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建省以来，财政一直拮据。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中央和各省的主要精力都放在镇压起义上，自顾不遑，给贵州提供的养兵费用少之又少，贵州财政更加陷入困境。横征暴敛使得农民的生活雪上加霜。各族人民被逼上了绝地，终于爆发了咸同年间的农民大起义。
咸丰四年，铜仁属江口县上五洞爆发了由徐廷杰、梅济鼎等领导的“红号军”起义，以“反折征”为口号，深得土家族人民的支持。次年，起义军攻入铜仁府城，知府被迫自杀，起义军打开铜仁府军械库，装备义军；打开监狱，释放囚犯。红号军发展迅猛，很快得到附近各地的响应，以破竹之势攻下了思南、印江、玉屏等地，并向湘西和川东进军，威震黔东。清王朝急忙令贵州巡抚蒋蔚远调湘军围攻铜仁。在湘军的钢炮猛攻下，红号军虽然拼死抵抗，但仍然难以抵挡。咸丰六年，铜仁失陷，徐廷杰、梅济鼎等首领相继阵亡。突围而出的首领陈福林率少量红号军退守三角庄，以求反攻。清政府组织川、黔、湘三省清军会剿，红号军处境十分危险。
咸丰八年，思南县鹦鹉溪爆发了白莲教支派灯花教刘仪顺、秦魁榜、田宗保等人领导的土家、苗、汉等族人民参加的“白号军”起义。起义军首先攻下思南县城，杀死知府，一面向印江、务川、龙泉等地进军，一面选择农村山寨积极准备建立根据地。并提出“反折征，反捐输”的口号，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咸丰九年，刘、秦、田等在思南建立了农民政权，举朱明月为“秦王”，国号“江汉”，刘为军师，秦为右丞相，田为元帅。白号军以江汉政权的名义颁布布告，制定斗争策略，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并在军事、经济、贸易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的贫民，实行且战且耕的斗争方式，并在义军控制的根据地和清军交界处开设“蓝白场”，允许民间自由贸易。
白号军的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队伍很快发展到十万余人，纵横千余里，并与其他兄弟队伍联合作战，攻下了黔东北、黔北等一大批重镇，引起了清王朝的恐慌，急调川、湘军进入贵州，残酷镇压白号军。同治五年，清军将领李元度率湘军攻下白号军的重要营盘大小屯，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同治七年，白号军聂正才配合湘军攻打觉林寺，“秦王”朱明月被俘遭杀害，刘、秦率少数豪杰突围，首领田应武、何强进、何发喜被害，万余名士兵战死或逃散。刘、秦等部分号军退至尚大坪岩门关，在间道遇敌，号军临危不惧，誓死抵抗，刘、秦被俘后在成都受凌迟之刑。历经10年斗争的轰轰烈烈的号军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咸丰八年，德江县土家人胡胜海及罗应儒等与刘仪顺秘密联合，竖起黄旗，头裹黄巾，以干溪梅林寺为大本营举行起义，号称“黄号军”。义军起势汹涌，进攻县城一举成功，所到之处，农民纷纷响应。黄号军与白、红号军遥相呼应，成为黔东北义军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治元年，黄、白号军联合作战，击毙知府、总兵吴宏盛，杀死团练200余人，后又驰援红号军。随着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同治七年，黄号军受到清军的残酷镇压，在大堡、小屯等战役中，接连失利。首领胡胜海等被俘后在思南被杀害。
总之，鸦片战争的失败，加剧了我国国内的阶级矛盾，石达开领导的西征军进军到湘鄂川黔边境，得到了土家族人民的积极支持。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黔东北爆发的由土家、苗、汉等各族人民参加的号军大起义，是贵州人民大起义中的重要力量。他们与其他苗、布衣、侗、水、回等族人民互相配合，把起义声势不断推向高潮，给清王朝和地方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充分显示了土家族人民的革命精神和巨大力量。
三、辛亥革命时期土家族地区的资产阶级革命斗争
辛亥革命前夕，以同盟会为主的革命力量正积极活动，同盟会员遍布全国各地，组织发动群众，准备起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声震慑了清王朝，作为两千多年封建统治象征的皇帝宝座已不能自保。在这一过程中，涌现了一批土家族革命者，他们为资产阶级革命斗争贡献出了积极力量。
1910年，巴东县的邓玉麟因家境贫寒携弟投奔武昌革命新军，加入了革命团体共进会，成为其中的骨干，并在新军和两湖师范学堂中大力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发展会员，联络志士。1911年10月10晚7时，邓玉麟率部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由于革命党人的主要成员不在武汉，有人提议邓出任都督，他以自己的军阶低，无号召力而谢绝。利川县的牟鸿勋也是共进会的骨干力量。1911年2月，牟以两湖师范学堂的总代表的身份出席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席会议，被公推为司勋和政治筹备委员。军政府创办《中华民国公报》时，牟鸿勋任社长。在牟鸿勋的领导下，公报积极宣传革命道理，鼓动民众支持革命，打击反动势力，对巩固辛亥革命的成果起了很大的作用。共进会的另一个骨干席正铭从学生时代起就积极学习和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反对清王朝。加入同盟会后，更是积极联络，发展会员，为武昌起义和保卫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作出了突出贡献，深得黄兴和孙中山倚重。值得一提的是，席正铭经过多年的革命实践和学习，向孙中山提出了中国革命应该效法俄国革命道路的建议，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和赞同，这也是新三民主义“联俄”的初始思想。湖南举人李执中中年时期东渡日本加入兴中会，辛亥革命爆发时赴长沙组织军政府。民国成立后，他当选为众议员，有袁世凯的党羽向他行贿游说时，他义正词严地说：“我堂堂楚国男子，平生不做幕夜之行，此言何及于我？”1922年，陈炯明叛变革命，他追随孙中山退居上海，被派往湘西说服蔡巨猷、陈渠珍、唐荣阳等实力人物，出兵讨伐陈炯明。当李回来复命时，孙中山称赞道：“李先生一人可抵千军。”
辛亥革命时期，土家族地区更是处在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最前沿，爆发了由温朝钟和黄玉山领导的黔江庚戌武装起义。
温朝钟，四川黔江土家族，幼年颖悟过人。1906年，他考取了省师范学校，不久，经从日本归来执教的同乡程芝轩介绍加入同盟会。从此，温朝钟走上了革命道路。1911年1月3日（庚戌年腊月初七），以温朝钟为司令总长，黄玉山为后勤总长，革命军发布反清檄文，剪除发辫，臂佩白布章，外衣前后粉书“国民军”三字，手持长矛、马刀、火枪、土炮等武器，举着“奉天承命，扫清灭洋”的大旗，向黔江县城挺进。1月7日清晨，一举攻占黔江县城。义军打开监狱，走上街头，宣传革命，补充人员枪械。旋又主动撤离县城，准备攻打彭水，沿长江发展，配合全国起义。
由于彭水联络人员未回，情况不明作罢，起义军决定再次攻打黔江县城。此时，清政府迅速调集的川贵鄂湘援军已到，对革命军进行重重围合，跟踪追击。17日深夜，义军再退驻飞龙寺，被追来的敌军团团围困。在这生死关头，有人建议温朝钟化装出逃，温朝钟毅然烧掉会友名册及文稿，挺立飞龙寺楼门前，面对敌军大声陈词：“我就是温朝钟，一切皆我所为，不与他人相干！”终于在突围时寡不敌众，温朝钟和他手下的数十名土家、苗、汉各族英雄壮烈牺牲。黄玉山不忍株连藏匿他的乡民，挺身而出，英勇就义。他们用鲜血和生命绘出一幅壮丽的丹青，永存后世。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迅速传到鄂西土家族地区，土家族、汉族人民欢欣鼓舞，异常兴奋。一些在武汉的鄂西革命党人被派回，继续从事武昌起义前在鄂西的革命活动。恩施驻军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于1911年举行反正，脱离清政府，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
辛亥革命前夕，湘西土家族留学日本的彭施涤、向乃祺等先后加入同盟会，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辛亥革命的浪潮波及湖南，革命党人占领长沙，宣布湖南独立。清吏拒不响应。1911年10月，同盟会会员田应全在凤凰组织“光复军”，深入农村，发动土家、苗、汉等族人民准备起义，经过激烈斗争，12月底，凤凰宣布独立，接着，永顺、保靖等县亦告独立，成立湘西军政府，结束了封建王朝在湘西北土家族地区的统治。
11月，重庆宣布独立，成立蜀军政府，接着，酉阳、秀山、黔江等县相继响应，早在酉阳活动的同志会会长刘扬闻知武昌起义的消息，立即联络土家族会员白锦祯、彭安国等人密谋起义，以期响应。收复酉阳的战役中，白锦祯父子牺牲。在广大土家、苗、汉等族人民的支援下，酉阳、秀山相继独立。
与酉阳起义相呼应，黔江县也高举义旗。在1月川鄂边境起义时被清军杀害的义军首领王克明之妻杨氏，抱着为夫报仇的决心，组织百余人，与温朝钟余部一起响应武昌起义。义军一举攻占黔江县城，赶走县知事王良鼎。1911年11月13日，黔江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推举曾担任过贵州石阡县知事的彭铸臣担任司令。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家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辛亥革命后的广大土家族地区，北洋军、鄂军、湘军、黔军、川军等新旧军阀此去彼来，争战不已。他们相互拉锯，拉夫派款，抢粮夺财，给土家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土匪、溃兵骚乱地方，抢钱劫物，杀戮奸淫；加之地主豪绅组织民团，鱼肉乡里，欺压百姓，社会残破，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来凤、鹤峰、巴东、五峰、长阳、恩施、咸丰等县，先后出现了许多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称为“神兵”，这些包含绝大多数土家族和汉族的贫苦农民的“神兵”们，决定用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
神兵运动以“反对军阀、反对苛捐杂税”为主要斗争目标，借助“身穿铁盔铁甲，脚蹬铁靴铁袜，头戴铁龙帽，身子赛铁塔”的咒语来提高士气和战斗力，认为默念咒语就可以刀枪不入。“神兵”纪律严明，不贪财爱宝，不奸淫掳掠，平时种地，有事就敲锣打鼓，集中起来，准备打仗。他们在梭镖、马刀上系红布，头缠红巾，把斗争锋芒直指军阀、土匪、反动团防和贪官污吏。正是由于湘鄂川黔边区“神兵”的存在，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和邪恶兵匪，在一定时期内确保了地方的安全。但是由于当时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些农民的自发斗争组织分散，彼此联系较少，容易被地主武装各个击破。少数“神兵”组织，由于地主、流氓的渗入和利用，反而成为地主阶级危害人民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