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毛泽东收到了张闻天的紧急来电，内称：中央政治局讨论战争动员，认定此次蒋介石令陈、胡出马“剿共”，封锁黄河组织华北整个“反共”战线，显系实行广田三原则，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下公开卖国，阻拦红军东向抗日。因此，目前抗日战争，讨蒋已成中心。拟由军委下令讨伐，以利动员，以张士气，如同意请由前方拟稿发表。毛泽东在复电中，仍主贯彻此前中共中央确定之调整“反蒋抗日”方针的立场，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进一步明确提出“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38）同一天，周恩来也与张学良在朕施城内漏夜谈判，张在谈判中直接提出应逼蒋抗日，称：根据他两年来的观察，蒋有可能抗日，他主张由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处面逼，促使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走上抗日的道路。周恩来听完张学良的陈述，立即表示：“毛主席也有这个想法，我可以把你的意见报告给毛主席。”（39）中共中央为了慎重研究张学良提出的“逼蒋抗日”的意见，决定于4月13日至15日，再在山两省永和县赵家沟召开巾央军委会议。会议认真听取了周恩来与张学良谈判情况的汇报，批准了肤施会谈达成的各项协议，并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中共中央领导层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向华北进攻，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情况下，英美在华利益也受到了直接损害，日本与英美等帝国之间的矛盾也由此进一步激化。带来南京国民政府中美英派与亲日派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势力划分，也愈加明显。这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日、我、蒋三方的关系也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变化。从日、蒋关系来看，其共同之处是“共同防共”，而国共两党之间的共同之处是“联合抗日”，日、我双方都有联蒋的基础和联蒋的必要。因此，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将“渡河东征，抗日反蒋”的方针，改变为“回师西渡，逼蒋抗日”的方针。（40）这一年的5月5日，红军东征回师，途中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著名的五·五通电。通电中说“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经慎重的向南京国民政府当局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幡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这说明，中共中央已将蒋介石列为争取对象了，这是中共根据形势发展变化所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上的必要调整。但严峻的内战现实以及蒋对中共的顽固敌视也使中共深知争取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艰巨性、复杂性，不可能一蹴而就。
中共中央及时采纳张学良的正确意见，推动了中共及红军与东北军关系的顺利发展。张学良还亲自驾飞机到太原，做阎锡山的工作，说服阎锡山共同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时，阎锡山正因红军渡河东征惊恐不安，听了张学良的陈述后，立即表示，完全同意张学良的看法和主张，并愿与张、杨等人密切配合，共同行动。同时，阎锡山让张学良捎信中共，只要红军撤出山西，他愿意就抗日问题与中共洽谈。最后，促成了中共与阎锡山达成协议，实现了在山西，取消以反共为宗旨的反动组织，取消对陕北苏区的封锁，组织抗日民众团体，开展抗日运动，使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余下的就是促成张、杨及东北军与17路军之间消除误解，密切关系了。
张学良与杨虎城之间纵然有分歧、有误解，但他们对待抗日的态度是一致的，而且分别与共产党订下了联合抗日协议，这使他们都有着密切彼此关系、共同联合抗日的思想基础。问题是谁来做他们弥合关系的中介？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党组织抓住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契机。原来，当张学良的亲信、原国民党东北地方组织的负责人高崇民赴上海看望杜重远之时，上海的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得知后，在杜的引见下见高并与高进行了多次畅谈，从而成为亲密的朋友，胡愈之建议高崇民利用与张学良的关系，促成东北军联共抗日。上海另一个中共党员孙达生也加入到劝进高崇民去西安做张学良工作的过程中。孙达生还与高崇民约定，两人同去西安，一明一暗，孙公开活动，高暗劝张学良，以促进“三位一体”的实现。
高崇民到达西安后，见面就与张学良进行了彻夜长谈。张对高崇民所谈颇为满意，即把东北军进驻陕甘后与17路军之间产生的误解和问题告诉了高，并请高从中调解。
高崇民带着这一使命拜会了杨虎城。高除了向杨讲述两军团结对于共同抗日、对付蒋介石打压的积极意义外，还披肝沥胆，说明张的苦心孤诣，绝无失掉东北而到西北苟安的意图。高的诚恳态度，令杨虎城大为感动。
尽管高崇民与杨虎城并不熟悉，但这次会见却使杨虎城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张学良希望与他和解。作为上司，能够向下属作出这样的表示实属不易，况且张学良并没有什么对不住自己的地方。于是，杨虎城也表示了要与张改善关系的愿望。杨并随即指示专门在西安绥靖公署设立交际处，负责联络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密切东北军和17路军的关系。他听说东北军王以哲部经费紧张，立即暂时停发了17路军的经费，而转拨给王以哲部使用。
延安会谈后，红军停止了对东北军的军事行动，至5月23日东征回师后，中共中央更明确决定“可以争取东北军的大多数，目前的政策不是瓦解东北军，而是巩固它”。（41）7月27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研究统战工作，会议决定将扩大联合战线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为了便于对统战工作的领导，决定将党的白军工作委员会（含东北军、西北军工委）、白区工作委员会概由周恩来统一领导。并决定派刘鼎、朱理治、叶剑英到西安，加强东北军工作，派张文彬到杨虎城处为代表。此时，中共已在酝酿向东北军、17路军提出成立西北国防政府的建议。
六七月份两广事变期间，张、杨和红军联合抗日的意图更加具体化，曾共同拟定了组织西北抗日联军的计划，以与红军的抗日行动密切配合；还草拟了一个纲领性的通电宣言稿（西安事变时张、杨所发的八项主张通电，其中有些内容就是来自这个宣言稿）。（42）张、杨并着手整顿内部，培养抗日力量，在王曲联合办军官训练团，对中下级军官进行抗日联共的教育。
1936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引导和张学良、杨虎城的努力下，西北地区已初步形成红军、东北军、17路（西北）军“三位一体”联合准备抗日的局面。
（1）特德（O．J．Todd）：《在华20年》，北京，1938。
（2）埃德加·斯诺（ErdgawSnow）：《西行漫记》，1961，第63—64页。
（3）中国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年度报告》（1928—1933），第44页。
（4）《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5页。
（5）《剑拔天下惊——张学良全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6）《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7）《剑拔天下惊——张学良全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8）《剑拔天下惊——张学良全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
（9）《剑拔天下惊——张学良全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
（10）《剑拔天下惊——张学良全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180页。
（11）《张学良大传》（上），团结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页。
（12）《剑拔天下惊——张学良全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235页。
（13）《西安事变新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14）《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3、74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93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90页。
（17）《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1935—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9页。
（18）《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1935—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9—520页。
（19）《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20）《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21）《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5、66页。
（22）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8页。
（23）《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24）《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25）《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62—64页。
（26）《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27）《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110页。
（28）《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29）《西安事变新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30）《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5页。
（31）《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375页。
（32）《张闻天选集》，第85页。
（33）《张闻天选集》，第83页。
（34）《张闻天选集》，第84页。
（35）《张闻天选集》，第85页。
（36）《周恩来年谱》，第304页。
（37）《张闻天选集》，第86页。
（38）《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
（39）见1961年7月周恩来接见张学铭夫妇的谈话。
（40）《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前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
（41）《周恩来年谱》，第310页。
（42）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