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一出，再没有富人能够自由挥霍浪费而不遭社会讽刺。凡勃伦本人也博得巨大的社会声誉，不过这种声名是以讽刺家而不是以经济学家著称。社会激进分子与知识分子们推崇他，而其他经济学家则不断探问他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仍在怀疑他所说的一切是否值得严肃对待。不过越到后来，人们越认识到凡勃伦的研究的确触及他所处时代的中心过程，而在同时期经济学家的探测之中，这一各种矛盾暴露得特别充分的过程却出奇的受到忽视，可以说只有他，也唯有他有别于同时代其他经济学家，以一双新的眼睛看世界。然而凡勃伦却错误地认为，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的斗争是“既得利益”之争。属于商业性质上价格的争议，只有科学技术人员才摆脱了“既得利益”之争。他们是社会全体和工业体系的发言者，是社会物质福利的真正保卫者。这些观点显然必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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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于1899年问世有着特殊的背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美国，大垄断组织控制了重要的工业部门。商业、金融业的“有闲阶级”，剪息票的食利者急剧增加。广大劳动群众则备受剥削和压迫，曾多次爆发反垄断资本的示威、罢工斗争。资本主义矛盾在美国表现得最集中。一味地否定资本主义矛盾的资产阶级传统经济学已经站不住脚，于是凡勃伦从庸俗进化论出发，宣扬改良主义，承认资本主义存在着缺点和矛盾，但又认为这些缺点和矛盾都有其历史根源，不可能根本消除，只能通过逐渐进化加以克服。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以后的125年当中，经济学家们几乎探访了所有与经济学有关的领域：这个世界的辉煌壮观与它的污秽贫困，它在技术上的巨大成就或是它在人性价值上的缺点。金融界的互相残杀，被描述为“节约与资本累积”的过程；最无耻的骗局被称为“自由企业”，挥霍无度被视为是正当的消费。而这一时期的经济学著作却根本无法反映美国的经济生活。简言之，这时美国的正统经济学是现状的维护者，因此它们没有发现问题的锐利眼光，对当时美国景况的本质——放纵无度与极度奢华完全熟视无睹，只以形式上的线条与没有光泽的色彩去描绘一种“原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学家们“囿于情势与利益的不自觉偏见”，它需要一种异乡人的眼光，这种眼光有一种独特的清晰性与透视性，而凡勃伦正好具有这种眼光。
凡勃伦以资本主义“批评家”的面目出现，他揭露有闲阶级的寄生性，批评资本主义的种种消费，责难生产服从于资本家追求利润的目的，而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消费。凡勃伦对富人社会行为的研究颇为辛辣，《有闲阶级论》就是围绕富人因自己的财富而产生的优越感以及他们为了炫耀自己的优越而采取的种种行动而写的。
《有闲阶级论》的宗旨正如凡勃伦在“原序”中说的，“在于讨论作为现代生活中一个经济因素的有闲阶级的地位和价值”。凡勃伦大体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有闲阶级的起源和本质
他首先提出，阶级差别中具有最突出的经济意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各个阶级所从事的业务不同。上层阶级按照习惯，可以脱离生产，从事带有荣誉性的业务，如政治、战争、宗教信仰、运动比赛和学术研究等，而把体力劳动、生产工作或同谋生直接有关的日常工作习惯看成属于下层阶级的业务。接着，他就从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那些部落中的一些风俗习惯和文化特征中去寻找有闲阶级的起源。从原始的野蛮阶段到未开化阶段的转变中，也就是从和平生活习惯到坚决好战的生活习惯的转变中，有闲阶级逐渐涌现出来。开始是适应男女两性差别的自然分工，男子从事侵占、掠夺，妇女则从事劳役。侵占、掠夺业务被看做是可敬的、光荣的、高贵的，而侵占以外的业务则被看做含有奴性或屈服意味。这样，在业务上就有着一种歧视性区别。他阐明掠夺阶段是通过掠夺倾向、习惯和传统的积累而逐步形成的，当人们习惯于从战斗立场来普遍评断一切事情时，就达到掠夺的文化阶段。他认为，从和平阶段转变到掠夺阶段是一种精神的差别。
二、有闲阶级的经济特征
凡勃伦认为有闲阶级的经济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钱的竞赛。他认为有闲阶级是同所有权同时涌现的。起初是男子对妇女及其劳动果实的占有，进而产生对人和对物的所有权。所有权的发生并发展为一种制度是同取得和积累财富结合在一起的。由于拥有财富成为博得名声和尊敬的基础，于是，人们积累财富的主要动机是企图在金钱、地位上胜过别人，借此来猎取荣誉和赢得同辈的妒羡。而且，财富就是权力，有财便有势。这种导致人类从事财富积累的动机，居首要地位的正是金钱竞赛的动机。金钱竞赛形成人与人之间歧视性对比，并成为对人们的价值的一种评价方式。
（2）明显有闲。他认为在金钱上居于优势的阶级，要获得尊荣和保持尊荣，仅有财富和权力是不够的，还得证明他免去一切生产工作。在传统观念上，劳动是一个有地位有身份的男子所不屑于做的，它必须由仆役来做。有闲生活被那些“高尚风雅”、“有教养”的人看做是美妙的、高超的。于是，明显地不参加劳动就成为金钱上优越、成就和声望所归的习惯标志。反之，从事劳动就成为贫困与屈服的标志。这样，摒弃劳动是拥有财富的习惯证明，也是高尚的社会地位的习惯标志。他说，“有闲”不是指懒惰，而是指非生产性消耗时间。有闲阶级想出一些办法来证明是有闲的，如讲究礼仪和礼貌来表现身份地位关系；“代理性有闲”，即由众多的仆役担负一切劳役，表明主人和他的整个家庭在支付能力方面的金钱荣誉。
（3）明显消费。有闲阶级极力消费积累的财富，他挑选、消费更加精美的食品、日用品、奢侈品，以此来证明富裕和荣誉。要是不能按照合适的物品数量和品质来进行消费会被看做屈服和卑下。而且，还要懂得用恰当方式来消费，比如馈赠珍贵礼物，举行豪华宴会，穿着华丽的制服、长衣，豢养大批门客和扈从等。明显有闲和明显消费是表示金钱力量和获得、保持荣誉的手段。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浪费，明显有闲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明显消费是浪费财物。他指出，随着社会的演进，有闲阶级重视明显消费更甚于明显有闲。
三、有闲阶级生活准则所产生的影响
凡勃伦认为，由于存在着竞赛动机，在其歧视性对比的刺激下，惯于超到别人的前面，力求在荣誉上高出一等，成为一种习尚和思想习惯。生活水准是一种习惯，要从已经达到的消费水准向后退比起适应财富增加而改变已习惯的消费水准更为困难。金钱荣誉准则支配宗教信仰，在宗教建筑物等上面显示荣誉性消费习惯，它对消费品的美感与适应性方面的一般观念也有很深的影响。重视高价因素，比如美术品价不高就不算美，美感与高价、荣誉被看做同一体，再如家具、住宅、公园花种以至于上等阶级宠爱玩赏动物、养狗、赛马、人体美典型、建筑物设计、书籍印刷等，也是受到金钱荣誉准则的支配，荣誉观念同审美观念和适用观念合而为一。这在服装设计中的表现也很突出，只追求外表体面，不是为御寒保暖。
四、有闲阶级制度对社会结构和社会成员个人性格的影响
凡勃伦认为，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制度上的一个自然淘汰过程。而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则是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综合，也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今天的形势要构成明天的制度，其方式是通过淘汰的强制的过程，对人们关于事物的习惯观念发挥作用，从而改变他们对过去遗留下来的事物的观点或精神态度。
他由此出发论述有闲阶级为什么成为反对革新的保守主义者。被这个阶级奉为生活准则的是金钱竞赛和与工业脱离，它为了使工业制度服务于本身的金钱利益，极力维持过去遗留下来的思想习惯，阻挠其随制度的改变而改变。有闲阶级保持古代那些气质和性格，如尚武精神，它与狡黠习性相合拍；再如赌博习性，它以信仰命运为基础，赌博习性又含有宗教信仰，崇信万物有灵、超自然力量，对神虔诚服从；还有慈善工作、社会改良工作这些非歧视性利益残余；最后，推进高级学识，却偏重外观而不究实际的学识。所有这些都是为金钱荣誉准则所驱使，而与现代的工业制度不相符合。
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揭露“有闲阶级”不事生产，拼命追逐金钱荣誉，讲排场，讲阔气，极力挥霍钱财，穷奢极侈，而劳动群众只应消费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物品，这多少有点积极意义。但是，他没有真正地揭示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而用所谓有闲阶级与工业阶级的对立来取代它。他在解释阶级差别时，错误地用人们所从事的不同业务作标准，完全抹杀了各个社会集团在特定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它们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它们在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以及在分配上的不同。他强调作业的差异，由此产生荣誉和尊敬、屈服和卑下之间的差异，这些又形成种种传统的思想习惯、性格、气质、本能。有闲阶级就被他说成是由历史上形成的那些思想习俗、性格、气质、本能产生的。总之，它是基于一定的心理因素产生的。
凡勃伦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学说的，硬说制度是一种演进的自然淘汰过程。他无非想说明社会制度的进化，只需等待思想习惯、心理状态的演变，用不着什么革命。
经典语录
有闲阶级制度的出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部落从和平的生活习惯转向以掠夺性的生活习惯为主；二是生活资料的获得比较容易，得以使部落中部分成员不劳而获。与上述条件一致，尊严、荣誉、高人一头的歧视心理，对有闲阶级制度的形成和阶级的划分，也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人们积累财富的主要动机是企图在金钱地位上胜过别人，借此来猎取荣誉和赢得同辈的妒羡。而且，财富就是权力，有财便有势。
“有闲”不是指懒惰，而是指非生产性消耗时间。有闲阶级想出一些办法来证明是有闲的，如讲究礼仪和礼貌来表现身份地位关系。
由于存在着竞赛动机，在其歧视性对比的刺激下，惯于超到别人的前面，力求在荣誉上高出一等，这成为一种习尚和思想习惯。生活水准是一种习惯，要从已经达到的消费水准向后退比起适应财富增加而改变已习惯的消费水准更为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