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文学的革新运动，是在王学左派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王学或称心学，首创者王守仁(1472～1528年)，他继承并发扬了宋代陆九渊的心学，用以对抗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他认为“万物万事之理不外吾心”，“良知即是天理”，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有言。他提倡致良知，独立思考，反对偶像崇拜。他死后，他的弟子、主要是以泰州学派为代表的王学左派更强调发挥了这种自我的精神，公开承认人类的情欲和功利思想是人的本性和社会活动的契机。特别是泰州学派后期代表、“异端之尤”李贽(1527～1602年)，他在《焚书》、《藏书》等着作中大胆揭露传统教条和假道学，公开为人们嗜欲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反对理学家的矫情饰性。他以“童心说”为论文纲领，以“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作为为人为文的根本，而把从耳目而人的“闻见道理”作为湮灭童心——真心的渊源。在他思想的直接影响下，以袁宏道(1568～1610年)为代表的“公安派”于万历年间提出了“性灵说”。他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主张诗歌从人的真实本性或原始本性出发，又认为诗文最难得的是“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一当人“为闻见知识所缚，人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可见，他的“性灵”在根本上是与“闻见知识”相对立，而与“童子”之心相一致的。这样，诗歌就能抒发真情，进而表现人的自然本性。在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1560-1600年)、其弟袁中道(1570～1623年)的作品中，自我意识进一步加强，“喜怒哀乐嗜好情欲”大量地涌入了诗歌。这是我国诗史上的一次解放，它使过去某些被视为无比神圣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动摇，给诗歌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明朝中叶以后出现一大批才子佳人戏曲，以及言情和世情小说，礼赞男女之情，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否定封建道德的反理学倾向，与公安派的性灵诗歌是一致的。可惜的是，公安派三袁过分注重个人情趣意绪的抒发，缺乏表现时代和社会的内容。他们都有意回避以往进步作家所主张的风雅比兴传统，把文学反映重大现实问题的使命遗忘了。他们对个性自由的追求没有发展为对封建网罗的勇猛冲击，只是过多地表现为一种名士的狂态。他们的诗歌在艺术上亦难免有空疏粗率、浅陋乏味的缺陷。这样，他们所掀起的这一诗文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渐渐地落潮了。而流弊所及，仿效者更趋末端，以纤巧单薄、乃至油滑鄙俗为世诟责。故而又有以钟惺(1574～1624年)和谭元春(1586～1637年)为代表的竟陵派的出现，以“幽深孤峭”的诗文风格加以匡救，却不免又把文学引入了逃避世俗的虚幻之境。就思想解放的角度来说，竟陵派实已是尸居余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公安派和竟陵派作家在创作上没有建树，他们都写了若干优秀的诗篇，而在小品文创作方面成就更大。
到了明末，随着清兵入关，民族危机严重。一大批抗清救国的志士，如陈子龙、黄道周、夏完淳、瞿式稆、张煌言等人，身处天崩地坼的时代，经过颠危困厄的磨炼，诗歌皆有感而发，深沉悲凉，为明末诗坛奏出了一曲激越悲壮的尾声。陈子龙(1608～1647年)的爱国诗歌沉雄清丽、悲壮苍凉。《辽事杂诗》第三首，最能见出他的艺术风格：“二月辽阳大出师，天边云鸟尽东驰，鸟鸢暗集三军幕，风雨惊传两将旗。长白峰高尘漠漠，浑河水落草离离；国殇毅魄今何在？十载招魂竟不知。”诗人深切悼念明王朝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东征后金中阵亡的将士，也抒发了对昏庸腐朽的统治者的愤恨之情。此诗悲歌慷慨，酣畅淋漓，感人至深。陈子龙的学生夏完淳(1631～1647年)，也是这时期有名的诗人。他9岁能诗，14岁参加抗清活动，后被清兵所捕，16岁就义于南京。他是我国文学史上早熟的诗人，在短暂的一生中表现出不凡的气概。他的诗，能把忧伤国事的感情和少年气盛的气质结合起来，格调高亢雄壮，而与陈子龙诗的悲凉苍劲有别。如《鱼服》：“投笔新从定远侯，登坛誓饮月氏头。莲花剑淬胡霜重，柳叶衣轻汉月秋。励志鸡鸣思击楫，惊心鱼服愧同舟。一身湖海茫茫恨，缟素秦庭矢报仇。”抒写他在抗清义军中立誓恢复故国的壮志，正是夏完淳诗风的典型之作。
清代诗歌的复兴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个王朝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曾取得较大的成就，文学上也是如此。无论诗词散文这类传统文学样式，或是小说、戏曲和民间讲唱这类新兴文学，都呈现出全面繁荣的局面。其原因，首先是清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非常尖锐激烈，促使诗人和作家们面对现实、反映社会生活。其次，是启蒙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高涨和学风的改变，对文学创作的积极影响。明末清初由于社会危机的深重，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对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的怀疑，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为代表的一些先进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抨击了君主专制，这无疑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觉醒，引起对封建制度永久性的怀疑。清初学风的转变也与这种思想启蒙运动有关。顾、黄、王等人提倡的经世致用、面对现实的学风，又给清代的文风以很大的影响。乾嘉学派兴起以后推动了整个学术界的繁荣。而学术的繁荣又必然促进文学的发展。
再次，就诗歌来说，清代诗人不满于元诗的纤弱、明诗的肤廓和狭隘。他们总结了元明诗人的偏颇，兼学唐宋，比较能够融汇贯通，转益多师，把学习和创造结合起来，故能在变化中有所开拓。因此，清诗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清代的现实生活，总的成就超过元明两代，足以继唐宋而成为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后劲。
清代诗歌的复兴和繁荣，首先表现在诗人和诗歌创作的数量上。仅据徐世昌1929年编辑的《晚晴竹诗汇》所收，就有6168家诗人的27669首诗。但这只占全部清诗极小的一部分。清代诗人数量之多，超过以往各朝。清代诗人创作之富，也是历朝诗人无法相比的。清代诗人一生作诗超过万首者，大有人在。如清高宗弘历，一生写诗近5万首，相当于一部《全唐诗》的数量。清末诗人樊增祥，写诗近3万首，其他如张维屏、易顺鼎、姚燮都写过万首以上的诗篇。
清代诗歌的复兴和繁荣，更表现在涌现出许多杰出的诗人和远比以往各朝丰富多彩的诗歌风格和流派。
清朝入关后的一段时期，有坚持民族气节、不肯出仕清朝的遗民诗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及杜溶、吴嘉纪等。顾炎武(1613～1682年)是清初的大学者、进步的思想家，也是着名的诗人。诗学杜甫，功力极深。他存诗400余首，其中不少写得激昂慷慨，沉雄悲壮，风骨极高。《海上四首》
(其一)：“日入空山海气侵，秋光千里自登临；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吊哭深；水涌神山来自鸟，云浮仙阙见黄金；此中何处无人世，只恐难酬的诗坛领袖。龚氏诗不逮钱、吴，但也有一些反映民生疾苦和写景清丽之作。
继此而出现于诗坛的重要人物是所谓“国朝六家”施闰章、宋琬、王士稹、朱彝尊、查慎行和赵执信。他们主要活动于康熙年间，其时清代的统治已渐趋稳固，因而较少沧桑鼎革之态，却多温雅清复之风，故被后人称为“盛世元音”。其中施氏(1618～1683年)与宋氏(1614～1674年)年龄最长，并称“南施北宋”。施诗题材较广，格调平和，尤工五律，俨然唐律风调。宋琬仕途蹭蹬，故多牢骚怨悱之言，诗风雄发奇崛，以七言诗及歌行为胜。
王士稹(1634～1711年)是这个时期的诗坛领袖，他独宗唐人，标榜“神韵”说，认为作诗应以“妙悟”为主，以司空图所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和严羽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为诗的最高艺术境界。他实际上继承了王孟韦柳一派的诗风，追求清复淡远、含蓄深蕴的审美趣味，却不大重视诗的思想内容，其诗绝少揭露、批判现实之作。他的山水纪游诗善于捕捉客观事物所激起的主观印象，融情人景，笔致清丽、简淡，却不伤于刻画。他的诗深入浅出，言外有意，风神飘逸，音节和谐，故而自然隽永，余韵悠然。这些诗大都可以人画，但只宜于短章，特别是七绝，王氏最为擅长。例如《真州绝句》：“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
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写江南渔村景色和渔家生活，集中笔墨勾勒出黄昏时的一个场面，意象清丽，充溢着淡泊萧散的情趣，宛然如画。又如《再过露筋祠》：“翠羽明王尚俨然，湖云祠树碧于烟。行人系缆月初上，门外野风开白莲。”露筋祠在江苏高邮，祠中供奉一位重操守而宁愿被蚊叮咬露筋而死的村姑。诗人竟把她想象为一位“翠羽明王”的女神，又用景物环境衬托出一种仙境，以白莲象征其圣洁，笔致空灵，意境缥渺，确是神韵卓绝之作。王士稹的“神韵”说及其创作影响极大，成为清诗的一大宗派。与王士稹齐名的是朱彝尊(1629～1709年)，并称“南朱北王”。朱氏学问广博，诗的功力不下于王，不乏格律工整、宏中肆外之作，但才情稍逊，故在独创新貌方面，终不如王。可与王并列为第一流的诗人是查慎行(1650～1727年)。康熙中期，诗坛上厌薄摹拟唐人的窠臼，转而提倡宋诗，查氏即为其中最杰出代表。他得盘于苏轼、陆游最深。其诗情意绵远，多宏放或清新之致，善用白描，工稳熨贴，发扬了宋诗之长，又讲究音节色泽，兼得唐诗之美。
他写过一些同情人民疾苦的诗，但更出色的是山水纪游诗。如《雨过桐庐》：“江势西来弯复弯，乍惊风物异乡关。百家小聚还成县，三面无城却倚山。帆影依依枫叶外，滩声泪泪碓床间。雨蓑烟笠严陵近，惭愧清流照客颜。”可见其白描景物的生动真切。赵执信(1662～1744年)是王士稹的甥婿，然论诗的旨趣与王氏不同，曾撰《谈龙录》批评神韵说，指出：“诗当指事切情，不宜作虚无缥缈烈士心。”诗人乡居登山望海兴感，对明王室既哀其衰败，嗟其失计，又望其恢复，交织着忧国忧民的沉郁心情，前人对这一组诗评价很高，认为可拟于杜甫的《秋兴》八首。黄宗羲(1610～1695年)、王夫之(1619～1692年)和顾氏齐名，也是当时的大学者、大思想家，黄、王的民主思想，比颐氏更为激进，但诗的成就较小。黄诗较质朴，王涛较瑰丽，功力亦深，但词旨比较隐僻。阎尔梅(1603～1679年)、钱澄之(1612～1694年)、吴嘉纪(1618～1684年)诗的共同特点，是善于以朴素的语言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风格接近唐代的新乐府诗派。吴嘉纪终生贫困，和贫农、盐民生括在一起，滨海人民所受人祸天灾的煎熬，在他的诗中得到了饱渗血泪的抒写。例如《绝句》：“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这个时期的遗民诗人还有杜溶(1611～1687年)和归庄(1613～1673年)，他们的爱国诗篇都写得相当沉痛。杜诗清郁，归庄绵丽，风格又有不同。生年稍后的屈大均(1630～1696年)崛起于岭南，与陈恭尹(1631～1700年)、梁佩兰(1629～１705年)一起被称为“岭南三家”。屈诗兼学李白杜甫，气势纵横，想象奇诡，实为三家之冠。《云州秋望》云：“白草黄羊外，空闻咸栗哀。遥寻苏武庙，不上李陵台。风助群鹰击，云随万马来。关前无数柳，一夜落龙堆。”写塞外秋色，境界奇丽雄壮，在写景状物和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中寄托反清复明的志向，读之令人感奋。
这个时期，还有以明臣而仕清的诗人，最着名的是钱谦益(1582～1664年)、吴伟业(1609～1672年)、龚鼎孳(1615～1673年)，称“江左三女家”。钱氏在降清后又反清，大量作品激越苍凉，复明意志颇为强烈，他主持诗坛近50年，力倡革除明七子的摹拟之弊，也不满公安、竞陵的空疏窘狭，主张转益多师，欲以学问与性情为作诗之本。
他才学雄富，出入李杜韩白苏陆之间，诗风沉郁博丽，功力深厚，情韵俱胜，七律尤为出色。《后秋兴》云：“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嫦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诗中以嫦娥自喻，“桂花”暗指被捕杀的南明桂王，抒发对清王朝的仇恨和对故国的思念。沉郁悲凉，含蓄不尽，得杜甫《秋兴八首》神韵。吴氏早期诗风华艳，缠绵凄恻，明亡后则变为苍凉激楚，风骨遒劲。他的不少作品表现了当时的重大历史题材，尤擅七言歌行，有《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永和宫词》、《琵琶行》等名篇。这些长篇歌行叙写明亡前后复杂的史事，在抒发儿女之情中寄托兴亡之感，艺术上取法元、白长厌体而变化出之，语言华丽，律度森严，骈散交错，开阖自如，音色并妙，风格凄丽苍凉，感人至深，时称“梅村体”，影响深广。他的近体诗也多有佳作。钱、吴二人都是清代首开风气语。”又主张诗中有人，诗外有事，故多针砭时事之作，清警峭拔。他的《田人城行》写农民对官府的反抗，值得重视。
进入清代中叶，雍正、乾隆年间，诗坛流派纷呈，名家叠起。宗唐派的重要诗人有沈德潜(1673～1769年)。沈氏是继王士稹主盟诗坛的大家，首创“格调”说，认为“涛贵性情，亦贵诗法”，要求诗人的性情本于“温柔敦厚”的诗教，作诗要讲求格律，重视声调，注意体式。他推崇汉魏盛唐，赞扬前后七子，并欲矫正神韵说缥缈空疏之失。他强调诗人自身的思想意识修养，重视立意，提出过“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法无一定，唯意所之”等，都是值得肯定的。他早年未遇期间，写过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为官以后，写诗多以歌功颂德为能事，艺术上不脱模拟，成就不高。近体诗如《金陵十首》等颇高亢雄健。
清中期宗宋派影响较大的诗人是厉鹗和翁方纲。厉鹗(1692～1752年)生平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名山大川，故诗作以游览诗最多，也最擅长，写得妍炼幽隽，自成一家。他着有《宋诗纪事》一百卷，有效地促进了宋诗的研究和流传。翁方纲(1733～1818年)是清代“肌理说”诗论的倡始者。
他认为神韵说之弊在于空泛，格调说之弊则在食古不化。因此他用肌理说来矫正。他所谓的肌理，包括以儒学经籍为基础的“义理”和结构辞章方面的“文理”，就是要求以学问为根底，以考证来充实诗歌内容，增加质实，增加骨肉，使义理和文理统一。他有不少把经史、金石的考据论证写进诗中的“学问诗”；而在一些记述见闻和游踪的诗中，亦不时掺杂一些考据或议论之言，故诗味不多。他的一些主张和创作成为晚清宋诗运动的滥觞。与厉鹗友善的严遂成(1694～？年)，才气横溢，诗思豪迈，尤长咏史，七律最工，也是雄踞一时。又有秀水(今浙江嘉兴)钱载(1708～1793年)专取韩愈、黄庭坚一路，清明时刻，专于章句上争奇，别树一帜，后称“秀水派”。与宗唐、宗宋相对立的“性灵诗派”也在乾隆年间崛起，它的倡导者是袁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