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最重要的“兵谏”的问题，此时毫未提及。张学良还要再试一试是否能最后说服蒋介石同意发动抗日。
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哭谏”。这次“哭谏”有两个目的：一是希望能最后说服蒋介石；二是如果说服不成便顺便摸一下藕介石住所的底，为“兵谏”做准备。于是，他以在内蒙古阿拉善旗的定远营发现日本特务机关活动，拟派骑兵第6师师长白凤翔、18团团长刘桂武前往震慑为由，而先后分别带白、刘去面见蒋介石，佯为请示方针，实为实行谏蒋抗日之最后激烈手段，让两位潜在的“兵谏”计划的执行者熟悉一下蒋介石的面容。
待两位部属离开后，张学良再次力图以其至诚感动和说服蒋介石。他极为沉痛地向蒋陈诉说：“日寇侵略我国，贪得无厌，步步紧逼，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已名存实亡。最近，日伪军又大举进犯绥远，进一步窥视我国西北，国家民族的危亡，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
说到这里，张学良潸然泪下，感情十分激动，接着又继续说：“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着想，还是为委员长个人的威信着想，都应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不停止内战，不举国团结一致，就谈不到抗日；不抗日，也就谈不到救国图存。现在全国的人心，都一致要求政府抗日，若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人心，绝对不会有好结果！请委员长三思而行！”
张学良慷慨激昂的陈词，声泪俱下的表情，苦苦劝求3个小时，也软化不了蒋介石的铁石之心。蒋介石毫不动摇地坚持他的“剿共”立场，还怒斥张学良年轻，受了共产党的宣传蒙骗，最后他面对张学良说：“你现在就是拿手枪打死我，我也不会改变削平内乱的政策。”（23）这样，张学良的“哭谏”又失败了。
张学良还不甘心，他又让杨虎城找蒋介石再行力谏。杨虎城明白对蒋介石再劝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张学良既然说了，他便于第二天上午11时去了华清池谒蒋。但为不引起蒋介石的生疑，杨虎城把话说得很谨慎：“抗日是人心所向，不抗日，国家没有出路，至于红军宜用政治方法解决。”蒋介石也心平气和，但措辞十分严厉，说：“共产党必须听从政府的命令，缴出武器，遣散红军……现已东西南三面合围，北边已令马少云派兵截击，一举可以把红军赶到长城以北沙漠里，到时他们无法生存，只有投降一条路……有主张抗日而不主张剿共的军官，你放手撤换，我都批准。”说到这，蒋介石怕杨虎城情绪对立，又缓和口气说道：“你是本党老同志，我们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杨虎城见蒋介石的态度依旧，而且不会改变，只好告退。
杨虎城劝说无果而返之后，立刻面见张学良研究对策。在向张学良陈述了劝蒋的经过后，杨虎城再一次提出：“我们应该立即行动，不能失去时机与人心。为了抗日救国，牺牲这两个团体（指东北军与17路军）也值得。”张学良终于同意了杨的建议，说道：“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介石也算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了。”
在张、杨对蒋介石彻底失望的同时，蒋介石也深感迫使张、杨就范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是，蒋仍然没有放弃月余来对张、杨持续施压，压张、杨“剿共”的既定手段。
首先，设法创造有利于用兵西北的政治环境。在11月1日以“汉奸说”痛斥张学良之后，蒋介石也明白此时“剿共”，特别是压张、杨“剿共”政治气候十分不利，于是，他委派外交部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进行了六七次会见；指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和日本总领事须磨频繁接触；指示驻日大使许世英与日本外相有田进行多次商谈，以“经济提携”、“共同防共”为条件，以换取在此次“剿共”时不发生日军大举侵华行动。接着，他于17日飞抵太原召见阎锡山，要求阎转告傅作义：不许绥东战事继续扩大，由南京从外交设法缓和日伪进攻，以争取绥东停战。他指出：“现在要剿共，不是大举抗日的时候，绥东战事要适时停止。”18日，又飞往济南与韩复榘晤谈，并通过韩向宋哲元转达其“剿共”方针。为了寻求日方对他“剿共”的配合与支持，他还于23日下令在上海逮捕呼吁抗日救国的“七君子”。
其次，蒋介石加紧了威慑西安的军事、政治攻势。他利用大办祝寿活动，炫耀他的权力和政治影响力；他借“剿共”之名，炫耀他的军事实力；他利用特务系统不断散布谣言，先是传出“蒋介石已命令万耀煌的13师经咸阳向西安推进，董钊的28师迅速进驻临潼”；后又传出“蒋介石严令张学良前赴洛川、杨虎城前赴韩城，立即督率所部进攻陕北苏区，还命令驻甘、宁一带的中央军胡宗南、王均、关麟征部以及马鸿逵的骑兵，从西面猛扑陕北”等。通过这一系列的谣言，与张、杨打心理战。还在12月3日与张学良谈崩之后，突然宣布把原定在洛阳召开的军事会议移到西安召开，这个改变，意在对张、杨施加更大的心理压力。
再次，实施分化东北军和17路军上层的活动。12月4日他人驻临潼华清池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17路军的军长、师长等高级将领，用吃饭、威吓、利诱等方法进行所谓的“精神感召”。他告诉将领们：现在是“剿共”完全胜利的最后五分钟，对于国家和你们个人的前途来说，目前都是关键时刻，每个人必须为最后一役贡献力量。
最后，向张、杨摊牌，使出他的“杀手锏”。他提出的如东北军和17路军不“剿共”就要调往福建、安徽，交出陕甘，实际是在告诉张、杨，除了“剿共”没有第二条出路。但是，就在蒋介石使出了浑身解数之后，张、杨仍然一次又一次苦谏、力谏、哭谏，这使蒋对张、杨特别是对张学良的失望情绪也达到顶点。
张、杨被逼无奈筹划“捉蒋”，蒋介石恨张“不可救药”，决定将张撤职他调。西安城风雨欲来。险情一触即发兵谏“捉蒋”对于张学良来说，是一个十分痛苦的选择。张学良把这个办法称之为“苦跌打”。在法文里，这个词的中文译音为“政变”。
1936年11月底，张学良在西安会见中共将领叶剑英时，曾就这个问题征询中共的意见。张学良说：“内战我绝对不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24）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叶剑英没敢轻易表态，而是与张一起分析时说：“蒋不抗日，有些人不认识，抓起他来，会出现全国大分裂，人民一时不了解我们，会使我们孤立。”叶一再表示，他将迅速报告中共中央，然后给予明确意见。很快中共方面就反馈信息，劝张学良慎重。
围绕这最后选择的可行性，张学良也曾专门组织亲信进行多次研究。就在张学良约见叶剑英的前几天，他与杨虎城一起乘飞机到甘肃平凉，召开了一次由张学良的心腹将领王以哲、于学忠、高福源、唐君尧参加的秘密会议，秘筹谏蒋步骤。张学良在这次会上谈了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和他个人的想法。他说：我曾几次劝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均无效果。准备电邀蒋先生到西安，作最后诤谏，若其拒绝，将以武装扣留，实行兵谏。他的意见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这次会议召开之时，虽然还没有最后确定实行兵谏，但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对蒋劝谏之案已经退人次位，而采用“硬办法”之议已进入实质性准备阶段。
12月4日，蒋介石第二次来到西安，跟随其后的是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些大员中，以战将为主，其中，蒋鼎文是准备接替张学良指挥全局的。卫立煌是豫鄂皖边区绥靖主任，拟在张学良坚决不“剿共”的情况下与其换防的。朱绍良是兰州绥靖主任，陈继承是豫鄂陕边区主任，陈诚是以军政部次长的身份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的。万耀煌军开入陕西腹地，是监视并分割包围东北军与17路军的。铁甲车兵司令蒋锄欧也来了。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是一向给蒋介石协调各杂牌部队的。蒋百里是保定军校老校长，又是蒋介石的老师，刚从欧洲回来，蒋介石是要其来担任军事顾问的。黄埔系的大将中没有来西安的，只有何应钦、顾祝同、张治中等3人而已。
蒋介石还召来了几个文职官员。蒋作宾是内政部部长，曾任驻日大使。找蒋作宾和日本问题专家王芃生来是为协调对日关系出谋划策的，因为日本能否给蒋“剿共”的时间至关重要。复兴社的戴笠本应在召集之列，但因政学系的二号人物杨永泰在武汉被暗杀，戴正在处理此案。调查科的张冲也来了，这是准备“收编”红军残余的一枚棋子。
至此，蒋介石的文武班子都已到位，唯一缺的是他的重要谋士陈布雷，因为陈只是担任为蒋起章文告讲话的“文胆”而“剿共”只需用大炮和机关枪来发言，毋须他来。
分析一下蒋介石以上文臣武将的名单，即可发现，来者不善。
为应对变局，张学良的高级将领也来到西安。他们是：甘肃省主席兼51军军长于学忠，67军军长王以哲，57军军长缪澂流，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原57军军长现任中将高级参谋董英斌，105师（相当于一个军）师长刘多荃，以及东北军元老马占山、鲍文樾、刘伟等。
经过张、杨反复研究，至12月8日晚最终敲定了对蒋实行“兵谏”方案。张学良与杨虎城对军事行动作了大体分工：东北军负责在华清池捉蒋，并担任西安到临潼间的警戒；17路军负责拘禁在西安的南京方面军政大员，并解除西安蒋之中央系统的武装。
张、杨相约，两军秘密调派人员，进行具体布置。但是，仍未确定行动的具体时间。这是张学良对蒋仍抱幻想的反映，后来是蒋介石要对张、杨下手的势态，才使张受到“教育”并坚定了行动的决心。
张、杨两军的动态，蒋介石也在密切观察着。在洛阳避寿的1个月时间里，他进一步向陕甘派驻兵力。蒋介石命令集结在陇海路的“中央军”不断向西推进，蒋鼎文部进驻潼关，樊崧甫的46军开进华阴，万耀煌的25军进抵咸阳，胡宗南的第1师由甘肃向东布防。同时下令扩建西安和兰州的机场，以容纳更多的军用飞机来西北执行“剿共”作战任务。
12月4日，当蒋介石决定从洛阳移驻西安时，他的高级幕僚中就有人已感觉到了大变在即。陈诚劝阻蒋说：西安已决非宜于驻节之地，最好驻节洛阳，短期不动，或进驻平凉。蒋介石没有听从部下的建议，坚持进驻西安。这时他对张学良的判断是“虽然精明，但胆子小”，“谅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而对杨虎城则有所防备。
蒋进驻西安以后，来自各方面的情报不断地挑战着他原来对于张学良的认识，尤其是同东北军、17路军高级将领谈话之后，觉察到他在两军高级将领中的威望已大打折扣，这使蒋的危机感加重。同张、杨摊牌之后，一方面，决心尽快解决张、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调好专列，准备脱身。
这时候，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已经不再通知张、杨参加，这也表明蒋介石已经开始弃张。12月7日，张学良同蒋介石的争吵，加快了这一进程。实际上蒋在这一天已作出决定，将由蒋鼎文、卫立煌分别代替张学良、杨虎城。8日，蒋鼎文已经有了劝张交出军权的非正式表示。
9日，蒋介石已经作好了解除张、杨职务的各项准备。但为了寻找合适的“理由”与时机，遂对张、杨使出欲擒故纵的手段，在这一天他亲自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写去一封密信，指示邵安排《大公报》公布撤销张学良、杨虎城职务的消息。密信全文如下：
力子主席兄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中正
十二月九日（25）
蒋介石利用当时有很大影响的私营报纸《大公报》，放出这种即将剥夺张、杨权力的空气，目的就是诱使张、杨出手，以便自己有借口彻底解决张、杨问题。
10日，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只有蒋的嫡系将领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陈继承、万耀煌、钱大钧等。就是这次会议作出了将张、杨逼上梁山的决定：1．在12月12日正式发布第6次总攻红军命令；2．决定将张学良、杨虎城撤职查办，解除东北军、17路军武装；3．逮捕在西安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
本来张学良对发动兵谏一直犹豫不决，但蒋介石的痛下杀手最终使张学良摆脱幻想毅然走上了与蒋介石的安内先于攘外误国政策的坚决决裂之路。
（1）《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页。
（2）《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册，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第992页。
（3）《蒋介石和张学良》，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97页。
（4）《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936—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597页。
（5）《剑拔天下惊——张学良全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4页。
（6）《蒋介石和张学良》，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页。
（7）《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
（8）《蒋介石和张学良》，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页。
（9）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8、99页。
（10）《剑拔天下惊——张学良全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4页。
（11）《张学良大传》（上），团结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页。
（12）蒋介石：1936年10月28日日记，见《秘录》十，第149页。
（13）《蒋介石和张学良》，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04页。
（14）《蒋介石和张学良》，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04页。
（15）《蒋介石和张学良》，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页。
（16）《张学良大传》（上），团结出版社2001年版，第306页。
（17）蒋介石：1936年11月28日日记，见《秘录》十，第149页。
（18）《张学良在1936——西安事变内幕纪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页。
（19）《西安事变新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
（20）《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册，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第1016页。
（21）《蒋介石和张学良》，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207页。
（22）《蒋介石和张学良》，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208页。
（23）《张学良大传》（上），团结出版社2001年版，第319页。
（24）《张学良大传》（上），团结出版社2001年版，第317页。
（25）《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1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