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周、朱去了前线。6月周恩来在宁都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红军没有“罗明路线”，并继续支持毛泽东。但是博古坚持对毛泽东的批评。在此期间，项英、博古经常不根据实际条件乱指挥，机械执行共产国际制订的夏季作战计划，周恩来、朱德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变通，但一再遭到批评，周恩来一再申述，甚至要求回瑞金当面说明，并批评项英直接指挥前方将领，使他们无所适从，是战斗中的大忌。但是共产国际不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不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步骤来浪费时间，要坚决执行夏季作战计划，7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准备后，周恩来不同意改变东方军作战部署，要求北上，迟滞国民党军南下。但博古、项英直到国民党军占领黎川后，才命令东方军兼程北上。但是为时已晚，红军屡战受阻。后周恩来主张外翼歼敌，没被采纳。
对于福建事变，周恩来主张积极配合，这与“左”倾教条主义者不一致。11月福建事变，周恩来和朱德指示赣东北根据地采取游击队、红七军截击蒋军，红三、五军团侧击入闽蒋军。但临时中央拒绝采纳，中革军委反而提出让十九路军替红军去打该敌。中革军委让红一方面军只去袭击小股敌人，组成西方军向西进攻，不去配合十九路军。等1934年1月中革军委命令彭德怀率东方军试图援助时，已经晚了。1月下旬，十九路军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败，红军也因错失时机而无法打破“围剿”。
对于博古等的瞎指挥，周恩来也非常气愤，感觉没法在前线指挥。
12月16日，他要求给予“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以相机处理之电令给我们”，“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不能不重申前请”。结果激怒了中共中央，12月20日李德以统一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央局同意取消红军总司令部和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于是项英致电朱德、周恩来，将红一方面军改组为东方军、中央军和西方军，司令部撤回瑞金。周恩来回到瑞金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主席，被剥夺了前线部队的指挥权。虽然中革军委主席仍为朱德，副主席是周恩来与王稼祥，但实际上是博古和李德直接指挥军队。
1934年1月6日，博古、李德拿肖劲光顶替丢失黎川责任，周恩来被任命为审判肖劲光的公诉人，审判肖劲光的丢失黎川之责任。这也说明周恩来也是为“左”倾教条主义者利用。也说明当时周恩来对“左”倾教条主义认识不清。
与其他战线相比，南线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相对稳定。当然这主要原因是陈济棠与蒋介石有矛盾，力求自保与红军妥协，互不进攻。博古、李德等到广昌前线去后，周恩来留在后方的瑞金，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4月下旬，经过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携带几个随员离开瑞金，前往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毛泽东在会昌工作了两个多月，取得许多成绩。中央苏区南线取得了相对稳定的局势，正如毛泽东6月份写的一首词《清平乐·会昌》所说：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选举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为常委，博古继续负总责。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大会前，就洛甫代替毛泽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事周恩来询问博古说，似无此必要。博古说因为毛泽东不管日常事务，未予理睬。
6月10日，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周恩来多次就阵地战和多路分兵的作战方针与李德争论。周恩来主张集中优势兵力于一个方向，使红军保持优势和机动的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这与朱德、毛泽东的主张一样。但遭到李德拒绝，周恩来所做的只能是尽力补救。
李德在1934年3月底提出主力撤出中央苏区，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决定，书记处书记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6月周恩来成为新组建的三人团成员，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即使在三人团里，也只是决策执行督促者、配角、贯彻者，而不是决策者，在过湘江时，周恩来不忘关照毛泽东等人。
在湖南临武毛泽东等给博古、李德提意见，当李德斥责毛泽东时，周恩来批评李德说：“毛泽东同志是政治局委员，洛甫同志是政治局常委、彭德怀同志是三军团首长，他们完全有权利向中央提意见和建议。”
12月上旬，围绕红军战略方针问题，中共中央领导发生争论。毛泽东、王稼祥、洛甫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路线造成的。红军应该采取“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并提出，鉴于在去红二、六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经设置重兵，红军已经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12月12日，周恩来召开了通道会议，支持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向贵州进军的建议。17日，周恩来向李德提出，红军需要休整，贵州的敌人兵力薄弱，应当到那里去。但李德拒绝采纳并与之发生争吵。1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针问题，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渡乌江北上。鉴于中央内部有矛盾，会议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和教训。
1月1日，出席猴场会议的大多数人反对博古、李德不过乌江，回 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猴场会议的争论仍没有结束，正如周恩来所说：“在进入贵州前后，就争论起来了。开始酝酿召集政治局会议了。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过程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是得到王稼祥同志的支持，还有其他中央同志。”
（三）张闻天与博古的联合与斗争
张闻天原是中共临时中央的主要成员，最后成为反对博古三人团的新三人团的主要成员，遵义会议后代替博古成为中共负责人，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总书记，作为党内的一把手，一直到1943年。
张闻天曾经留学日、美、苏，是一个学者型的革命家。1900年8月30日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的一个殷实农户家庭。1920年至1923年，张闻天先后到日本东京、美国旧金山学习和工作。1925年6月他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他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并任助教、翻译，同时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报道员。1931年2月张闻天回到上海，不久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夏，共产国际决定成立临时中央，他被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常委，1933年初，随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中革军委委员，2月，在中华苏维埃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党内除博古外的二号人物。张闻天也是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上台的首倡者之一，是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三个关键人物之一。
张闻天和王明、博古都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可以说是亲密的战友。张闻天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排名在博古之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与博古一起认同王明教条主义路线，并在实践中贯彻执行。如让毛泽东回后方从事政府工作，批判毛派的“罗明路线”、邓毛谢古等。
张闻天与博古的分歧开始于对王明提出的抗日三条件：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的认识，博古以为只是宣传策略，而张闻天则认为既是宣传也是行动的口号。此后发展至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张主张利用限制发展，博古主张反对限制。后来在福建事变问题上，张闻天与博古意见更是相左，张主张支援，博古则坐视不理。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张闻天就说：“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的前途吗？”广昌战役两人矛盾发展到面对面的冲突，张闻天和毛泽东一起反对在广昌与敌人死拼，堡垒对堡垒。当张闻天批评博古时，博古不但不接受正确批评，反而说张闻天是右倾机会主义，是普列汉诺夫。张闻天进行了驳斥，并说博古对李德依赖太多，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尽管李德让博古后来提示张闻天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但张闻天坚持原则，不愿再与博古站在一条战线。
张闻天与毛泽东曾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入会消息在同一期《少年中国》发表，两人的情况《少年中国》也经常刊登。两人知道对方，但一直没见过面。张闻天从苏联回国后站在博古一边，认为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和打击毛泽东。1933年分管政府工作后，对毛泽东有了深入了解。在抗日三条件、福建事变处理上等有着一致看法。六届五中全会，张闻天认识到自己取代毛泽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博古一石二鸟之计：一方面把自己排挤出中央，另一方面将毛泽东排挤出人民政府，因此对博古越来越不满。到政府工作后，张闻天的住处也进行搬迁，正好紧邻毛泽东的住处，他们了解逐渐增多，工作中相互学习、尊重、关心，两人感情和思想逐渐一致起来。长征前，俩人都住在云山古寺，反“围剿”失败，张闻天和毛泽东把对博古、李德为首中央的不满相互倾诉，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长征开始，毛泽东要求和张闻天、王稼祥分在一起行军，最终促成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张闻天到达湖南临武，与毛泽东一起到中革军委提意见，对李德、博古说，我们在这里谈的是全党、全军的大事，李德同志压制批评意见，剥夺我们建议的权利，还搞个人攻击，这哪里还有一点民主？博古同志，你是中央的总负责人，希望你从全局出发，接受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乘蒋介石大军还没围上来，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先解决好。
张闻天在1943年的整风笔记中记述了这段心路历程。其中说毛泽东在长征后开始对张闻天、王稼祥等解释第五次反“围剿”中央领导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张闻天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且开始在政治局反对博古、李德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另据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说，毛泽东反复给他讲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不只是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还有他本身的因素。当时张闻天担任政治局常委、人民委员会主席，在党内排第二。争取张闻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之一。因此，在长征路上，毛泽东以很大的耐心，隐忍着种种的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开导他、说服他，毛泽东认为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四）坚决支持毛泽东上台的王稼祥的转变
毛泽东自己回忆：“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就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我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他们三个组成了一个中央队“新三人团”。
据李德说，发生行军方向的错误之后，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马上抓住这个机会，向三人团提出意见。
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出生在安徽省泾县厚岸村。1925年冬，他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进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读书。王稼祥也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之一，同博古、张闻天一样，也是从苏联回来的，回国以后，开始是站在博古一边的。1930年3月他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红旗》、《实话》总编辑，1931年4月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1月，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1年3月，他与任弼时、顾作霖等组成中央代表团一起被派往苏区，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副主席。4月，在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方针时，他认为毛泽东的主张透彻有说服力。下旬，毛泽东给他讲了关于红军历史，提供给他一些红一方面军历史的文件，王稼祥理解毛泽东的主张，在一些问题上开始支持毛泽东。不久，在东固山会上，有人讲诱敌深入是守株待兔，王稼祥和任弼时一起支持了毛泽东的诱敌深入主张。
当然，王稼祥从“左”倾教条的阵营转化出来也有一个过程。王稼祥回忆说，在初进苏区时，由于受临时中央政策的影响，在“肃反”工作、土地政策、红军中取消党委制等都犯了“左”倾错误。在11月的赣南会议上，批评毛泽东“狭隘经验论”、“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决议案》就是王稼祥起草的，说明王稼祥此时还是站在“左”的一边。据贺子珍回忆，王稼祥开始时思想很“左”，说打下赣州，就是实现一省数省的胜利，就是王稼祥的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