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文学负时望”的着名学者纪昀（1724~1805）创作的《阅微草堂笔记》（含《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和《滦阳续录》六卷），是一部思想内容异常丰富多彩的文言笔记小说集，包含了千姿百态、五光十色的一幅幅社会画面，诸如官场世相、世风人情、典章名物、奇闻逸事、历史考据、民俗掌故、诗评画论以及医卜星相等等，成为具有极高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社会影响的文学作品。而书中有关爱情与婚姻题材的作品，所占数量虽然不多，但其思想内容却呈现出了诸多极其复杂的面貌，有着颇为耐人寻味的深刻的思想内涵。并且，长期以来，这一方面的内容一直没有能够得到特别的关注。即使评论者对之有所提及，也往往是把其当作《聊斋志异》的对立面而予以贬低和否定。我认为，如果仅仅根据书中的某些故事所显露出来的思想倾向就轻率地得出结论，说纪昀顽固地宣扬封建礼教，不遗余力地提倡诸如妇女“从一而终”的节烈观念等等，也未免过于武断。我们应该看到，书中这一方面作品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可谓是瑕瑜互见，充满了复杂与矛盾之处。因此，应当结合时代与纪昀本人的因素予以客观的分析。
清代前期，封建文化已逐渐趋向衰微，社会伦理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肆倡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以及“惩忿窒欲”等伦理教条的程朱理学，虽然依靠清政府政治力量的大力支持、依靠最高统治者的倾心提倡而仍然占据着显赫的地位，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世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共识，但是从某个方面来看，它在经过了清初的进步的思想家的猛烈而又尖锐的批判与抨击——例如王夫之便倡言“有欲斯有理”（《周易外传》）、“私欲之中，天理所寓”（《读四书大全说》）；黄宗羲也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南雷文定》后集），充分肯定作为人的本能要求的情感欲望的合理性——之后，可以说已经走过了其全盛时期。而对于妇女问题的关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体现了当时的人文主义思潮抵抗以理窒欲的理学的一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乾嘉时期，在学术界出现了一大批抨击理学的划时代的干将。例如当时与纪昀多有交往，且在《阅微草堂笔记》一书中也曾多次出现过的戴震、钱大昕等人，都是谴责不近人情、“以理杀人”的理学的举世闻名的先锋人物。戴震非常尊重人性，并承认人欲，他在《孟子字义疏证》这部着名的着作中提出了人性论和理欲说，他说道：“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他还说：“情之不爽失为理，是理者存乎欲也。”而钱大昕则针对要求妇女“从一而终”、不准改嫁的封建传统伦理观念，提出在夫妻之间恩爱已尽的情况下，妇女“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而嫁于乡里，犹不失为善妇，不必强而留之，使夫妇之道苦也”（《潜研堂文集》）。钱大昕的老师，也是当时的着名学者、“吴派”领袖惠栋，在其所着述的《周易述》中也明确地指出：“好恶得其正，谓之天理，……后人以天人、理欲为对待，且曰：‘天即理也’，尤谬。”更是直接驳斥了程朱理学，与戴震的理欲说极为接近。另外，汪中、阮元等人也都继承了反理学的传统——汪中激烈反对妇女守节、殉节；阮元则与戴震的思想一脉相通，承认人欲的合理性，并引证古代经典来论说“性”“命”等与理学家的所谓解释是不同的。他认为，“性字从心，即血气心知也”（《揅经室一集》，下同），“味色声臭喜怒哀乐皆本于性，发于情者也”。“欲生于情，在性之内，不能言性内无欲，欲不是善恶之恶。天既生人以血气心知，则不能无欲，惟佛教始言绝欲。……此孟子所以说味色声臭安佚为性也”。这些言论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疑都是既深刻、进步而又大胆的。与此同时，在当时的文学界，也同样涌动着带有民主性色彩的进步的时代潮流。例如，《红楼梦》就描绘了贾宝玉、林黛玉追求婚姻自由、个性解放的爱情悲剧；《儒林外史》立足于社会现实的批判，通过某些令人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展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镜花缘》则突出地赞扬妇女的才能，揭露和批判了压迫妇女的某些制度和风俗，表现出了反对礼教桎梏的精神；而与《阅微草堂笔记》同为文言笔记小说的《聊斋志异》，更是通过花妖狐魅与人的恋爱故事，大胆而鲜明地冲破纲常礼教的约束，传达出对于自由的爱情与婚姻的热烈渴望的意绪。以上这些颇具震撼性的时代思潮当然都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纪昀的思想观念。从纪昀的诗文、着作中，我们就不难感受到，他的本意虽有劝惩说教之心，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是“盖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中国小说史略》），并表示“儒者着书，当存风化，虽齐谐志怪，亦不当收悖理之言”（《滦阳消夏录》六），以儒家的纲常礼教作为立世之本，以倡导儒家思想道德为己任，并且在着作中对之作了诸多宣扬；但与此同时，他又能够正视人性、人情的存在，注意到伦理教条本身存在的很多自相矛盾之处，在某些方面痛恨礼教的“非仁”，因而在不少地方揭露了这种理念中的很多不合理之处。这就表明，他的内心深处同样存在着天理与人情的激烈矛盾和斗争，显示出他对压制与扼杀人性、人情的所谓“天理”产生了动摇和怀疑的态度，并在作品中进一步对之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与有力的抨击。我们来看《姑妄听之》（三）中的一个故事：
顾郎中德懋，世所称判冥者也。尝自言平反一狱，颇自喜。其姓名不敢泄，其事则有姑出其妇者，以小姑之谗，非其罪也。姑性卞，仓卒度无挽回理；而母家亲党无一人，遂披缁尼庵，待姑意转。其夫怜之，时往视妇，亦不能无情。庵旁有废园，每约以夜伏破屋，而自逾墙缺私就之。来往岁余，为其师所觉。师持戒严，以为污佛地，斥其夫勿来，来且逐妇。夫遂绝迹。妇竟郁郁死。冥官谓既入空门，宜遵佛法，乃耽淫犯戒，当从僧律科断，议付泥犁。顾驳之曰：“尼犯淫戒，固有明刑。然必初念皈依，中违誓愿，科以僧律，百喙无词。此妇则无罪仳离，冀收覆水，恩非断绝，志且坚贞。徒以孤苦无归，托身荒刹。其为尼也，但可谓之毁容，未可谓之奉法；其在庵也，但可谓之借榻，不可谓之安禅。若据其浮踪，执为恶业，则瑶光夺婿，更以何罪相加？至其感念故夫，逾墙幽会，迹似‘赠以芍药’，事均‘采彼蘼芜’。人本同衾，理殊失节。阳律于未婚私媾，仅拟杖刑，犹容纳赎。兹之违礼，恐视彼为轻。况已抑郁捐生，纵有微愆，足以蔽罪。自应宽其薄罚，径付转轮。准理酌情，似乎两协。”事上，冥王竟从其议。
我们从这个故事中看到，女主人公无缘无故被逐出家门，夫妻被强行拆散，实属有悖情理；夫妇二人感情深厚，难舍难分，因而相约幽会，本属合乎情理；庵尼拘执礼法，彻底斩断了这对夫妻的尘世姻缘，以致最终使得这位无辜的女子“抑郁捐生”，走上了黄泉绝路，这又实在是绝情绝理；及至到了阴间，冥官又欲对这个可怜的女子处以重刑：“议付泥犁”，这更是对人情、人性的残酷扼杀。针对纲常礼教违背人伦之情的谬误本质，“顾郎中德懋”的一番仗义执言可谓激昂慷慨、义正词严，最后使得冥王也无话可说，“竟从其议”。对此争讼，纪昀态度明确地认为：“此语真妄，无可证验。然据其所议，固持平之论矣。”这表明，他对顾郎中所言是极表肯定与赞同的。有味的人情终于战胜了无道的“天理”。
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理学在当时是作为官方哲学倍受推崇与提倡的，而理学的积弊也构成了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沉疴。实际上，纪昀的讽刺与抨击也并非全面否定封建传统伦理教条，它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但这也使得这部作品的客观意义在某些角度、某些方面大大超越了作者的主观意图。另外，书中还有一些篇章表现出了对纯真、热烈爱情的一种由衷的赞美。我们不能不承认，就纪昀所处的阶级地位、身份而言，这无疑是很难能可贵的。
下面拟对《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关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所显示出来的思想内容作详细的分析。
一、妇女传统节烈观念问题分析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传统的节烈观念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悬在妇女头上的一把利剑，妇女的“守节”“从一而终”成为了天经地义的法典，数不清的妇女在它的严威下埋葬了青春，甚至断送了生命。我们当然不可否认，忠孝节义、三纲五常在纪昀的心目中其实是占据着异常重要的地位的。一部《纪晓岚诗文集》，就充斥着大量的节妇、烈妇的“事迹”的连篇累牍的记述与赞颂之辞，当然，这其中有时不免也透露出纪昀本人的万端的感慨。例如，在《张烈女诗》中，他恭敬而庄重地“追赋”一位“未嫁夫死，自溺以殉”的“张烈女”，并“感其事，为悲且歌”，歌颂她那令“鬼神泣呜咽”的烈行；在《吴烈妇诗》（《滦阳续录》四中还有关于此事的一则记载）中，他为一个在丈夫死后“誓以身殉”的烈女赋诗二首：“三生谁更问前因，一念缠绵泣鬼神。缘尽犹寻泉下路，魂归宛见梦中人。城乌啼夜传幽怨，冢树连枝认化身。万古青山终泐尽，祗应铁骨不成尘。”“蹉跎才命两相妨，泪滴题诗旧锦囊。别鹤剧怜悲伴侣，枯蟫弥觉感文章。数编遗橐神应护，三尺荒坟土亦香。石阙莫容苔藓蚀，留教词客吊斜阳。”以悲慨之情彰“烈妇之慷慨”，并“深致悼惜”。同样，我们在《阅微草堂笔记》一书中也可以发现，纪昀曾多次直言不讳地宣称：“忠孝节义，上帝所重。”（《滦阳消夏录》三）“信忠孝节义，感天地动鬼神矣。”（《槐西杂志》一）“忠孝节义，正气不消。”（《槐西杂志》四）“忠孝节义，殁必为神。天道昭昭，例有证验。”（《滦阳消夏录》五）他还说：“读圣贤之书，明三纲五常之理。”（《滦阳消夏录》三）“夫为妻纲，天之经也。……一日居其室，则一日为所天。”（《槐西杂志》三）并且，他还称赞贞烈之女“其为气也，至大至刚”（《姑妄听之》四）。这种种思想观念，导致他在书中塑造了不少节妇、义妇、烈妇和孝妇的形象。例如在《姑妄听之》（二）中，他就怀着极为敬佩的心情记述了一位“年未二十而寡”，直至“年八十余，乃终”的“马节妇”的“事迹”，并借用“先师李又聃先生”的诗句赞扬她虽然“艰难困苦”，但是却坚持“怀贞心比铁，完节鬓如银”，待到“他时邀紫诰”，必定将会“光映九河滨”；在《如是我闻》三中，他描写了他的侄媳“张氏”孀居“凡三十余年，未尝一夕解衣睡”的生活情景，并另外撰文为之感叹道：“……彼青灯忍泪，白首完贞，凄风苦雨，阅数十年如一日，非心如铁石者不能。千百人中能尽本分者有几？乌可以庸行易之耶！”在《滦阳消夏录》（二）的一则故事中，他还强调并盛赞贞节之妇的最高思想境界应该是“心如枯井，波澜不生，富贵亦不睹，饥寒亦不知，利害亦不计者，斯为上矣”。但与此同时，他又并非时刻板着面孔进行类似冷峻的和枯燥乏味的说教，而是又对节妇发自内心深处的对爱情与幸福的憧憬、渴望抱有些许同情之心。例如《槐西杂志》（一）中的这个故事：
交河一节妇建坊，亲串毕集。有表姊妹自幼相谑者，戏问曰：“汝今白首完贞矣，不知此四十余年中，花朝月夕，曾一动心否？”节妇曰：“人非草木，岂得无情！但觉礼不可逾，义不可负，能自制不行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