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叶新文学及其价值观念的形成变化，有着较充分的文化思想、精神领域的现实基础和环境，却缺乏相应的经济领域的深刻变动作为坚实有力的历史动因。如果联系80年代后文学与经济变动的实际进行比较，这一点就看得更为清楚。当然，这并不是说新文学价值观念的生成演变不受经济状况的制约，恰恰相反，正是这种看似并不突出的因素，对文学价值观念的制约既深刻且重大。第一，在现代，即20世纪前半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仍然以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作为基础和主要社会存在，在总体上不利于社会意识形态和人的观念的现代化。农民文化、农民意识在中国新文学演变中所起的异乎寻常的作用，是不难从社会经济状况方面找到原因的。第二，在近代一定经济基础变化中产生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野对立以及它们与封建主义的对垒，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更加明显和激烈。它们不同的意识观念和冲突，特别是阶级论对于这种状况的分析和引导，对于现代文学价值观念的演变产生的影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大大强化了文学价值观念中的阶级色彩的因素及对立意识和排他情绪。第三，与一定的经济因素相联系，都市与农村的区别与隔离、“亭子间”与“窑洞”文化的冲突和矛盾城市知识分子与工农兵思想感情、观念意识、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复杂关系以及外国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学观念和中国农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传统文学价值观的对抗都直接影响到新文学价值观念的整体特征。第四，由于发展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尚不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中心课题，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历史内容是政治斗争，这又决定了文学中的商业化因素和消遣游戏、愉悦享受需求的薄弱并受到排斥；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则难分难舍，从这一角度所派生出的文学价值观更易得到肯定和强化。
与现代形成鲜明比照，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市场经济，对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路线。从文学需求的层面说，对文学作品多样化和意蕴多维性的需要是一个重要特点。新时期中国社会结构、时代特点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继续推动着精神文化格局的改变，左右着文学需求及其需要优势的变化。90年代后，随着社会整体状况的巨大变化，出现了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时代特征。这是一个极为复杂、急剧变化、充满矛盾以至于难以概括其特点的时代，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张力极其巨大、充满无限机遇的时代。这是一个逐渐变得不崇尚深度沉思而喜欢平面接受的时代，是一个图像的时代，是情绪宣泄代替真正抒情的时代，许多民众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兴趣开始转移。这又是一个历史继续转型，人们不断寻找自己现实位置和精神家园的时代。世俗化和大众化的浪潮形成并不断演化，人们对于事物的可共感得到强化，由此产生的大众文化中的复制、一次性消费现象有增无减。与此同时，张扬个体性，推崇个性化，社会对另类、特异现象持更加宽容的态度。这些相互矛盾而又共存的现象，都可能为文学创作提供新的内容，发掘出新的主题。同时，人们的心灵空间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人们对于未来更加充满好奇，科学基础对于外层空间的探测，极大地改变人们的思维空间和方式；而另一方面，人们对于过去似乎也同样更加好奇，对于往昔的追溯不断地引发人们的反思精神和吸引回顾的目光。全球化背景下各类信息的复杂多元，提供给读者阅读对象本身的丰富多彩和文化载体的变化，以及阅读方式的变化对文学提出的挑战，又继续为文学创造着机遇。
从深层看，随着市场规律在文化商品领域的蔓延，文化消费性的强化及其影响，使“经济变成了文化，文化变成了经济”（杰姆逊语）。文化的内在固有规则遭到了彻底破坏，市场最终成为文化创造的内在法则。市场经济除了把文学推向市场、受市场规律制约之外，经济生活中的规则、观念、意识对于整个文学发展产生影响，文学被纳入精神产品生产和消费的轨道中，虽然文学本身的生产过程、工序等没有质的根本变化，但文学在社会系统中的位置和流通方式发生了变化。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市场经济下文学的面貌已经不是一般的对文学的基本“需要”所决定的，而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欲求”在起作用，亦即人的被释放的欲望在文学上有强烈反映。许多文学和文化现象，与贝尔曾经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现象的概括有极为相似之处一方面，现代世界的剧烈运动和文化变迁打破了旧有的时空顺序和整体意识，人们对社会环境的感应能力陷于迷乱。另一方面，信仰上的虚无造成文化传统的“令人畏惧的脱节”，人上升到神的位置之后却难以把握自我。“在文化领域，人们对奇思怪想却毫不节制。传播媒介的任务就是为大众提供新的形象，颠覆老的习俗，大肆宣扬畸变和离奇行为，以便使别人群起模仿。传统因而日现呆板滞重，正统机制如家庭教会都被迫处于守势，拼命掩饰自己的无能为力。”，这个时代，物质极大丰富，文化和精神生活容量很大、需求极为多样。
与此同时，文化领域内的交叉和边缘化，也导致文学边缘化和随意性的加剧。随着文化精神不同领域及其学科的界限被打破以及由此引起的戏剧性的变化，一方面是一些领域分工更加精细，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交叉学科的出现，也就是说，作为文化现象，随着破除学科边缘带来的机会，它的内在张力在急剧地扩大，内容在极大地丰富。在此情势下，有人认为文学在现代电子媒介的冲击下会走向衰落或终结。因为文学作为交流活动，受到电子网络的冲击，作为情感审美活动，受到影视等的冲击，作为现实批判和革新力量，受到大众消费和精神虚无主义的冲击。所以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有趋于终结的可能。后来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并重新思考和理解这个问题，认为表面上现代性文学观念与实践面临终结，但文学性却渗透在后现代生存的方方面面。不是说文学将从人类的生活中消失，而是文学的固有要素被分解，并渗入社会文化生活和精神领域的其他方面，如影视、广告、公共空间、家庭装饰等等领域。
尽管许多文化和精神的颓废现象是客观事实，但如果从一个广阔的发展的历史背景来看，就是算历史总账”的话！这绝不是一个文化萧条的时代，而是发展和变化的时代，是一个有可能产生新的文学高峰的时代。
曰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也是引起国内外研究者注意的一个重要社会和文化现象。当代社会与文化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审美的泛化与日常社会生活的审美化。因文化大众化、商业化以及大众传播方式的普及等原因而导致的大众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相应的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已经对以往的审美文化及其理论提出了质疑，审美已经变成一个深刻的、经过媒介而发生的、体现于生产过程与现实建构过程的巨大社会文化变迁过程。这些现象说明，构成文化的要素在变化，由此所引发的文学价值观念的冲突就具有更内在的动因。
二、文学的历史必然要求强烈受制于现实国情所带来的特点
任何民族、任何时代文学的存在和发展，都必然地受到现实国情的制约。这种制约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它为文学的变革发展提供不曾有的条件和机遇，另一方面又必然地使文学的变革和发展局限于某些范围内。当然，国情对文学的制约并非中国文学发展中的独有的现象。然而，也许由于中国现代文学所处的划时代的历史地位，由于其“预期目的”的重大，也由于人们在与世界文学的比照中对中国文学变革意义的过分期望，使得文学发展的历史必然要求与现实国情所能满足这种要求之间的距离显得异常明显，由此而造成的矛盾冲突表现在这一时代文学历史的各个方面，在文学价值观念方面尤其突出。
稍微回顾一下就不难发现，中国新文学发轫期，人们对于中国文学的未来的期望、对文学目标的确立和整体风貌的设想，是与中国现代文学在后来的发展方向和达到的实际目标颇有差别的。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曾以宽阔的视野、宏伟的抱负和博大的气度，设计过新文学的蓝图。他们或蔑视陈法，彻底批判旧文学所存在的瞒和骗的假面，呼吁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去“另辟一片崭新的文场”鲁迅语（。或者以世界文学发展为参照系，不但主张要在短期内依序完成从浪漫主义到新浪漫主义的文学历程，而且要在提取民族精神特质与西洋文学精神结合的基础上，另创一种“自有的新文学”茅盾语。或者试图使文学发挥较宗教伦理更大的社会功用价值，“利用人类内部的、自动的势力来促进人类的友谊，抬高社会的程度”（闻一多语）而反“文以载道”，“还文学本来面目”、使文学成为“人的文学”的呼声更是不曾停止，这些可以说正是昭示着中国文学的新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真正自觉的文学意识。因为这些意识的产生，经过了长时间的孕育，包含了前代文学的思想资料和历史经验教训，是在新的思想基础和历史发展高度上产生的。然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不大为人注意的重要现象恰恰在于人们的预期目的很多都不能如愿以偿，而表现为各式各样的、自觉不自觉地向现实需要的认同和服从。无疑，这种现象在当时是难免的，否则就显得“背时”甚至“反动”。对于这种现象，以往的研究往往只从积极意义方面予以肯定，把许多改变初衷、向眼前需要认同的举动都看成思想进步或艺术观念发展的表现，而把原来的某些设想的不能实现和不合“现实”需要的观点简单视为文学家的局限。其实，这种不可抗拒性和普遍性正是一种文学历史的必然要求与现实国情不允许这种要求实现之间的矛盾的表现。
中国现代社会的特点和环境，虽为文学的大解放和划出新的时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机遇，使中国文学发生一次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这个时代却并不利于文学的全面发展和获得充分自由，或者说，人们种种关于文学的理想在实际上并不能在这个时代全部实现。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以下两点似乎更为直接和根本，第一，诚如鲁迅所说，“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大革命时代的文学”或暂归沉寂，或转而为政治斗争服务。“革命来了，文学就变换色彩。”！在这个时代，从根本上说人们没有空闲，也不能冷静谈论文学本身的问题，文学的某些价值属性将被充分认识或夸大，某些价值属性则被忽略或贬低。这样文学的片面发展变异便难以避免，中国现代文学“全面”发展的要求与时代允许这种要求实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第二，中国现代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类似黑格尔所说的近代市民社会那种“反思”的特点。对历史的反思、对人自身的反思，曾是中国新文学超越古典文学之处，也是许多现代重要作家的思想意识特点。然而，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思，始终又与理性的“指路”意识相伴随，因而这种反思又与艺术的本性存在某种矛盾，“反思的优势损害艺术按其本性所需要的理性与感性的美感统一！损害艺术按其本性所需要的普遍与特殊的美感统一。就是说，反思的统治由于其本性，排斥和削弱感性方面和特殊性方面！使人的精神气质产生一个转折！使人的认识方式与行为方式理智化，合理化，不再使之与心境、情感、想象和形象化因素与能力统一起来。反之，这些因素和能力受到了重大限制，大大萎缩了。”①20世纪中国文学，特别是从五四运动到80年代中期，文学中的理念化、模式化以及对宣传、认识和教育价值的强化也许正与这些内在原因相关。更为重要的是这可能影响到这个时代文学家的艺术思维特点，影响到对文学的一些根本性的看法，从而决定这个时代文学的价值意蕴。这种强化反思和理性化的文学现象，到90年代后，似乎又走向另一极端，突出感性甚至非理性又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特点。其中对“欲望”的过分张扬显得格外醒目。
这种矛盾性，或许对具体文学作品来说，还不明显构成缺陷，但它作为整体文学历史现象而存在，必然对人的文学意识和文学价值观念的形成产生作用。
三、“过渡型”文化特征对文学价值观念的影响
苏联美学家卡冈曾说过：“一种历史类型的文化被另一种排挤掉的过程，每次总产生过渡型文化，在过渡型文化中，过去文化和未来文化的特性处在活动的平衡中，或则相互矛盾地冲突和对抗，或则相互趋向协调。”“在某些方面。过渡型文化的信息容量和丰富性大于纯文化，”“它的内容特征是把已经成为过去的某种文化类型逐渐变革为新型的、不过没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这种过渡过程出现在过去和未来相互结合的许多不同的方案中。”②中国现代的文化形态，正是从一种历史类型（古典型）向另一种类型（现代型）变革的过渡型文化。这种变革和过渡不是在封闭起来的圈子中进行的，而是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进行的，过渡的过程就是吸收外来营养的过程，是变革的过程，也是新的文化模式生成和嬗变的过程。
在这种复杂的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学价值观念，表现出它的多层次性和多元性。它存在着或从全人类的，或从阶级的民族群体的，或从个体的角度出发看待文学价值的不同的观念，也存在着或从政治斗争社会变革要求的层次、或从改造国民精神进行思想启蒙的层次，或从个性解放的层次和艺术变革的层次着眼的不同观念。这些观念的存在、变化及其相互冲突、相互渗透，都是现代文学价值观念的内容，都有其意义，它的背后都反映一种文学与人的价值关系的意识。如果说一种文学思想、文学观念的勃兴发展，至少表明是一种价值观念要素出现的话，那么中国现代文学价值观念的复杂正表明了它的容量的丰富和多样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的过渡色彩决定了文学价值观念的易变和必然多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