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精彩的电影，听着人们阵阵轰然的欢笑声，成了四叔的“尾巴”，电影到哪我撵到哪。那时的放映员最受影迷们的爱戴，会吃到带露水的西瓜，新摘的毛桃、酸杏、甜水梨，刚出锅的玉米，还有谁家大妈烙的白面馍馍。我这个“尾巴”沾了四叔的光，成了伙伴们艳羡的“电影消息树”。
改革开放后，农村出现了“万元户”，逢个红白喜事，有钱的就在自家院落或巷道里包上一两场电影，请亲友邻居美美地看上一场，这表明了主人家很旺的财气、人气和威信。
从一九七五年成立电影放映队到一九八五年电影队解散这十年间，我记不清看了多少场电影。从最初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到革命战争影片《英雄儿女》《渡江侦察记》《闪闪红星》等不同内容题材的影片，银幕上的英雄形象如今还历历在目。一些电影的台词成为我们的口头禅，如《列宁在一九一八》华西里说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英雄儿女》中王成说的：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随着电视的普及，节目不断地精彩纷呈，电脑网络更是各种信息和娱乐节目应有尽有，人们可以足不出户，欣赏到各种大片。家庭影院给人们带来了视觉冲击力。遗憾的是，人际关系日益淡漠，没了那种人山人海露天看电影的热闹劲，更少了那个时代人们知足常乐的乐观心态和对电影的执着痴迷。
帽子的故事
衣帽是生活所需，又是一段历史的缩影。帽子如同生命抛物线上的一个点，缀饰着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是辉煌的顶点，还是暗淡的低谷？是笑声朗朗，还是哭声咽咽？
我在“文革”口号的余音里降生。大姐夭折后，我成了家中的宝贝。我带着虎头小帽，牙牙学语的语音里混杂着生产队会议室里宣读毛主席语录和齐喊斗争的口号声。散会后，没奶的母亲立等着人家孩子吃剩的奶水堵住我饥饿的哭声。
长大一点时，就眼见高成分的“坏分子”被戴高帽、扎麻绳、压炕面，揪起批斗、低头认罪、弓腰曲背的政治斗争场面。幼小的我如何明白那时人们何以热衷于那种无聊捉弄人的游戏？
五六岁时，我戴着母亲亲手缝制的灰布八角帽，帽子上缀有一颗五角星，这是在青海当兵的三叔带回的。条绒衣服肩头上缝着红领章，腰间系一条红色布带，别着一把五叔制作的黑漆木手枪，就像电影《闪闪红星》里的小红军潘冬子。
这神气活现的装束曾让村里的孩子如同饿极见油饼馍馍一样直流口水。因此在一次赶金积镇的集市时，母亲带我走进一家老照相馆，拍下了有生以来第一张童年时代小英雄潘冬子式的黑白照片。
村子里有一所老掉牙的旧学校。数幢破旧的土坯瓦房雨天漏雨风天漏沙，能从瓦缝里瞅见眨眼的星光。矮小的窗玻璃已被调皮的学生破坏得所剩无几，课桌板凳也残疾得缺胳膊少腿，凸凹不平。斑驳的白灰土墙上是一张张标语大字报，已被猛如狂风暴雨的“读书无用”论调吹得缺字少句。戴着臭老九帽子的教师们整日提心吊胆。没有多少学生专心听讲，许多捣蛋鬼公然溜出教室趴在破窗前用一块碎玻璃镜片反射刺眼的阳光，摇晃着嬉笑着映照着那几个漂亮女知青教师无奈苍白的脸。劝其不听，追其则逃。又忽啦如雀地飞向那片果园，在菜园里摘杏子、摘沙枣、捉野兔、捕蛇、抓刺猬、爬老柳树掏鸟蛋去了。我上学已脱掉了“潘冬子”的那一身装束，戴着一顶母亲用边角布拼缝成的各色图案的薄布帽，护着怕晒太阳的光头，背着花布书包，像个四下张望胆小出洞的小老鼠，窥探着大我几岁的坏孩子猴子般上蹿下跳地搞恶作剧。冬天寒风刺骨，冰冻三尺。我身穿厚重的棉衣、棉裤、棉鞋，头戴兔皮棉帽，猫着腰身，走在结冰的沟渠里，顶风前去上学。放学后还不失时机地打一路冰马，弄得棉鞋湿中带泥，头上还被棉耳帽焐出热汗。三五个孩子成群拿根鞭子打“老牛”（打陀螺，一种乡村孩子玩的游戏），脸蛋冻得黑红皴裂，手上脚上都是红肿的冻疮。手脚洗净后被母亲抹上冻疮膏，比身上有虱子还奇痒难受。
小学的生活就在灰头土脸中度过。到了中学，已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了。解散了人民公社，土地被分配到了一家一户，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放学回家，就忙着帮家里垫圈，拆炕，制造农家土肥。开春地湿土化，春播小麦前，就套上家中的牛车吆喝着往地里送土粪。夏季高温天气，功课之余，我头戴草帽，帮助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从十三四岁起，我早已学会了割草、割麦、割稻、打场。我们家也粮食满仓，从此结束了缺衣少粮的光景。
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宽裤腿喇叭裤，年轻人喜欢留长发，大概有点西部牛仔的意味。初三学期，有许多同学喜欢上了军衣、军帽。女同学穿一身军绿色的的确良衬衣，有点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味道。拿现在的审美眼光看，会被视为“傻帽”的。男生戴上军帽还嫌不挺括，就在帽子里面塞上红纱巾或薄布，这样让帽子威风起来，不知在女生眼里这算不算是潇洒英雄呢？
一九八五年，我上高一。电视上正放映着电视剧《上海滩》。周润发扮演的主角许文强的形象让我们这些青年男女崇拜至极。发仔头戴黑色呢子礼帽，身穿呢子大衣，高高竖起的衣领将他帅气十足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强哥的酷态曾风靡一时，我们也竞相模仿起来。我也穿了一件长长的黑呢子大衣，头戴礼帽，将长脖子缩藏在竖起的衣领里，在雪花飘飞的某个黄昏，和一位怀有恋情的女同学踏了几趟雪景。我是否是她心中的发仔强哥，我不得而知，但我确信，那是一种青春的萌动，是少男少女心灵的相约。不久，这种压抑于内心的美好情感，就如风吹雪融般飘去，我还是原来的我。
第一次高考落榜后我又去复读。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许多上了大学的同学就从银川出发，串联各地高校学子到北京，公然在天安门广场闹学潮，支起帐篷搞静坐、树标语、喊口号。
我们这些中学生则稍有哗然，就又埋头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死读课本书了。大学的云梯被挤得歪歪扭扭，飘来荡去，大有千军万马争闯独木桥之势头。高考如同赌博，谁想输光呢？那时我戴了一顶鸭舌帽，心里的确被大学这块巨石压得喘息，失眠又失意，人也整日昏头晕脑神经质了。而大学里的同学也在信中不断地敲边鼓，我就像一名落水者，被许多手伸着去拉，又总被一个又一个漩涡急流冲撞得远离岸头目标。
第二次高考落榜后我打算报名参军考军校，后因视力问题被卡，兵没当成，凄然中就背起铺盖上建筑工地去打工。整日与砖头水泥打交道，手磨出了老茧血泡，风吹日晒得黝黑蜕皮。晚上脱掉安全帽、工作服，吃过饭躺在民工简易棚里，周身困乏得像散了架。一个心志很高的学生娃，整日夹杂在臭气熏天的民工中间，脸上总是愁云密布，性情也日渐孤僻，沉默寡言。下班后，有人邀我去转街，就说不想去，关门抱本诗集、散文或小说，徜徉在我所喜爱的文学花园里，我将自己的苦乐年华写成一首首粗浅的诗歌。
一九九一年七月，我招进原青铜峡铝厂，成了一名临时电解工。高大闷热、烟雾缭绕的电解厂房里，出铝天车和打壳机轰轰作响。南北两侧排列整齐的电解炉，黑压压如同舰艇，长达五百多米。电解槽壳面上那雪白的氧化铝溶解时发出刺眼的白光，一股股热浪扑面袭来，气味呛人，炙烤得人皮肉生疼。
我头戴披肩帽，身穿白色工作服（烤久了，就成了黑黄色），脚穿高筒防火皮靴，穿梭劳作于炉火旁。下班后，腿脚沉乏如坠铅，腐酸气浓重的工作服汗迹斑斑，几乎能拧出汗水来，甚至疲惫不堪地没了洗澡的力气。许多人忍受不了这种高磁场、高辐射、高温、高污染的熏烤而中途逃岗不干了。我克服身体的诸多不适坚守了下来，一干就是七个年头。其中有份成家立业后养家糊口的责任与艰辛，更有一份朝夕相守炉火的工友情、同志爱。我在为厂报写通讯报道时，还参加了车间文学社，苦中自有一分精神的愉悦。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晚，我在下班骑车回家途中发生了意外事故，最终造成高位截瘫。那个黑色星期二就像一枚夺命的流弹，将我从生命辉煌的顶点击落，跌入冰川低谷。
我剃了光头，头戴手术帽，做了两次大手术。保住了性命的我，却永远失去了行走的能力。我瘫坐在轮椅上开始在生死圈里无奈地挣扎，一只瘫软地抓不起苹果的手，何以寻求生命的解脱？
现实生活残酷地剥夺了我做一个正常人的权利。我抱病守残，囚室卧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我常常在噩梦中惊醒，又在失眠中睡去，此后的变故如同雪上加霜。面对债台高筑的家境和苟延残喘的我，妻子开始冷漠疏远的举动，都是她极力摆脱我们那个苦难家庭释重逃责的表现。作为一个妻子，她空虚的心力击倒了自己。她先前的温柔体贴、贤惠娇美成为我记忆中的一张张底片。我是个自尊心很强的男人，我们在二OOO年离了婚。彼此的解脱就这样迈出了一步。当五岁多的儿子傻乎乎地跑前跑后摇晃着我的手臂说爸爸我来给你按摩，你会站起来给我买好东西吃时，我忍不住泪涌了出来。
儿子又拿了块红瓤西瓜喂到我嘴边说，爸爸你吃，这瓜可甜啦！我吃了一口，又笑出了泪。这泪是温暖幸福的，带着一滴滴希望，我泪湿枕巾。
只有父母那博大的胸怀才能接纳自己遭受不幸的儿子，只有父母的慈爱之心永远牵挂着我的冷暖、三餐，也只有父母如同不倦的陀螺围绕着我病残的身体轴心，任劳任怨地昼夜旋转。我头戴遮阳帽坐在阳光里，少了阴湿之气，多了阳刚气魄。母亲知道我喜欢读书写作，就挤出紧巴的钱，骑自行车到十里外的邮局为我订刊物发信件买邮票，到市文联、吴忠日报社给我送稿，带回各位编辑老师、同学及友人的鼓励、引导的话语，以及送予我的书籍、稿纸和笔墨。母亲成了我与外界交流沟通的联络员。母亲的脚印覆盖于我轮椅的车辙之中，成为我的一条心路。走出自卑的迷宫，我的眼前仿佛是一片世外桃源，精神的快乐驰骋，原来不需走路也能体验。我庆幸自己已摆脱了荒芜阴影的缠绕，心中温暖、宁静、快乐。
我六十岁慈爱的父亲因病不治去世。那一天，我几乎走上崩溃的边缘。父亲就像我的天空远逝的风筝，那思念的长线还牢握在我手中，让我牵肠挂肚。我头戴回族六角白帽，在高扬浑厚的《古兰经》赞念诵经声中，回忆着父亲生前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抚摸父亲亲手制作的光亮润泽的家具，悲哀物在人去，由不住泪眼迷离。
母亲说，娃呀，我不能倒下去！圣明的真主会襄助我们这子孙三代活下去。能活着，真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