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起，在莞城的街道边等公交车。
道路上疾驰而过的除了小轿车、中巴车，依旧能看到摩托车（东莞实施禁摩）。后座上架着两个竹筐，裸出内里的香蕉，闪过金黄。这个城市正处于农业与工业的交锋状态，各种具有鲜明反差特征的事物、摄人心魄的景象及令人迷惑的产品，在某些地方尽收眼底，而在另一些地方，又戛然而止。
闪过辆K5，车窗内塞满面孔，但我依旧挤了上去。从可园北站到东莞总站，要路过万江桥、江滨花园、华南摩尔。我对面站着的男人，三十岁上下，黑瘦如猿，头发黏成片，下巴铁青，脚下堆着的塑料袋中是被褥，水桶里有拖鞋和衣架，身旁是拉杆箱。那是他的全部家当：他正从一个厂向另一个厂搬家。车身一路向前、向前，窗外的景象总是纷乱混杂。劈面看到大幅广告：“治不孕，到岭南。”而这类广告，又总和“无痛人流”相连，强烈地预示着这里因大规模人口迁移，衍生出众多与生殖相关的问题。
重复出现农民房：一幢挨一幢，这些房子很不规则，有的底部伶仃，顶部变大，有的只是扁扁一页，有的盖了三层，上面裸着红砖，一派即刻就要加盖的模样。有栋楼的黄漆已脱落，拱形阳台上能看到残存的字迹：宏源玻璃。在它侧旁的楼上，扯着横幅：“海迅电子厂大量招收男女作业员、QC”。面对这些场景，用完美和不完美来批判是无效的，它们本身没有美和丑，它们只是平衡着自身，出现在注定的瞬间。
东莞总站。高音喇叭里不断重复防盗、防骗的安全术：不要和陌生人讲话，不要跟陌生人走，不要？？不要？？靠栏杆站着一位中年妇女，高个儿，长裤，花衫，卷发，面色凝重，孤零零一人，正以冷眼打量行人，像即刻就要走来搭讪，说服你跟她走。这种人在车站是扎眼的，所有的人都在移动，而她却不动，如河流中的顽石。她让我莫名恐惧——简直，就像喇叭里反复告诫要防范的那种人！
我逃开她，朝内里走去，迎面看到位妇女，矮个儿，粗腰，黑脸，站在一排大巴车的车头大喊：“厚街、虎门，厚街、虎门？？”喊得声嘶力竭。事实上，每辆车的车头，都有汉字，写着起点和终点，何以还要如此嘶喊？我是在音像带盒厂打工后，才惊讶地知道：很多人是文盲。她现在对象喊话，特别指向那些不识字，刚到达东莞一头雾水的人群。
我面前有三个男生，皆十八九岁，长发染黄，黑夹克，牛仔裤，白色运动鞋，背着黑色双肩包。这群来自乡村的男孩，审美趋向如此一致，根本不懂撞衫的尴尬，兴冲冲攒成一堆，形成某种古怪的张力。上车时，一个男生伸出手指，指甲长而发黄，他用力将硬币丢进箱子，令其发出格外响亮的叮咚声。
公交车朝厚街奔去。窗外重复出现农民房、“江南世家”、南城富民步行街、沐足城、比亚迪汽车、保时捷专卖店、“骏马山庄”？？昭示出离莞城越来越远的细节是，不再有专卖店出现，而只是农民房。招牌也不再具有多样性，而只集中于工业产品：木业、机械、叉车、电缆、丝印器材、制鞋设备、鞋机、保护膜、家纺、家具、渔具、防爆膜？？广告牌或横或竖，或红或白或黑，令词语拥挤，形成语言丛林。
在新疆，从哈密至吐鲁番的公路上，戈壁边会突然挺立出个土屋，屋顶上丢着些杂乱的轮胎，靠墙的一角，立起个木杆，上面叉起个软塌塌的轮胎，在半空中形成个不规则的椭圆。那土坯屋孤零零，裸着泥土的原色。屋子是修理店，确凿无疑，但却没有任何招牌、任何字，只有那被高高举起的轮胎，显现着西部的荒凉与孤绝。那场景就发生在当下，只不过，偏移了些经纬度。
厚街啊厚街。当农田消失，工厂林立，创业者、打工者一起涌入这里，他们将会过上怎样的一种生活？作为东莞几个标志性的镇区，厚街的名声不可谓不响。据说，站在厚街的某条街上，原地转圈，便能看到连续几个五星级酒店；据说，某五星级酒店的董事长掏出身份证，还是——本地农民！厚街传奇，似乎是东莞、珠三角或南方传奇的浓缩版。
比起东莞的其他镇区，厚街显得更繁华，即便如此，也常能在街道上看到大红横幅：“长期招女工。”
还有那些被强行塞入眼帘的各类广告世界鞋业总部基地全亚洲最大的希尔顿酒店世界鞋业看亚洲 亚洲鞋业看东莞某个拐角，呈现出建筑学上的混杂：农民房、厂房、别墅（上下三层、椭圆形阳台、白色圆柱、顶部瓦片呈淡紫色）、商厦、电梯房、普通居民楼，它们一同出现，各得其所。我想起在乌鲁木齐的某个地段，能同时看到清真寺、教堂和寺庙。
厚街的人口比例：九万本地人，六十万外地人。据说，大清早走在街上的人，大多是外地人，本地人要么在睡觉，要么在小车里，最差，也在开摩托车。说话间，有个中年男子骑着自行车，汗衫短裤拖鞋，晃悠悠横穿马路。我拿不准他是哪里人，请朋友鉴定。他眯起眼，即刻判断：“本地人。”我说：“怎么看着像打工仔？”他摇头：“哪有这么悠闲的打工仔！”
在厚街，我是失语的，我的判断系统全部失灵。而在新疆，我知道圆眼的女孩多是维吾尔族，而细长眼的，有可能是哈萨克族和蒙古族女孩。哈萨克族女孩更腼腆，通常有些红脸蛋，而蒙古女孩更野气，汉语说得更标准。可那最活泼的，当属维吾尔族姑娘，爱笑，眼里燃着两团火。
到达河田村河田大道皮料一条街。据说这条街可采到皮鞋所用的全部配料，这里的配料被运往世界各地。最早的厂是当地农民办的，现在，已有近五十家外资、民营企业，主营电脑机箱、鞋材、家私。街边小店挂着各类门牌，多以皮革为主，其余有辅料、鞋材、皮塑、超纤、五金。某店专门标注：专业生产销售27英寸10——100短码皮革；另一皮料店玻璃门上贴着一排字，花花绿绿，颜色不同：短信编辑/“花皮”/到12114/可查询我公司/相关信息。窄街上拥挤着小面包、摩托车、三轮车、粤L小型箱式货车；空气浑浊膻腥，是胶布、塑料、机油、木板、超能胶等物质的混合体。
据说，厚街家具业源于莞草，当地人习惯用这种植物编织出各类物品。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里已出现家具小作坊，随后，开办了家具展览会，及至“亚洲最大”。
家具大道：各类家具、饰品、纺织品集中于此。楼房内，大理石地板闪光，玻璃门明亮，顾客稀疏。各种摆设呈蜂窝状：各类地球仪，1500元——2000元；玉石电话，款式一样，黄、绿、白；地毯、椅子、枕头、欧美家具。各类钟表挂在墙上，或圆或方。金色格外受欢迎：金色钟表、金边茶碗、金马、金色吊灯、金色大船，一人高的白瓶内插着花，花蕊是金色的。
假花——巨大的假花！我惊讶地发现，有整整一层楼，全都在展示假花。各种各样，高大、妖冶、奇幻，让人的个头突然矮下去，变成小人国的居民。这个庞杂的假花世界，是此前我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未曾见过的。据说，国外很多花艺的品牌，在这里都设有经销点。
家具城四周环绕着经营布业、床褥、五金、机械、木工、沙发材料、砂纸、砂带、气动钉、防火板、万能胶、理化板的商店。这里和皮料一条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原材料 加工 研发 出售。真正的一条龙。所有上、中、下游及侧旁产品，在此都能找到。
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即便他游历广泛，精于以发展和变化的眼光考虑问题，面对厚街景象，他也会感觉到若有所失，为他所掌握的原理，与鲜活现实的不配套。现实总是自顾自地溢出理论的外壳，形成火热的生存场。在这里，每天都有新涌入的人口，每日都有不为人所知的事发生，而某种新主张，已在混乱和喧嚣中生成。
这家五星级酒店赫然挺立街旁，对面是片农田，团团新绿勾勒出一幅田园牧歌的景象。地埂将田地分割成块，埂边长着芭蕉，叶边焦黄，土路弯曲，农妇戴着斗笠，小孩在泥土中玩耍。
进入酒店大堂，眼前是与刚刚的农田截然不同的景象。顶部坠下水晶灯，如发光的巨大蜗牛，螺旋而下，廊柱上镶嵌着金色横纹，前台宽大，弧线华美，玉石台阶，每一个阶梯，都像膨胀的琴键。在这里，每一个物体，都被空调、灯光、气味牢牢统摄，成为某个巨大整体的零部件，而不再单独属于它们自己。金色，又是金色，从顶部、走廊侧面、琉璃饰品上射出，像魔术，像杂技，让每一束光都发挥到极致，形成角度不同的水晶世界。金色之光将大堂照耀得幽雅华美，那些穿白衬衫、黑短裙、肉色丝袜的服务员，树叶般一模一样：微笑、鞠躬、你好。
让两种对比强烈的情景汇聚一体，这种厚街特点，也许就是当代中国高速发展的缩影。也许，那个传说中的农民，就是这座酒店的老板，他早年当过泥瓦匠，在工地上学了点手艺，乘着改革的东风，开了厂，挣了钱，投资起这酒店。
我居然滞留在这家酒店，甚至来到了七楼。
一出电梯，我便被一片雪白包围：墙壁雪白、门框雪白、灯光雪白。这里安静得怪异，没有半点声息，脚步的回声被地毯吸纳，空气中有股淡香。没有人，除了引领我的服务员，没有任何一个别的人出现，我路过的每一扇门都紧紧关闭，听不到任何响动。她推开一间门，打开灯：液晶电视、衣架、茶几、三张窄床、雪白床单。我选择了中间那张，脱了鞋，半仰着坐上去。她说完技师马上就来后，将门轻掩，退去。
这个房间只剩下我一个人。这里的鸦雀无声让我惊诧。我是从六楼的KTV包厢逃上来的。那里与这里正好相反：幽暗、喧嚣、鼎沸、焦躁、杂乱、猛暴。每一个人都唱得气喘吁吁，像身上有个防护罩，他只在自己的情境里，和别人绝缘，他只需要自顾自握着麦克风，盯着屏幕，字幕一出，立刻将调门拉高到半空，看不到任何旁人。
原本说好了几个人一起唱歌，突然间，包厢的门被推开，先是一个穿套装的中年女出现，接着，七八个吊带裙鱼贯而入，士兵般在电视前站成一排，高高低低，胖胖瘦瘦，画着浓妆，盘着头，挂着笑。
气氛陡然间尴尬起来，某种窒息的压抑，让我感觉不自在，面皮火辣辣的。我知道我的难受只属于我一个人，和她们，和这屋里的所有男人，都无关。无论我怎样说服自己，都感觉无法继续坐下去，于是逃到楼上去沐足。
及至躺到这张雪白的床上时，心跳依旧猛烈。
16号到。
她提着箱子进来时，和这层楼的气息很配：一袭中式白衣白裤，立领上缀着圈窄窄的黄色绣花绸，胸是小巧的，紧紧地收缩在绸衣中，银盘大脸，淡妆，厚唇，一米六五，肤白，发黑。见惯了满街的黄发，这头黑发浓密而闪着自然光泽，实属难得。听到我赞扬，她羞涩地一低头，再抬起眼皮时，露出一口糯米牙：“我没烫过头。”
一个从没烫过头发的女孩？
这样的少女，像沙漠中的一块绿洲。
她娴熟地开始一整套程序：先让我泡脚，再捏颈、背。手指深入浅出，既不散落游移，也不艰涩生硬，一切都恰如其分。她虽在工作，却持有一种定力，不急不慌、清凉娴静。而她才二十一岁。1991年出生。那一年，我还在读大学。她说话的语气斯斯文文，普通话还算标准，听不出是哪里人，但她温婉的气质，令我本能地感觉她不是北方人。果然，她是广东清远人。当问及她的名字时，她莞尔一笑，摇头：“我不希望别人叫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没人知道。我在电子厂做工时的名字，就不是本名。”
她？？在电子厂做过工？
可她盈盈纤纤，像刚从学校毕业。她认真点头：“做了两年！”
我在电子厂的拉线上做工时，知道女工们更喜欢别人叫她们的名字，而非工号。她何以如此不同？她说她家里有父母和弟弟，父母才四十岁出头，母亲在乡下种田守家，父亲在厚街一个屠宰场卖肉，住集体宿舍，弟弟在广州当司机，拉货。原本是一户普通的农家，现在一家四口分别住在四处不同的地方。十六岁初中毕业后，她没考上高中，便拿着老乡的身份证，应聘到电子厂当普工。
这个决定并未遭到父母反对。靠种田，收入只能勉强果腹，而父亲已经成为家里第一个出门打工的人。在她之后，弟弟初中毕业也离开了家。这种情形，在他们那个村，属于普遍现象。侍弄了土地千年的农人，时至今日，若想要过得好些，便不得不离开土地，进城打工。
从2000年到2010年，由于国外农产品大量流入中国市场，超过一亿三千万的农村劳动力，被挤出农业领域。这些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移动，试图改善自己的生活，然而城市并没有感谢他们，反而将他们视为“盲流”。即便这样，来自生存本能的挣扎，依旧让大量农民选择了进城。
号是幸运的。她进的那个厂有一千多员工，规模大，制度完善。普工的底薪是一千三百元，平时加班一小时九元，周末加班一小时十二元（有些小厂的底薪是一千一百元，平时加班一小时七元，周末加班一小时九元）。宿舍有八张床，住四五个人，配备了空调和洗衣机，卫生间可冲凉。若员工在外住宿，工厂一月补助五十元。宿舍里还设有专门的“夫妻房”。
言语中，她似乎很同情老板。她说老板很希望能留住员工，经常让员工写书面意见书，汇总起来，再调整规章制度；也常到饭堂或宿舍视察，尽量满足员工的要求。然而，对年轻女孩来说，能在一个厂干满一年，已是稀罕事，她们喜欢跳槽到别处，以期获得更多机会，故而电子厂的招工条件一降再降：欢迎二十岁的年轻女子，若三四十岁，也好；即便五十岁，若愿意来，也可当包装工或清洁工。
显然，“90后”的打工环境，已和他们的父辈（“60后”、“70后”）完全不同。16号的父亲总是诉苦，说自己在屠宰场的工作多么难找，为保住这个工作，他如何起早贪黑，生怕被炒鱿鱼。但16号却没有这种心理负担：她年轻，浑身是气力，视力佳，性格沉静，在拉线上总因心灵手巧而获得表扬，每月都能多拿五十元奖励。
从16号的描述中可以听出，除了抱怨厂里饭菜有些难吃外，她似乎很喜欢那个地方。和上学没太大差别，晚上加班，就像上晚自习。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集体生活，年轻的女孩子无需做出太多判断，只顺着大流朝前走即可。16号在适应厂规的同时，慢慢适应了城市的节奏。周日邀约姐妹们去逛街，则是最开心的时刻。在商场里，细细看那些鞋子、服装、帽子、手袋、化妆品，总像获得了某种许诺：只要认真工作，总有一天，这些东西也将属于自己。逛街后，无论去快餐店、甜品店还是咖啡馆消费，皆AA制。结束一天的购物后，女孩子们会迫不及待地穿上新T恤衫、牛仔裤，到各个宿舍展示一番，掀起阵阵笑浪。渐渐地，大家知道了撞衫，知道了某个品牌最近很潮，而某种款式，已不像以前那么流行。
她讲述了一件可怕的事：罢工。
即便在这样雅致的环境里，16号的讲述，依旧让我闻到股强烈的工厂味。
起因是厂里想搬迁到更偏远的地方，以节约开支。虽然允诺员工将用专车接送他们上下班，仍遭到员工强烈反对。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要提前半小时起床，晚半个小时到家。白白耗去的这一个小时，原本属于休息时间。然而，工厂受金融危机影响，订单减少，要想继续维持，不得不压缩开支。老板给大家开会，讲了搬家的理由。一千多个人，黑压压一片，听见这个决定后，气氛变得压抑起来，窃窃私语中，已有了牢骚和不满。事实上，老板已做出这个决定，开会只是告诉大家一声，并非当真要听取意见，做员工的，深知他们位卑言轻，说的话不起作用。
第二天，一千多人，虽然也在上班，但就是不干活。无论组长如何威胁，大家就是不动手。如果一个人不动手，处理起来很简单：开除！然而现在，大家都不动手，难道要全部开除？毫无疑问，这不是上班，而是集体罢工，工人们以不干活来向厂方昨天的决定表示反抗。情况被反映上去后，僵局持续着。早已适应了种种制度约束的工人，其忍耐力，依旧有个临界点。显然，白白消耗一个小时是难以忍受的，在拉线旁，身体被禁锢了十一个小时后，已接近崩溃。
结果，厂方放弃以搬家来缓解压力的措施，而采用了其他方式。
从十六岁至十八岁，是女孩的黄金年龄。对16号来说，离开家便要学习独立生活，而电子厂给了她一个成长的学校。农业文明的传统和禁忌，工业制度的规范和压力，国际大都会生活模式的鲜活展现，混合杂糅在一起，共同影响着16号。没有固定的边界，没有成型的参考模式，没有既定的窠臼，对16号来说，成长的道路似乎显得更宽泛，然而，她将遭遇的挑战，也更猛烈。
16号列举了女工离开工厂后的出路：1去商场卖货；2到沐足城当技师；3去酒店KTV陪酒；4到桑拿城？也许，还有当“二奶”，或为某个有钱人生孩子。
她在那个电子厂干了两年后，转行到商场卖牛仔裤。从早晨9点站到晚上11点，推销得口干舌燥，一下班，不想多说一句话。工资并不高，包住不包吃，一个月一千二百至一千四百元；不包住不包吃，一千七百至两千元。而在工厂，若每周都加班，月薪可达三千元。店里只有固定的几个人，时间一长，就觉得无聊。一想到一群女工涌出车间，工装都不换，冲到街边大排档吃麻辣烫的场景，她就感觉舌尖发麻。那种愉快并非只来自味觉，更多来自同龄人互相嬉笑的慰藉。那时，她们渴望逛商场，看到什么都新奇，而现在天天置身此地，反而对人流、音乐生出厌倦感。
但16号坦言：即便再厌倦商场，她也不会再返回工厂。
“那里太不自由！”她说。
这种不自由，是她在离开电子厂后，才深切感受到的。
工厂对工人不仅在作息时间上有严格要求，且对工作量也有近乎苛刻的要求。一天要做的产品有规定数目，如果做不完，要义务加班。如果做不好，要写检讨书，说明为何出现不良品。组长是员工的顶头上司，对员工有着直接影响。幸运的，组长温和些，不骂不打；严厉的，对员工大吼大叫，令新手心惊胆战。而在商场，人群流量不固定，卖得多有提成当然好，如果客人少，货销不出去，也怪不得店员。
两年后，16号被同乡介绍到这家酒店当沐足技师。
刚进酒店大堂时，她被那金碧辉煌的大厅吓得无法挪步，经过旋转的水晶灯时，浑身发抖，生怕那灯会突然掉下来。培训时，她非常用心。到底闯荡了四年，她知道，工作重要，工作环境一样重要。五星级酒店的大堂和电子厂闷热无比的车间、嘈杂鼎沸的商场比，可谓天上地下。无论如何，她都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她过了二十岁，在年龄上的优势已慢慢递减，她要让自己尽快安定下来。
她如期上岗。工作是清闲的。每日，穿着干净的制服上班，虽然也出汗，但到底是轻松的：一个活儿八十分钟，收费一百元。她的月薪在三千至四千元间。虽然还有额外任务：卖出三份套票，一份九百元（共十张票，比单次消费每次便宜十元），若卖不掉，从工资里扣两百元。
她莞尔一笑：“两百元，不算多哦。”
现在，不仅工厂缺女工，酒店也贴出“常年招技师”的广告。酒店的规章制度不能太严苛，否则技师会跳槽，而沐足城遍布大街小巷，技术好的，很容易找到工作。
当技师已有一年多，16号从没想过转行到楼下KTV。
偶尔，她会和那些赶夜场的女子在化妆室碰到。她们大多三五成群来，不像她，孤单一人。她并非每天都来，只是有时太忙，便偷懒一下。但那些女子，基本每天都来。化妆师每十分钟搞掂一张脸，收费十元。化妆室不大，椅子和椅子间隔半米，能听清她们在聊天：买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谁给的小费多，在哪里宵夜，哪个人是垃圾。有时，店里会来推销避孕套的，她们便一次性买二三十盒，说商场的价格贵十倍还不止。她们大多租住在酒店附近的高层公寓房里，而16号租的是农民房，虽然远，但有宽大的厨房，她喜欢叫父亲和弟弟来吃饭。她住的屋子，是他们一家人在这个镇上的另一个家。
“也许她们挣得多，但风险大，不划算。”
这个二十一岁的女孩，因为用力，白皙的脸颊上泛出红晕，眼神镇定。
“我拿月薪，不算多，但稳定。”
每日，她只需收拾好自己，等客人到，提着箱子来工作即可，不用陪酒、陪笑或其他。虽然她也在酒店工作（她叮嘱父亲和弟弟，不要对老乡讲，省得春节回老家，看到别人古怪的眼神），但从心理上，她耻于和楼下夜场女为伍。也许问题就出在这里：她怕被人唤作北妹。
北妹：北方来的女孩，更年轻，更妖娆，更能唤起男性渴望，更对既定的社会具有破坏性。即便也许“北妹”也许受男权压迫更重，但16号也绝不会把她们视为自己的同类。说到底，在她的血脉里，沉淀的是岭南红土的泥土味。
另一个词随之出现：工厂妹。
她的常客里，有个老板，五十来岁，开的鞋厂就在附近，约了客人吃饭后，径直到楼上来点她，还帮衬她买套票。他喜欢和她聊天，而她，通常都是有问必答（除了不说名字）。有一天，老板说让她帮着找个工厂妹，到他厂里做文员，说他那里待遇好，不会亏待别人的。她有些愣怔，手也停顿了下来，拿不准是什么意思。那人盯着她，暧昧一笑：“就找像你这样的啦。”哦，她明白了。她微笑地点点头，像是答应了，又像根本不在意。
现在，她看着我，表情肃穆：“我才不干呢。”
在16号貌似驯服的身体内部，暗藏着某种深刻的原则。
在街巷沐足，太便宜了，二十五元。
整条街的各个缝隙里，都塞着沐足的广告牌，价格从八十八至六十八，至四十八、三十八？？直至二十五。想一想：一个活儿（八十分钟），又捏又捶，免费提供雪碧、可乐、茶（任选一样），真的不贵。
这间屋子里有三张沙发床，大吊灯，空调，电视，一个圆盘大表，门口挂着电话，看起来和酒店包厢里的摆设差不多，但细一看，质地粗糙，加上外围环境嘈杂，不得不用降价来揽客。她进来时，我大惊：皮肤黧黑，五官平淡，头发稀疏，白衬衫裹在腰上，几乎要裂开，黑短裙下两条腿，壮如大象。“338号，起钟。”她拿起电话，气贯长虹地说。
她上岗才三个月，但我选择的二十五元的标准，只能提供这样的新手。她往脚盆里铺了层塑料薄膜，给我的脚喷了酒精后，让我泡进去，伸出瘦骨嶙峋的大手，开始按摩头、颈。当她的手指弹奏起来时，她的长相变得模糊，而只剩下一双手，独一无二的、表现力极强的手。
仅仅四个月前，她还站在湖北荆州自家的稻田里。那一天，她从田里走回家，脱下沾着泥巴的胶鞋，抹了把脸上的汗，和丈夫说了声后，拿起个馒头，拽起外套，到了火车站，直奔厚街而来。她已三十岁，已有两个上初中的女孩，又生了一个男孩，罚款八万。而她，居然在这之后？？又生了一个女孩！当然，还得交罚款。现在，那孩子的年龄是“一把抓”。看我不懂，她咧嘴大笑：“哈哈，是五岁。”她说她喜欢生孩子，说孩子贴心，比死鬼男人靠得住。
然而，四个孩子一年开销要一两万，单靠卖稻谷的收入，显然无法维持。钱怎么用总是引发她和老公打架的导火索。她老公脾气暴躁，从刚结婚开始就打她；过了几年后，她也开始打他。总是打得天昏地暗。她有一身力气，未必次次都会输。打完后，两个人将脸上的血抹一抹，再商量钱怎么花。最后的结果是：老公在家种田，她出门打工。
交了三百元，上了培训班，她学得格外认真。“吓，开除了好多人呢！”她瞪圆眼睛。师父是个帅哥，教她们认人体穴位。可师父的手很难看：食指关节粗大。那是长期按摩的结果。学员们叫嚷着说累，可她并不觉得比晒着大太阳插秧更难——还要站在水里！学完理论，先给师父按一遍，他说行，才能挂牌上岗。
她待的这家沐足城实在太小，不发工资，全靠提成（二十五元可提成十元），一个月的收入接近两千元，包吃包住，一间屋睡六个人，一天两顿快餐。中午12点开工到深夜1点，少时六个客人，多时十几个。洗脚时，她专注地盯着脚看，像医生面对病人。每个客人都被她浓缩成一双脚。只要她开始干起来，便一心一意，让每个动作都落在实处，不偷懒，不耍花招。
“我们把内力传出去，客人舒服了，我们就疲劳了。”
虽然她只干了三个月，可她已经有了几个回头客：客人认的是她的手法，无论她再老、再丑。当然，她也不是没有受到过冷落。有人一看她的长相，即刻挥手：“换人！”她虽然尴尬，但转念一想，“我靠劳动吃饭！怕什么？”又变得坦然。
在338号的语汇中，“劳动”这个词，还保有过去年代的荣光。
她那么想挣钱，却拒绝了一桩美事：有个中年男子来洗脚，一连来了好几次，左右盘问，晓得她这个人实在，舍得出力，遂提出让她到他家照顾他父亲的起居，工资比这里高一倍，春节可放假，年底有红包。他掏出张照片：一个矍铄老人，干干净净，坐在藤椅上晒太阳。然而，她愣怔了半晌，还是摇摇头。
她不愿意。
她在这里靠手艺吃饭，虽然提成不多，但过得坦然；到了他家，他就变成她唯一的主顾，无论他提出怎样的要求，似乎她都不能拒绝。如果他家确实需要保姆，可以直接去中介公司找，何苦这样？那种模糊地带的幽暗，令她顿生警觉。在她看来，从稻田里拔出泥脚，挤上火车，来到城里当技师，并非跨界，不过都是凭力气吃饭。但她却不能接受那貌似轻松却充满暧昧的工作。不，那才是真正的跨界。在她的经验世界里，无论任何人或任何事，都各有其界限，若强行越界，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很简单，天上哪有掉馅饼的事？
她现在最大的理想是：坐在沙发上，让别人来洗脚。
某个瞬间，我感觉338号是16号的粗犷版。
生活如此简单。女人们投身其中，心怀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