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蒙斯强调法制对经济活动所施加的决定性影响，强调美国最高法院所作的判例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使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实现经济行动的“合理价值”，这实际是粉饰大垄断组织利用国家机器为自己谋利的实质。他在理论上错误地倒果为因。法律属于上层建筑，它为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它的法制机构制定和实施有关权利、义务、契约关系等法令、规章和条例，归根结底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康蒙斯却强调法制可以改资本主义制度为联合组织，为集体利益服务。
虽然他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冲突，但是，他又硬说这种阶级利益冲突不是对抗性的，因而不是不可以调和的。它可以通过作为垄断资本工具的法院和仲裁机构来达到利益协调的目的。康蒙斯的新的利益协调论不过为他提倡劳资合作的改良主义制造论据而已。
经典语录
制度经济学和工程经济学及家庭经济学有别，它的研究对象不是商品，不是劳动，也不是任何物质的东西——而是集体行动。
由于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使之遵循一定的规范，这样就使个体免受强迫、威胁、歧视，或者不公平的竞争，所以通过控制又能使个体的行动得到解放和扩张。
由于稀少性，人们在交易中企图尽量多取少予，因此便被卷入利益冲突中，这进而变成政治冲突和战争。这使交易有成为利益冲突的一面，但是，也有使交易成为互相依存以及从冲突中依赖集体努力来建立合理秩序的另一面。人们用合作、效率来克服稀少性。
《来自竞争的繁荣》
——路德维希·艾哈德（德）
作者简介路德维希·艾哈德（1897—1977），德国经济学家、联邦政府总理。1897年2月14日出生于巴伐利亚邦富耳特市。1913年中学毕业后到1916年在纽伦堡受商人职业教育。一战后从1919年到1922年在纽伦堡商业学校上大学，此后他又转到法兰克福大学学企业经济学，1925年获博士学位。1949年9月起在阿登纳联邦政府中任经济部长。1950年以社会市场制解决经济迅速复苏问题，效果显著。1963年担任联邦政府总理，1966年辞职。
其主要贡献是全面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由弗赖堡学派奠基人瓦尔特·欧根创立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并且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全力实践了这一理论，对联邦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艾哈德本人则被称为“经济奇迹”之父。
他的主要著作有：《来自竞争的繁荣》、《德国的经济政策》。
历史定位本书是一部实证性的经济学著作，通过叙述事实总结出理论的一般通则。正如艾哈德所言，他写作本书的目的不在于在理论上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而是要把战后十余年联邦德国经济改革的发展情况向德国人民作一个汇报。因此，这是一本实践与理论紧密结合的著作。
背景链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邦德国到处是一片废墟。几乎所有的城镇民房、工厂、铁路、发电站、通讯系统和一个现代工业社会的整个基础结构都遭到巨大的破坏。面对这种百废待兴的局面，政府里的重要人士和一些经济学家都在谋求恢复联邦德国经济的良策。以艾哈德为代表的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同社会民主党的代言人围绕着经济政策的核心问题——自由竞争和国家干预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场争论具体表现在战后联邦德国的货币改革过程中。此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内容简介
一、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及其基本目标
艾哈德认为，要复兴联邦德国的经济必须选择“理念经济模型”的一种形式，即“自由市场经济”，是由市场价格机制自发调节经济活动。所谓社会市场经济则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型最完美的体现。德国的当务之急必须放松和废除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使消费和生产者在政府管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才是复兴联邦德国经济的必经之路。与此相反，社会民主党代言人则认为联邦德国所处的经济凋敝的特殊条件决定了当时只能选择“理念经济模型”的另一种形式，即“集中管理经济”，通过政府计划和行政命令进行管理。理由是多年来的德国经济一直不正常，货币改革也不会创造奇迹，只有政府坚决实行有系统的经济计划和有系统的经济指导，德国才能重新站起来。因此，他们主张实行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否则难以振兴联邦德国经济。
由于两派所主张的经济政策不同，决定了在解决当时严重的失业问题上所应用的方法也不相同。艾哈德认为消除失业应依赖于生产的扩大，而生产的扩大只有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而社会民主党代言人主张采取放松银根的通货膨胀政策，借以消除购买力不足、产品销路呆滞的现象，提高就业率。在艾哈德看来，这种做法只会导致物价上涨和政府干预的加强，对减少失业率没有什么作用。这是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所不容的。
社会市场经济要实现的基本目标是要使愈来愈多的德国人民走向富裕。具体来说，它要消灭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现象，使绝大多数人享受经济繁荣的果实。艾哈德指出，现代社会经济组织分为两个阶层，一个是人数很少的什么都买得起的上层社会，另一个是占人口大多数的购买力不足的下层社会。社会市场经济的目标是要打破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阶级界限，消除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敌对情绪，实现“全民繁荣”。
全民繁荣的目标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劳动生产和产品产量必须大幅度提高。或者说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并且实现了最优配置，从而达到在成本既定的条件下使产量最大或者在产量既定的情况下使成本最小。
第二，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工人的名义工资。倘若工资增长超过了生产力增长就违反了物价稳定的原则。因此，必须消除工资的增加超出生产力发展的现象。
第三，实现低下而稳定的物价水平。没有相应的通货稳定，社会市场经济就是不健全的。因为现实经济生活中，物价稍有上涨，存款率就会立即下降，由此引起投资缩减，生产规模缩小，从而威胁经济增长。
可见，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政策是以消费者为服务对象的，只有消费者才是一切经济政策的裁判员。只有使消费者从自己不断增大的劳动努力和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中得到好处的经济政策，才是“社会的”经济政策。这就是艾哈德所倡导的“三位一体”的具体目标，或者说是经济繁荣的具体表现。
二、实现社会市场经济目标的基本途径
从本书的书名中，读者可见“全民繁荣”的目标来自于经济竞争，换言之，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是实现经济繁荣的基本途径。但是，艾哈德认为，市场经济理论所主张的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不同于亚当·斯密时代的毫无控制的自由放任政策，而是一种辅之以必要的国家调节的市场机制。联邦德国经济的发展就是要把毫无限制的自由与残酷无情的政府管制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的矛盾予以解决，从而在绝对自由与极权之间寻找出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因此，艾哈德主张社会市场经济政策思想的基本要义是如何以自由经济为主，以国家干预为辅。这是实现自由市场机制，达到经济繁荣所必须予以遵循的原则。
艾哈德认为，经济自由包括消费自由和生产自由。消费自由指的是消费者可以自由地选择他所需要的产品；就生产自由而言，在社会市场经济中，每个厂商有生产的自由、销售的自由、管理企业的自由、竞争的自由，其中自由竞争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主要支柱，是不断解放才能开辟新道路的一种工具。只有企业间的自由竞争才能降低商品成本，改进企业技术，增进企业活力，从而保证社会经济体系协调顺利地进行。战后，联邦德国经济的发展充分证实了自由竞争所产生出的强大威力。因为联邦德国人正是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下，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艾哈德强调自由竞争机制的重要性，并没有否认国家干预的辅助作用。为了说明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关系，他援引了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伯姆·罗布凯的足球比赛的比喻。在社会市场经济中，政府充当裁判员的角色，其职能是使比赛有规则地进行，而不是亲自去踢球。政府的责任是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给私人企业家以指导和支援，而不在于直接干预经济事务。私人企业家就像足球比赛中的运动员，他们必须对自己的事业负责任，政府作为裁判员只能运用一切为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所允许使用的手段，为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创造必要的条件和适宜的环境。政府的这种辅助作用恰恰是自由竞争机制所不具备的。
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辅助作用不仅表现在国内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反映在国际经济领域。例如，欧洲经济一体化完全靠自由贸易是很难实现的。它需要由各国政府采取统一的政策和步骤，也就是说国际间的自由贸易离不开各国政府一定程度的干预。
三、反对自由竞争的对立物——垄断
在艾哈德看来，自由竞争的优越性驱使人们必须集中全力反对垄断的存在。垄断之所以应当反对，原因就在于它是自由竞争的对立物。回顾人类历史，人们不难看到人类进步史中的巨大进展，应当归功于自由经济时代的最文明的那一个阶段。在19世纪初，由于生产者有同等机会自由活动、自由竞争，市场成为决定经济利益的焦点。19世纪末垄断的产生，限制了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同时，引起了社会与政治的紧张局面。艾哈德强调，一种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是所有经济制度中最经济的制度。
社会市场经济要求产品的生产者自由竞争，要求商品的生产者根据市场上的供求关系的变动自由地决定价格。所以这两者可以使市场调节过程随时随地地进行，并将使供求双方，使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两者，既在数量上又在质量上不断地趋于均衡。而垄断组织恰好是排斥自由竞争、排斥自由定价的，同时，每一种垄断形式都隐藏着欺骗消费者的可能性，而社会市场经济的目标是为了保护消费者，两者的目标是不相容的。再者，垄断组织吞食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使经济停滞不前。如果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政策有意识地鼓励私人垄断，那么这种不良后果就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明显地反映出来。因此，要坚持社会市场经济政策就必须反对垄断制度。
四、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一体化思想
艾哈德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一体化思想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这一思想已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国际自由经济政策是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整个经济自由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经济一体化则是自由经济政策的具体表现。在国际经济往来中，要实现经济自由，要坚持自由贸易。基于这种思想，他坚决反对“双边协定”，认为经济一体化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应该贯彻经济自由主义。建立欧洲共同体只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实行经济自由主义的第一步。为了实现欧洲经济的普遍繁荣，不仅要在内部实行经济自由，在对其他经济区域的关系上也应坚持经济自由的原则。
实现欧洲经济一体化，应该把重心放在自由的区域经济秩序的建立方面，不应当把欧洲一体化看成一个组织，而应视它为自由经济合作的“功能”。首先应致力于发展各国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应该不分轻重缓急地让政治一体化走在经济一体化的前面。否则，欧洲共同体将会变成一个超国家的中央经济管制组织。为了做到这一点，艾哈德提出建立一个自由的区域经济体制的具体措施（包括商品和劳动交换自由以及资本和就业自由等）。
艾哈德在批评社会一致化的错误观点时，指出欧洲共同体的性质永远是一个经济合作的组织。它决不是各个成员国家在数量上的机械组合，而是立足于广泛的自由和竞争基础上的更高一级水平的经济合作。社会一致化只能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通过各国生活方式逐渐同化的途径而实现。
综上所述，艾哈德确立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完整体系，这是对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并且对当今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联邦德国政府自由主义的经济实践，只经过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六千万德国人就全面振兴了经济，使联邦德国再次成为欧洲各国最强盛和最有活力的“经济超级大国”。联邦德国的经济复兴奇迹的出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以社会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经济自由主义。
经典语录
社会市场经济则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型最完美的体现。
自由竞争的优越性驱使人们必须集中全力反对垄断的存在。垄断之所以应当反对，原因就在于它是自由竞争的对立物。
国际自由经济政策是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整个经济自由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经济一体化则是自由经济政策的具体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