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1）也。”
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2）之？”
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3），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梁惠王章句下》
【注释】
（1）进：任用。亡，不存在。
（2）舍：弃之不用。
（3）逾：超过。戚，亲戚。
【译文】
孟子拜见齐宣王，说：“我们所说的‘故国’，不是指国中要有高大的树木，而是说那个国家有世代建功立业的臣子。现在大王没有可信赖的臣子，过去提拔任用的人，如今都不知哪里去了。”
宣王说：“我怎样辨别哪些人没有才能而不任用他们呢？”
孟子说：“国君选用贤能，如果迫不得已选用新人，将会使原本地位低下的超过地位高的，原本关系疏远的超过关系亲近的，对这种情况国君能不小心慎重吗？左右侍臣都说某个人好，不能轻信；大夫们都说他好，也还不行；全国的人都说他贤能，还要去考察他，见他确实很有才干，这才委以重任。左右近臣都说某人不行，不能耳朵软；大夫们都说不行，不要听从；全国的人都说他不行，还要考察他，见他确实不行，这才罢免他。左右侍臣都说某人可杀，不要听从；大夫们都说可杀，不要听从；全国的人都说可杀，还要审查他，见他真的该杀，然后才杀掉他。所以说，这是全国百姓杀掉他的。只有这样做了，才可以做百姓的父母。”
【述评】
孟子的“择人论”
孟子认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必须有德才兼备，能够为国家建功立业的人才，而不是只有自然意义上的国土版图、自然风物，所以选拔人才，举贤任能成为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由于人才是支撑国家大厦的栋梁，是整个国家的兴衰所系，同时选拔人才会使“卑逾尊，疏逾戚”，也就是会打破原先的尊卑和亲疏的关系，所以孟子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才选拔必须基于一种谨慎的态度。
孟子择人的核心观点是“察之”，也就是要经过多方面的考察，考察的结论不是“左右”，不是“士大夫”，而是国人。这一思想带有一丝民主的味道，对于人才的正确选拔无疑是可取的。其实这也是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原则在择人方面的运用。当然孟子的择人论也是由孔子那里发展而来的。在《论语·子路》篇里有这样的记载：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提出的是对一个人的总体评价的问题，而孔子的回答却是：“不如一乡中的好人喜欢他，坏人厌恶他”，这样才可能在对比中认识他人。这是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角度辨别人的好坏的。在《卫灵公》篇里，孔子又概括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虽然孔子是从对人的识别鉴察的方面去论述的，而孟子是从为国选贤层面去谈的，但是他们识人才，择人的方式是大致相同的，那就是通过尊重事实，强调审查等方面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从而能够使真正的人才得以服务于社会。从这一点上看，孟子的择人观念带有唯物认识论的特色。即使是我们今天的干部人事任免制度，也大多遵循着孟子这一择人的原则。
古人说“为治之道，无如择人”，作为领导者选择人才必须基于许多方面的考虑，最起码的一个条件是他必须赢得大多数群众的信赖。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在自己的工作中形成一种合力，而不是孤家寡人，这是和孟子的其他民本思想相一致的。
当然，孟子的择人观念还是稍嫌粗糙的，“国人”说好的未必一定就好，“国人”说应杀的未必就一定得杀，历史上有这样的先例。西汉末年，王莽未篡汉时谦虚谨慎，乐善好施，赢得了大多数朝臣的赞扬。年轻时王莽因为孤贫，“因折节为恭鉴，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又“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俨然一派君子风度。后来，他“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为了取媚权臣，他不择手段，“大将军风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他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王风临死，向太后推荐他，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仕途；另一个叔父王商上书，“愿分邑以封莽”，他结交的“英俊”这时也起了作用，当时的名士戴崇、陈汤、金涉“皆为莽言，上由是贤莽”。封侯之后，王莽也是“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赈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卿相士大夫甚众”，“故在位者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就是这样一位被大多数名士大臣称善、让百姓敬仰的“谦谦君子”后来却成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权臣，篡汉夺位的暴君。
看来选贤任能不是一项简单的事情，需要多方面的考察，有的时候也需要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