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期间，中央领导人还听取了张子华、王世英、李克农的汇报，了解到有关国民党中央系以及张学良、杨虎城部东北军、17路军的最新动态：受北方局委派领导吕振羽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王世英，当他由天津赴陕北途经西安时，同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举行了会谈，达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四项协定；李克农则于2月25日到洛川，先后同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及张学良举行了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五项协定。张子华在汇报中虽然没有提到蒋介石、陈立夫的名字，但是根据他的汇报不难判断出“反革命内部即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和一些军阀也在与我们接洽谈判”。（32）事态发展之快，已大大超过人们的预料。
中共中央在东征前线举行的这次会议共分三个议程：（一）统一战线的问题。（二）当前的战略方针。（三）和国民党谈判的具体方针。在讨论第一个问题时，张闻天首先发言，他根据共产国际七大文件论述了世界大战的危险与争取和平的斗争，并将抗日战争放在世界舞台上加以考察，指出：“一方面德、日、意接近，另一方面，英、法、美、苏接近。这种形势表示，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增加了，其一触即发之势时刻威胁着人类。”（33）“蒋介石想在日本同中国红军、苏联之间‘渔翁得利’，是办不到的，只能是或者联日，或者联俄联共。”（34）张闻天在分析了中国各阶层对抗日的态度后，还初步预测了发动民族革命战争的前景，指出：“爆发民族革命战争的局面正在形成，尤其是华北。那里成为所有矛盾集中的地方，是首先爆发民族革命战争的地区。”（35）与会者同意洛甫的报告，博古也在发言中指出：蒋介石自己亦觉得“抗日而先剿共”的口号不能用。博古在发言中还认为中国革命的分界线，现时在于“抵抗或投降日本”，应在此基础上组织人民统一战线。这证明博古的认识与前已有很大变化。
会议并研究了蒋介石的政治态度。
周恩来在23日的发言中也分析了国民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他说：国民党领导已开始认识到日本将要继续南下侵略全中国，并知道英美目前不会直接对日作战，因而寄希望于日苏战争。一部分国民党领导已认识须要先有自己抗日才能真正做到联苏，先有国内的联合抗日，才能有国际的联合抗日，但是，国民党中也有人想挑动日苏战争、牺牲苏维埃和红军的利益；至今国民党对降日还是联苏仍举棋未定。周恩来强调：我们要抓住“联共”的口号，并用红军率先抗日来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他建议不仅仅提出红军集中华北，而且要提出“红军和一切抗日军队集中于华北”。他认为中共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是：不放松准备建立，但又不麻痹群众；在抗日讨逆、停止内战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并要求国民党有实际行动；我保持批评的自由；在同国民党上层谈判的同时，不放弃争取下层群众官兵的工作。”（36）为了推动全国抗日，会议决定采纳“红军和一切抗日军队集中于华北”的口号，3月25日会议进入第二议程，讨论战略方针问题。首先由毛泽东做报告，报告认为华北是矛盾的集中点，争取迅速对日直接作战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在军事上是可能的。华北是未来的战场，因而我们要经营山西、陕西，主要是山西，以发展求巩固。毛泽东报告之后，周恩来又发言具体介绍了经营山西的计划并建议在晋南、豫北、直南、五台组织游击战。
会议进行到3月27日，开始具体讨论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除中央负责人外，李克农、张子华等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这天的会议上分析了国民党的情况，他将国民党分为民族改良派与民族革命派，认为民族改良派即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这些人，坚持反革命立场，但是这些人也想同溥仪、殷汝耕等汉奸划清界限。他们内部是不统一的。民族革命派又分左右两派，右派是由于日本的压迫与民众的压迫从民族反革命中分裂出来的，右派中的右翼如孙科、于右任等。右派中的左翼如张学良、马占山、蔡廷锴等与蒋介石有较大的区别，主张抗日，但不同意苏维埃与土地革命，不同意联苏联共。民族革命派的左派是以宋庆龄为代表，包括军人的中下层、中小工商业者、中小资产阶级，左派坚决主张联苏联共，有坚决进行民族战争之勇气。因而我们的方针不仅要把民族革命派与民族反革命区别开来，而且也要把民族改良派的左右两派区别开来。毛泽东指出：2月份中央及军委关于李克农同张学良谈判的训令仍然适用，这就是：把张学良和蒋介石分开；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同讨伐卖国贼不可分离；要求停止内战，不阻止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锋队。针对国民党“取消苏维埃”、“取消暴动”的要求，毛泽东主张对此要提出“取消国民政府”、“取消国民党的压迫”以对抗之。他还强调不管任何派别都可与之谈判，而且谈判都不应破裂。最后，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有关军事的统战工作应集中于军委，有关政党方面的统战工作应集中于中央常委。统战工作的全部工作均由中央常委指挥。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并决定由常委和李克农、张子华、王世英等单独谈话，交代有关谈判事宜。
通过这次会议，中共中央进一步肯定和发展完善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明确了对待蒋介石的的态度。虽然未获悉南京的谈判是由蒋介石首肯，但对蒋介石的认识已发生变化，由会议之初将他看成“最反动的法西斯分子”，（37）改为认为他有抗日要求，将他划入民族改良派之列。
3月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张闻天回后方，毛泽东则仍留前线指挥东征战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