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时期的散文，既有抒情性的散文和政论性的杂文，更有获得丰收的报告文学。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报告文学是一个年轻的文学品种。它萌生于“五四”时期却没有报告文学这一名称；二三十年代，受到重视，开始正名。30年代末40年代初，报告文学出现创作热潮，确如何其芳所说：“它随抗日救亡狂潮而兴起，到抗战爆发而达到顶点”。其盛况也如胡风所描述的那样：“无论是期刊，是报纸的文艺栏，是单行本，大约可以归在‘报告’这一样式的作品占着了绝对的数量，而且有一些可以无疑地被算作伟大的收获”。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后，作家们大都“握笔从戎”，描述了一幅幅战斗生活的剪影。S·M的《闸北打了起来》、骆宾基的《东战场别动队》、丘东平的《第七连》，便是描写东战场的报告文学中的力作。以群的《台儿庄散记》、姚雪垠的《战地书简》、碧野的《北方的原野》与《太行山边》、曾克的《在汤阴火线》等等报告文学，描述了北线各战斗场面的实景。这些属于“战斗素绘”的报告文学，写得逼真而感情喷涌，有光明也有黑暗，有可乐观的事实也有可悲观的现实，烙上鲜明的抗战初期的时代印记。汝南的《当南京被虐杀的时候》、俟风的《血债》、适越的《人兽之间》、莎寨的《“文明人”所走过的地方》以及老舍的《以雪耻复仇的决心答复狂炸》、燕军的《广州受难》等等报告文学，描述了遍及大半个中国的血污图景，以及中国人民仇恨的递增与顽强的反抗。彗珠的《在伤兵医院里》、曹白的《这里生命也在呼吸》、史筠的《护士的一日》、蹇先艾的《塘沽之日》、李希达的《逃亡》等等报告文学，记录着伤兵和难民生活的悲苦及其爱国的美好心灵。何其芳的《日本人的悲剧》、天虚的《两个俘虏》、沈起予的《人性的恢复》，记录着敌军兵士的厌战与悲观情绪，映现出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给中日两国民众带来的苦难，蕴含着深刻的揭露、猛烈的鞭挞、反战的呼吁与呐喊，显示出战争的必然走向。陶雄的《某城防空纪事》、野渠的《伤兵未到前的一家后方医院》、落繁的《保长的本领》等报告文学，大胆地暴露了国统区的黑暗与腐败。1940年后，国统区报告文学“凋零”了，但杂文却以新的面貌出现于文坛。桂林的杂文专刊《野草》和重庆的《新华日报》、《新蜀报》等报刊，集合了一批杂文作家，发表了大量杂文作品。夏衍的《此时此地集》与《长途》、聂绀弩的《历史的奥秘》与《蛇与塔》及《早醒记》、宋云彬的《骨鲠集》、孟超的《长夜集》等等，便是其时颇有影响的杂文集子。巴金除去小说外，还写有大量的散文，如《梦与醉》、《黑土》、《废园外》等集子，李广田写有《圈外》与《回声》等抒情散文集，梁实秋写有《雅舍小品》，丰子恺写有《缘缘堂再笔》。由这些报告文学、杂文、抒情散文形成的本时期国统区散文大“家族”，既贴近现实社会人生而又各具特色，显示出本时期散文创作获得可喜成绩。
解放区散文创作中，报告文学始终居主导位置，兴盛不衰。延安和晋察冀、冀中等地，先后开展过多次群众性的报告文学创作活动。1938年5月，延安有“五月的延安”报告文学创作活动；1939年1月，晋察冀有“晋察冀一周”报告文学创作活动；1941年到1944年间，冀中有“冀中一日”、“伟大的一年间”和“伟大的两年间”报告文学创作活动；以后，还开展有“抗战八年”报告文学创作活动、“渡江作战动笔为文”报告文学创作活动等等。解放区工农兵十余万人参加了这些报告文学创作活动，写出了报告文学作品六万余篇。这种群众性的报告文学创作造山运动，大大强化了文学与人民大众的联系，有力地促进了专业作家报告文学创作的发展。最初，解放区专业作家的报告文学创作与群众性的业余作者的报告文学一样，大都偏重于叙事写人，篇幅短小，工农兵方方面面的生活与斗争进入了报告文学创作领域。1942年以后，专业作家的报告文学创作，有了较大的变化，一批长篇巨著的报告文学作品频频推出。丁玲于1944年为纪念抗战7周年写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3万余字，11章，描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从平型关大捷到百团大战的战斗历程，具有“史诗”特性。刘白羽于1946年写的《环行东北》一文，4万余字，13章，再现了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东北人民的14年生活与挣扎反抗，倾注了作家的爱憎和“正义的评论”。周立波、周而复、沙汀、何其芳、黄钢、陈荒煤、白朗、严辰、陈学昭、韩希强等等作家，都为解放区报告文学创作的繁荣作出了贡献。解放区的抒情散文与杂文，在思想内容的表层指向上，有着较大的反差。前者，如何其芳的《我歌唱延安》与《饥饿》、吴伯箫的《南泥湾》与《渔民的生活》、郭小川的《生活的颂歌》等等，抒写了解放区的新人新事及作家的敬慕与颂扬之情，还含有自我剖析之意。后者，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等，针砭解放区社会生活与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种种弊端，显示出较强的战斗光芒与讽刺特色。
第一节 梁实秋·丰子恺
梁实秋（1903～1987），原名梁治华，笔名秋郎、子佳等，浙江杭县人。
梁实秋以其闲适淡雅的独特风格饮誉散文界。他早年写作新诗，致力于文学批评，撰写过50余万言的论著，尤以《英国文学史》得到学术界好评，还独立译成莎士比亚作品40卷。他的文学业绩是多方面的，而散文独标一格，成就显著。
梁实秋与散文结缘，可追溯到20年代初。1927年出版的《骂人的艺术》初露小品锋芒。他真正饮誉散文界，是在陆续写出《雅舍小品》的40年代。1939年到1947年，他共创作雅舍小品34篇，于1949年结集出版，风行一时，至今发行50余版，居20世纪中国现代散文发行之首位。《雅舍小品》，是梁实秋作为散文大家的奠基之作。朱光潜当时致信梁实秋，称：“大作《雅舍小品》对于文学的贡献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之上。”之后，他的散文创作一发而不可收。
梁实秋从20年代初开始写散文，直至1987年病逝绝笔，前后历时60多年，洋洋百万言，结集出版过《骂人的艺术》、《雅舍小品》（4集）、《秋室杂文》、《实秋杂文》、《雅舍杂文》、《清华八年》、《谈徐志摩》、《谈闻一多》、《秋室杂忆》、《槐园忆梦》、《西雅图杂记》、《白猫王子及其它》、《看云集》、《雅舍谈吃》、《梁实秋札记》和《雅舍散文》（2集）等20余种，涉及小品、杂感、游记、回忆录、读书札记诸文体。其中大多是40年代以来的作品。
在梁实秋的散文中，描摹世态人情、社会风尚者甚多。他以洒脱的笔调，抒写自己对平凡人生的体味与人生世相的感悟，或针砭时弊，或托物抒怀，或怀旧思乡，皆蕴藉醇厚、耐人寻味。对于生活中的各色各样的世相，他的是非判断是富于正义感的。他总是尽可能真切地对生活加以体察和理解，力求洞悉世事，参透人情。因此，他的散文小品除了能丰富知识外，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净化人们心灵的作用。《孩子》、《男人》、《女人》、《衣裳》、《下棋》、《写字》、《中年》、《老年》、《退休》、《散步》、《签名》、《乞丐》、《垃圾》、《吃相》、《理发》、《排队》、《吸烟》、《喝茶》、《谦让》、《广告》、《脸谱》……从这些标题上就可以看出梁实秋所涉猎的人生世相是十分纷繁、庞杂的。梁实秋生活知识广博，观察事物细致，而且对平凡人生诸相都有兴致去思考。这里，包含着一种人生态度，即“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由于他通达事理，理解人生，所以他不过分非难他所看不惯的一切，只是给予善意的调侃、委婉的讽喻、智慧的消解。在《孩子》一文中，他对娇宠孩子的世风及危害性，用调侃的口吻加以揭露，从容运笔，流溢着善意与爱心，令人感到亲切，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在《男人》一文中，他嘲讽同性的脏、懒、馋、自私和无聊等弱点，既针针见血，令人难堪，又止于笑骂，引人自省。较之姐妹篇《女人》，虽显得更为辛辣恣肆，但还是心存温厚，留有余地，跟《脸谱》中对傲下媚上的“帘子脸”之冷潮热讽毕竟有所区别，富有婉讽的分寸感。
梁实秋的笔锋固然刺痛过某些脑满肠肥的官僚商贾，针砭过一些陈规陋习和人性痼疾，也流露过心中的不平、牢骚，但大多数是针对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人生笑料和常人难免的缺点失误，诸如溺爱孩子、追赶时髦、虚荣好胜、偏执狭隘之类通病，并用亦庄亦谐的笔调加以漫画化、喜剧化，像猫爪戏人而不伤人，使人在笑声中接受作者善意的指摘。
作为散文大家，梁实秋主要是以其浓烈的文化意识吸引和博得广大读者产生共鸣的。梁实秋博通经史诗书，谙熟文史掌故及奇风异俗。无论是写于大陆的《雅舍小品》，还是写于台湾的《雅舍谈吃》、《雅舍散文二集》，都有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雅舍谈吃》对中国饮食文化褒奖非常，津津乐道。饺子、锅巴、豆腐、龙须面、火腿、烤鸭、八宝菜、生炒鳝鱼丝等具有地方风味的菜肴，应有尽有，宛如一个地道的中国厨师向西洋人介绍中国饮食文化，对各道菜的产地，色、香、味、做功等皆能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但他并不是美食家为谈吃而谈吃，而是借谈吃而谈文化，这使其《雅舍谈吃》具有另外一种诱人的馨香。《雅舍散文》和《雅舍散文二集》，对中国的麻将文化、中国的文房四宝、盆景、谚语、语言文字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引经据典，乐此不疲。他在散文中表现出了对中国文化的执著与偏爱。
从散文的美学理想及其审美意识来看，西方古典主义与中国儒道合一的审美意识的契合，构成了梁实秋散文的主要美学特征。梁实秋自幼长于北平的“一个古老的家庭”，深受传统伦理习俗与艺术趣味熏染，其作品趋于古典与端庄，表现出超然出世、独善其身的清静和无为，显示出闲适淡雅的格调与美学追求。
梁实秋散文的闲适淡雅在内容上表现为对“人性”的特别关注，特别是在伦理道德方面。但它缺乏对民族存亡、民族抗争等社会重大事件的表现，其散文小品大多是凡人凡事。他认为“文学的本质是人生”，信奉文学之美在人生，主张文学表现普遍人性，文学与道德紧密相连。他力主张扬人性善良的特质，批判人性不良的部分，论事念友情真意切。《父母的爱》、《悼念余上沅》、《忆李三》等倾注了真挚的情感于父母友人身上，款款叙谈中包含着人生的爱心与友情，这是传统中国道德情感的心态录。《送礼》写他的一段亲身经历。有一年无端地每逢佳节必有陌生人来送礼，后来才知，原来这条街上还住着一位在“局”里做官的梁先生，手下人误送到了他家。文中用了不少笔墨抒写自己收到礼物后惶惶不安的心绪以及对官场恶习的感触，揭露了在当今的台湾，官场上送礼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交易，那批判之意也显而易见。
梁实秋散文的闲适淡雅还表现为自得其乐、自我排解的雅趣。就创作心态而言，他心有余闲，随缘玩味，常以超功利的审美观观照人生的方方面面。他向往那种“心胸开朗，了无执著”，能“随遇而安的欣赏社会人生之形形色色”，“有闲情逸致去研讨‘三百六十行’的人格气度与生活态度”。除了有意回避尖锐性题材之外，日常所见所闻，无论大小雅俗，他都顺手拈来，虚怀静观，努力保持优游自得的审美心态，潜心营造适意自足的艺术世界，以求愉悦性情、调剂人生，使生活闪现出原有的艺术情味，使人们善于观赏日常生活。《雅舍小品》的开篇之作《雅舍》就显示了这种随遇而安、优雅恬适的人生情调。在他的笔下，不仅雅舍月夜清幽，细雨迷濛，远离尘嚣，陈设不俗，令人心旷神怡，就是鼠子瞰灯、聚蚊成雷、风来则洞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之景观也别有风味，甚至暴风雨中“屋顶灰泥突然崩裂”的情景也如“奇葩初绽”一样可观可叹。雅舍所给予人的“苦辣酸甜”，在作者看来，都是人生应得而又难得的情味。这里，生活的体验已升华为审美的玩味，困苦的境遇已转化为观赏的对象，这是一种旷达俊逸、优雅淡远、闲适解嘲、随缘赏玩的审美心态，是一种常人难以抵达的安时处顺、优游自得的人生境界，颇有刘禹锡《陋室铭》、苏东坡《超然台记》的风韵。
梁实秋是热爱人生、依恋尘世的，他随时随处都在兴致勃勃地品尝人生的各种况味，深感生活的丰富有趣，但他并不随波逐流，沉溺于声色之娱、感官之乐，而是自主自律，能入能出，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寻觅人生真趣，专求精神愉悦。他欣赏的是“风声雨声、虫声鸟声”那样“自然的音乐”（《音乐》），向往的是“风雨故来人”、“把握言欢，莫逆于心”那样的神交境界（《客》），安享的是“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的恬淡生活（《雅舍》），躬行的是“作自己所能作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的处世哲学，追寻的是精神上的自由和快乐。因此，他的散文虽无抗世壮举，却有淑世心怀，虽说疏远时代问题，却充满人生气息，固然缺乏阳刚之气，却以温柔敦厚感人。的确，他的散文有别于抗争、战斗的散文，也有别于哀怨、伤感的散文，而被目为“闲适淡雅的散文”。
总之，梁实秋散文有一种别致的诱人力量。他对所拥有的题目，往往能写得从从容容，短小精悍，于晓畅明丽之中特饶渊雅情韵，在讲述自身见闻感受之际，又能广泛征引，左右逢源，融会古今中外的实例和名言轶事而得其自然与熨帖，不炫耀，有真色。他运笔潇洒，文章既琅琅上口，又回味无穷，表现出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
丰子恺（1898～1975），浙江省崇德县（今桐乡县）人。
丰子恺在纷纭变幻的世事中表现出的沉静姿态，显然是他艺术（或诗意）地把握人生的结果。这位被誉为“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他的生命踪影和艺术轨迹是融为一体、密不可分的。他的全部艺术作品，是一颗率真、质朴和恬然的灵魂在出世与入世两种人格追求的激烈冲突中的真切写照。漫画和随笔，是这位艺术家用以观照生命平行展开的两种方式：作为画家的丰子恺，传神的墨韵勾勒出一幅幅耐人寻味的人间万象；作为散文家的丰子恺，动人的笔触表达了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和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丰子恺在其长达半个世纪（1922～1974）的艺术生涯中，在作画之余创作了大量精致隽永的散文（随笔），在20世纪中国散文（特别是随笔体散文）园地，绽放了一朵别具风韵的奇葩。这些作品，先后结集为《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东厢社会》等十几部集子出版。丰子恺的散文展示了他本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广阔的艺术视野。他胸怀坦荡，饱经沧桑而不甘沉沦；他兴趣广泛，对艺术诸类均有涉猎或研究，这些都在他的散文中得到充分体现。丰子恺的散文同他的漫画一样，极善于运用略笔手法，往往寥寥数语就能产生“弦外有余音”的效果，从而使他的文字“灵达处远在他的画笔之上”；同时，丰子恺的散文以其无处不在的“禅味”及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而显出清幽玄妙、冲淡平和的整体品格，尽管后来越来越夹杂酸涩，越来越渗透进辛辣的讽意。
“我仿佛看见一册极大的大帐簿，簿中详细记载着宇宙间世界上一切物类事变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因因果果。”可以说这是丰子恺观察社会人生的一个基本视点。他的早期散文充满了这种深沉的苍茫感。这种苍茫感浸透了佛学的无穷底蕴。佛教文化的思想内核和精神风范极大影响着丰子恺的人格建构和艺术观念，并在艺术作品中鲜明一贯地体现出来。《渐》由对瞬间与永恒关系的思索发出“人生无常”的慨叹，字里行间流动着幻灭的情绪；《两个？》则探讨时空这一形而上的主题，表达了对时空观念的不断追问；还有《实行的悲哀》、《大人》等篇，试图以生命短促和人自身的种种限制道出“世间苦的根本”，劝戒俗众迷途知返。这些包含浓烈禅佛意味的散文赋予丰子恺别一种思路，别一种境界。
正是这些佛家思想，使得丰子恺能够空阔、高远地看取世间人生。他在旅途中看到“凡人间社会里所有的现状，在车厢社会中都有其缩图”，并发现“在火车里的几小时，是在这社会里四五十年的人生的缩图”。他不由得对尘世凡俗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进而崇尚自然的人，自然的艺术和自然本身。于是以“自然”为核心的人生观念成为他的最高行为准则。丰子恺称自己是儿童崇拜者，他将儿童比作人生的“黄金时代”。《给我的孩子们》中的真切呼唤，《作父亲》里沉甸甸的感喟，《瞻瞻的日记》那稚拙的口吻，让人感到只有儿童的生活才是纯洁无瑕的，才保持着真的天性。但儿童总要长大，一旦长大便感染这社会的污浊，失去了憧憬的价值。由此引发丰子恺对世俗化成人的憎厌和鄙薄。他如此描绘成人世界的苦闷：“这里面……只有细弱的呻吟，吞声的呜咽，幽默的冷笑，和愤慨的沉默”，并指出一切祸乱都是成人奢欲横流所致。“邻人”用以防范对方的铁骨扇冷酷得让人触目惊心，是“人类社会的丑恶的最具体，最明显，最庞大的表象”（《邻人》）。在《西湖船》里，他借西湖船座位样式的变迁，鞭挞世风日下，文明人贪闲好逸的恶习。对宗教道德的崇尚被视为有灵魂的生活，对自然童真的追求被视为人生最高境界，这导源于丰子恺毕生奉行的“护生”观念。他对弱小者、普通者的坚强品质表现出极大同情和赞美之意，如《杨柳》、《半篇莫干山记》、《敬礼》等篇，强烈的平民意识让人读后油然而生敬意。
必须指出的是，丰子恺散文折射出的佛家思想不是他对佛经奥义的简单演绎和宣讲。尽管他宣称只有希望中的幸福才是最纯粹的幸福，但他更关切有情人间和尘世生活。他以艺术家的博大胸怀，在人类生存困境及其解救之道的基点上，从某种意义上完成了对佛学教义的超越。因此，丰子恺作品中的佛学意蕴是他对佛文化深切体悟后的升华。《佛无灵》中丰子恺就明确表示对“信佛为人生幸福”并不反对，但“只求一人幸福”，则是深为他所反感的。随着抗战爆发，丰子恺在超然物外的“出世”与热切干预的“入世”冲突中断然倾向后者。他在《漫文漫画》等集中，发出抗敌御侮的急切呼喊，并把“护生”观念引申开去，倡导为“护生”而抗战。
丰子恺不愧为大艺术家，他以其丰富的散文创作实践着他不懈追求的自然艺术观。他不事雕琢、浑然天成的风格为他的作品在20世纪中国散文史上争得了一席之地。丰子恺散文的朴实无华的语言，其中所蕴含的诚挚动人的情感，散发的清新活泼的气息，正是他正直人格和进步思想的体现。艰难时世的种种悲欢感受，对家园国土的眷恋之情和对亲人朋友的爱护之意，都在他笔端自然流露。他的文学没有遮掩和伪饰，只有平易、协调的圆熟。
丰子恺散文的突出特点在于以小见大。一方面，他抓住某一极富特征的局部，采其神韵将其扩散，使之具有普遍的涵盖意义。这正是丰子恺式的“漫画法”。《肉腿》只取“肉腿”这一最逼人眼目的景观，从踏水车农人的肉腿过渡到舞场里银幕上舞女的肉腿，从而形成两种生命形态和价值取向的强烈对比。《吃瓜子》采用特写镜头，以一连串碎珠般的短语和象声摹写，惟妙惟肖地勾画出少爷小姐们吃瓜子的动作神态，看似轻松的语气底下隐藏着沉痛激愤的情绪。《我的母亲》将母亲端坐椅上的姿势定格，这一永远的慈祥形象光芒四射地照耀着作者的生命轨迹，成为他前进的动力。另一方面，丰子恺极善于从身边小事挖掘重大题材和深层哲理，每一日常生活场景，仿佛只是信手拈来，随意安排，但于看似散漫的叙述中可见出作者独具的匠心。《白鹅》中的白鹅作为孤寂之中的精神寄托，被拟人化为具有积极向上品性和高贵气质的生活伴侣，被赋予光明美好的象征旨意。《湖畔夜饮》叙述旧友重逢之事，洋溢着浓厚的诗情和人间真味，显示出飘逸达观的人生态度。还有一组篇幅短小的《劳者自歌》，笔致轻微却有震撼人心的响声。
善取譬喻、巧设对比是丰子恺散文常用的手法。他认为比喻能使行文获得意义具象化、事实夸张化和语言趣味化的效果，而对比则让要突兀的特点更加醒目。丰子恺曾风趣地将自己的随笔比作“爆炒米花”。他写“逃难”，“逃难把重门深院统统打开，使深居简出的人统统出门。这好比一个盛大的展览会。”幽默中隐含着酸涩。他写西湖，将和平时期和战争年代的西湖景色对照起来，说“西湖美景不懂人事沧桑，越是可爱，越令人伤心”，言外之意令人回味无穷。这种譬喻、对比的运用，在丰子恺后期散文中尤为明显，平和叙述中隐含着尖刻讽刺，舒缓的抒情之外涌动着严厉鞭笞。《口中剿匪记》将拔牙喻为“剿匪”，形象生动且喻意深远，是这类散文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