分析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从属国以及本国国民在经济、政治、社会、道德上产生的广泛影响，认为帝国主义对宗主国和殖民地都是不利的。
二，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是由于分配不合理而引起的“过度储蓄倾向”。霍布森认为，帝国主义的产生是基于经济的原因。争夺海外市场、输出资本是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金融资本家是帝国主义的主要推动力。为了有利于资本输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拼命进行领土扩张，争夺殖民地，扩大政治势力和攫取商业利益。之所以要扩大资本输出，是由于存在着“过度储蓄”的倾向，即不能转化为新资本的大部分收入被储蓄起来。这些过剩的资本在国内“找不到更多工厂和其他资本设备的有利用途”，只好“利用政治权力来向国外市场寻求出路，因为国外独立的市场都已封锁或限制，于是获取殖民地、保护地和其他帝国发展的地区，就成为国家政策中更为迫切而有意义的活动了”。所以，帝国主义最有力的动机来源于“消费不足或储蓄过度”。
霍布森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关于通过“自然规律”的自动调节，就可以在消费和储蓄间维持适当的平衡的观点，指出造成储蓄过度和消费过少的原因就是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一般收入的分配使工人阶级所占的份额太少，雇佣阶级和占有阶级所占的份额太多。储蓄过度正是由后者所造成的”。这种分配使一小部分人占有绝大部分购买力，远远超过了他们生活的需要，以至于有很大一笔收入需要转向投资。但在现有市场条件下，消费过少，已经造成了巨大的不平衡，根本无法进行有利的投资，于是这部分收入暂时转化为储蓄。资本是要运动的，这部分储蓄需要有利的投资场所，其出路就是寻找国外市场，进行对外投资。这就是帝国主义出现的真正原因。
三，可以通过社会改良即改变收入分配来改变帝国主义政策，而无须触动资本主义制度。霍布森认为，资本输出对资本主义虽已是根深蒂固，但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现行的不均的分配方式下，才会出现消费不足、储蓄过度，于是有争夺海外投资市场的必要。如果能对不均的分配方式进行改革，使资产阶级少拿一些，提高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使之与生产力的提高相一致，就可以达到消费与储蓄的基本平衡。“收入的分配如果能使国内各个阶级把他的需要变成对商品的有效需求，就不会有生产过剩，不会有资本和劳动的使用不足，也不会有争夺国外市场的必要”。
霍布森还提出了改革分配制度的三种方法：其一，摒弃现行的竞争性工资制度，实行高工资、高消费的政策；其二，对个人收入实行累进课税制，限制高额收入；其三，大力开发国内市场。
霍布森认为，采取他的方法，就可以避免帝国主义而保存、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不是一码事。前者是一种经济制度，而后者是一种政策，可以采取，也可以不采取。资本主义制度是好的，有点毛病也不要紧，只要将分配均等化就可以避免帝国主义政策，所以通过社会改良即可消除弊病，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指出：“市场的争夺，生产者的急于求售超过消费者的急于购买，是错误的分配经济的最好证明。帝国主义是这种错误经济的结果；‘社会改良’是其救治方法。‘社会改良’这个名词用在经济上的意义，其主要目的在于使国民的生活提高到生产的最高标准。”
提出“国际帝国主义”论，主张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世界的良好秩序和持久和平。在中，霍布森认为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武装控制已经发生了危机，因而提出“帝国配合”的主张，即要殖民地国家在国家联合的基础上，同宗主国结成更密切的联合体。
霍布森认为，只有让殖民地组成自治国家而又不至于最后脱离宗主国并与宗主国联合起来，才能形成一种新的向心力。如果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这样做，就可以形成一种稳定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结构，保障世界的良好秩序和永久和平。
霍布森对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分析有很多正确的地方，但是《帝国主义论》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霍布森不了解构成帝国主义最深厚经济基础的垄断，没有把帝国主义理解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而仅仅视为一种政策。他不了解帝国主义无法解决的矛盾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把它归结为分配问题，从而企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通过社会改良措施来消除帝国主义的危害。这是由霍布森的阶级立场导致的。其改良主义集中表现在他对帝国主义所进行的经济分析上，其和平主义集中表现在他的“国际帝国主义”观点上。
经典语录
一般收入的分配使工人阶级所占的份额太少，雇佣阶级和占有阶级所占的份额太多。储蓄过度正是由后者所造成的。
收入的分配如果能使国内各个阶级把他的需要变成对商品的有效需求，就不会有生产过剩，不会有资本和劳动的使用不足，也不会有争夺国外市场的必要。
资本是要运动的。这部分储蓄需要有利的投资场所，出路就是寻找国外市场，进行对外投资。这就是帝国主义出现的真正原因。
《有闲阶级论》
——托斯丹·本德·凡勃伦（美）作者简介
托斯丹·本德·凡勃伦（1857—1929），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制度学派早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出生于威斯康星州，是挪威移民后裔。凡勃伦于1884年在耶鲁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历任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密苏里大学经济学讲师、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讲师。凡勃伦曾广泛涉猎哲学、心理学、自然历史学、考古学、生物学等方面，这对他创立制度学派有深远的影响。1899年他发表了成名作《有闲阶级论》。
他的主要著作有：《企业论》、《不在所有权和最近的商业企业：美国状况》等。
历史定位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凡勃伦主要研究了财产所有权制度，即有闲阶级制度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它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复杂的影响。他的经济学说成为西方近代经济学中一个重要派别，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