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张学良的又一个提问，蒋介石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看了看一言没发的阎锡山，遂把球踢给了阎锡山。既是有求于阎帮助解危，又是放出了一个试探性气球：“百川，你说谁是最大的敌人？”阎锡山见问到自己头上，就按照与张学良商量好的话说：“依我看还是日寇。汉卿讲的停止内战，实行中华民族的抗日，很有道理。”
阎锡山不仅没能帮助蒋介石劝说张学良，而且证实了张、阎二人这几天形影不离，就是充当说客的。蒋介石立刻生怒，打断了他的话：“不要说了！我现在只要你们答复我一句话，到底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
蒋介石的这番话说得很重，二人觉得蒋已把话说绝，不能再谈下去了，只好告退。临走之前，蒋介石还告诫他们：我叫你们打共产党，你们就全力“剿共”，不要三心二意，不要向我来讲什么“团结抗日”的老调。这道理我不懂吗，我蒋某人难道不抗日吗？我心里比你们还急！只是共产党在我们背后捣乱，不消灭他们，我们能安心抗日吗？这么个简单道理，你们都想不明白！
晚上，张、阎二人密谈了许久。分手时，阎拉着张的手说：
汉卿呀！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只有咱们以后看机会慢慢地做罢。
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可以作多种解读。张学良以为这是阎锡山的某种默许，即以后一旦时机成熟，他举旗抗日时阎锡山会声援和支持他。就是凭着这句话，张学良后来误以为阎会支持他对蒋实行“兵谏”的。
第二天，蒋介石在洛阳军分校阅兵并发表讲话。这时他还没有从前一天与张学良、阎锡山谈话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因此，一开头就讲起了“剿共”问题，并且别出心裁地把联共与汉奸联系起来。他严厉地说：
汉奸有两种：一种是无知识的低级汉奸，如李守信、王英，另外有一种有知识有组织的高等汉奸。他们出卖整个国家与民族，实为汉奸之尤者……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要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共匪同声相应，甘心为共产党下面的二等汉奸。（13）听了蒋介石这番话，张学良顿觉心灰意冷。正如他自己回忆时所说：“蒋公在阅兵后训话，痛斥共匪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冷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情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欲泣，为端纳、阎百川先生所见，皆赠以温言相慰。”（14）张学良觉得没有必要继续留在洛阳，遂登机返回西安。一路上他做出态度已然转变的样子，在飞机上故意对何柱国放话：“阎百川饱经世故，昨夜劝我不能再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事，我已决心不再谈了。”张学良是有意让他这一番话不胫而走，造成一种掩护。同时，他也在构想回去应该怎么办。
蒋介石的顽固不化，考验着张学良的执著；张学良不间断的苦谏、哭谏。寄望于最后一刻能感化蒋介石。蒋、张二人的是非判断针锋相对谁都不肯让步张学良自从11月1日在洛阳被蒋介石公开羞辱之后，即开始考虑万一蒋介石最终不同意停止“剿共”、发动抗日该作何种打算。摆在张学良面前的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第一，和蒋告别，自己辞职走开；第二，口头对蒋作最后的诤谏，使蒋能在最后时刻改变误国之策；第三，采取非常行动，实行类似于“兵谏”的办法“逼蒋抗日”。
第一种方案，对于像张学良这位急切希望洗刷“不抵抗”耻辱，收回桑梓故乡的爱国将领来讲，是不会选择的，那样不仅对不起乃父的在天之灵，而且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东北父老，对不起东北军的几十万将士。
第三种方案，是万般无奈之举，对于张学良这样重情义、讲忠信的人来讲，非万不得已，是不会采取此种极端办法的。至少这时的张学良与蒋介石还有着无法割舍的感情。
剩下的办法只有继续劝谏蒋介石的第二种方案了。
张学良对此一方案的信心却是明显不足。11月4日，他带着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飞往兰州，以拜会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甘肃省省长于学忠，商谈“剿共”事宜之名，与共产党接头商讨下一步的行动办法。他首先将自己的想法告知了周恩来，随后中共便急派叶剑英到西安带来中共的详细停火计划和由毛泽东签署的正式停战协议。协议提出：如果东北军今后的军事行动都是完全针对日本侵略军的，就把红军的指挥权移交给张学良将军。张学良建议，红军向北撤退，创造一个缓冲地带，红军果真撤离瓦窑堡，向北驻扎于靖边、安边、定边一带。张学良从这件事上体会到：共产党为了民族的利益，说到做到，是完全值得信赖的。他决心把自己与共产党达成的协议当作誓言，决不轻易背弃。从此，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由互不侵犯发展到相互合作。后来，张学良在回忆这段经历时，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良由洛返陕，答复共党，一时无法向蒋公请求实行停战计划，遂与共相约商，局部暂停，仍由良担负向蒋介石从容陈情。共党曾派叶剑英来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导。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良赠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共党遂撤出瓦窑堡，向三边北行。（15）这段文字虽然不长，但却准确地反映了为了抗日这一共同的事业，张学良与红军的良好合作与配合。其中提到的“赠以巨额私款”，其实远不止此，随巨款一起的还有不菲的物资。这不仅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还救了中共高级领导人邓小平的一条命。1992年5月，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纪念聂荣臻去世的文章中说：“父亲邓小平罹患严重的副伤寒，昏迷不醒，什么东西都不吃，生命垂危。当时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委的聂荣臻把张学良送来的一些罐装牛奶全给了邓小平。正是靠了这些牛奶，才救了邓小平的命。”（16）正当张学良穿梭于陕甘之间，设法打开僵局，为尽快实现联共抗日大计而努力的时候，绥远抗战爆发。东北军群情振奋，强烈要求援绥抗日。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深受抗日氛围的感染，他于11月27日上书蒋介石，请缨率部开赴抗日前线。但蒋介石以“时机尚未成熟”，否决了他的要求。
这次上书再一次加重蒋介石对他的成见。蒋在2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做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做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后，始可换一段落。始终本末与次节之理，何其茫然也。可叹！”（17）从蒋介石的日记看，尽管蒋对张的训斥一次比一次严厉，尽管张学良之所为使其在蒋处已然“失宠”，但蒋介石此时却没有像以往对待政敌那样去对待他，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十分特殊的。
蒋介石可以把张学良当作晚辈那样不给面子，外界的人却把它看作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连蒋氏的心腹幕僚都觉得“甚是不妥”。就在蒋介石针对张学良大骂汉奸的当天，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马上找到东北军的何柱国，托他转告张学良：不要多虑，蒋公的脾气说完就过去了。蒋介石安插在西安“剿总”的参谋长晏道刚，也向蒋发去电报，给张学良转圜。这份由晏拍发的所谓“有亥”电文说：
东北军自去冬陕北直罗镇役之后，109、110师遭受重大损失，中央不予补充，还要取消110师的番号，因而对中央颇有怨望。他们对“剿共”心怀畏怯，认为“剿共”不是他们的前途。东北地方被日寇侵占后，一些军官家属逃到关内，流离失所，生活极感困苦。对日寇敌忾同仇，是东北军官兵普遍心理。前线官兵已有许多与共产党联系。张副司令心中痛苦，指挥确有困难，万望对于张副司令不要督责过严，使他难以忍受。张副司令曾经请求开赴绥远前线抗日，此时可否考虑将东北军开赴绥远、察哈尔一带，担任抗日前线作战。（18）蒋介石对这封电文是重视的，曾反复考虑是否派张领兵绥远。但最终还是于12月2日否决了张的请求、晏的建议。
获悉蒋介石的决定后，张学良只身一人驾机飞往洛阳，晋见蒋介石，准备冒死再行力劝。
行前，张学良曾表示：“他如果仍是那样蔑视我的意见，对我发动抗战毫无诚意，我将考虑我自己的问题。”（19）蒋介石抑或是猜到了张学良的心思，或受到了晏道刚电文的影响，见到张后格外客气，并主动表示，可以恢复在崂山和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歼灭而被取消的东北军两个师的番号。
但张学良不为所动，直言剖白“剿共”不得军心民心，要求东北军开赴前线抗日。对此，蒋介石一口回绝说：“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前线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撤掉。”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公开地向张提出撤职问题，是恫吓，还是警告，后人不得而知，但往下发展的事态说明，蒋介石的“撤职牌”没有发挥效应。
张学良把话题转到释放“七君子”上。
“七君子”就是11月23日国民党在上海逮捕的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7名爱国人士。他们7人都是上海各界救国领袖，主张宣传抗日救亡。南京国民政府指控他们的罪名是：“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密谋鼓动上海总罢工，以遂其扰乱治安，颠覆政府之企图”。（20）张学良建议蒋把“七君子”放了。他说：“上海的几位救国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有罪，如果说他们也有罪，那就真成了沈钧儒所说的，是‘爱国未遂罪’了。”
蒋介石还是没有同意张学良的建议，说这是政治需要，他让张学良不要管政治上的事，而要专心“剿共”。这时，张学良突然跪了下来，眼含热泪，一句一顿地说：
委员长，不是学良非要违背你的意愿，实是几年来国难家仇，使学良中夜彷徨，有鲠在喉！委员长，请您正视一下现实吧，这些年来，党争兵争，亿兆愁苦，内失统一之力，外无御侮之能。而自家同胞依然战祸连绵，生灵涂炭。灾荒无救，饥馑在途，这样下去，将是人无乐生之心，国有累卵之危……堂堂七尺男儿，身居国民党的中常委，为了国家和民族，不惜向蒋介石下跪，其言何其真诚，其情何其感人，但依然不为蒋介石所动。
不仅如此，蒋介石不等张学良说完，就怒气冲冲地拍了桌子，叱骂张学良：“放肆！”
张学良也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听了蒋介石的话，腾地站了起来，改变语气道：“委员长，请问你这样听不得意见，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你同袁世凯、张宗昌还有什么区别？”
此时，劝说变成了质问。蒋介石平时听惯的全是奉迎和恭维话，此时这样尖锐的批评，哪里受得了。蒋介石也站了起来，指着张学良：“好你个张学良！你太放肆、太狂妄了！全国只有你一个人，除了你张学良，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对我说话，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批评我！”接着又嘶喊着说：“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革命的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21）张学良不是魏征，蒋介石也不是唐太宗。劝谏变成了吵架，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却使两人的矛盾更加激化了。
如果说，蒋介石于11月1日的“汉奸说”深深刺激了张学良，使他开始考虑一旦蒋介石坚持不改变主意，他在可供择取的三套方案中仍是立足以第二套劝谏方案来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到了12月3日与蒋争吵之后，张学良已经开始考虑采用第三套方案，也是最后的无奈之举即对蒋实行“兵谏”的方案了。
张学良从洛阳回到西安，杨虎城正在客厅等候。杨早已从张的神色猜到了劝谏之举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在张学良介绍了劝谏的情况并征求杨的意见时，杨虎城就顺势提出了类似于“兵谏”的建议。
杨虎城主张“兵谏”，下这一决心比张学良要容易得多。从杨的角度看：只有这个办法才能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推动全国一致抗战局面的出现。同时，这对17路军的发展来说也是有利的，可以使17路军避免遭受两面夹击的窘境，也有利于彻底解决杨本人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张学良就不同了，他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较好，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较高，受蒋的影响较大。他始终相信蒋介石能领导全国抗日收复失地，所以真诚地拥护蒋介石。但是，这次听到杨虎城的“兵谏”建议时，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也并没有表示反对。这说明他的态度开始转变。张学良后来在回忆中谈及这一细节时，这样说道：
迨自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感情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同任何人道之彼之意见也。”（22）12月4日，也就是张学良从洛阳返回的第二天，蒋介石也来到了西安。两天之后，蒋介石召见张、杨，公开摊牌。蒋介石说：“无论如何，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以相应的处置。”接着，蒋提出两个方案供张、杨选择：（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17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和17路军分别调到福建和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
蒋介石提出的这两个方案，都是张、杨绝对不能接受的。按照第一个方案，不仅张、杨自己不愿意打内战，而且他们的部队也不愿意打内战。与红军的几次作战已经使他们损失惨重，再打下去将会自我毁灭。按照第二套方案，张、杨两军都要离开西北，互相还要分开，不仅两军不能联合，而且得不到红军的支援，这样下去，势必要被蒋介石分别吞并或被消灭。
既然蒋介石指的路子走不通，那就剩下自己那一条路了。这就又回到了张学良的第三套方案，也就是杨虎城提出的“兵谏”办法了。然而，此时张学良对蒋还没有死心。他在与杨虎城从蒋介石行辕出来后研究对策时，只统一了两点共识：
一、东北军和17路军决不再打内战；
二、东北军和17路军除了抗日之外，决不离开西北，两军也决不分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