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手艺人生存状态素描之四：铜匠
找到岳魁刚是因为老冀。这是因为很偶然地听说给他做工的人中，有几个人是铜匠。老冀本来是个公务员，退休后，自己办了一个三峡植物园，聘了一些人，把三峡工程蓄水要淹没的荷叶铁线蕨、梳花水柏枝、三峡蚊母树等一些珍稀植物抢救性的挖回来，移栽在自己的植物园里。我打电话给老冀，问他那里是不是有几个铜匠。他说是啊。于是他亲自开车，把我送到铜匠岳魁刚、岳魁金家里。
打铜，我小时候见过。我们家曾经打过一个铜耳锅。打这个铜耳锅的时候，母亲就会说到吊在火头的那把浑身结着一层烟壳的铜炊壶，说是某年某年，用多少粮食换来的。那两年，一家人多吃了一些草。
母亲为何宁可让一家人多吃一些草而要添一把铜炊壶？
铜炊壶烧水很快，相比鼎锅和瓦罐，也好看、卫生（置不起铜炊壶的人，一般用鼎锅烧水。鼎锅是用铸铁制成的，是当年可以买到的商品，因为锅底和锅壁厚，锅上端是敞口的，因而受热很慢，而且取水不便，要取水，必须把瓷缸伸进锅里，而这时火星或灰尘也趁机落入鼎锅里了，因此烧出来的水总有一股铁腥气、烟垢气，而铜炊壶，因为有弯曲的长长壶嘴，取水方便、也卫生）。
而更重要的是，铜炊壶在当时就是一户人家的一件大家当。它甚至还是一个庄户人家殷实和面子的标志。
当时，一般的家庭会有这几样铜器：铜炊壶、铜茶罐、铜耳锅、铜汤匙。富裕的人家，会有铜脸盆。它们取代了铁鼎锅、陶锅、铁耳锅、木盆等等，使庄稼人的生活变得轻盈闪亮起来。特别是用铜炊壶烧水，用铜茶罐泡茶，简直就是乡村生活的一道风景。
客来了，主人家在火塘里添些柴禾，把炊壶提到灶房里盛上水，挂到火头烧着，然后把铜罐拎出去洗涮一下，放在火塘边炙烤，待铜罐烤干，就抓上一把茶叶放进去烘焙。主人让铜罐在火边烤一会儿，再拿在手中摇一摇，摇一摇再烤一阵，再摇一摇，如是者三，直到铜罐里茶叶发出一阵浓郁的茶香。而这时，炊壶里的水也烧开了。主人就提起炊壶，小心翼翼地把开水冲进铜罐里。只听哧地一声，一股白汽从铜罐里升腾起来，屋里便堆积着浓酽浓酽的茶香。
这种用铜罐泡制出来的茶膏脂般浓酽，十分芳香。不知道这可不可以称作功夫茶，是不是山村里一种简朴的茶艺，但可以肯定的是，因为有了铜炊壶、铜茶罐，这种最日常的生活也便有了几分迷人的色彩。
母亲坚决地要请铜匠打一只铜耳锅，是因为铜耳锅比铁耳锅好看，而且体积和容量也比铁耳锅小一些。这样，就有另一个好处，待客时体面（假如要弄一点好吃的菜待客的话，较少的分量就会把一只铜耳锅装得满满当当；而且那熠熠闪亮的铜耳锅放在桌上，也令整个餐桌显得干净而鲜亮）。
那时候我们家里不会有打制铜耳锅的铜，也没有钱买铜匠的铜，母亲把一把断了把的铜汤匙，箱子、衣柜上的铜饰件（在更早的年代里，姑娘出嫁时做嫁妆，都要请铜匠打饰件，这是钉在箱子、柜子门上的一种饰物，有各种不同的造型，有的上面还镂有精美的图案，这可见早年手工艺人的制铜工艺了，有些饰件，可能是母亲从衣柜上拆下来了。这应该说是母亲嫁妆的一部分）、铜锁聚在一起，放在一个小竹筐里（谁知道积攒了多少时日？），用秤称过，估计差不多了，就去请铜匠。
那个铜匠姓韩，是我们的本家，长得高大魁梧，而且很胖。我至今仍记得他赤裸着上身打铜的时候，挥动锤子或是拉动风箱时，肥厚的肚皮以及腰间的赘肉一抖一抖跳动的样子。他身上搭着一条毛巾，右手拉动风箱，左手不断地拿毛巾擦脸上滚滚而下的汗水。他把炉子支在我们屋场一户姓周的人家家里。
一天，韩铜匠来我们家吃过早饭，就把母亲收集起来的那些铜提走了。到晚上，这些破铜器就变成了一只亮晶晶光闪闪的铜耳锅了。
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情。这次本想去找这位老铜匠，问了许多人，都不知道下落。
岳魁刚和岳魁金、岳魁甲、岳魁同四兄弟都是铜匠。没有铜打以后，他们在老冀的植物园里做点事情，而且自己也学老冀，到巫山一带去挖树蔸子（中华蚊母树），然后移栽在门前屋后和自留地里（中华蚊母树可作盆景，因此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接到老冀的电话，岳魁刚和岳魁金就在家里等着。
他们住着一栋砖预结构的房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建的。那时能建砖预结构的房子，可见家境不错。我问他们为什么当时能建这样的房子，岳魁刚媳妇嘴向岳魁刚一翘：这都是他一锤儿一锤敲（鄂西方言读kao）出来的。这就说明这个行当在当时是很来钱的。
四兄弟都是铜匠，我原以为是家传，一问才知道错了。原来他们的父辈并不打铜，而是排行老二的岳魁刚去跟师学艺，然后，再传给老大、老三、老四。岳魁刚说，他学艺是1978年，那时还在搞集体。他之所以要学打铜的手艺，是因为那时在集体做工，一天的收入仅得一块钱，而做手艺可以拿到七八块。他去找队长，说要学打铜，队长要他按规定每月交三百块钱（交钱才能记工分，有工分才能分粮食，这是当时的体制。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粮食不是拿钱可以买到的，农村人口，是按工分分粮，城镇人口，则是凭供应本子，或粮票），他答应了，就去找师傅。
学了三年，出师（手工艺人学成时的专业属语）了。而这时农村开始实行生产责任制，几兄弟就先后跟他学起打铜来。
这是八十年代初期，俗称钢精壶、钢精锅、钢精汤匙（铝制品）等一些炊具餐具已在市镇和较发达地区使用了，而一些偏远山区则因为休养生息，渐渐有了一些实力，于是打铜的生意在这样一些地方悄然勃兴起来。
岳魁刚说，他们那时绝大多数时间在南漳、保康、兴山、谷城、竹山、竹溪、巴东、神农架等一些地方做。这些地方喜欢铜炊具是有理由的：他们做饭和取暖的燃料一般是木柴，铝制品显然没有铜制品好使。
打铜的工具主要有：风箱、砧子、锤子、钳子、化铜罐、试铜槽、剪子、锉、钻子、秤、机车、灯盏等等。风箱是木制的，约有五六寸宽、一尺多高、一尺多宽，内部分成几个部分，最下面是风箱，上面是两个小屉，主要用于放置一些小工具和原料（如锌、硼砂），再就是充当师傅的钱柜。最上端，四周镶了边，让镶板高于顶端，从而形成一个斗状的没有盖板的盒子，这主要是方便操作，如锉铜，而被锉下来的铜末就落在这个斗里（有俗言云：“铜匠不落铜，锉达眼睛红”，是说锉铜是铜匠赚取东家铜料的一种方式）。而在风箱的两边，分别用两篾片夹起来，再用一根横梁把两边的篾片联结在一起，这样挑或者拎就很方便了。
因此，铜匠行走起来，一般就是这样一副模样：一根扁担，一头挑着风箱，一头挑着装着锌和衣物的包裹，头上戴着草帽，有的还在风箱上挂一把雨伞。岳魁刚说，那和逃难一样。
铜匠与别的匠人做艺不一样。是流动的，又相对固定。他们不可能像木匠、篾匠一样，给谁做工，就在谁家里吃住，作业点也摆在东家的客厅里。他们是流动的，又相对有一个固定的作业点。这主要是因为：一、他们随时随地要带上很多很多锌，特别到远处做艺的时候。因为在偏远的地方，要买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只好随身带着。一般他们会带上一百多斤。而锌是不能带入东家老板家里去的。东家不懂兑锌是打制铜器时必须配兑的原料，而认为是掺假。因此，他们到一个地方，就要找个熟人，以便有一个放置锌的地方。二、打铜的第一步工作是先立炉子。这个炉子他们叫八卦炉（四个角上砍一刀，把四个角变成八个角。他们称之为八卦炉，是因为铜匠认为，他们的祖师爷是太上老君，而把炉立成八卦炉，就会得到太上老君庇佑，不会遇到有人架火），虽然立起来并不复杂，但他们并不是走一家立一家，而是能让一个屋场、甚至一个小队（假如他们居住并不十分分散的话）的人都会到这家里来打铜。铜匠本人就会把这一家变成一个作业点，直到把这个村子上的活做完。
这样的事情，在城市或者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是不太可能的。谁喜欢一个铜匠在自己家里给别人做工，成天敲敲打打，烟飞灰漫？可是在那些偏僻的乡村，这就不是一个问题。这自然有铜匠自己的工作，譬如，对东家态度好一点，有时送给东家一只铜簪，一个小汤匙，有时候，给伢儿一点小玩意儿等等，总之，炉子一旦立在谁家里，铜匠就会和谁处得很好。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当地人的淳朴。他们对这些不会计较。所谓人情大如天，他们即使心里不愿意，也不愿意得罪村邻。
炉子立好，铜匠就开始打铜了。首先是化铜，把“夫食子”（木柴燃烧后的一种炭）放进炉里，用火引燃，然后坐在一个很矮很小的小板凳上，拉动风箱，炉子顷刻间就会亮起来。再后，把一些破铜器放进化铜罐里化起来。
化铜应该说是打铜的第一道工序。这里的关键是兑锌。兑锌多少要看东家提供的铜是什么样的铜，是紫铜、还是黄铜、白铜，而同是某一种铜制成的器皿，其配比也不一样，因而化铜时兑锌的分量也就不一样。如有一种铜钱，当50的和当20的就不一样。因而这全靠铜匠的经验。化铜的第二个难题是加锌。我们已经知道加锌会被认为是掺假，而一掺假，东家就不会信任了，在一个山村，假如有人认为你掺假，那你这活就做不下去了。而有的东家为了防止铜匠“掺假”，会在化铜的时候，一直守在炉子边上。这时要成功地把锌兑进去，就要费一些脑筋。“老板，能不能帮我倒一杯茶去！”他这样说。山里的人毕竟是淳朴的，匠人给自己做艺，能不倒杯茶吗？于是倒茶去了，这时铜匠迅速地把放在风箱的小屉里的锌拿出来，丢进化铜罐了。
打铜赚钱，赚就赚在锌上。锌的价格只有铜的一半。但如果锌兑多了，打制铜器的时候，铜就会裂口，这样就很难把东西打好了。偏多，打出来的铜器带红色。
化铜还有一个火候问题。要看到罐子里都放亮了，看到渣子在里面旋转。其实，这可能就是沸点吧。
铜化好了，倒进一个模具中冷却。然后按照需要开始正式打制。如打耳锅，就将铜冷却成一个圆饼形状，然后用琢（方言念zhua）锤（一种丁字形的铁锤，形似挖地的镐）打制，一点一点地展开。慢慢打制出一种形状。
岳魁刚说，他们会打的铜器主要有：炊壶、酒壶、锣、唢喇、钵（一种响器）、各式烟袋、耳锅、汤匙、面盆等等。在这些铜质器具中，最难打的是唢呐。唢呐的喇叭口，要有弧度，弧度要合适，否则，吹不出声音。这是其一。其二，唢呐要美观，让人从外面看不到焊接点，就要在铜管里面焊接管缝。铜匠焊接（俗称烧焊）和铁匠不一样，因为炉子的位置相当低，炉面离地面只有二十公分高，而焊接的时候，铜管要放在炉里烧着，这时，人就要趴在地面上，头侧睡在地面上，手里的焊接原料才能伸进铜管里去。
铜匠常年远走他乡，有时半年，有时一年回家一次，因此，铜匠们十分喜欢在作业的地方认“干爹”、“干娘”“干女儿”、“干儿子”。一旦有了这层关系，陌生的他与他们之间便有了某种亲缘关系。他们就有了一个在异地他乡的落脚之处。他们便把沉重的配料锌放在那里。而在一时找不到活做的时候，也就落在那里吃住。
有些铜匠时间住久后，与他们有了感情。因此，对于铜匠，便有这样的俗言口碑：“十个铜匠九个嫖，一个不嫖是个苕。”（后来，汽车和公路出现后，人们把这一说法张冠李戴到司机头上）这种说法，只不过是对铜匠“好色”的夸张，与实际的情形大相径庭。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品味出打铜的艰辛，以及铜匠特殊的生存智慧。
岳魁刚谈到这里的时候，我问他是不是这样，他抿嘴而笑，停了一下，说了一句：“我师傅倒是这样。”他接着说，他师傅有一个相好，那个相好的男人在学校里做饭。师傅就一直歇（下榻）在她家里。那个相好，对他师傅相当好。师傅把自己的孩子带过去，相好帮着照看。有时候，他们这些徒弟一时找不着事做，也到师傅的相好那里去蹭饭吃。师傅的相好竟然乐颠颠地。
现在回忆起这些事来，他们脸上有一种庆幸或者说甜蜜的感觉。毕竟这一切都是打铜带来的呀！
九十年代，他们的生意渐渐少了。原因主是要铝制品的普及，再就是铜的金贵，铜价涨了好几倍。过去4块钱一斤，现在涨到20多块，如说一只铜脸盆，现在单铜钱要150元左右，工钱要200元，就是350元。而一只塑料面盆只有几块钱，搪瓷面盆也只要几十元。因此，人们便不怎么打铜了。
没有人请他们打铜了，岳魁刚他们只好回到村上种地了。虽然他们明知道时代向前行进，他们从事的这个职业也会越来越落寞，但他们却没有把风箱，砧子这些工具，这些帮他们挣来了砖预结构楼房、这个帮他们挣来媳妇、帮他们成家，给他们生存和快乐的“朋友”（衣钵）丢弃掉。他们把它束之高楼，像某个荣誉一样珍藏着。
铜匠这个职业也几乎消失了。现在，我们再也看不到那些闪动在农家的熊熊炉火，听到那些叮叮当当地敲打声。而农家的餐桌上，火塘里，也鲜见那种铜质的充满富贵气和精致生活味道的金黄器皿。
——那好像是一个梦。
2007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