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开始逐渐脱离“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比较明显的是1932年6月下旬开始和周恩来、毛泽东、朱德一起坚持正确的机动灵活的军事作战方针，支持毛泽东任总政委，抵制苏区中央局的一些错误要求。在1932年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上王稼祥和周恩来、朱德一样明确支持毛泽东，王说毛泽东的主张符合实际，行之有效。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当时大家就傻眼了。没想到博古阵营的王稼祥旗帜鲜明支持毛泽东。这也就可以理解，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为什么首先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了。
后来在行军中王稼祥还和周恩来、朱德一起反对后方的中央苏区中央局对前方的瞎指挥，要给前方以机动指挥决定权。在1933年4月底， 第四次反“围剿”中王稼祥被国民党飞机炸成重伤后，休养时同意贺昌的建议，向博古提出，调邓小平到总政治部任秘书长，当时邓小平被列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之一，被撤销职务，正受严重警告处分。王稼祥没有嫌弃，起用了坚持毛泽东路线的邓小平。第五次反“围剿”中的1934年1月，博古、李德等把黎川失守责任加罪于肖劲光，要杀掉肖劲光。王稼祥和毛泽东一起坚决反对。经他们坚决斗争，肖劲光得以免除死刑。当得知广昌战役损失惨重后，王稼祥十分气愤，指责像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打败仗？
11月长征途中，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在一起经常谈论党和红军，进入湘南后，毛泽东开始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博古、李德军事指挥错误。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局，必须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王稼祥回忆道：“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同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
（五）朱德、彭德怀等与博古、李德错误军事指挥的斗争当时军事是第一位的，因为只有打胜仗才能保存力量，使红军保存下来才能谈发展。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的失败，红军损失惨重，尤其是在前线领导红军与敌人血拼的将领们有着更深的感触，因此在节节失利面前，广大红军将领认识到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危害，也急切想改变党的领导。
在遵义会议红军将领的态度是非常关键的。首先是当时的中革军委主席、总司令朱德。朱德是军队中支持毛泽东，反对博古、李德错误军事指挥的关键人物之一。毛泽东曾给予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的赞誉。
朱德1886年12月1日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1922年8月为寻求革命真理远赴德国，在柏林结识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7月他又到苏联学习军事，1927年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军长。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等率部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随即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四军，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他和毛泽东指挥部队多次战胜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9年1月他和毛泽东率部向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进军，为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30年8月朱德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4年1月朱德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朱德在党内的地位并不高，直到六届五中全会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自从南昌起义之后，朱德在军队内的地位一直处于前几位。虽然因与毛泽东时常站在一条战线上，受到批评，但是他的职位没有受到影响，也许因为朱德的性格及在军队中的影响，博古、李德也很倚重他。
朱德为人忠厚，待人热情，平易近人。曾因为在党和军队关系上的认识不同和性格原因，与毛泽东有过分歧。毛泽东志向远大，知识渊博，智慧过人，敢于坚持正确意见，对同志要求比较严格。朱德对中央指示认真贯彻，即使错误不合实际也贯彻，而毛泽东则比较灵活，经常根据实际情况修正中央指示，变通执行，或者不执行。当年为设立军委、党委问题朱毛闹过不同意见，但最后，周恩来支持毛泽东，朱德也想通了，表示服从中央指示，召开古田会议，统一了思想，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朱毛红军得到空前团结。
他先后同毛泽东指挥过3次反“围剿”，又和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在中央苏区威望很高。
在1931年4月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方针时，朱德和毛泽东一样，主张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基本与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一致，同样遭到中央的批评，如游击主义、保守退却等。
1932年1月，朱德和毛泽东一样不赞同攻打赣州。攻打赣州不成，损兵折将，朱德1961年2月9日曾赋诗《经闽西感怀》：“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赣闽成一片，直到杭州湾。出击求巩固，灭敌在此间。”朱德并在注释中说明“：这首诗第一句以下各句，都是毛主席当时的指示精神”，表示当年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没被采纳。
朱德与博古、项英等的后方军事指挥也是经常发生分歧，但是因为上下级关系，错误命令又不得不执行，使朱德经常窝火，逐渐对他们产生反感。1933年2月7日，朱德和周恩来、王稼祥一起致电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关于行动部署尤其是许多关联到战术问题的部署，请求中央和中央局给予前方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任者非常困难处置。因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延搁，但在责任上、在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而关于行动部署，若前后以电报讨论起来将误大事。但是，5月临时中央将中革军委移到后方瑞金，增加博古、项英为委员，主席朱德在前线时由项英代理主席，实际由博古、项英主持中革军委，指挥前方行动。另组红一方面军，朱德任司令，周恩来任政委，周朱的权限基本限制于红一方面军，在全军的指挥权被排挤。朱德在6月份与周恩来对共产国际总顾问拟订的上海作战计划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但是中共中央、中央局不同意，要求绝对服从命令，并立即执行。7月，他又针对中革军委项英越级即越过朱德、周恩来直接对东方军的指挥，并且电文前后变化太快，与周恩来对其发表不同意见，并恳请“除直接通知敌情与危机时的处置外，项代主席请勿直接电令军团长，使他们对上级整个部署无所适从，时时请命，反束缚其不能机断专行”。7月20日，针对项英、博古的批评，朱德又和周恩来向项英申辩，我们争论并非企图不同，更非执行上海计划的不忠实，你何以喋喋虑此？并对在战术问题上的注意事项给以说明，实际上批评项英的军事指挥能力不行。9月，李德到达苏区后，全权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博古、李德急于收复黎川，周、朱根据实地情况提出的不同建议不被采纳，更是被要求遵行军委命令。
11月中旬，当李德、博古从瑞金来到前方，朱德向李德介绍红军作战传统特别是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经验，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阵地战死守，不能处处设防。但李德、项英等根本听不进去。
朱德是这样评价李德的：“李德顾问来了之后，住在瑞金，不下去调查，靠着地图、电报指挥前方的战斗，而我们在前方最了解情况的人，反而不能指挥，这就有问题嘛。可是，李德是受党中央的委托，还得照办啊，否则就成了各行其是”，反映了朱德的矛盾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