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扎拉丰阿和福善与俄国有关当局协商，派博孝昌、崇恩、伊立春3名青年到俄国托木斯克工业学校学习。其中博孝昌中途回国，崇恩和伊立春学成回国后分别到东北和济南成为工程师和教授。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扎拉丰阿和福善奉清政府之命，又派关清廉、殷德善、萨拉春、巴图沁、春保5位青年前往阿拉木图（当时称维尔内）入维尔内中学学习。其中关清廉因成绩优秀，曾获金质奖章。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关清廉初出任中国驻阿拉木图领事，后任新疆学院（现新疆大学前身）俄文教授等。殷德善出任中国驻阿拉木图领事，后去北京大学任俄文教授。萨拉春初任惠远高等学堂教习，继办理中俄商务，出任锡伯营领队大臣，两次出任中国驻阿拉木图和安集延领事，后参加三区革命，从事文化事业等。巴图沁初在迪化等地从事外交工作，继出任索伦营领队大臣、阿拉木图领事，后被盛世才逮捕入狱。春保初在塔城任职，后因与苏联当局发生口角等争斗被苏联红军枪决。民国2年（1913年），阿昌阿、德全、屯札3人不顾当时俄国国内战乱，自费到阿拉木图求学，但学业未结而归。
1924年中苏建交，关清廉出任中国驻阿拉木图领事。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带伊敏政、图奇春、佟荣昌、崇勋、景喜、音德春、宝春、玉华禄、二善等10余名青年到阿拉木图留学。这些人后来大部分成为锡伯族经济、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为发展锡伯族经济、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1926年萨拉春出任中国驻阿拉木图领事后，带中孚、舒慕同、春布尔、贺继光、忠浩、安崇志等青年到苏联留学。1933年萨拉春又与苏方商定，选派贺继忠、广寿、悼伦泰、关荣来、四善、文德清、孔信昌、忠政等10余人到塔什干留学。同年，巴图沁出任中国驻苏联阿拉木图领事，又带文连、郭文明、小吉、联志等青年到阿拉木图留学。20世纪30年代中期，盛世才伪装革命，曾派各族青年到塔什干留学，其中锡伯族青年有安子瑛、郭松林、文德清、柯惠庆、关善保等。1936年广禄出任中国驻塔什干总领事，六善、八善、九善、三美、兰香、舒华福、孝顺等青年到塔什干留学。1936年萨拉春再次出任中国驻苏联安集延领事，带文宁、文安、永布尔、崇文、合格尔、关毅珍、何玉英等青年到苏联留学。
留学是国与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最佳途径之一，也是影响和推动锡伯族文化，带动锡伯族文明进步，提高民族整体素质的最佳方式。
第一，掌握了俄语，他们有的回国给本民族学生教授俄语和现代科技知识，影响面逐步扩展。
第二，这些学生带来了俄罗斯民族的教育生活模式。他们发现，自清代延续的锡伯族封建文化已成为阻碍锡伯族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如不改革，锡伯族还将愚昧和落后。因此，他们回国后多数人积极倡导办学，提倡新式教育，要求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并协助政府带头在宅院和街道种花、植树，整治公共饮水渠道，穿俄式轻便服装，要求改革清朝延续的长袍马褂等。在宅院建筑方面，这些回国青年带头改革传统的阴暗潮湿的平顶屋，倡导改建俄式住房。几十年中，在察布查尔8个牛录普遍盖起了这种房院。
第三，妇女的出国留学，促进了锡伯族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妇女的觉醒，带动了广大女性冲出家庭牢笼，入校求学或远离家乡到迪化（今乌鲁木齐）、伊宁等地上学。另外，许多男士又带自己的妻室出国，让其见识外面的世界，她们剪短头发，脱去长袍，穿起裙子和俄式服装，在妇女界荡起不小的风波，也推动了妇女的自我解放。
第四，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很大成就，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在如此国度里，来自另一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状态的青年，对其任何事物都感新鲜，尤其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学说及现代科技知识感知颇深。他们多数人带回有关这方面的俄文图书，译成锡伯文介绍给群众，对社会改革、转变人们的封建意识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五，有些人通过留学，掌握了国际贸易基本知识，因此，在倡导与苏俄进行民间贸易的同时，带头组织本民族土特产品，与苏俄进行贸易，引进优良种子、优良种猪、农业机械（如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马拉铁犁等）、日用消费品（如布料、毛料、铜盆、洋炉、食糖、化妆用品等）、文化设备（如无声和有声放映机等）、报纸杂志，等等。不仅丰富了锡伯族物质文化生活，而且大大带动了整个伊犁地区民间与苏俄贸易的发展。
第六，由于锡伯族留俄学生的良好表现和影响，以及驻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地的领事多为锡伯族，民间贸易的倡导和促成者也多为锡伯族，因此，在俄罗斯族中，锡伯族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使不少苏俄官员、社会科学工作者及经济工作者等，对锡伯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20世纪初始，就有不少上述人员到锡伯族地区考察、采风，或刺探情报。在新疆三区革命时期，苏联当局出于自己的利益，曾在锡伯族中发展为其服务的情报人员，并用多种方式长时间考察这些人，成为锡伯族历史的疑案之一。
第七，凡留学苏俄的锡伯族学生均对俄罗斯的文学艺术、音乐文化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在苏俄广泛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带回国内，并译成本民族文字介绍给群众。据有关资料介绍，他们先后带进译介的文艺作品有《复活》《死魂灵》《普希金诗选》《叶甫盖尼·奥涅金》《白雪公主》《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几十部。俄罗斯的民歌和创作歌曲对锡伯族产生的影响尤为明显，如《再见吧妈妈》《纺织姑娘》《山楂树》《高加索囚犯》《三套车》《青年近卫军进行曲》《贝加尔湖》《红梅花开》《为啥眼睛挤来挤去》等数十首歌曲不仅为民间代代传唱，而且锡伯族文艺工作者将其加工、移植，再创作成群众更加喜闻乐唱的曲调，成为锡伯族音乐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另外，俄罗斯族的交际舞、踢踏舞、恰尔达西舞、米尔卡舞、夏帕克舞、波尔卡舞等广泛被锡伯族接受，成为其舞蹈艺术的重要因子。
第八，俄罗斯的饮食文化也部分地被接受。如列巴（面包）、苏波汤、香肠、俄式烤饼等已成为锡伯族餐桌上的日常品。
第九，个别俄罗斯人与锡伯族通婚，给锡伯族的婚姻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
第十，老一代留学俄苏的学生，不仅自己的思想模式、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及各种追求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对自己的后代倾注了很大心血，千方百计以自己的新模式来塑造和培养。首先，他们将子女送到在伊宁成立的俄罗斯学校接受教育。在这些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均为俄罗斯人，管理方式均为俄罗斯化，因此，进入该校犹如处在异国他乡，接受异国的纯粹教育。某些富裕户还为子女聘请俄罗斯家庭教师，足不出户接受俄罗斯教育。其次，让子女步自己的后尘把他们送到俄罗斯留学，哪怕是数个月的进修。再次，送子女到伊宁、塔城等俄罗斯人聚居区找素质较高的俄罗斯人家寄住，一是学语言，二是学其行为模式，三是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另外，一些经商者还带自己的子女闯世界，学习贸易知识，接触俄罗斯的经济文化。久而久之，这些人的后代形成为锡伯族社会的特殊阶层，其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与一般未接受过俄罗斯文化的锡伯族人有很大不同。如他们多数人均起有俄罗斯名字，家里摆设和布置具有很浓厚的俄罗斯文化气息，饮食文化趋于俄罗斯化，相互晤面称呼俄罗斯名字或用俄语交流，日常用品多用俄罗斯产品，唱歌跳舞均以俄罗斯歌舞为首选。多数人又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后代接触俄罗斯文化，或送去留学，或出境经商，或送俄罗斯旅游，等等。这样，俄罗斯文化在这一阶层中呈现出一代传一代的趋势。
纵观锡伯族与俄罗斯族的整个交往历史以及俄罗斯文化对锡伯族的影响过程，俄罗斯文化在锡伯族社会经历了被动接受-认同-吸收-移植加工而为我所用等几个阶段。20世纪以前是被动接受阶段，俄国的强权加文化侵略，使锡伯族传统的封建文化结构发生变化，被动接受了俄罗斯文化。20世纪初，俄国社会发生质的变化，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引人注目，成为中国人关注和向往的焦点，锡伯族认同了该文化。20世纪30年代末以后，民间与俄罗斯族的交往越来越频繁，锡伯族大量吸收俄罗斯先进文化。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族将俄罗斯文化移植加工，与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形成了锡伯族特殊的文化现象。
第三节锡伯族的翻译文化
语言翻译分口头翻译和文字翻译。从功能和作用上讲，语言翻译是知识信息载体形式的转换，即一种语言载体向另一种语言载体的转换。由于各语种语法结构、表达方式、词汇之间各具差别，所以，语言翻译又是一种再创作。语言翻译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信息沟通，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当今时代，如果没有语言翻译，就不可能开放与交流，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语言翻译作为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语种转换的文化活动，在各国、各民族间已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对一个民族来讲，自从该民族形成以来，就伴随着语言翻译问题（在该民族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只存在口头翻译）。从该角度讲，语言翻译与某一种民族语言相始终，但不一定与某一民族相始终（就国内而言）。因为民族是历史的范畴，民族消亡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其语言是历史某一阶段的使用工具。
数百年来，锡伯族与许多民族如蒙古、满、维吾尔、哈萨克、达斡尔、俄罗斯、汉等民族共居杂处，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彼此掌握了各自的语言，尤其是相当多的锡伯族群众同时掌握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满族、达斡尔族等语言。因此，新疆和平解放后的十几年中，在伊犁地区乃至自治区许多部门，有不少锡伯族知识分子充当翻译，做口译和笔译工作，为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为此，锡伯族被誉为“翻译民族”。锡伯族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及文化的发展得益于翻译文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锡伯族的语言翻译源远流长，可追溯到金代。当时，锡伯部族已南迁至嫩江流域，或渔猎，或从事农业。女真兴起之后，统一东北大部分地区，锡伯部族被置于女真统治之下。在近120年的统治过程中，锡伯部族文化与女真文化融合，逐步失去了自己祖先鲜卑文化传统。在这一阶段，锡伯部族语言翻译中无疑口译占主导地位。众所周知，女真是满族的先祖，满族的语言及文化是女真语言及文化的继续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锡伯部族（或民族）与满族的文化交流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当时的女真，使用女真文，分女真大字、小字两种。可以想象，当时锡伯部族作为女真统治者的臣民，部分人使用女真文是可能的。因此，锡伯部族与满等族之间，不仅以口译作为媒介进行文化交流，笔译也可能成为文化交流的媒介。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使用的锡伯语词汇中，还可以寻觅到不少女真语古老词汇，但是，这些词汇在清代满语中则找不到。这说明，在金代，锡伯部族与女真之间，就存在不同形式的文化交流，两个部族之间的语言翻译可能是普遍现象。
公元13世纪初，蒙古高原的蒙古族逐渐强大，女真建立的金朝灭亡，元朝登上中国历史舞台。蒙古族是游牧民族，他们统一东北之后，将嫩江流域的农业区域都改为游牧草原，导致农业地区民族粮食匮乏，发生饥荒。元朝统治者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将嫩江流域重新辟为农业区，让世居该地区的农业民族从事农业生产。据史料记载，当时的锡伯族已在绰尔河和洮儿河流域从事农业生产，为了加强该地区的防务，元朝政府派大量的蒙古族和女真人到锡伯族居住区域监督耕种和防范。从此开始，锡伯族与蒙古族交往达400余年历史，即整个元代至明代、清初科尔沁蒙古将锡伯族全部“进献”给清政府。
在蒙古统治时期，锡伯族基本保持了自己的鲜卑文化与女真文化融合后的文化特点，并未完全被蒙古文化所融合。根据民族学原理，农业文化较游牧文化（草原文化）先进，而后者往往被前者所融合，因此，蒙古族的文化影响在锡伯族文化中并不突出。但是，作为统治民族，其语言对锡伯族的语言文化具有较深的影响。据有关资料佐证，明末清初，锡伯族军民基本都通蒙古语，而且，锡伯族人在蒙古统治者与外界交往中均充当译员。这说明，当时蒙古族与锡伯族之间，语言翻译已成为普遍的文化现象。在目前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语中，有许多蒙古语词汇，并成为锡伯语词汇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