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儒家学说在锡伯族民间数百年的传播并与锡伯族本土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使其呈现出民族化和地域化特点，这一方面丰富了自身内涵，另一方面又丰富了锡伯族的文化内容。
儒家文化与锡伯族本土文化结合，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它一方面为巩固统治阶级的封建统治起了较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为锡伯族社会的安定和家庭关系的稳固起了黏合剂的作用，又使锡伯族的文化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使其丰富和多元化。但是，作为代表小农经济的封建文化，其负面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越来越显现出来，成为阻碍锡伯族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事物。
新中国成立前的锡伯族社会，儒家文化对维护社会安定和巩固封建统治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可谓儒家文化适应封建社会的进步功能。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步没落，其抹杀阶级矛盾、掩盖剥削本质的一面越来越明显。在锡伯营，上述封建政治与民间本土文化结合的形式，即锡伯营各级封建统治在表面合法化的“氏族政治”的外衣下，始终得到了整个民族、各个氏族或各个家庭的基本支持，其特点是逆来顺受。这些统治阶层，在这种“温和”的政治环境下，多数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富裕阶层，成为统治阶级，并开始与广大农民对立。但是，由于儒家文化深入人心，广大农民无论怎样受剥削和压迫，始终求安定、守本分，政治上逆来顺受，经济上安于现状，基本未表现自己的意志。
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思想，极好地适应了小农经济及其农民的要求和条件，尤其是对保留有氏族文化特点的锡伯族农民，更成为加强其家族、家庭凝聚力的思想文化。但是近代以来，儒家文化的充斥，导致学校和家庭教育单调，青少年无法接触近代文化知识，抹杀了广大青少年的创造性和进步意志，使他们养成了安于现状、一切听从长辈的性格特点。由于他们代代受这种思想的熏陶，使重义轻利、重传统轻现实以及贱商等思想成为整个民族的共识，结果导致锡伯族社会的落后，增加了社会改革的难度。作为已经“凝固”并且已经锡伯族化的儒家文化成分，长期以来，代代影响着锡伯族子孙，成为他们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社会进入现代以后，这种传统文化已越来越受到现代文化的冲撞。几十年来，传统文化的那种顽强性，很难使人们放弃传统观念，而去积极和主动地接受现代先进文化及其观念，有时传统观念往往战胜现代文化观念，客观上导致社会进步的迟滞。但是，自改革开放以后，锡伯族传统文化中那些不适于社会发展的部分，其消亡速度越来越快，锡伯族人民的思想文化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从而也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二节锡伯族与俄罗斯文化
在我国56个民族中，锡伯族是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并且呈现大分散、小聚居和东北、西北“两地分居”的局面。因此，两地人民与交往的兄弟民族和接触的文化各不相同，尤其是在邻近国度文化影响方面，两地人民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差异。200多年前，锡伯族一部分军民西迁，留守东北的军民与满族一起，迅速接受汉族文化，民族学意义上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特点基本淡薄；而西迁新疆伊犁地区屯垦戍边的锡伯族军民，近200年一直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特点保持比较完整。由于戍边征战的需要，很多官兵在天山南北或驻防台站，或巡查疆界，或防守卡伦，或稽查游牧和耕种。锡伯族自西迁之初便开始与维吾尔、哈萨克、汉、满、达斡尔、俄罗斯等民族交往，接触他们的文化。其中俄罗斯文化可谓异国文化。从社会形态而言，19世纪中叶至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俄罗斯族文化处在近代工业革命文明阶段，较清朝没落的封建文化处在较先进的文化状态。这是一种民族优势，也是一种扩张的有利条件。19世纪中叶以后，俄国农奴制濒临崩溃，俄国政府加快了自18世纪初便开始的向我国西北地区扩张的步伐，俄罗斯族开始为西域各族所逐渐了解。1864年新疆农民起义以后，俄罗斯的文化与其军队及其快枪利炮同时进入新疆地区，军事侵略及文化扩张一度制伏了清朝在伊犁的政府。从此，锡伯族开始频繁接触俄罗斯文化，锡伯族的文化结构开始起变化。
文化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组织机构等。纵观锡伯族的文化，俄罗斯文化对其既有广义上的影响，也有狭义上的意义。俄罗斯族的文化影响以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对锡伯族整体素质的提高的确起了一定的作用，俄罗斯族的某些文化事象已成为锡伯族文化之树的有目共睹的枝杈。客观地阐述俄罗斯族文化对锡伯族文化的影响，对进一步认识锡伯族的文化心理特点以及发展历程，对兄弟民族之间互相取长补短，加强民族与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均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锡伯族是一个文化接受心理较强的民族之一。在与其他兄弟民族的交往中，以彼之长补己之短、兼收并蓄、文化宽容及不断自我更新，是其整体素质迅速提高的重要动力。当100多年前，俄国开始以火枪利炮威胁民族生存时，锡伯族民众除了拿起武器军事抵抗外，对俄罗斯文化的先进成分并没有抑制，而是出于取长补短的精神，经历了初次接触-了解内涵-逐步接受的过程。
锡伯族与俄罗斯民族的接触，早在17世纪下半期便开始。当时，俄国侵占西伯利亚之后，接着把侵略矛头指向了我国东北黑龙江地区。俄国侵略军进犯黑龙江流域的达斡尔等族村庄。在这些村庄就有部分锡伯族居住。可以说，他们是首次接触俄罗斯民族的锡伯族人。他们同达斡尔等族人民一起奋起抵抗俄国军队，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篇章。但是，在战争期间，侵略民族与被侵略民族之间不可能有文化交往，侵略民族在征服被侵略民族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是其野蛮、残忍的一面，其人类共具的文明进步的一面已暂时泯灭殆尽，为野蛮和残忍所代替。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时期，这部分锡伯族人并未感受俄罗斯的文化，只是对俄罗斯人有了人类学特征上的印象。
17世纪末，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进一步变化，锡伯族被科尔沁蒙古“献出”，编入满洲八旗，开始被调遣到辽宁、吉林等地驻防，处于黑龙江流域的部分锡伯族也纷纷南迁。一直到18世纪下半期，锡伯族已没有条件与俄罗斯民族接触。
1764年后，锡伯族形成了小聚居、大分散（东北、西北分居）的局面。留居东北的军民继续在辽宁、吉林等地或屯垦，或驻防，或被遣征战。而西迁的4000多军民肩负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重新处在中俄边境线上。这为锡伯族与俄罗斯民族交往提供了有利条件。锡伯族军民定居新疆伊犁河南岸，说明明清以来蒙古准噶尔部世代游牧的伊犁边陲为其驻守。自1766年始，部分官兵开始派往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地区换防；1771年，又开始了换防喀什噶尔等地的光荣使命。但更多的官兵却驻守伊犁河以南地区的卡伦台站。据史料记载，1864年新疆农民起义以前，俄国几乎每年派出情报人员、地质勘测者、军人等非法进入锡伯等营驻守的边境地区刺探情报、勘测地形，为其侵占我国领土做准备。这些人均与锡伯等营官兵及旗民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另外，1840年鸦片战争后，俄国加快了对新疆西部地区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步伐，其外交人员、军官等频繁往来于塔城、伊犁等地，或要求开埠通商，或要求订立各项章程，或要求设立领事馆等。锡伯营军民对俄罗斯人有了一定的了解，尤其是索伦营锡伯军民（因索伦营兵源枯竭，于1798年和1834年，清政府两次决定从锡伯营抽调军民共260户共1279人补充索伦营，使索伦营中锡伯族占相当数额），因俄国各类人员主要从现霍城地区进出，所以有更多的机会与俄罗斯人接触，对俄罗斯民族有了较多的了解。
1864年新疆农民起义，伊犁地区处在起义烽火之中。数年中，清朝在伊犁的统治暂时被推翻，但起义领导权也被一小撮封建地主、宗教上层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所篡夺，起义改变方向，成为他们之间争权夺利和民族仇杀的战争。首先索伦营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因索伦营寡不敌众，于1866年初和7月被迫分数批退入俄国境内，其中有很多锡伯族军民。这些人被俄国当局分别安置在库库乌苏、喀拉塔拉、喀帕儿和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等地。他们在这些地区被强制为俄国人开荒种地、放牧、干杂务，收获物被勒索净尽，生活困难。因此，他们派代表到塔城要求清政府与俄国当局交涉，赎回他们。经过中俄双方多次交涉，于1868年上半年俄国当局将他们送回中国。两年多时间在俄国境内滞留的索伦营锡伯等族军民，因与俄罗斯军民直接接触和交往，对俄罗斯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对俄罗斯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使之后来成为中俄文化交流的积极倡导者。当时，俄国人在索伦营安置之处已有相当规模的聚居，尤其是阿拉木图已成了不小的城镇。因此，俄罗斯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对锡伯、达斡尔等族军民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直到现在，在索伦营军民后代即霍城县伊车嘎善锡伯族乡和塔城锡伯族中间，流传有不少传说故事，反映了当时的情况。这说明了当时处在没落的封建文化状态下的八旗军民，对另一种形态文化的记忆之深刻以及向往情况。
1864年农民起义后，俄国认为侵占伊犁的时机即将到来，因而加紧了侵略步伐。他们趁伊犁地方封建政权内部钩心斗角之际，集中武力向我国边境推进，频频与我国伊犁河南北军民发生武装冲突。锡伯、达斡尔、蒙古等军民纷纷奋起抵抗，但都敌不过俄国的火枪利炮而东退，俄国军队步步扎营、步步东进。到1871年大敌当前，伊犁地方政权放弃抵抗，俄国军队终于侵占伊犁，开始了俄国对伊犁各族人民的10年殖民统治历史。
俄国侵占伊犁之后，废除伊犁地区原有的行政建制，将俄国在中亚地区的殖民统治制度强加给伊犁各族人民。在锡伯营，俄国当局在今海努克地区派驻官员，设立行政管理机构，管理锡伯营事务。在10年的殖民统治过程中，锡伯营军民纷纷抵抗俄国当局，拒绝向他们交租粮、户口册籍和税银，并涌现了如喀尔莽阿等抗俄爱国英雄。
俄国当局对锡伯营军民进行武力征服的同时，对清代形成的八旗封建制度，如八旗行政制度、封建礼节、各种封建规章制度、居住形式等，都认为不合乎他们的统治规范，强制进行革除，并建立起自己的规范。这种做法受到了来自锡伯营自上而下的抵制。但是，征服者的意志往往最终以武力强制执行，锡伯营的抗俄代表最终被押出伊犁，锡伯营暂时被强权所压服。之后，俄国当局在锡伯营增派许多官兵和行政官员，撤换锡伯营与其作对的各级官吏，开始了对锡伯营的“整治”。如取消人民对官吏的跪拜等封建礼节，取消抬轿等；强制旗民开挖沿街渠道，种植树木，整理庭院，模仿他们的住宅模式等。另外，开始输入本国的日用品及农具。在十年中，锡伯营军民一方面尝到了丧权辱国、殖民压迫的滋味，另一方面也被动感受了俄罗斯的近代文化，使当时锡伯族的封建文化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1882年清政府收复伊犁，伊犁的10年殖民屈辱史结束。但是，俄国的近代文化影响却继续在伊犁各族人民中存在，尤其是锡伯营军民中，这种影响尤为明显。
1882年清政府恢复伊犁将军，并在当年至1884年先后签订了《中俄伊犁界约》《中俄喀什噶尔界约》《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等划定中俄之间西部边界的条约。从此，西部边界相对安定了20多年。在此期间，俄国投入较多的财力和物力，从我国西部割占的土地上大量移民，建立许多城镇，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城市已发展成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功能较全的文化都市，俄罗斯的经济、文化建设成就，通过各种渠道，为伊犁、塔城地区锡伯等族人民所了解，成为他们当中有志之士的求学和汲取文化营养之处。至20世纪初，开始了锡伯族留学沙俄、苏联的活动。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扎拉丰阿和喀什噶尔行营及喀什噶尔道通商局译员福善是锡伯族首次倡导派学生到俄国留学的开明之士。他们二人均出生于索伦营，一个9岁、一个6岁便跟随父母于1866年流落到俄国，自小见到新世界，学会了俄语。扎氏在参赞大臣任内，从俄国引进了优良树种、优良马、牛及农具、车辆、日用品，为两国的贸易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