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施蒂格勒看来，随着分工的发展，市场结构并不会由竞争变为垄断。但是，假如随着生产的发展，厂商最佳规模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市场结构仍有可能由竞争变为垄断。因此，施蒂格勒进而研究规模经济问题。
施蒂格勒还提出了“生存原则”，首创了“生存检验法”。所谓生存检验法，是把某一部门中的厂商按规模大小分成若干等级，计算每一等级厂商在某一时期内市场份额的变动，一切市场份额有所提高的等级便是有效率的规模，反之则相反。用这种方法来识别效率高的规模，暗含着在竞争中“适者生存”的原则，因此称之为“生存检验法”。
施蒂格勒以此方法考察了1948年到1951年美国48个制造业部门各种规模厂商的市场份额变动，发现能在竞争中壮大起来的规模类别是很多的，即最佳规模不是唯一的，而是一个范围相当大的领域，规模较小的厂商和规模较大的厂商都是有效率的。在一些部门，最大规模与最小规模效率较低，在另一些部门，最大和中等规模效率较高。施蒂格勒还发现，最佳厂商规模和工厂规模、技术复杂性、研究费用支出成正比。由此可见，规模经济给较小的厂商留下了生存的余地，在不断发展的经济中有望保持竞争性的市场结构。
四、寡占理论
在现实经济中，寡占情况十分常见。在寡占场合，厂商能否通过串谋订立价格协议，能否长期维持这种抬高价格的协议，历来是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
在寡占串谋情况下，每个厂商的最佳战略是把自己的秘密削价限制在对手不能发现的范围内，那么，一方面可以享受价格协议得以维持的好处，另外一方面又通过削价增加市场份额和赢利。施蒂格勒指出，能暴露秘密削价行为的是顾客的流动。某厂商的顾客大增说明他在削价，因此定义“完全串谋”为没有购买者自动地改变其购买对象。秘密削价而不被对手发现的可能性在于即使没有削价也会发生顾客流动，而要区别这个正常流动与由削价引起的流动是很困难的，在一定限度内，由削价引起的流动会被认为是正常的流动。在不被对手发现的秘密削价范围内，通过削价增加的销售额百分比越高，秘密削价动机就越强烈，而动机越强烈，则削价行为越容易发生。大家都这么做，价格协议就会瓦解。
传统的寡占理论强调销售者数目与串谋可行性之间的密切关系，施蒂格勒并不反对这个观点，但施蒂格勒认为两者的关系并不是十分密切的，串谋的瓦解并不要求销售者数目必须很多。
施蒂格勒分别研究了老主顾与新顾客的行为，在这里有三个变量：销售者数目、顾客数目、老主顾改变购买对象的或然率（正常流动量）。销售者数目越多，每个销售者原来得到的顾客数目就越少，相同的顾客增量带来的销售额增长百分比越高，秘密削价动机越强。每个销售者的顾客数目越多，通过削价能增加的购买者百分比就越小，从而秘密削价的动机就越弱。老主顾改变购买对象的或然率越高，则秘密削价动机越强。
此外，施蒂格勒强调购买者数目和购买者中新进入者的比重与维持串谋的关系。尽管寡占市场十分常见，然而在动态经济中，由于需求变动与消费者的流动，其厂商的行为仍然可能是竞争性的。从方法论上看，施蒂格勒把信息问题引入了寡占理论，为寡占理论提供了一个新视点。
五、“斯密—杨定理”
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就提出，市场规模的扩大会限制竞争。1928年，A·杨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论证，认为这是经济学最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之一，从此，这一观点就被称为“斯密—杨定理”。
这一定理暗含着规模报酬递增法则，按照这一定理，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分工必然随之发展。然而随着专业化的发展，专业化厂商会成为垄断者，因而市场的扩大会削弱竞争。经济学家好像面临这样的困境：要么否定这一定理进而否定规模报酬递增，要么承认垄断是不可避免的。施蒂格勒提出了一种解决这一困境的理论。他把厂商的生产过程进行细分，并假设报酬递增和报酬递减同时发生作用，从而最终在不违背“斯密—杨”定理的情况下维持竞争的存在。
一种产品的生产能分成若干过程，比如原料采购、加工、销售等，设分解为P1、P2、P3，当产出量在成本最低点时，分别处在报酬递增、递减、不变阶段。在该厂商内部，因为P2、P3的存在，P1能走完报酬递增阶段。若P1独立出来由另一专业化厂商共事，然而由于需求不足，也不能走完报酬递增阶段。因此，只有当市场扩大后，分工才会发生，这就论证了“斯密—杨”定理的正确性。
操作P1的专业化厂商很可能是“独家”，但这种垄断是受限制的，假如n的产出物定价太高，原来操作P1的厂商可以重新自己操作P1。这种垄断是暂时的，P1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n、P2、P3，分别重复上述P1、P1、P3情况，当市场进一步扩大到这样的程度时，这时P1的独家经营不能在成本最低点处满足全部需求。若P1独立出来又面临需求不足，更多的操作P1的厂商出现了。那么，随着市场再扩大，P1又独立出来，从而引起新一轮的上述过程。因此，动态地看，市场结构仍然是竞争而非垄断的。
经典语录
在寡占串谋情况下，每个厂商的最佳战略是把自己的秘密削价限制在对手不能发现的范围内，这样，一方面可以享受价格协议得以维持的好处，另一方面又通过削价增加市场份额和赢利。
信息不完全不是实现竞争的阻碍，而是通过竞争达到的均衡；信息完全的假定和追求效用极大的假定相矛盾；实现完全信息是不经济的。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丹尼尔·贝尔（美）
作者简介丹尼尔·贝尔，美国社会学家、未来学家。1919年出生于纽约。从少年时期开始，贝尔就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表现了极大的热忱。1935至1940年，他先后就读于纽约市立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以后，贝尔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担任过杂志社的主编、曾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作为一名“介入型”学者，贝尔密切关注并深入广泛地分析了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现象和问题，撰写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他的名字和“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他的主要著作有：《美国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今日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蜿蜒道路》。
历史定位《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指明了经济发展、阶级结构和政治体制中已经发生的那些明显而持续的变迁，并认为我们确实可以对现代社会的未来展开有意义的预测。尽管人们在过去一段时期里认为该书只是一部畅销书，但略有学术品位的人都知道，它是一部社会科学方面的地地道道的研究著作。贝尔并没有刻意地为使该书成为畅销书而去写作，而是因其论题新颖、思想深刻、富于创见、写作到位而成为畅销书。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影响是广泛的。有学者指出，不了解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就难以了解后现代社会学的现实基础，也无法了解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后现代社会理论。
背景链接1959年夏天，贝尔在奥地利尔茨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使用了“后工业社会”一词。1973年，他将“后工业社会”作为书名使用，出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贝尔的信息主义意识是非常浓重的，他对信息作用的认识是深刻的。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运用中轴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及其带来的社会结构等的变化，创立了真正的信息社会理论：后工业社会理论或称中轴转换理论。他曾说“后工业社会”就是信息社会。
内容简介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由“导论”、正文六章和“结语”构成。
一、工业社会的未来
“导论”是全书的总纲。在“导论”中，贝尔说明全书所要探讨的工业社会的未来。
（1）区分预测和预报。
他认为，预报通常着重于对有关事件进行决断，这种决断不可能公式化，即不可能使其受一些规则的支配。预报的职能主要是通过长期熟悉情况而取得详细的内部知识和判断。而预测则要对规律性的发展、重复出现的现象、持续发展的趋势等进行推测。预测不能预先报告出结果，而且推断的时间越远，误差程度越大，但它能说明政策决定发挥效用的限度和范围。贝尔简述了各种各样的预测，包括技术预测、人口预测、经济预测、政治预测等。他把经济预测又分为三种类型：简单的市场调查、最标准化的预测（制定宏观变数的时间序列，如批发价格和消费价格指数、工业产量、农业生产率、失业率等，将这些指标综合起来对经济状况进行预测）、数理经济模型。此外，他还提出三种社会预测：推测社会趋向、鉴别促成社会的历史“关键”、预测主要社会体制内的变化。他认为，要鉴别历史“关键”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把重点放在社会结构变化方面，后工业社会作为此书的主题，正是对西方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社会预测。
（2）社会结构不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而是一种概念性图式的“反映”。
贝尔认为，一个概念性图式是从一个复杂的现实中选择特殊的属性，并按照共同的成规分类而成。作为一种逻辑顺序的方法，概念性图式并无真伪之别，而只有有用与无用之分。概念性图式的基础是中轴原理，并具有一个中轴结构，它们力图说明的不是因果关系，而是趋中性。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是以生产和使用的各种知识作为中轴的概念顺序。例如，以财产为中心轴，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苏联是社会主义社会；以生产和技术为中轴，美国和苏联都是工业社会。
（3）后工业社会从五个方面来理解。
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广泛的概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加以理解。一是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二是职业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阶层处于主导地位。三是中轴原理：理论和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四是未来的方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五是制定决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贝尔在“导论”中还简述了后工业社会思想形成的过程以及全书的结构。
二、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发展理论
贝尔论述了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发展理论。他认为马克思提出了两种社会发展的图式：第一种是来源于《资本论》第一卷的“纯粹资本主义”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一切非资本主义生产领域，或者被资本主义扩张所消灭，或者从属于它。社会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的垄断之间的矛盾最终会使资本主义“外壳”炸毁，社会主义来临。第二种主要体现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经理、技术雇员、白领工人等的论述，在这种模式中，新的信用银行制度、股份公司、白领工人等的出现和扩大，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不过，马克思认为第一种图式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新倾向在马克思那里打了折扣。贝尔认为，西方社会发展理论都是同马克思的不同图式的“对话”，他列举了松巴特、韦伯、熊彼特、阿伦等人的理论。他认为，在几十年里，工业社会发生了工业企业变化（经理成为组织控制者）、职业结构组织变化（技术专业阶层扩大）和政治制度变化（官僚政治发展、政治专家官员兴起），这些变化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俄国共产主义社会都在进行，但共产党理论家回避社会结构变革的含义。最后，贝尔把工业社会模式作为共同结构，概述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主要区别，以此作为对社会结构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他列出了以不同角度表明三种社会的“社会变化的总图式”表。后工业社会在以后各章被进一步展开说明。
三、从产品生产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变以及职业比例曲线的变化
贝尔在美国的结构范围内探讨了后工业社会五个方面中的两个：从产品生产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变以及职业比例曲线的变化。他指出，后工业社会是以服务行业为基础的；如果工业社会的定义是根据作为生活标准标志的商品数量来确定的话，后工业社会的定义则根据服务和舒适所计量的生活质量的标准来确定。随着工业的发展，必引起运输和公用事业的扩大；大规模商品消费和人口增长，使销售和金融、不动产、保险等传统白领就业中心活动增加；人们生活面扩大和新的需要与爱好发展，使第三产业即个人服务部门迅速发展。他援引了美国1870年到1968年的各种统计资料以及到1980年的预测，说明了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就业情况和百分比变化，并指出专业与技术人员是职业类别中增长最快的，将成为后工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职业集团。贝尔还探讨了后工业社会的某些劳工问题。他也指出了这方面变化的一些限制，其中主要包括生产率的限制、通货膨胀的限制、美国制造业产品定价过高从而在世界市场上销路下降的限制等。
四、知识和技术的各个方面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识社会的结构
贝尔在中集中讨论了知识和技术的各个方面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识社会的结构。他首先指出，社会的变化正在加速发展，社会的各种规模也在迅速扩大，两者是讨论知识和技术时的关键概念。然后，他依次分析了知识、技术和知识社会的结构。他把知识定义为：“知识是对事实或思想的一套有系统的阐述提出合理的判断或者经验性的结果，它通过某种交流手段，以某种系统的方式传播给其他人。”分析了知识增长的形式（指数率加观点）、增长的限度（从渐近极小值开始增长，迅速倍增，然后趋向渐近极大值，再通过弯曲点下降的形曲线论）和知识的分解（学科分支增加）。他认为，技术一直是区分社会时代变化的主要力量之一，以多种方式促成社会发展。技术的变化决定了经济的革新和变革，技术变化基本上是“组织方面的”，即包括了较好的方法和组织，从而改善了新、老资本的效率。几十年中，科学和发明开始系统地结合了起来，而且，技术预测新技术的出现，将展现出发展的未来领域，使人们可以系统地计划未来。在知识、技术发展下，形成了知识社会结构。贝尔用美国资料，主要分析了专业和技术人员的数量、比重，入学、攻读学位的人数、比重、按学科分类的学位分布，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分布，指出后工业社会的主要问题是要有足够数量的受过训练的专业和技术人才。他还分析了教育的体制结构和美国的资源分配（即用于研究与发展所作的努力）。
五、公司这种基本企业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