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战略规划也类似于军事战略规划。所有的战争都是有目标的，要么是为了赢得土地，掠夺钱财，消灭对方武装力量等，要么则为了反击。从商则是为占领市场份额，增加收入，提高企业盈利。“唯利是图”是企业的战略总目标。总目标可以细化，而且必须细化，企业才能付诸实现。确定战略目标后，着手制定企业战略规划，以成文的形式保存起来，为战略实施和控制做准备。
中国有句古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企业，不要再盲目地想单纯靠政策、靠投机一夜暴富，企业的长远发展还是要有一个战略定位，并为之一步一个脚印地奋斗下去。
齐心协力攻难关
荣智健的堂弟荣智鑫在香港这弹丸之地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在商界可谓神通广大。
荣智鑫父亲荣伟仁，是荣德生先生的长子，曾是荣德生的得力助手，可惜英年早逝。当时，荣智鑫年仅六岁，十五岁那年，荣智鑫来到香港，进入华仁中学读书。在香港的学习生活费用主要依靠荣氏家族在九龙纱厂的一些股份。不久，他考入美国麻省物理学院，学习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后，他就业于美国电话公司，一共工作了三年。等到他了解了大公司的经营管理的方法之后，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不满足于做一位高级打工族工程师。于是决定回香港“碰运气”。
1960年，荣智鑫打算投资办厂，经过多方调查研究，他寻找到三位合作伙伴，个人出资五十万港元，与这三位朋友共同合资成立了一间美联烟草公司，包揽了美国健牌香烟的代理业务。除此之外，还大量进口美国烟叶生产“总督”牌香烟。
荣智鑫从一位高级工程师的位子上退了下来，从此热心于商贸事务，成为香港一位初露锋芒的美国烟叶经销商。
经过近十年的经营，公司业务蒸蒸日上，盈利非常可观。直到1970年，美国一家公司LORILLARD以高价收购了荣智鑫等人经营的这间美联烟草公司。因出售该公司，荣智鑫从中赚取了一亿多港元。
1975年，电脑业曾一度成为香港制造业中的热门。荣智鑫及时抓住市场时机，投资二百万港元，成立了一间新的公司，荣文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的业务主要从事电脑生产，产品销往欧美。几年后，又以一百万美元的资本收购了一家美国电子公司。从此荣智鑫成为了荣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自然成为了荣氏家族的第三代大实业家之一。荣文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不仅在香港市场占有一定的份额，而且扩展到欧美市场。1982年7月公司股票在香港发行上市。由此，揭开了公司发展历程中新的一页。
“将本求利”是古往今来一切企业经营的共同规律。荣智健既然决定加入堂兄弟们的行列，投资办厂，就必须筹集一定的资本。企业经营不可无本，无本则无法逐利。为了筹足办厂的资本，三兄弟商议，大家入股合伙。二位堂弟在港多年，荣智鑫凭着他的香港荣文科技有限公司，筹足股份没有问题。只有荣智健手头资金短缺，此时，他决定写信向父亲求援。
荣毅仁1949年前在香港还留有一些资产，主要是当初在香港开办纺织厂时的股份，如九龙纱厂、南洋纱厂荣毅仁都占有一定的股份，三十多年没有动用过这些股息和分红。这笔财产如今一算，还真不是一个小数，这也就成了荣智健在香港立足的资本。
有了资本，创办起了企业，就要进一步考虑如何有效地运作资本，从事资本运营，实现资本保值与增值，这是决定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盲目投资必然会带来企业的亏损，甚至破产，因而可以说，投资者敏锐的市场意识是至关重要。
由于荣智健和荣智鑫二人都是学电子专业，荣智鑫还在美国电子厂任过工程师的职位，不仅懂技术，而且可以说还是老本行。因此，大家很自然就想到开办个电子厂。
1978年，三兄弟正式在新界大埔合伙开办了一间电子厂———爱卡（EL—CAP）电子厂。最初产品包括电容器、电子手表和玩具等，后来转向以生产集成电路和电脑随机存取存储器为主。
爱卡的产品大量远销美国，由于其信誉高，产品质量好，在美国拿回的订单，1980年比1979年翻了一番，经营前景十分喜人。
基于扩大经营规模的需要，荣智健把他所得的利润再一次投入生产，追加资本达爱卡总资本的三分之一。他个人的资本投入占整个爱卡资本的三分之二，这意味着爱卡电子厂的主要股权集中在荣智健手里。这样，他从爱卡的打工仔地位突飞猛进地上升为爱卡的总经理，真正开始了他的商业生涯。
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与实施，并设立经济特区，荣智健敏锐地意识到，与内地合作是促进爱卡发展的新思路。
荣智健曾在北京机电部研究所工作多年，了解到我国电子工业发展的一些基本情况。在大陆，电子产品市场十分广阔。改革开放之前，电子工业发展缓慢，市场上很少销售一些日用品电子产品。计划经济时期，工厂生产方式比较单一，企业缺少自主权和生产的选择权，往往不太可能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和产品类型的更新。
荣智健开始把视线转向了与大陆经贸往来的巨大市场上。
首先，是向大陆出口一些电子器件和元件，尤其是一些电子日用品，如电子钟、电子表、收音机等电子产品。刚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内地，这些电子产品成为畅销产品，广大的消费者从前从未见过该类价廉物美的电子日用品。因此，销售十分旺盛。
电子工业是我国优先发展的一个领域，大陆电子厂商积极寻求与香港电子厂商的业务合作。国家也积极倡导两地电子业的交流与发展，希望利用香港现有的技术基础，和它与国际上广泛的技术和贸易联系，更有效地引进外贸和先进技术设备，加速我国电子生产的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
在这种经济形势下，荣智健加强了与内地电子厂家的业务合作。因为在香港，他不能得到小厂供应优良配件和元件。由于零件、原料的紧缺，价格上涨，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他们购买原料的成本大约为产品总成本的70％左右。电子行业所雇用的技术人员、技工和半熟练工人的比例比其他主要的制造业高。工人成本在生产总成本所占的比例一般小于20％。
而内地在向香港电子工业提供元件、零件和原料方面具有一定的潜力，国内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独立工业体系。电子业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已有2800多个企业，上百个科研和设计单位，能够生产20多个大类，2200多个品牌型号的产品。广东省已有相当一部分电子元器件的质量达到五级。荣智健认为如果他们在投资上、技术上，找到适当的合作伙伴与合作方式，可以减少产品成本，以及摆脱对外国零件、原料的依赖。
于是荣智健决定先与内地的一些厂家，如上海等地的电子厂家建立了业务合作，由单纯的出口销售电子产品而发展成长期投资，共同开发的道路。
也就在此时，从短期内来看，香港的电脑业虽然发展十分迅速，但也隐含着一些内在的困境。
首先，电脑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其次，地价和工资上涨及通货膨胀导致了电子产品成本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下降，产品的销售日益困难。荣智健已经看到了香港电子市场发展前景的潜在危机。其实，此时在他睿智的心里正在筹划着另一个新的发展计划。
尽管如此，爱卡的成功，还是被国外不少同行看好，他们为了拥有对爱卡的控制权争相收购。1982年双方经过多次协商，最终美国的Fitelec公司以一千二百万美元的高价收购了爱卡电子工厂。后来这家爱卡电子厂，成为了一家颇有名气的美台合资企业。
在出售爱卡电子厂中，因为荣智健占有爱卡60％的股份，因此，在这次出售中他个人得到七百二十万美元，按照当时美元与港元的汇率折算，荣智健获得了五千六多万港元。这一收益是他当年一百万港元投资的五十二倍之多，获利远远超过了股票收益。对于经营爱卡的成功，荣智健并不感到满足，他认为这只不过是小试牛刀，是他闯荡香江的预演。
任何企业的成功，都不是空中楼阁。“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慕它现时的明艳。却不知它当初的芽儿，早已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人做任何事情，就怕没有坚定的信念，今天朝东，明天到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最终将导致一无所获。
而一个人一旦有了坚定的信念，就有了奋斗的精神支柱，会朝着一个方向不懈地努力追求，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不惜任何代价。
成功两法：兼并与逐鹿
1986年，荣智健正式加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香港）有限公司（香港中信），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当时他提出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由他选用人才。他说：“恰当的人才是一家企业成功的首要因素，企业管理并不是一个人的事，全凭整体分工合作。”第二是授予他相当权力，无须事事请示，这是为了适应国际商海剧烈竞争的需要，便于随机应变。
荣智健任香港中信总经理后，第一件大事是提出收购国泰航空股权。“国泰航空公司”的创立要追溯到1946年。创办该公司的人是两位有魄力有胆识的飞行员，分别是英国人RoyFarrell和澳大利亚人SydneydeKantzow，两人各自出资港币一元为公司注册资本。Farrell和dekantzow相识之际，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两人同为中国国家航空公司驾驶杜格拉斯C47运输机，航程飞越喜马拉雅山脉，从加尔各答横越东喜马拉雅山直达中国昆明。1945年，Farrell购买一架剩余作战物资DC3航机（昵称Betsy）。自此他和dekantzow以上海为基地，营运该DC3飞机。尔后，两人于1946年5月将营运基地迁往经过战火洗礼后的香港启德机场。
对于“国泰航空”的历史，荣智健并不是很感兴趣，他说：“那毕竟是成为过去的东西，对于一个生意人来说，要关注的应是它的今天和未来的发展。”荣智健向他的同事们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国泰航空”已经成为香港非常具有实力的一家航空公司，尤其，他们的管理水平是一流的。认购这家公司的股份肯定受益匪浅。
1986年10月，国泰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招股吸引了大批申请者，冻结资金达港币五百一十亿元，这在香港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公开发售的股份获超额认购五十五倍。
荣智健早已盯上了这间香港炙手可热的航空公司。
于是，荣智健胸有成竹地向董事局递交了科学严谨的收购国泰航空公司的建议书。
但是，这一曲径通幽扩充实力的大胆设想，却遭到了主张“循序渐进稳根基，逐步发展壮实力”的稳妥势力无端非议和强烈反对。
有人问他为什么要选择“国泰航空”？
荣智健的回答很简单，说：“香港要稳定繁荣处处都要靠运输，不是船便是飞机。”他告诉他们，只要去分析一下香港空运的出口情况，你们的反对意见就会减少许多。
荣智健劝说大家要看到航空运输在香港货物出口中所起到的作用，决不应该低估航空运输业的潜力。哪怕投资大些，也是合理合算的。
荣智健认为，香港经济的快速增长必将推动航空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虽说香港的航海运输业发展历史悠久，而且航海队伍庞大，但两者各有优势，它并不构成对香港航空业的竞争威胁。
所以，荣智健坚持中信（香港）在航空业上投资的决策，是正确的，尽管有风险，却也是值得一冒的。而且，“国泰航空”的母公司是太古集团。荣智健与太古有过良好的合作关系。他清楚太古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商业头脑。
在香港，太古洋行是英资洋行之一。自中英就香港前途会谈开始，怡和便一直致力于将该集团国际化，减少对香港的依赖。而太古洋行，则继续将业务扎根香港，无意加强海外投资。太古集团的业务遍布海、陆、空，涉及衣、食、住、行等民生的各个层面。其集团共有六大部门：航空、地产、石油开发及船务、实业、贸易及保险。
借助其属下的国泰航空和港龙航空，太古集团执香港航空事业之牛耳。
国泰航空公司原为太古与汇丰银行共有，太古占7成股权，汇丰占3成。1985年以后，国泰成为太古和汇丰两家公司手上的摇钱树。到1986年底，其资产总值为110亿港元，几乎垄断了香港的航空事业。
荣智健对董事局否定他的收购建议感到难以理解。
荣智健对这一收购国泰的行动是非常慎重地进行了一番考查研究的。他花费了近六个多月的时间分析，研究国泰航空公司，其盈利甚丰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这家公司，经营完善，完全是按照西方的管理方式进行经营活动的，并且也非常重视使用人才，在航空业中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荣智健对中信（香港）部分人的否定态度大为不满。
面对计划尚未实施却被全盘否定的被动局面，荣智健只好向足智多谋的父亲求助，并把两份收购报告书呈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国务院。
在父亲的全力支持下，国务院经过仔细的研究和论证，不仅完全同意荣智健的收购计划，而且还借给“中信（香港）公司”8亿元的收购资金。
就这样，在国家的鼎力相助下，45岁的荣智健以其特有的“只要认准的事情，就一定要坚持干到底，决不因故轻易放弃”的果敢于练作风，于1987年1月，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即中信（香港））以19．36亿港元收购国泰部分股份后，成为国泰第三大股东。
1987年，国泰股权分配是太古50．23％，汇丰16．44％，中信12．5％，和黄与长实各2．5％，希慎置业2．5％，公众近14％。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荣智健经过艰辛的努力终于痛痛快快地打了一场漂漂亮亮的“收购歼灭战”。首次收购企业就大获全胜的成功之举，不仅打出了立足未稳的“中信（香港）”之威风，而且为荣智健摇身一变为香港新一代企业巨子开了个好头，并进一步增强了荣智健在“中信（香港）”的主宰地位。
后来有人问荣智健，关于这次收购，你有何感想？荣智健慷慨地回答说：“我、认为，要在香港持久发展，不但要与华资密切合作，还要加强与英资合作。生意无中外嘛，况且，我跟国泰、太古合作，觉得他们有一套系统，双方很容易有共同语言。”
到了1996年4月，荣智健决定增加对国泰的持股量，使中信（香港）对国泰艏空的持股量从5月份起由原来的12．5％上升到1996年的25％，国泰航空的大股东改写为太古集团持有公司股份43．9％，中信（香港）公司，持有股份为25％，一跃成为国泰的第二大股东。
1996年12月31日，荣智健的直接助手亨利·范（音译）被任命为国泰航空公司副总裁。太古集团（占国泰43．9％的股权）声称“对任命亨利·范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表明中信公司将对国泰公司进行长期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