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以上引述的诸多史料可以看出，“回回”作为对一个群体的称谓，最早源于“回”与“商”字本义的某种互通性，后来使回客、回人与蕃客胡商几近等同；又因我国北方人，包括汉化程度较高的契丹人有爱用重叠词语的习惯，因此，有可能首先是在五代时的后晋地面上，民间形象地将大多来自西域诸蕃的远道回客、回人俗称为“回回”；最后经过泛化，成为对包括来自西域的贡使、工匠技艺和客籍移民、兵丁的统称。沈括在延地区掌兵时期，能够把“回回”作为一种大众的叫法写进军歌，说明在北宋中期以前，黄河中游东西部地区，民间早就流行着把西域蕃客蕃兵统称为“回回”的叫法。“回回”这种称谓，既形象地概括了西域蕃商胡客、贡使的职业特征，也具有汉语语词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与我国北方汉人历来爱说重叠词语的习惯相合，更符合长期以来中西交通商贸频繁的历史事实，并为熟悉汉文化的回回学者和西域蕃商胡客所乐于自称，因而“回回”作为对西域蕃商胡客乃至来自大西域的诸多色目人的称谓，便一直沿用下来。
(四）“回回国”：以此国凭车“商贾以行诸国”而得名由称“回客”或“回回”进而到称“回回国”，始于见于西辽。《辽史·天祚纪》载：保大三年（公元1123年），“耶律大石……整旅而西……将西至大食……至寻思干，西域诸国举兵十万号，忽儿珊来拒战……忽儿珊大败，僵尸数十里。驻军寻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国王来降，贡方物。又西至起尔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为帝。”《辽史·部族表》对此也有记载天祚播越，耶律大石立燕晋国王淳，淳死，与萧妃奔天德军。上诛妃，责，大石率众西去自立为帝。”耶律大石西去途中，亲历许多地区与部族，其中有“畏吾儿城，回回大食部，寻思干地，起尔漫地”。
成吉思汗在用兵西域时，有多处关于回回国的记载。《元史·列传第七》载帝(成吉思汗)征西域孛哈里、薛迷思干二城。回回国主札剌丁拒守铁门关，兵不得进。察罕先驱开道，斩其将，余众悉降。”孛哈里即布哈拉，古称安国；薛迷思干即寻斯干，古称康国，元时用蒙古语改称撒马尔罕；铁门关在阿姆河北岸，撒马尔罕的南面，为天险要塞。这是有关回回国地理位置比较具体的记载。由此可见，辽、元人所说的回回国，指的同是中亚阿姆河流域及撒马尔罕这一地域。
递至明代，正史中有关回回国的称谓极少见到，但撒马尔罕依然被视为回回人的故地。《明史》“列传第二百二十西域四”说：“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诏守臣悉遣之，于是归撒马尔罕者千二百余人。”
上述记载确切地说明，辽、元、明三朝有关回回国的大致地理位置，都在中亚撒马尔罕这一地域。
那么，辽、元、明时所称的回回国究竟是哪个国家呢？又是因何称其为回回国的呢？让我们首先看看位于丝绸之路要道上中亚诸国的历史状况吧。
对于西域地区国家及所居种姓的情况，隋、唐、五代和辽、宋各朝，都有较多记载。自西汉张骞凿通西域以后，一条被中外史学家称之为“丝绸之路”的中西交通大道，便把东西方连接起来了。尤其是中亚地区，这里是通往亚、欧、非三洲的陆路交通要道，其中撒马尔罕则是这一要道的枢纽。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这片地域，东达中华，西进罗马，南下波斯，北通俄地，其地得天独厚。可以说，谁控制了撒马尔罕，谁就能扼古丝绸之路的咽喉。
在丝路重地的西北亚和中亚地区，最着名的商客群体莫过于以康国、安国为首的昭武九姓的各国商客，特别是安国的粟特人，从公元4世纪至8世纪（即我国自北魏至唐中叶期间），长期把持着丝绸之路的贸易，他们以撒马尔罕为首城，转运、贩卖大量的中国丝绸和西域货物，成为享誉东西方的着名商团。昭武九姓是西汉时形成的一个政治联合体，说它是一个单一的国家似乎有些勉强，就其民族成分而言，也并不是单一的，其中，以大月氏突厥为主体的康国为领属王，其他八姓为臣属王。
昭武九姓诸族历来有重商善贾的民族特点，并且世代相传，民众相效，历久不衰。《隋史》说，“康国人善于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唐杜佑所撰《通典》中记载，康国的昭武九姓，本居敦煌与张掖之间的祁连昭武城，后为匈奴所侵，西逾葱岭，以昭武为姓，表示永不忘本也。康国一名萨未建，“沃土、人富、国小”，“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善商贾”，因其富强，“西域诸国多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说北魏时，住在洛阳的葱岭以西的“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户甚厚”。特别是这里的粟特人，由于精于商贸，加之又有良好的交通工具，长期把持着丝路要道上的长途转运权。《魏书列传》第九十《西域传》也说：“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沙那，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
凉土即凉州地域，姑臧即今武威，粟特商人在魏时已“多诣凉土贩货”，说明他们与中国交通贸易不仅历史很长，而且已形成了群体规模。《宋史》在介绍古粟特国时说：“火寻，或货利可弥……乃康居小王奥革建城故地，其君治急多飓遮城，诸胡惟其国有车牛，商贾以行诸国。”《宋史》中特别指出，“诸胡惟其国有车牛，商贾以行诸国”，足见康居及粟特商人在交通运输工具上，早先具有多么优良的条件。这里的货利可弥，即是花剌子模，也就是西辽人所称的回回国。
中亚阿姆河地区所居种姓历来有善于经商的传统，大月氏突厥人在移徙阿姆河流域并在政治上成为主导后，由于受到丝路贸易重利的驱动，也转向经营商品转运。唐杜佑《通典》说大月氏，此国为行国，随水草转徙。有四轮车，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国人乘四轮车，或四牛、六牛、八牛车免之，在车大小而已。太武时其国人商贩到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玻璃。”说明被名为昭武九姓之一的康国人此时不仅精于商贩，也掌握了极高的工艺制造技能。在西安市北郊汉长安城遗址以东约3.5公里处出土的一座北周时期的大型夫妻合葬墓，也为昭武九姓的商客、移民与中原地区的商贸文化交流提供了佐证。这座大墓首次出土了有关粟特人的文字资料，除部分汉字外，还有一种尚不能辨认的文字，专家认为有可能是古波斯文或其他文字。据专家对现有出土资料分析，墓主男姓死者是昭武九姓中的史国人，他及其祖父、父亲都曾长期担任“萨保”一职，生前曾任“凉州萨保判事”，以高级官员的身份主办河西走廊的商务，主管昭武九姓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的迁徙活动。在已发现的敦煌文书中，记载着8世纪中叶，敦煌县城东一里处有一个粟特人聚居的村落。山西太原发现的虞弘墓证实，粟特人很早就进入了中原地区。这说明，昭武九姓诸族在从事跨国商贸活动的同时，也进行着有组织的移民活动。
古康国的都城，现今为乌兹别克斯坦的古城撒马尔罕。初唐至中唐间，这里曾一度被纳入大唐版图，设立过康居都护府；及至五代、宋、辽，或称萨末革建，或称寻思干；13世纪以后，这里陆续建立起来的花剌子模和帖木儿帝国，对这个丝路重镇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建设，最终使撒马尔罕成为中亚地区的一颗明珠。从魏、隋、唐、宋史书中可以看到，这里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它千余年来一直保护着久盛不衰的“国际化都市”的地位；这里的地利同时也造就了一代代精明的商客，他们“善商贾，好利”，又有车、牛，因而使“商贾以行诸国”。由此可见，我国迄自汉、隋、唐、宋以来，对葱岭西以康居、粟特人为代表的昭武九姓商人，是很熟悉的，在国人眼中，视这里为商贾之邦、商贸之国，并以“此国为行国”，凭车“商贾以行诸国”为由称之为“回回国”，应是顺理成章、不难理解的问题。
从上述历史事实和种姓特点，联系到南宋文天祥亲眼所见关于“命里，高鼻而深目，面毛而多须，回回人也”（宋·文天祥《指南录·命里诗》序）的记载，和明人张自烈、丘濬关于“回回国，在玉门关外万里”，“陈隋间入中国，金元以后，蔓延滋甚……今在在有之”的说法，更清楚地看出，辽、宋、元、明数代所称的回回国，就是后魏时所称的粟特国，隋代时所称的以康国为首的昭武九姓国，唐代时所设的康居都护府周围地区，宋代时所称的货利可弥国。之所以将这里名之为回回国，缘由就在于这里是精商善贾的回回人的故国。从中也可进一步证明，我国北方汉地自五代起所称的回回，起先有这样的叫法，其语义源自他们凭车以行诸国从事长途贩运的商贸特征，而与回纥并无直接联系。
(五）回回族：由他称、自称到官称的确认
“回回”作为对一个具有共同特征族群的称谓，及至元代更趋于规范。在辽、宋两朝以前，“回回人”及“回回户”通常被作为久留不归的蕃商蕃客看待，尽管之前民间早有“回回人”、“回回户”的俗称，但官方并未正式确认“回回”为一族。《资治通鉴》载：唐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1年），“胡客留长安久者四十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宋会要》说：“大商蒲亚里者，既至广州，有右武大夫曾纳，利其财，以妹嫁之，亚里因留不归。”(《宋会要》“绍兴七年”)元代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版图横跨亚欧的一代王朝。在这一历史时期，大西域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无论是广度还是频度，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朝。特别是由于“回回人”、“回回户”、“回回军”在建立大元皇朝中的历史作用，因而使“回回”不仅享有仅次于蒙古人而高于汉人、南人的地位，而且被诏令正式落籍“编民入户”，官方不再以蕃商、蕃客称之。自此，标志着“回回”已从民间的俗称进而确认为正式的官称，“回回”族已成为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中被官方确认的一个成员。于是，“回回”作为一个新兴民族的称谓，在元代官方典籍中随处可见。
与辽、宋以前相比，“回回”族作为中华大家庭的一个新成员，在很多方面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从以往国家机构中不设“回回”专额，进而发展为专门设置相应的官额。辽、宋以前，虽在有的商埠专门设有“蕃坊”官员，但在中央国家机关中，未发现有回回族管理机构的记载。元代则不然，在京内外主要机关中，都设有相应的“回回掾史”、“回回令史”、“回回通事”、“回回书写”等官额；为便于对回回入迸行教育，特别设置了“回回国子学”、“回回国子监”；在有些道、卫专门设有“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蒙古回回水军万户府”；大都、上都还设有“回回药物院”。由于在国家政权机关中为“回回”专门设有机构与官额，这就从制度上保障了回回人享有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和权益。
其次，“回回”已从以前过于宽泛的族群概念，进而作了比较细致的区分界定。辽、宋以前，由于“回回”原本是以商人、贡使的职业特征而名，因而所含族别过于宽泛，凡河西以至中亚各地诸族商人、贡使，都属其中。进入元代后，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元廷将国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这就为界定“回回”的族群概念提供了政治条件。尽管如此，当时仍难准确细分，因而出现“回回色目人”一说。据王光鲁《元代备忘录》所记氏族等级，位居氏族第一的蒙古人时为72种；位居氏族第二的色目人时为31种，“回回”仅为其一。但这种划分界定不久便难以明辨，因为大西域的众多色目人进入中原地区后，在汉民族中必然会因很难详辨细分而形成一个整体的族群概念，而“回回”的称谓由来已久，且不少色目人此时已信仰伊斯兰教，内地人便继续以俗称“回回”称之，这就是以后社会上对元时煞费神思细分详辨的31种色目人，仍然笼统地以“回回”相称的缘由。
第三，“回回”从起先与伊斯兰教并无必然联系，进而发展为“回回人”与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几近等同。伊斯兰教自唐永徽年间传入中国之后，起先的信仰者主要是来自阿拉伯、波斯的蕃商、蕃客。唐大中五年（851年），来华的阿拉伯商人苏来曼在其游记中对广州蕃坊穆斯林的生活记载到中国商埠为阿拉伯人麇集者曰广府。其处有伊斯兰教掌教一人，教堂一所……各地伊斯兰教商贾既多居广府，中国皇帝因任命伊斯兰教判官一人，依伊斯兰教风俗，治理穆斯林。”（转引自张星火良《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201页）以“其处有伊斯兰教掌教一人，教堂一所”推测，说明其时广州的穆斯林有一定数量，但不能说很多。广州如此，长安所居蕃商也不过几千人，充其量能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到了宋代，南方几个大的通商城市，如广州、泉州、扬州、镇江，在华的穆斯林商人仍如唐时多居于“蕃坊”，人数不可能太多而在北方，尤其是在大西域，辽、宋人所称的“回回”人及“回回国”，尽管伊斯兰教占主导地位，但当时也是多种宗教并行。这些都说明辽、宋以前，“回回”人与伊斯兰教并无必然联系，不是说其时的“回回人”必定全部信伊斯兰教（回教)。但到了元代，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尽管蒙古人信奉喇嘛教，但出于稳定政权、维系民族团结的需要，对伊斯兰教则表现出了极其宽容的态度。在这种社会的、政治的大背景下，伊斯兰教便自西向东迅速得以广泛传播和发展。如公元11世纪时，新疆的伊斯兰教仅限于西南一隅，而到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喀什嗣王秃黑鲁帖木儿汗改从伊斯兰教之后，凭借其政治力量，使伊斯兰教在天山以南急剧发展。也如《多桑蒙古史》引元时回回人阿拉西所言：“今在此东方地域中，已有回教人民不少之移殖。或为河中与呼罗珊之俘虏系至其地为匠人与牧人者，或因签发而移徙者，其自西方赴其地经商求财，留居其地，建筑馆舍，而在偶像祠宇之侧设置礼拜寺与修道院者，为数亦甚多焉。”这种情况，与河州人所传说的元代修建“连根柱寺”也相吻合。可见，“回回”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是在元代初期，也正因为此，伊斯兰教亦被称为回回教门或回教。在这一历史时期，不仅回回人普遍饭依了伊斯兰教，而且一部分非回回籍人也改为信仰伊斯兰教，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穆斯林数量。
总而括之，经过元代150多年的民族融合和发展，回回民族不仅称谓得以规范和稳定，而且以其勇敢坚韧、团结进取、精商善贾、多才多艺的民族品格，与我国各民族一道，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成为中华民族百花园之中的一朵奇葩。由旧时称回回族，到简称回族，应是在晚清至民国初期。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