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健说：“对于个人来说，我是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
聪明人经商总是看中目标，然后扑上前去。这种抓住时机，把目标变成现实的能力，并非人人具有。只有有胆识者才能完成。荣智健经营财富的根本源理正在于此！
荣智健是位有着特殊身份的人。他的伯祖父荣宗敬、祖父荣德生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奠基人：他的父亲荣毅仁，前任国家副主席，也是一位传奇式人物，曾被称为“红色资本家”。1965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后被分配到电力部门工作。文革期间曾被下放到农村6年。1978年，36岁的荣智健到香港用家族以前的投资作为资本开始创业。通过开办电子厂和风险投资完成原始积累后，1986年进入“香港中信”。
荣智健擅长通过兼并收购优质企业获利，“中信泰富”先后收购了“国泰航空”、“恒昌”、“香港电讯”等蓝筹公司的股权。目前“中信泰富”正计划进入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市场。荣智健于1991年正式接掌“中信泰富”，持有“中信泰富”18％的股份。他是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赛马会董事。
荣智健的一生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扮演两个角色。在大陆时期，他的一切衰荣全都源于他的父亲。那时，他只是在扮演着“荣毅仁儿子”的角色。1978年，36岁的荣智健痛下决心，毅然决定南下闯荡世界。从此，他进入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只身来港创业。虽然他的父亲对他的事业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他更主要的还是靠自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假如我不是荣毅仁的儿子，我今天不可能做中信香港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但假如我仅是荣毅仁的儿子，而自己没有能力来经营，中信香港也不会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的规模。”从此，他才开始展现一个完全的自我。
自己要做自己的事
荣智健1942年1月18日出生于上海，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上有两姊，下有两妹。荣智健在回忆儿时生活时说：“我是独子，所以小时候宝贝一点。那时讲男女平等，我看我们家里还是有点重男轻女，尤其我母亲，但父亲倒没怎么宠我。”
小时候，荣智健在中西小学读书。他放学回家后，只要祖父有空，就亲自教他读古书，他记得祖父给他反复讲解“大学之德在明德”，尤其“明”字讲得十分透彻，印象极深，至今难忘。祖父还常以自己的创业经历来鼓励孙子，讲自己小时候家境贫苦，平日为邻家挑送热水赚来几个铜板，以贴补家用。十几岁就去钱庄学徒；后来靠办工厂一步步建立起荣家的事业。他教导孙子：一个人必须努力奋斗，才能事业有成。
可以说，家族的耳濡目染铺垫了荣智健的成功之路。
1956年，荣家企业宣布全面公私合营。同年，十四岁的荣智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
南洋模范中学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创建于1901年，其前身是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历史悠久，师资力量十分雄厚，教学设备也很先进。
南洋模范中学的办学传统：坚持培养学生以天下为己任、增强社会责任感的爱国主义教育。南模的办学特点：实施“人格教育”，着眼于“人”的培养和人格素质的整体提高。南模的标志是：醒狮图。中国——千年睡狮，既醒勿昧，要自强、自立于世界之林。南模的校训是：勤、俭、敬、信。要求学生勤奋学习，俭朴生活，有敬业精神，讲诚实、信用第一。南模的校风：“四实”即学业扎实、生活朴实、工作踏实、身体结实。
在南洋模范中学，荣智健接受了三年的正规、严格的教育，对他以后的成长影响甚大。
1957年，荣智健的父亲荣毅仁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所以荣家的地位更是显赫。
作为荣毅仁唯一的儿子，在生活条件方面就不用说了。荣智健后来回忆说：“那时，我们家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很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父亲出入乘坐buck，Cadillac，后来换了一辆梅塞德斯———奔驰300。我第一次开汽车是十岁那年，开的是一辆红色皮座的敞篷英国产的Singer跑车，特别刺激和紧张。那时，连在国外的荣家亲戚都十分羡慕地说，荣智健一家在上海的生活不比他们差，也许还要好一点。”
1959年，荣智健以全优的成绩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同年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是年十七岁的荣智健已很有主见，自己挑选了到电机系学习。这主要是荣智健很小的时候，在家中时常听到祖父和父亲闲聊他们的经商、办厂经历。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三反”、“五反”、整风“反右”运动，使得人们觉得做生意、当资本家是最坏的事情，荣智健亦有同感，所以毅然决定读机电工程系。
荣智健的未来之路是在他儿时铺就的，但是在后来的逆境中才真正磨炼了他的意志。对于个人来说，他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然而他也承认，如果不受父亲身世的影响，假如没有新中国的背景，或缺乏他人的援助，他后来在香港不会取得辉煌的成果；最起码，就不会有今天那么大的规模。
彩虹总在风雨之后
荣智健上大学的时候，荣氏企业已全部公私合营化。尽管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令社会经济大乱，荣家的家境仍是相当富裕的。荣智健自己也从不讳言，他在青少年时代过的是特权阶级的生活。
“在天津大学的时候，生活比在家里的时候要艰苦、严格得多。可是，你有条件，可以请大伙儿吃饭，上周家市场吃顿排骨，虽然贵一点，只要有钱，还是可以吃得到的。因此，我当时的地位还是有点超然的。”
但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一直延续下去。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岗位上任职的荣毅仁，作为“资产阶级头面人物”首当其冲，备受折磨，常常被游街批斗，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根本谈不上去正常工作，甚至与妻子一度成为某单位的看门人。
“文革”爆发时，荣智健二十四岁。本来荣智健在196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时，父亲荣毅仁正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在上海也保留了副市长的职位。所以，按荣智健的条件，凭他父亲的地位和影响，他如果想去北京的中央国家机关，还是回上海或其他大城市工作，选择的余地还是很大的。但是，一直生活在大城市，过惯了舒适生活的荣智健，并没有太多的吸引力，他想到基层去锻炼自己，让自己进一步成熟起来。
他父亲荣毅仁原本也一直希望儿子去基层锻炼，父子俩真可谓“不谋而合”。后来荣智健回忆说：“六五年大学毕业之后，我本来是可以留在北京，找份差事。可是，父亲认为我年纪还轻，应该到远一点、苦一点的地方实干一下，锻炼一年。谁知道一年之后，文革就发生了，一苦就苦了八年。”
于是，1965年，荣智健只身一人来到了吉林省长白山水电站，干起了实习技术员的工作。他住在水电站，脚踏实地，勤奋工作，平易近人，从来不摆大学生、高干子弟和富豪公子的架子，很多人都喜欢与他交朋友。
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荣智健被发配到极其偏远的四川省凉山自台州的龚嘴水电站工作。荣智健后来说：“说是做技术工作，实际上却是很艰苦的体力劳动：抬路轨、大石头、背七十五公斤重的烧焊氧气瓶上山下山、高空安装高压电缆……日常吃的是四川人叫做红苕的地瓜（即山芋）。我们是知识分子接受教育，又在审查中，头一年基本上失去了自由，起居劳动都是有人看管。”
从1965年到1972年，荣智健在那荒山野岭呆了近八年。回想当时的情况，荣智健说：“谁都不想再过那八年的日子，我更不希望下一代的中国人会有这种遭遇。不过，现在想起来，当年的经历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当时我在中国最困苦的地方之一，接触到下层的群众，令我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认识得更广、更深入。以前家里条件好，又是父母的宝贝，周围的人都只会捧你，现在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令我明白过来，从前的那些都是虚的，面对真实的世界，自己几乎是一无所能、一无所知。从前以为自己高高在上，但人家把你一推搡，你就应声而倒。因此经过那八年，我的性格变得更坚强，也更能明辨是非，这对于我后来的生话、现在做事都有好处。这样说，也许是有点阿Q精神作祟吧？”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才使他第一次真正领略了“灭顶之灾”的真切内涵。父亲被莫名其妙地抄了家，他也和双亲一起受到了红卫兵的无休止批斗。他从24岁起，就被送到了四川凉山的一个水电站接受近似人格侮辱的“再教育”。这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非人待遇，一下子就延续了整整七个年头，直到他31岁时才有所缓解，终于返回了北京。当他度过了34岁的蹉跎岁月后，“四人帮”垮台了，“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中国的政治气候逐渐变暖了，他和家人才被平反昭雪，重新获得了生存的权利。每当回味起长达十年的非人折磨，荣智健没有丝毫的怨天尤人、牢骚满腹，反而若有所获地沉思道：“我觉得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在此之前，我可以说是温室里的花朵，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批斗下放非人折磨，虽然使我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生理和心理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但是，也使我得益不浅，人变得坚强了，对社会对于人也了解更多了，眼界也不那么狭窄了。我从十年的磨炼中，获得了人生最大的收获，明白了这样一个人生哲理——个人如果缺少了艰苦这一课，是无论如何也难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也许就是‘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人生哲理的深奥玄妙之处吧。”
运气好的人，能够趁着好运，以加倍的努力来换取更大的成功，才是明智之举；不幸的人，如果光是哀叹命运不济，自己不努力抗争，坐等好运来临，即使好运来了，他也抓不住机会，对这样的人来说，似乎永远是“不幸”的。
我们自己没有力量去制造好的运气或者避免不好的运气，因为这是偶然性的东西，但他们绝对应该把握自己，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就是成功的必然。
经商是一种闯荡
1971年“9·13”事件后，周恩来召集了一次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的会议，荣毅仁应邀参加了会议，会上，周恩来赞扬了荣毅仁一向爱国。
由于周恩来的表扬，荣毅仁的处境自此后也渐渐好转。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怀下，荣毅仁参加了一般活动，并曾随团出国访问。
由于父亲荣毅仁处境转好，荣智健也于1972年回到北京，参加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华北电力系统稳定研究。1976年，河北唐山发生大地震，荣智健与其他电力工程师被派到当地抢救供电系统。“当时地震还未完，我们在市上搭帐篷露宿，打了防疫针才到灾区进行抢救电网作业。那次死了很多人。目睹尸骸遍野，对我是一场刻骨难忘的教育。中国人真是苦，多灾多难。”
1977年，荣智健调入机电部的电子研究所。
毕业于天津大学机电工程系的荣智健，调入电子研究所可以说是学以致用，专业对口，但这个新的工作环境不久似乎又离他渐渐地疏远了。
在基层工作时，虽然说是做技术工作，其实是从事非常艰苦的体力劳动，抬路轨，搬石头，几乎什么重活粗活都干，身上背着七十五公斤重的氧气瓶，爬电线杆，高空安装高压电缆，成天上山下乡。专业技术非但没有丝毫提高，反倒日渐荒疏了不少，一时间要从事电子工程研究，这个弯委实拐得不小。
虽说已过了而立之年，但以后的路还长着，未来的命运如何把握？事业如何开拓？一连串的问题在荣智健的脑海里忽悠忽悠地转着。还是安心于专业学习和研究吧，读大学时期，曾经不就梦想过以后要立志做一名工程师？可时过境迁，此时，他非常清楚这个工程师、专家并非那么好做的。科学研究的黄金季节对他来说，已经是过去了。
对天资聪颖的人来说，最“浪费不起的就是时间”。丁肇中的这句话在荣智键的心里体会得太深刻了，青年时期对未来的梦想，由此永远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梦。
环视现实，中国是满目疮痍，十年“文革”使中国的经济建设濒临崩溃。在农村，荣智健看到农民吃的是红薯和稀粥；穿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青衣；住的是破败不堪的老屋，甚至茅棚，几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这段下放的生活经历使他深刻地认识了中国国情，中国太穷了，再也不能搞政治斗争了，每一个有责任心和正义感的中国人应该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经济状况。
出生于世代经商家族的荣智健，开始勾画他的人生蓝图。
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国家对有海外关系的人，在政策上也有所松动，荣智健征得父亲的同意，决定移居香港。
香港绝大部分都是华人，英国人只是占小部分。新中国成立前夕，大批民族资本家听信国民党的谣言，说什么共产党会“共产共妻”，纷纷斥资海外，把自己在大陆经营几十年的厂子搬往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第一次迁居香港的热潮。
荣氏家族中的荣鸿庆、荣尔仁、唐熊源、王云程、吴昆生、吴中一、陆菊森等人，也随波逐流先后在香港落脚。荣智健的父亲荣毅仁当时也到了香港，只是后来在其祖父荣德生的再三要求下，返回大陆。
1978年6月，36岁的荣智健把妻子儿女留在了北京父母的家里，自己独自南下香港。从此他要凭自己的聪明与才干，在这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王国占有一席之地。
回忆起当初那种改变人生命运的选择时，荣智健非常平静地说：“那是我个人的决定，当时内地的政治比较开放，让人民出外探亲，我两个堂弟荣智鑫、荣智谦在香港经营电子生意，就决定出来闯一闯。”
在两位堂弟的盛情邀请之下，荣智健抵达香港，踏上了新事业的旅程。
荣智健刚到香港不久，堂弟荣智谦便问他，“健兄，你在内地耽误了那么多时间，是不是考虑先到国外去深造一下，学成之后再来香港创业？”
“谦弟，你看我都三十多岁的人了，原先学的东西多已荒废，英文又蹩脚，还去读什么书？兴许还能做点生意什么的。”荣智健回答得很是干脆。
另一位堂弟荣智鑫也有同感，他说：“既然健兄有意从商，那咱兄弟几个一起干好了。依我看，健兄和四叔一样，有经商的天赋。俗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胜一诸葛亮，何况咱们雄心勃勃的青年，只要我们兄弟几个联手来干，肯定会成就一番事业的。”
荣智健选择香港作为发展基地，是十分具有战略眼光的，这从他后来的一系列大的商业动作中就可看出。并在多个产业进行渗透发展，不断扩大自身的实力，为他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