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节庆习俗的起源
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中华传统节庆文化，以其内容繁多、异彩纷呈的民俗活动，持久而牢固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兴趣、热情和精力。民众的呵护、喜爱和积极、热情的参与下，传统节庆的方方面面都日臻完善，从而更加深人细致地分布到市井民间和社会的各个角落。
人们以自己的生命活力和创造力，以诠释、演绎传统节庆文化，并终将其渲染、描绘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道光彩夺目、景色宜人的亮丽风景线。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历代中国人又将传统节庆内化成为其共享共通的文化符号，以此解读、理解、升华其琐碎庸常的生活际遇、人伦日用，从而使自己的人生更具意义和价值，使周围的世界也更加精彩和富有生机，向着那真正实现“万物化生”、“万物化成”的千古梦想逼近、靠拢。
中华传统节庆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类型和引人注目的特征。作为一个完整而严密的系统，除了其自身所拥有的要素之外，其外部还有许多对其施加影响的因素。这些因素对形成传统节庆文化的结构同样产生过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影响因素也逐步渗透融会到节庆文化的系统之中。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影响因素之中，也有一些内容和成分与节庆文化的要素相互叠合交错，同时亦不必截然分离。传统节庆文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一）日月天地崇拜
在古人质朴的思维世界里，白天的太阳、夜晚的月亮、头顶的上天和脚下的大地等，乃是给予他们生命源泉和活力的神圣事象，因此也就首当其冲地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早在原始社会时期的陶盆上，就已刻有日月之形的图纹；神话传说中更有“羿射九日”和嫦娥奔月“的古老篇章。对天地的崇拜，也是上古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商周时期流行着十分严格的天神崇拜，所谓”恪谨天命“以及”天之所置“、”天之所废“等，春秋之末那位自称”不语乱力乱神“的孔子，也将天视为不言而行的神灵，到了汉代，人们已习称天神为”天公“。
同样，大地崇拜也是十分古老的。如《礼记·郊特性》说：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到了汉代，人们则称地神为”地母“、”地媪“，与”天公“相对应。
与这种日月天地崇拜信仰观念相应的”迎日“、”夕（拜）月“和祭拜天地的活动，就渐渐形成最初的节日庆典。据《周礼》一书所示，早在周代就已流行有”迎日“、”夕月“、”祭天“、”祀地“的活动。这些活动与四时节气相结合，便形成了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冬至祭天的古老传统，最初的节庆活动已略见端倪。事实上，直至近世，日月天地崇拜在节庆活动中的印记和痕迹并未消除，而仍旧或隐或显地保留其中。如中和节被人们视为”太阳生日“，是日，人们食”太阳糕“，焚香迎日；中秋节的节庆活动则是围绕着赏月、玩月的主题展开，同样表明了古老的月亮崇拜的顽强存在；另外，元宵节、中元节也都选择了月圆之夜，显然也是古老观念的左右和影响。
（二）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的产生和古老的灵魂信仰有关。在原始人看来，万物均有其灵魂，人的灵魂同样是独立于肉体的一种存在。祖先崇拜正是在灵魂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不同的是它表现出对祖先灵魂的敬仰。并且，这些受到人们敬仰崇拜的祖先往往是生前为氏族、部落立有功勋的人物，他们被认为是”英雄“，同时又成为氏族和部落的”保护神“。我国古代有流传甚广的”三皇五帝“传说，商周时期更有其对始祖和先公先王祭祀礼拜求助的确切记载，充分反映了我国上古时期祖先崇拜的情形。
在传统节庆活动之中，祭祀礼拜祖先神灵的活动，至迟从周代起就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据《礼记》等书记载，立春祭祀太昊，立夏祭祀炎帝、祝融，立秋祭祀少吴、蓐收等，都属对部族中英雄人物和保护神的纪念礼拜活动。延及后世，年节、鬼节以及清明节等节日中，家家户户都要祭祀先祖、上坟扫墓等。这些，恰恰说明了祖先崇拜信仰对传统节庆活动的深远影响。
（三）神灵信仰，
中国古人除对日月天地和祖先的崇拜之外，同样也将其生活范围的许多令其崇敬和恐惧的事象，列入其宗教信仰之中。如山神（五岳神）、河神、风神、木神、婚姻神以及龙、虎等神，均是古人心目中的重要神灵。
人们新年燃放鞭炮是为了驱除山中的独脚鬼怪”山魈“；而端午节则是上古吴越民族举行神龙生日庆典演化而来。直到今日，还有端午避邪、小年辞灶王、新年迎财神等传说和习俗流行于世，反映了神灵信仰对传统节庆的深刻影响。
（四）宗教信仰
节庆和宗教作为两个十分古老的文化现象，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外联系。中华传统节庆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形成雏形，其后日臻完善。在这个过程之中，中国本土的原始宗教信仰以及土生土长的道教与来自异域的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一起，都曾程度不同地先后对其发生过孕育、渗透和影响作用。
1、道教对节庆习俗的参透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有人曾归纳道教的定义说：道教意指”道“的教化和说教，或者说就是信奉”道“。企图通过个人的修炼而成仙得”道“的宗教。
其说简略，但已得道教之大要。
道教产生之初，主要在民间传播流布，进入唐宋以后，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支持和参入，其影响渐渐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传统节庆的影响，同样也明显存在。
道教是一个多神的宗教，每个神都有其诞生之日，所以道教的节日就显得格外多。
道教的节日各地各有所重，如北京最隆重的有燕九节，即丘祖诞日、东岳大帝诞日、三官司诞日等；而杭州则重北极佑圣真君诞日；苏州则为吕祖诞日，等等。
由于道教发展迅猛，信徒越来越多，道教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于是”这些道教的节日不光是道士们举行宗教活动的日期，而且几乎成了全民的社会活动。这种情况，远在两宋时期即已出现。
道教素有“上元”、“中元”、“下元”的三元节，后来便与传统节庆中的灯节、鬼节分别结合成为民间节日。这种情况，不同于上述道教节日的世俗化，而是道教节日与民俗节日的叠合。
道教的出现，也为传统节庆的内涵提供了新的养料。如端午节中本有驱邪的内容，到了宋代，人们便有了用“菖蒲或通草雕刻天师像”以驱邪之俗。这种情况，可以说是道教对传统节庆内涵的丰富。
总之，道教是一个综合的宗教，也可以说它是对中国古代传统信仰集大成的宗教。古代的传统信仰正是传统节庆孕育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讲，道教对传统节庆有如此明显的渗透影响作用，也就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了。同时，道教也正是借助了传统节庆这一文化载体和模式，使自己的教义、规则、信仰更加深入地传播到民间和社会各个领域，从而与传统节庆一起，在同一群体中一代又一代地传下来，直到近世2.佛教对节庆习俗的广泛影响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早在东汉晚期就已传入我国.佛教起源于印度，对中国而言，它是一种异域文化，因而有它的独立性；同时，为了能在中国这块土壤上扎根生长，它又逐步适应了中国的文化和民族心理，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正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佛教与中国的传统节庆文化也彼此影响、交互辉映，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新的宗教节日及庆典，中华传统节庆文化也因之而增添了新的色彩。
如腊八节与腊日相结合，拜佛与祭祖合而为一，形成了中外合璧的腊八糜粥节；又如元宵节，系上元节与灯节结合而成，是传统节日与道教、佛教节日的混合体；又如盂兰盆会与中元节结合而成的七月十五鬼节，也是佛教节日与道教节日和传统节庆的混合。当然，这类节日中的佛教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日渐淡漠；即使偶有佛教内容闪现，人们也已遗忘其佛教来源。
据《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等书记载，宋代的清明节、节夕节、重阳节等节日，人们或乘节日之机到附近的寺院去游现、礼拜和捐献，或买卖各种与佛事有关的玩偶以丰富节庆的气氛。从佛教角度看，这可以看作是佛教对中华传统节庆的积极渗入和融合，佛教亦可借此机会让普通民众通过节庆活动来了解自己、理解自己，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将自己的思想观念融入民间。
二、节庆习俗的特征
绵延几千年的中华节庆习俗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自然也有其鲜明较著、独具一格的内外特征。应当说，这些特征，既是其自身长期发展和演进过程中日渐完善同时又区别于其他文化形态。
（一）周期性
节庆习俗的周期性或称时间性，是指节庆习俗具有定时定期的特性。这一点，可以说是节庆习俗的首要特征。首先，从传统节庆起源的角度来看，其周期性即可一目了然。按照这样的节日形成规律，在“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形成的重要节日有八个，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这八节，恰好周期性地分布于春夏秋冬的四时季节之中。年节对联中有“四时吉庆”、“八节平安”等语，即将传统节庆的周期性准确无误地展示出来了。其次，传统节应是以年为单位而轮回进去的，由此形成了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周期性特征。古语有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正形象地表明了传统节庆周而复始的特征。汉族年节由于受到“十二生肖”说的影响，所以龙年、蛇年等也无不以十二年为一个轮回。
（二）民族性
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民族共同组合而成的共存共容的民族共体和大家庭。而在55个少数民族中，由于地域和从业范围的差异，又形成了不同的支系。综观传统节庆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几乎没有一个民族及其支系没有自己独具特点的民族节日和民俗。与此相应，由于各民族文化发展自成序列、不尽相同，所以即使是各民族共同拥有的传统节日，其节庆内容与形式也都各呈各式、千姿百态，尽情地展现出各自的民族文化风貌。
（三）群众性
传统节庆中的许多民俗活动都发生于家庭圈子内。然而一方面，由于是“人间骨肉，同此团圆”，家庭圈子内的节庆民俗活动都是与全社会同步进行的，其所拥有的社会互动性和群众性自不待言；另一方面，家庭正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它同样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无论是年节的“合家欢”宴，还是中秋的拜月仪式；无论是端午食粽，还是重阳踏青，这些传统节庆民俗活动虽然都发生进行于家庭圈子内，但都时时刻刻与社会紧密相连，从而体现出其社会性、群众性的特征。
至于那些伴有大规模群众性集会的全民性大型节庆活动，如元宵观灯、端午赛龙舟以及年节庙会等，则往往形成广场文化和行进文化活动方式，所具有的群众性也就更加突出和明显了。
（四）地域性
民间俗语说：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
节庆民俗作为风俗文化的一个方面，其地域性特征也是显而易见并早为人们所熟知常见。
是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而各个民族又都因历史的文化的原因而各有其相对集中的聚居地，从而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与此同时，各民族的节庆文化又是千差万别、各具特色。
在广大汉族人群之中，由于南北东西地理环境、社会背景、文化渊源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节庆文化也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如同为年节，北方冰城哈尔滨有五彩缤纷的冰灯迎新，而南国广州则用姹紫嫣红的花市接春；同样是端午节，南方水乡有龙舟竞渡，北方平原则只有角粽飘香，等等。
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各个地区节庆民俗从内容到形式的习俗差异，形成了传统节庆文化的地域特征。
（五）综合性
从传统节庆的民俗活动内容和形式来看，其中包括容纳了文学艺术、服饰、礼仪、饮食、宗教、哲学以及娱乐方式、体育项目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的广泛内容，而决非单一的文化内涵。应当说，这不仅是传统节庆中比较大型的年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庆典活动的共同特点，也是其他所有节庆民俗的共有现象。
节日活动内容很少有单项的，而绝大多数都是多项的。即使是单项的节庆活动，也往往具体而微地涵盖了文化的三个层面（物质、精神和行为）。俗语有言曰：“馋人盼节，懒人盼年。”其实，这正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节日的民俗活动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满足人们吃好、穿好、玩好、休息好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