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又派刘文静前去说服突厥结盟，突厥的始毕可汗说：“唐公起义，想做什么呢？”刘文静说：“隋文帝杨坚废掉嫡长子，把帝位传给了后主杨广，招致天下这般大乱。唐公是皇室的亲族，不忍静坐眼看国家衰亡，要废掉不当为王的人。所以希望与可汗您的兵马一同进入京都，事成之后，百姓和土地归属唐公，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全归突厥。”始毕可汗非常高兴，随即调遣兵马跟随刘文静前来，李渊等人军事上威势更加浩大。
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如果您没有准备，机会对于您就不是机会，机会就会擦肩而过。因此，与其哀叹命运不眷顾您，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做好准备，不如创造机会，不如主动地抓住机会。
帝王将相的功与过
俱往矣，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他们的功过是非没有因时间的流逝和朝代的更替而消失，相反，正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朝代的更替，历史上的是是非非才越来越清晰，因此，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引得后人议论纷纷，他们也正是在这种议论中定位的。唐代的赵蕤著的《长短经》
对一些帝王将相作了评论，其中不乏独具慧眼之处，让我们摘引数则。
魏文帝曹丕问吴国的使者赵咨说：“吴王是怎样的一位君主？”赵咨回答说：“是一位聪睿、明达、仁爱、智慧、志向高远、富有谋略的君主。”曹丕问他有何具体表现，赵咨回答说：“鲁肃出身贫寒，他能起用，这表明了他的聪睿；吕蒙是一普通士兵，他能提拔，这表明了他的明达；抓获了于禁而不加害，这表明了他的仁爱；兵不血刃就攻占了荆州，这表明了他的智慧；占据三州，虎视天下，这表明了他的志向高远；委曲求全，敬奉陛下，这表明了他的谋略。”
虞世南像孙策中箭后，箭伤发作严重，他把弟弟孙权叫来说：“统率江东的人马，与敌人对阵决战，与天下争雄，您不如我；选拔任用人才，使他们各尽其才，以保全江东，我不如您。”
陈寿说：“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人之杰也。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也。”孙权像越王勾践一样是人中的豪杰，所以他才能雄踞江南，成就三国鼎立的基业。
晋宣帝司马懿老谋深算，诸葛亮盖世奇才，他们二人谁更高明？
虞世南说：“司马懿是读书人出身，参与辅佐建立魏国，能够救助社会的危难，治理好朝政，文才武略，确实有可以称道的地方。然而他喜欢玩弄阴谋，做事不讲仁义，性情多疑、残忍，诡计多端。
例如他故意说胡话装病，蒙骗李胜，使曹爽放松了警惕，最后消灭了曹爽；他把何晏等人下狱后，任由狱吏审讯拷打，最后连诛三族。像这些伤天害理、昧尽良心的事，正人君子是不会做的。在中原会战中，假如双方势均力敌，以司马懿的奸谋来对付孔明的指挥若定，恐怕司马懿就不是对手了。”
吴国的张微在《默记》中谈论到司马懿和诸葛亮二人的优劣时说：
“汉朝灭亡，天下分崩离析，司马懿和诸葛亮二人在这种形势下相遇，各自投靠了明主。孔明从蜀汉开始发展，只有一个州的地盘，与大国相比，约有它的九分之一，指挥着数万步兵，从祁山长驱而出，慷慨激昂，大有饮马黄河、洛水的雄心壮志。司马懿拥有十倍于孔明的天下，统率来自各地的大军，占据坚固的城池，拥有精锐的军队，却没有擒获敌人的意图，而只求自保。假如形势像这样发展下去而孔明不过早病死，要不了多久，胜负的形势就可以决定了。比起司马懿来，孔明不是更高明吗？”
后汉衰落混乱，归咎于汉桓帝、汉灵帝二人，那么，他们谁的品德更坏呢？
虞世南说：“汉桓帝因国舅梁冀把握朝纲，为非作歹，盛怒之下，联合宦官密谋将其诛灭，这一举动表现出了他刚毅果断的气概。然而，宦官也因此专权，李膺和太学士郭泰等二百余人联合反对宦官势力，被宦官集团以‘党人乱政’的罪名逮捕下狱，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宦官势力从此不可遏止，这便是史称的‘党锢之祸’。由此而知，朝政的动乱起源于汉桓帝。古话说：‘民不聊生，天下哀号，这正是新的君王兴起的良机。’汉灵帝即位时，百姓疲惫不堪，正好便于施行仁政。百姓关心国事，都希望国家能重新得到振兴。可是汉灵帝重蹈覆辙。又以‘党锢之祸’诛杀了一批大臣，危害比桓帝时更严重，终于导致国家灭亡。像他这种人没有死于非命，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虞世南说：“王莽是一个生性残酷、奸诈、虚伪的人。没有发达的时候，沽名钓誉；达到目的之后，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伪装的画皮一旦撕掉，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他不听规劝，自高自大，至死不知道悔悟，天下人饱受冤屈迫害，最终被汉光武帝刘秀所推翻。”
虞世南说：“曹操深通谋略，无人能比，所以他能开创基业。他虽然是朝廷的丞相，实际上却具有雄才大略。然而他为人谲秘诡诈，反复无常，心中多猜忌，以至于杀害伏皇后，毒死谋士荀彧，杀了孔融、崔琰。娄生只因为说错一句话就被他处死；桓劭已经自首，跪下求饶，最后还是被杀。抛弃仁德，只用刑戮，曹操实在是太暴虐了，但他闲谈时却自比周文王，实际上根本不是周文王那种人。汝南名士许劭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个评价非常恰当。”
曹操的谋士郭嘉劝曹操说：“汉末的政治失败在于太宽松，袁绍却以宽松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领。您用强硬的法规来纠正，上下就会知道制度在哪里了。”这是说实行严刑的必要。所以《左传》中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人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政策宽松，老百姓就会散漫，对散漫应当用猛烈的法令来纠正；太猛烈了，人就会变得残忍，这时就应当再实施宽松的政策。用宽松来调济猛烈，用猛烈来调济宽松，政治因此才能达到和谐。《尚书》
中说：“意思是刑罚世轻世重。”刑罚的使用，有时轻有时重。《周礼》中说：
“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也就是说治理新建的国家刑罚要轻，治理动乱的国家刑罚要重，治理安定的国家刑罚要适中。
由此看来，法治的使用，要看在什么时候。怎么可以轻视严刑峻法的作用呢！
夏代的少康、汉代的光武帝刘秀，都是中兴之君，谁更为出色呢？
虞世南说：“这两位帝王都是复兴先人未竟的功业，使帝王的事业发扬光大的人，他们中兴之名相同，实际内容却不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呢？光武帝刘秀利用处乱思治的老百姓，诛灭独夫民贼王莽，乘着混乱打败亡命之徒，比较成功容易。至于少康，夏氏灭亡已有二代（后羿和寒浞），小时就没有父亲，还在母亲胎中，母亲就怀着他逃亡在外，生在异国他乡。没有受过父亲的教诲，没有强大、亲近的亲人，遭受背井离乡的战乱，流离失所，但是他却能在国破家亡中历尽艰难坎坷，终于成就了帝王大业。中兴的帝王，少康应为第一。”
“三国鼎立中的三个君主（刘备、曹操、孙权）哪一个更出色呢？”
刘备对原益州牧刘璋以礼相待，一切事情听任诸葛亮而从不怀疑，作为君王的品德，这是最美好的表现。孔明是举世闻名的奇才，可与辅佐商汤的伊尹和辅佐周武王的吕望相比。君臣同心，如鱼得水。只因国小兵弱，偏居西南蜀地一隅，要同时对付魏、吴两方，与大国抗衡，显得力不从心。假如刘备与曹操互换地方，施展他的远大计谋，发挥关羽、张飞的勇武，充分利用诸葛亮的才能，那么他的霸王之业就一定会获得成功。
孙权凭借他哥哥孙策奠定的基业，任用前朝的文臣武将，依靠长江天险，仅仅能做到自保，与曹操、刘备二人相比，应该是力所不及的。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说：“刘备的智谋才干，比不上曹操，所以他开辟的基业地域也比较狭窄。”然而张辅却说：“拨乱反正的君主，应当首先以得到好的将相为根本，仅凭自身一人善于作战是不行的。诸葛亮通晓礼义，善于应变，算得上是具有辅佐帝王创业治国才能的人才。刘备没有强大的势力，却能让他鞠躬尽瘁；关羽、张飞都是英雄豪杰，心悦诚服地为他效力。人与人相处的原则是指：聪明的人不会愿意为愚蠢的人所使用，有能力的人不会愿意为平庸的人所使用。曹操虽然很强大，这些人却不愿为他效力，更何况他处在危难之际呢？假如让刘备拥有中原，他开创的基业将会与周朝媲美，怎么会只与曹操齐名，并称二杰呢？”
有人说：“汉宣帝明察政事，难道不是汉光武帝一类的国君吗？”
虞世南说：“汉宣帝在市井里巷长大，知道民间的疾苦，所以处理政务非常认真，善于重用优秀人才。分析他实行严刑重法的原因，是受法家申不害、韩非子的影响。
古人说过：“追求王业不成，还足以成就霸业；追求霸业不成，将会是什么后果呢？只能身败名裂。”汉光武帝以仁义治国，是追求王业的皇帝。汉宣帝以法治国，是追求霸业的皇帝。将这二人相比较，恐怕他们不属于同一类型。”
汉元帝在做太子时，曾向汉宣帝进谏，认为他执法太严。宣帝变了脸说：“我汉家向来交错使用霸道、王道，怎么能单纯依靠道德教化而危害政权呢？”虽然就这句话而言，知道汉宣帝的抱负不够远大，但是他实行宽严相济的制度还是有根据的。从前汉高祖进入秦国，曾约法三章，秦人感到很高兴。这就是减轻刑罚的好处。
有人问道：“汉元帝多才多艺，温文尔雅，是保持文治的好皇帝吗？”
虞世南说：“帝王的才能，主要表现在文治武功上。在文的方面，要有经天纬地的非凡治国才能，善于制定政策法令；在武的方面，要能够制止暴乱，平息战争，安抚百姓。这才是做帝王的宏图大略。至于鼓瑟吹箫，和诗作曲，这是宫廷中乐官的职责，哪里是天子应该做的事情呢！”
汉元帝多才多艺，善于弹琴，但这并不是最可贵的优点。为什么这样说呢？东汉末哲学家徐干在《中论》中说：“对小事情明白，对大道理却忽略，对眼前的事情清楚，对长远的发展却糊涂，从古到今，没有像这样而不发生动乱的，没有像这样而不亡国的。”这里所说的‘小事情明白，眼前的事情清楚’，是指能听出音乐、歌曲是否和谐；能看出书法雕刻是否漂亮；出口成章，能言善辩，对答如流；对小说诗词心领神会；擅长射击、驾车、书法、算术。所谓长远的发展、大道理，是指仁慈足以覆盖苍生，恩惠足以抚养百姓，光明足以普照四方，智慧足以统帅万物，权谋足以应付变化莫测的情况，仁义足以使人民富裕，威望足以遏止坏人为非作歹，勇武足以平定暴乱。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懂得任用官吏。明白兴亡的根源，通晓安危的道理。能做到这些，做皇帝的素质就具备了。”
从前鲁庄公能歌善舞，诗人写诗讽刺他；鲁昭公善于修饰仪容，因而招来逃亡晋国的祸患。这样说来，做国君的即使视力像离娄一样锐利，听力像师旷一样敏锐，射箭像后羿一样准确，书法像史籀一样高明，只能说是能够胜任负责某方面事务的官职，对治理国家有什么好处呢？
西汉匡衡在规劝汉元帝的《改政书》中说：“开国皇帝，追求的是创立基业建立制度，世世代代地传下去。继承政权的君主，一定要致力于继承传播先王的德行，使先王的功业发扬光大。如今陛下的圣明贤德有上天庇佑，能爱护天下百姓，然而阴阳不和，邪恶奸诈的势力没有受到制止，大概是由于参政议政的官吏们没有弘扬先帝的丰功伟绩，却争相说制度不合适。国家把乐于成功的事业放在一边，而把精力浪费在这无益的纷争上，对此我深感遗憾。希望陛下深入考虑治理国家的事情。这样才能保持先帝的基业啊！”
有人问：“看那建立伪新朝政权的王莽，开始时为人谦恭礼让，可以称得上是一代名士。但等到他当了皇帝以后，却骄奢淫逸，残酷暴虐。
他为什么会前后判若两人呢？”
汉桓帝曾问侍中爰延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爰延回答说：
“在汉朝帝王里属中等。”桓帝问：“何以知之？”爰延说：“尚书令陈蕃主持政务，国家就可以治理好；宦官们干预朝政，国家就发生混乱。因此知道陛下既可以行仁政做好事，也可以行暴政做坏事。这就叫做中主。”
虞世南说：“在泯江的源头，水流只能浮起酒杯。等到了下游江面只有乘船才能渡过。汉元帝的时候，任用佞臣弘恭、石显，到了后汉桓帝、灵帝的时候，却更加信任宦官单超、张让，败坏了伦常道德，使国家最后走向灭亡。发展到这一步，是有一个逐步加剧的过程的。所以说，星星之火不及时扑灭，到了燎原之势就没有办法了。可见在事情的开始就要慎重对待。呜呼，百代之后，都要以此为鉴啊！”
古语云：“寒冷的人不挑剔衣服，饥饿的人不挑剔食物。”晁错说：
“自己国家富强，而邻国动乱，这正是帝王成就大业的好机会。”
由此说来，昏君实在是并为明主制造机会啊！
自从汉朝政权衰落，天下分崩离析，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凭借蜀道之险，孙权依靠长江之固，三分天下，成鼎立之势，都开创了帝王基业，实现了霸图。
历代帝王似乎都想青史留名，但人性贪卑，天违人愿，本想赢得好评如潮，谁知落得个骂名滚滚。倒是元人张养浩的一首小令道出了千古真谛：“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唐太宗的人才策略
三国时期的刘备有一段名言，经常被人们引用：“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
对此，我们往往只看到了刘备的宽仁，其实，在这句话里，还隐含着另一个意思，就是曹操的“术”也可成事。只是刘备在这方面的特长无法与曹操相比，才采取了宽仁的策略罢了。看看唐太宗李世民的例子，我们也会知道，一味的宽仁有时也是不合时宜的。
尉迟敬德原是刘武周手下的一员偏将。公元619年（唐武德二年），刘武周命尉迟敬德与宋金刚等人向南侵入了山西等地，攻陷了晋州（治所在今临汾东北）、浍州，使得新建立的唐朝受到威胁。恰好唐将吕崇茂在夏县（今陕西韩城南）造反，寻相、尉迟敬德率军深入至夏县接应吕崇茂，击溃了唐朝的永安王李孝基的军队，俘获了唐将独孤怀恩、唐险等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关中震骇。
唐高祖李渊听说了这种情况，亲笔书写敕令说：“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河京（今山西省），谨守关西（潼关以西，今陕西）而已。”李世民觉得这样做太保守，不是立国之道，就上表章谏道：“太原是王业的基础，是国家的根本，河东（今山西省）富足，是京城物资供应的基地，如果把这些地方全都放弃，我内心实在感到遗憾。我愿请兵三万，必能消灭刘武周，克复汾州、晋州。”高祖了解李世民，知道他善打硬仗，就把关中的兵马都调归李世民指挥，而且亲自到长春宫为李世民送行。
尉迟敬德像是年十一月，李世民率军奔赴龙门关，大军踏冰渡过黄河，进驻柏壁（今山西新绛县西南），与宋金刚的军队相对峙。寻相、尉迟敬德在接应唐朝叛将吕崇茂之后欲撤回浍州，李世民见这是战机，就派殷开山、秦叔宝在美良川截击，把寻相、尉迟敬德打得大败。于是众将请战，想乘胜追击，取得更大的战果。李世民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对众将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