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背景与重构机制
文学价值系统的重构，是中国文学在现代不能绕过的历史课题。这是因为，中国古典传统文学越到后来越在整体上失去了活力和生机。那些“诗话”“词话”式的文论学说的不断出现，那些区别越来越细微的“流派”的林立，并没能促使文学整体面貌的改观，反而似乎在反复表明，中国文学陷入了一种周而复始的可悲的循环过程中。许多闪光的思想、独创的见解和新的文学要素，在这个过程中或者自生自灭，或者显得一鳞半爪，或者是同一问题同一层次的不断重复，它缺乏新的结构质和转换生成机制建构起新的系统，屡次发生的文学革新每每以具体的技巧性的变化为归宿，难以形成更深刻的推动文学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态势和新思潮的更替。这种既无法解决发展中的内在矛盾又不能彻底打破旧的系统而“另辟一片崭新的文场”的尴尬局面，昭示着中国文学的发展遇到了不易解开的难题。
近代所进行的一系列文学改良，其结果在客观上不仅再次证明了上述状况的未能真正改变，而且更充分地暴露出造成这种状况的症结所在：中国传统文学整体衰微之势的难以逆转，与旧的文学系统，特别是文学价值观念系统的不能打破重建有着直接的关系。文学整体变革的关键，不仅要借助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整体变动的力量，不仅需要宏阔的深刻的思想文化变革作为“愿景”和基础，而且需要文学观念尤其是文学价值观念的彻底更新。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必须在人们的观念意识中“找到”和形成一个能划出新旧界限并足以支撑起新的观念系统架构的支点，有了这种支点，并通过“个体转换方式”，使之成为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的自觉意识和行动，中国文学才能真正走出那种“鬼打墙”般的被动境地。而这有待于历史的机遇。
20世纪中国社会的许多历史现象，确都曾为文学的某种演变提供了大小不等、效果不同的机遇，并对文学价值观念的形成产生了影响。但是对文学整体格局产生重大而有直接影响的，是几种色彩各异的社会背景与占据时代中心的社会意识，这些背景和意识集中反映了具体历史阶段关于社会变革发展的思路和“方案”。它们是：辛亥革命时期“借制度改革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意识；五四时期“借思想文化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意识；20年代中期后兴起的“借政治斗争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意识；80年代逐渐变异的“借市场经济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意识。这几种依次占据时代中心的背景与社会意识，说到底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绕过的现实问题的体现。
这些课题，本来都是20世纪中国社会不同层次的历史任务和时代内容，但中国的历史特点决定了它们在有了“冲突”时，只能以选择先后来展开，让其在不同的时间以时代的中心课题出现。这些大背景在根本上影响着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影响着精神领域的基本特征，也影响着人对文学的需要的特征和文学的价值尺度。同时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文学价值系统不断转向和重构的驱动机制。20世纪中国文学基调不同的价值“色块”和格局的形成，无不与此相关。
辛亥革命时期，在不同的治国兴邦的方案和新学中，对于改革“国体”和“政体”的重视是一个突出的时代现象，“借制度改革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意识，在当时思想文化领域有着重要而实际的影响。这反映在文学上，便是政治色彩很浓、功利目的明确的文学现象的集中出现，特别是以宣传鼓吹新的理想政治、理想社会制度为核心的各种新小说的产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改良运动，极力抬高文学的地位，夸大文学的价值意义，这与当时把文学只作为消遣游戏的观念相比，无疑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对文学价值的强调，对文学的价值定向，是与具体的现实的功利目的直接联系的，突出的是文学的教化作用，是对“民智”的启迪作用。这种文学价值观对此后文学观念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其正面影响来说，它对后来把文学纳入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去估定其价值意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就其负面影响来说，它为20世纪强化文学的功利观念开了先河。
五四时期的文学，作为20世纪新文学的真正开端，它是在“借思想文化为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一意识的强烈作用下发生发展的。诚如林毓生教授所说，同19世纪90年代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一样，20世纪的第二代知识分子（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他们专心致志的“是一个有共同特色的课题，那就是要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入手”。这个观点“是强调思想和文化的改革应优先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知识分子的这种思路作为当时的先进意识，影响了整个时代精神。发端于1915年的思想启蒙和文化运动就是它的一个具体体现。五四文学革命就与这一运动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不管是新文学的缘起，还是后来的演变发展，不管是文学面对的历史课题，还是它取得的具体成果，都表明文学与文化思想运动的不可分割。几乎所有五四新文学的重要现象和主要特色，都可以从与新文化运动的联系中得到解释，都可以窥见“借思想文化为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一意识的深刻作用。正是借助于文化运动的历史机遇，中国文学才真正开始了一个弃旧图新的新时代，它在解决许许多多不易解开的难题中，就包括了重新估价文学价值（重新确立文学角色的问题。其中鲁迅的关于改造国民精神的文学观念及其实践以及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张扬和“文学革命”向“思想革命”的深入，都表明了以人的发展为基点来确立文学价值意义的新观念的产生。它表现为五四新文化思想革命和“立人”的历史要求与新文学精神特质的自然契合，文学在满足人的精神要求、体现人的精神觉醒从而促使人的全面发展方面显示出它不可替代的功能。然而，从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来说，五四文学演变中的一个“遗憾”，也恰恰在于这种契合关系的形成过于“自然”“容易”和缺乏更充分的理论探讨，未能使一代文学先驱的这种新的意识成为一种经过深刻思考的共识。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由于这种机遇使得中国传统文学中久已存在的文学价值观念等问题似乎已经完全解决，但是此后的事实说明难题只是暂时淡化和隐伏了。
五四高潮过后，仍然黑暗的现实使文学显得无能为力，浪漫热烈的情绪不复存在，“苦闷彷徨的气氛笼罩了文坛”。这时，文学在社会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文学如何与人生形成新的积极的价值关系并参与历史创造，成为一个新的现实问题，或者说文学的历史难题在现时条件下再次显露。这一难题曾引起包括鲁迅等人的“彷徨”，引起茅盾的焦虑，而且几乎越是理解文学特性的人越感到深刻的痛苦和矛盾。1922年下半年之后新出现的大量的文学社团，表现出普遍的伤感忧郁气息，他们在“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中对“身边小小的悲欢”的咀嚼，流露出兴奋过后的疲倦和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痛苦。这些现象都说明，文学必须面对新的现实并对其价值意义再思考。也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社会政治斗争逐渐成为时代的中心，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时代精神也发生了变化。20年代中期开始，一种新的意识，即“借政治斗争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意识逐渐占了上风，而“借思想文化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意识退居次要地位。“借政治斗争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意识，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它无疑给处于苦闷彷徨期的文学以机遇、以引导，同时政治也对文学提出了要求。从20年代提出文学是政治的“留声机”，到40年代明确确立文学服从政治的观点，直到70年代末终止这一口号，这半个多世纪文学的变异历程，无不与文学和政治的这种关系相联系，文学角色、文学价值的状况无不可以在这一意识中得到解释。从这里可以看出，政治利用了文学，文学也“利用”了政治，它利用政治运动提供的机遇摆脱了文学无所适存、无所依托的境地，使“纷如乱丝”的文坛日臻走向“统一”，它似乎使文学暂时克服了难题，却又长久地确立了文学单一的角色，也确立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学价值观念。诚然，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现代所进行的政治革命是现代历史的中心课题，文学参与政治是文学参与现代历史创造的具体的表现。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人们往往容易忽略这样一个更为根本的关系，即文学如何在保持自己独立特性的前提下为历史、为人生去尽力，去继续发挥它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学以失去自己的独立特性为代价而发生的转化，曾引起文学史上许多冲突，一批杰出的文学家为此产生了深刻的内心矛盾，在矛盾和冲突中艰难地取得了成绩，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代价越是到后来越见清楚。
其一，伴随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意识而出现的短期性的文学价值目标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作家把配合眼前的任务看做文学的主要职责，因而放弃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性的艺术思考和表现，其创作必然与形势的变化起伏沉落。这是许多作品缺乏长久的艺术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文学在失去独立性之后，必不可免的要和它所依赖的对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文学可以是“引导国民精神的灯火”，也可以使人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一个时期文学的沉痛教训主要还不在文学脱离人生和现实，而在于它们在人生和现实面前失去文学应有的独立性、真实性。这也许是每当社会思想混乱、精神贫乏而最需要文学之际，文学便困惑，失去自我的原因。其三，政治对文学的制约所造成的影响受到过比较彻底的清理和批判，而市场经济及其运行规则对文学的负面影响却没有进行过比较彻底的反思和清理。
以上情况表明，相对于以往的沿袭而言，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确实存在价值观念不断“重构”的意向，并为此付出过艰巨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文学现象的反复，使得人们很容易轻易地得出这种结论：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观念只不过是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政教中心”说的延续，或者是“政教中心”说与“审美中心”说的再次较量。但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本身的复杂性又表明，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避免两个方面的失误，一是不能无视中国新文学所处的特殊的历史位置和它划时代的意义，不能离开文学发展的实际和具体的历史过程，用一种抽象的理论标尺简单地去规范和进行表面的比较，把这个世纪出现的一些重要现象看成是在原有文学轨道上的滑行；二是又不能以一种绝对的“决定论”的观点，过分强调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必然性和独特性，过分拘泥于具体国情的强调和既成事实的“尊重”，使研究在封闭起来的圈子里打转，从而把一切现象都解释成“合理”“必然”的。单纯地“合理性”预设和单纯地“必然性”实证都难以做到准确科学的把握，需要两方面的结合。这样才能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理解文学价值系统重构的特征。
调整，但同时，这种重构和调整的深广度又是有限的路径也是曲折的，传统观念在某些方面的反复显而易见。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根本的原因，是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变，既给文学提供机遇，又不断给文学提出难题，同时又掩盖和暂时“淡化”了某些文学难题，一遇机遇，似乎难题不难，机遇一过，难题如故。文学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起伏沉落，文学价值的过度地被褒被贬以及许多相互冲突、矛盾和前后悖逆的现象，都有社会历史的动因，但它们并不一定都是合理的和必然的，这些现象的出现正与机遇与难题的交织相关。诚然，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系统的建构过程，并不是要寻求一个“完满”的“唯一正确”的模式，而是一个不断地选择的过程；但是，这并不是说文学没有客观标准，文学可以随遇而安，也不是说这个时代不需要较为科学的相对稳定的文学价值观念系统。应该看到在这些现象中既有文学的幸运也有文学的悲哀，其背后有历史的机遇也有历史的难题。正因为如此，以至使得每一次新的文艺思潮的兴起都以对先前的反拨为开端，形成以今日否定昨日的现象。所以，正视历史机遇与历史难题对文学总体态势的影响是重要的。
不管人们主观上如何认识，如何按照自己的文学史观去勾勒一个独特的文学史框架，都无改一个基本的事实，这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其最为深层的强劲动力来自于社会历史的变革所引起的社会思潮、价值观念的变化。几代文学家都曾试图超脱这种所谓“外部”的钳制与束缚，梦想走出一条“纯文学”的发展道路，但其结果，却仍然是被社会思潮和变化了的价值观念所制约。包括新时期文学在内，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反复证明，社会给文学提供机遇和活动舞合，利用、抬高或抑制文学，文学也利用社会不断提供的机遇发展自身；当文学感到自身被过分地利用和抑制以至将失去自身时，文学就试图挣脱以获得自由。而这种新的自由又依赖于新的社会历史机遇来实现。这种反复，也许就是一种规律，一种先前人们承认、“认命”而后来不愿正视却无法改变的规律。有独立意识和独特艺术追求的文学家，可以在自己的园地里耕耘，可以培育出自己的艺术之花，但是，个体的这种努力无法改变整个文学史的面貌。至少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进程和路径主要还是由社会历史状况决定的，我们还没有充分的理由去说文学的发展史就是观念的变化史。而我们对观念的变化，包括文学价值观念的变化的梳理，也不得不十分关注这种深层的直接动因。
变革动因与制约因素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其变革的动力和制约因素！来自于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各个层面，并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某一方面的问题成为时代的中心而发挥着极其突出和特殊的作用，从而内在地决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标准的多变性和矛盾性，也造成文学价值取向的前后相悖、尖锐冲突的复杂现象它们既是文学价值观念重构的深层动因，又是制约因素，由此带来文学价值观念的许多特点
一、社会经济基础状况对文学的制约
经济不是决定文学发展的唯一因素，但它是最终因素一般情况下，经济并不直接决定文学的发展，但在特定情势下，经济对文学的左右显得异常强硬和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