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1），武王伐纣（2），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章句下》
【注释】
（1）桀：夏朝暴君。汤，商朝开国之君。传说商汤灭夏后，把桀流放于南巢。
（2）纣：商朝暴君。周武王起兵讨伐，灭商，纣自焚而死。
【译文】
齐宣王问道：“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有这些事吗？”
孟子回答道：“史籍上有这样的记载。”
宣王问：“做臣子的杀掉他的君王，这样做可以吗？”
孟子说：“践踏仁的人叫贼，破坏义的人叫残；残贼这样的人叫独夫。我只听说周武王杀了独夫商纣王，没听说犯上杀君这种事啊。”
【述评】
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
“臣弑其君，可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也许由于孟子的直言不讳搞得宣王“顾左右而言他”，有点不高兴了，所以齐宣王针对汤放桀、武王伐纣这样的历史事件向孟子提出诘难。
桀纣是君，汤武是臣，汤武兴兵讨伐，这是破坏君臣秩序的事件，按儒家的观念，这属于犯上作乱的不臣行为，不符合“礼”的精神，所以齐宣王把这一问题提了出来，希望孟子能够解答以消除自己的疑惑，同时也有为难孟子的意思。
但是孟子并没有陷入齐宣王的辩论圈套，而是很直接地将夏桀和商纣这样残民以逞的帝王归入了独夫民贼的行列，指出对他们的讨伐不是叛逆，而是顺应民心天道。这显露出春秋战国时期普遍开放的人文精神。在那个历史时期，政治虽然相对混乱，“礼崩乐坏”，但是思想并没有和政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并受其制约，思想界的自由空间也是非常大的。现实的政治力量也对许多的自由思想保持着宽容的态度，知识分子拥有相对独立的思辨精神。这对春秋战国的文化繁荣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所以才会有“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孔孟老庄韩墨等人应该庆幸生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自由地阐述自己的政治理念和道德理念，能够深入地探讨人性的原则和社会的原则。
这种情况在秦国统一之后就结束了。影响中国人文世界变化的两大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秦朝的“焚书坑儒”和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它们彻底击溃了独立自由的文化世界的格局，从而也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变得扭曲。
在秦朝初年，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使得中国的持续一统有了文化的基础。但是当时许多儒生议论朝政，这让企图使秦朝统治万年不朽的秦始皇大为震怒，他认为这些议论会对自己的统治不利，于是将当时妄议朝政的数百儒生活埋，并将诸子百家的书籍统统焚毁，只留下用来卜筮和农耕方面的书籍。这一事件在后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数千年挥之不去，在政治面前，他们噤若寒蝉，战战兢兢，春秋战国时期独立的精神格局被彻底击溃了。
在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又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钳制政策，进而使得思想领域陷入了单一的思维模式，压缩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空间。思想第一次和政治合谋，成为了政治的附庸。
孟子在这里提出的政治问题其实质否定了君权一贯的合法性，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论题。这一论题在西汉初年也曾经引起过论争，并在这次论争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变形的扭曲人格。
西汉时，黄老学派的黄生与儒家学派的辕固生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史记·儒林列传》就记载了这场著名的辕固生与黄生的辩论：
（辕固生）与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
在争论中，黄生认为汤武讨伐桀纣，是弑君行为，不是受命于天。他认为：“帽子虽然旧了，还是戴在头上；鞋子虽然是新的，却一定是穿在脚上。这是因为上下有别。桀纣虽然无道，那也是君主；汤武虽然圣明，那也是臣子。臣子杀君主，不是弑君是什么呢？”黄生的论辩和齐宣王的提问有异曲同工之妙。儒家即讲究君臣之义、上下有别，又颂扬汤武，黄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反诘得辕固生理屈词穷。
辕固生是清河王的太傅，研究《诗经》有名，是“齐诗”的传播盟主，在汉景帝时任博士。这位老兄是个书呆子，辩论不太在行，在处于辩论的下风后，使了一个阴损的招数，他说：“像你黄生说的那样，高祖皇帝得秦朝天下，是不对的了？”辕固生企图把这个话题引向现实政治，居心叵测，企图让黄生陷入政治观念的泥潭，取杀身之祸。幸亏景帝打了圆场，没有把这一尴尬的场面继续下去。
知识分子有时为了自己的学术利益也会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辕固生这个人就不太光明磊落，具有小知识分子的阴暗心理，在论争中处于下风，便想把思想问题提升到政治问题，以引起统治者的不快，从而起到借刀杀人的效果，用心何其毒也。不过这一争论还是黄生占了上风，“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以后的儒家学者再也不敢谈什么“受命”这样的政治问题了。
看来，辕固生没有学到孟老夫子的嘴皮子，因为孟子在答辩中就显得很从容了。他没有在形式上探讨臣子和君主的关系，而是对君主的内涵进行了定义。他认为贼仁贼义者是“一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独夫民贼”，它们已经不是君主了。对于残民以逞的人，人民也必然会奋起反抗，这种秉承天命的政治活动属于革命行为，符合历史发展的原则。
孟子的这一观念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看来失去民心的光杆司令——“一夫”的下场必然是可悲的，孟老夫子的骂声会加在他的头上，还会遭受千夫所指，万民的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