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通看来，国民收入这个概念是一个综合性、复合性的概念，包含了很深刻的内涵，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个社会中所有的个体的收入之和。一般来说，国民收入可以定义为一国公民由于他们各自对国内外生产的贡献而得到的各种收入的总和，因此国民收入在（税前）个人收入的基础上还要处理四种转移支付，即先加上得自国外的净转移并减掉个人收入的补贴和赠与，然后减掉消费者债息，最后加上本国政府对应归于国外的利润所征的赋税。
二、引起国内总产值变化的因素
在考察国内产值的过程中，斯通发现这样的现象：国内总产值的变化是由两种因素引起的，一种因素是价格的变动，另一种是产品数量的变动。其中，价格的变动作为外在变量，对国内总产值起了很大的干扰作用。因此只有首先排除了价格变动的因素，才可以准确而科学地对不同时期的总产值进行比较。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任务是对经济现实进行全面的、有条理的和前后一致的描述，其目的均用来帮助实际测度。也就是说，脱离了理论的支持，实际的任何工作都只能是一副空架子。
三、选择正常时期作为基础建立指数
可以说，没有一个客观的、科学的基础，经济指数都将流于空谈。在进行经济核算的过程中，选择正常时期作为基础来建立指数是首要任务。在此期间，最大的困难便是对个别产量的价格与数量的变动很难把握，特别是很难掌握足够精确的资料。
不仅仅价格不同的商品具有重要差别，价格的基础仍有诸多要素要加以考虑。例如，产品质量的差别，综合产品费与固定费用的不同，季节性的变动，型号之间的区分以及运输费用等问题，都是造成产品资料繁杂而难以充分掌握的原因。要真正足够地把握这些资料，需要多个部门全力协调配合才可以达到。
四、资本交易账户
体现积累的是资本交易账户。在此账户中收入由两个部分组成：从消费流入的积累与从生产流入的折旧。同时，账户中的支出也由三部分组成：第一是国内投资，这又可划分为存货投资与固定资产支出；第二是对外投资；第三是向国外的资本转移。在核算此账户时，必须明确以下几个概念：一是固定资产的定义。从经济物品用于经济活动的性质考察，固定资产是指用于生产目的的耐用品。如果说住房是一种生产活动，那么房屋便是固定资产。二是折旧的测度。折旧所表示的应该是对耐用设备的成本预期，它必须涉及三个因素：有关资产使用寿命的测度，磨损率的估算以及评估各阶段中磨损的价格。三是存货升值与存货投资的区别。前者反映了该时期内库存商品价格的上升，后者为存货的实物增加量的价值。二者有较大的区别。
所以，通过上面论及的三种账户，并与一国的国际收支相合并，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国民账户。该国民账户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以矩阵来表示。
五、再分配链
在各个不同部门内部存在着一条再分配链。经济中各个部分的形成是对国民总收入账户进行进一步细分的结果。其中，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因其各种收入、要素来源的不同，便显著地区分开了。再分配对于具有不同人口数量、构成与属于不同收入等级的家庭造成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另外，家庭的原始收入是划分收入等级的主要依据，在每一等级内，按家庭的大小和构成细分。很显然，这种再分配过程造成了两个结果：第一，牺牲了富裕家庭来帮助贫困家庭；第二，牺牲了小家庭来帮助子女较多的大家庭。尽管无法避免上述两种结果的出现，然而，从总体上看，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在此过程中所贡献的要比获得的多。
六、选择一套客观的衡量标准
在两个国家间进行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较相对简单，然而其中仍有些很难衡量的因素。从1890年至1970年对英、美两国的比较中可以得出一些结论：第一，比较过程中有很多因素难以用简单的趋势来表示，因此两国人均产值的情况就显得不够全面；第二，上溯的年份越远，有关的估算值就显得越有争议；第三，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一国的经济和技术的创新能力。可见，在三个或更多的国家之间进行这种比较时，难度肯定要加大。因此，必须选择一套共同的相对价值来进行衡量。没有了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一切比较将无从做起。不同地区与不同国家间的国内总产值的比较也是一个很值得去研究探讨的范畴。例如，在英国各地区，假定英镑的购买力在国内都一样，那么不难发现，包括伦敦在内的英国东南部的人均产值最高，而北爱尔兰则最低。
七、季节性因素
仅仅就英、美两国的资料而言，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季度资料，因此有些统计而成的季度统计数列必然要受到季节性因素的影响。要达到排除干扰、科学计核的目的，就必须对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加以相应的调整。根据作者的看法，进行此类调整可以分为三个步骤进行：首先，确定由季节性因素引起的变化在数列中的表现；其次，根据所发现的情况是每年不变还是逐年变动，来确定对季节性因素调整的方法；最后，在实际工作中验证因素起作用的方式。
八、核算结构产生的历史
斯通还考察了上述核算结构产生的历史。对于国民收入支出进行的估算，能追溯到17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与格利戈里·金的工作。到18世纪，尽管当时资料奇缺，然而仍有人努力在做这一工作。19世纪的一位英国学者也对此体系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国民收入与支出的核算体系才正式形成。根据不断细分不断推进的原则，可以一步一步地接近一些平实的科学道理。斯通正是采取了这一原理，先把生产账户进行细分，由此得到了每一个产业部门的账户：以矩阵形式排列账户，并继续将账户分解，便能详细准确地得出资金流量与货币现象。
九、考察该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易和贸易往来
相对于开放的经济而言，除了要考虑经济活动的三种基本形式——生产、消费与积累之外，还要考察该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易和贸易往来。假如能准确地把一国的生产、消费、积累以及对外贸易方面的收入和支出都用四种财务报表或账户记录下来，这就具备了表示该经济系统基本结构的框架，国民经济的核算就已经成为可能。
十、国家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
然而，必须注意的一点是，一个国家不仅仅是作为生产者而存在的，它同时也是消费者。所以在核算的生产账户中，除了折旧部分，其他作为生产者成本的那些项目都终将变为消费者收入。这些收入的目的是用来增加一国的固定资产，或者被用来储蓄，或者被用来购买商品与劳务。
经典语录
我们一直把国民经济作为一个单一的、简单的系统来对待。但是，丝毫没有理由不把它看做是由若干子系统组成的复杂的系统。这些子系统，即国家的各个地区，像一个国家进行国民收入核算那样，都有一套自己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
国民收入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术语，一般而言，其意义是明显的：它是与单个个体的收入相对立的全体国民的收入。然而，像许多常用词语一样，国民收入对于所有使用该短语的人来说也不会有完全相同的意义。
相对于开放的经济而言，除了要考虑经济活动的三种基本形式——生产、消费与积累之外，还要考察该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易和贸易往来。假如能准确地把一国的生产、消费、积累以及对外贸易方面的收入和支出都用四种财务报表或账户记录下来，这就具备了表示该经济系统基本结构的框架，国民经济的核算就已经成为可能。
不仅仅价格不同的商品具有重要差别，价格的基础仍有诸多要素要加以考虑。例如，产品质量的差别、综合产品费与固定费用的不同、季节性的变动、型号之间的区分以及运输费用等问题，都是造成产品资料繁杂而难以掌握的原因。要真正足够地把握这些资料，需要多个部门全力协调配合才可以达到。
《产业组织》
——乔治·施蒂格勒（美）作者简介
乔治·施蒂格勒（1911—1991），美国经济学家、经济学史家。1911年1月17日生于美国华盛顿州。在美国经济大萧条即将到来之时，他进入了华盛顿大学，并于1931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来到西北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后，施蒂格勒进入芝加哥大学。1936年离开芝加哥来到艾奥瓦州立大学任助理教授。1938—1946年任明尼苏达大学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1946—1947年任布朗大学教授，1947—1958年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58—1981年任芝加哥大学查尔斯·沃尔格林杰出服务教授。1977年任芝加哥大学经济与国家研究中心主任。
他的主要著作有：《生产和分配理论》、《价格理论》、《产出和就业趋势》、《公民和国家：论管制》、《作为说教者的经济学家及其他论文集》。
历史定位施蒂格勒是芝加哥学派在微观学方面的代表人物，他是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消费者在获得商品质量、价格和购买时机的信息成本过大，使得购买者既不能也不想得到充分的信息，从而造成了同一种商品存在着不同价格。施蒂格勒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市场现象，并不需要人为的干预。施蒂格勒的观点更新了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理论中关于一种商品只存在一种价格的假定，在研究过程中，施蒂格勒还把这种分析延伸到劳动市场，为此，他建立了一个被称为“信息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施蒂格勒的另一贡献是对社会管制政策的精辟批评，他力图论证“看不见的手”在当代仍旧获得良好的效果，而政府管制则常常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他主张实行自由市场制度，反对垄断和国家干预。他是被称为“管制经济学”的新的重要研究领域的主要创始人。
背景链接在《产业组织》一书中，施蒂格勒力图证明竞争的现实性与形成垄断力量的困难，并且以马歇尔关于竞争与垄断的理论为工具。这就形成了产业经济学中以施蒂格勒为代表的芝加哥传统和以张伯伦、梅林等为代表的哈佛传统的区别。后者由于从“垄断竞争”出发，只能对一个个市场作个案研究，没能形成统一的、正规的概念与方法。
产业组织理论是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微观经济学分支，又称为产业经济学，主要研究市场结构（比如是竞争的还是垄断的）、市场手段（如厂商的产品政策和价格政策）与市场绩效（资源配置是否合理，创新是否活跃等）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市场”（即产业或部门）这一层次为研究对象，是从同一市场中各厂商的关系这一角度出发来研究厂商行为及其后果的。
内容简介
全书主要有下面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进入壁垒
进入壁垒，即阻碍新厂商进入已有市场的因素，历来被认为是妨碍竞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产业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已故的哈佛大学教授J·S·贝恩对“进入壁垒”的定义是：“和潜在的进入者相比，现存厂商享有有利条件，这些有利条件是通过现存厂商可以持久地维持高于竞争水平的价格而不会招致新厂商进入表现出来的。”施蒂格勒则这样定义进入壁垒：“一种生产成本，这种成本是准备进入一个产业的厂商必须承担而已在该产业内的厂商无须承担的。”贝恩所说的“有利条件”不只表现为较低的成本，因此施蒂格勒的定义更狭窄一些，被贝恩看做重要的进入壁垒，如规模经济、建立厂商的资本需要量、产品差异等，在施蒂格勒看来，或不是壁垒，或虽是壁垒但大大减少了重要性。
以规模经济为例，就相对需求而言，某一部门的最小最佳规模很大，即为实现规模经济，厂商的产出所占市场份额很大，尽管现有厂商与潜在的新厂商面临相同的成本条件，但前者占有先进入的有利条件，即能充分实现规模经济，后者在进入后，或仅取前者没有满足的“剩余需求”，从而不能充分实现规模经济，或实现规模经济，但因为产出太多而招致价格下降，使进入者无利可图。因此，贝恩认为这可以使现有厂商定高价而不招致新的进入。然而按施蒂格勒的定义，规模经济在新厂商那里也能实现，由于成本相同，新厂商完全可以和老厂商争夺市场份额。
因此，施蒂格勒认为，由纯粹的经济力量形成的进入壁垒是少见的，或影响不大，所以不会成为损害竞争的重要因素。真正的壁垒多半是由政府干预造成的。比如，在一些营业执照数量受限制的部门中，新进入者或要花很长的时间、烦琐的手续申请，或者须从老厂商那儿转买执照，这些成本都是老厂商无须承担的。
二、信息经济学
对于市场所传达的所有信息，人们不可能全部知悉，这一点也就是市场信息不完全，被认为是实现竞争的阻碍因素。知识的不完全来自信息的不完全。例如，按传统观点，假如竞争充分实现，一种没有任何差异的商品价格处处相等，然而在现实中，价格却总是有差异，而那些付了较高价格的消费者不知道还有更低的价格存在。
从追求效用极大的经济人假定出发，施蒂格勒分析了获取信息的理性行为。假设在不同的商店，某一商品价格不同，获取信息的过程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寻找”的过程。寻找的收益是得到廉价商品，其收益的大小取决于售价差别的大小、购买量以及每次的寻找次数和不同售价的商品概率分布。
一般来说，这种分布是均匀分布的，因此随着寻找次数的增加，所增加的收益递减。寻找所花的时间就是获得信息的成本。消费者必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处停止寻找，获得的信息量必少于完全信息，除非假定进一步寻找是无成本的，这显然不现实。
不同的消费者对“时间”的评价不同，因此寻找构成的成本不同，从而寻找次数也不同，有人宁肯付较高价格也不愿进一步寻找，由此论证本段开头的假定：同一商品可以有不同价格。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商品出售者——“寻找”愿出最高价格的购买者（在这里，寻找更多地表现为等待），适用于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例如资本家的寻找投资领域和工人的寻找工作。
因此，信息不完全不是实现竞争的阻碍，而是通过竞争达到的均衡；信息完全的假定与追求效用极大的假定相矛盾；实现完全信息是不经济的。这里的关键是获得信息不是无成本的。施蒂格勒提出，信息完全并不是实现竞争的一个必要条件。施蒂格勒创建的信息经济学近年来发展很快，“寻找”已成为经济学文献中一个常见的术语。信息经济学不只在微观经济研究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并且应用于宏观经济的研究，用来说明通货膨胀与失业。
三、规模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