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换一个角度再想想。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已经进行到第五轮了，但粮食企业“仍然没有摆脱‘大锅饭’的模式，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这都是文件上说的，我很认真地阅读了下发到店里的全部文件）。上面制定了关于完善粮食风险基金管理的办法，制定了关于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还制定了关于实施粮食企业附营业务与收储业务分离的方案，最终制定了关于做好国有粮食企业减员分流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我看得最仔细，事实上连我们店里最不爱看文件的人都趴在文件上从头到尾没落下一个字，其认真的态度已经不能叫“阅读”了，叫“钻研”更为贴切。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或者“被离开”。但不知为什么，我还待在这儿。我曾经试图找出一个鞭辟入里的分析，也许我已经喜欢上了卖大米？也许因为我爸爸就是卖大米的？也许卖大米在我心里已经具有了某种仪式性的意义？不不不，又他妈进入哲学问题了，这不好。还是实事求是一点儿，既然我还年轻，既然我没有选择离开这块阵地（我觉得“阵地”这词儿有点儿意思，它往这一搁，我本人就显得特庄重，立马不恍惚了，原来“恍惚”是和“轻飘”连在一块儿的感觉），那么如果这里太安静，我就搞一点儿动静出来！
我打算在红星粮店里辟一块空场，场地不大，也就两组货架的地儿，但改变了店里的格局，必须跟上头汇报。我很认真地打了个报告，坚决拥护上面的多元化经营思路，提出在红星粮店内部改造小型超市，出售食品百货的设想。上头现在不大管下面粮店的事儿，一是抓不起来，二是没什么可抓，所以不置可否，任其自生自灭。我凭借我爸丁善水的老关系，取得了粮管局经营科赵科长的支持。赵科长就是负责垂直监管我们粮店的那位科长，在此之前，他来店里“监管”了两回，两回我都不当班，所以没照上面儿。赵科长人瘦，四肢如竿，原是那种貌不惊人的模子，但是配上一个显山露水的肚子，领导的架子就出来了，一走路，八字步一撇一撇，风度翩翩。这人不错，念旧，一提到当初跟我爸爸一起扒大米就感慨万千，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说，年轻人有想法，我们要支持嘛！
赵科长代表上面给我提供的最大支持是拉来两组报废的货架（疯卖“香细面”那会儿留下的展示架），其余的投入，上面批示说可以暂时记在粮店的账上，但是（注意这个“但是”）没有多余的人力物力，自己看着办。该批示比较流氓，粮店那会儿已经几乎没有什么流动资金，如果我要搞小超市，这个“但是”就意味着我必须自己掏钱先垫上。
地球人都认为我没必要充这个大头。但我似乎跟自己卯上了劲儿，我愿意把我那点儿捉襟见肘的积蓄都拿出来，成全我在“阵地”上坚守乃至牺牲的“崇高理想”，但这样一来性质就变了——我尖锐地提出，这在本质上其实是我跟红星粮店租赁了一块地。赵科长说这思路不错。
粮店已经人心涣散，对于我的折腾，大家没太大意见，可能觉得粮店现在已经这样了，有意见也没意思。我很诚恳地对大家说，闲着也是闲着，咱不能把自己荒废了，不管怎么说，红星粮店还是个集体，大家还在一个屋檐下，是一家人。大家说是这个理儿，同意入股把小超市开起来。于是你掏五百他掏一千，启动资金就凑上了。
为了节省成本开支，我亲力亲为跑货源搞运输，大热的天儿，骑着破三轮，跑到批发市场，一趟趟往回拉。日头毒热，我的背心短裤汗透了几重，像从水里刚捞出来还没拧过的湿货。我妈心疼我，说你个傻孩子，这是干吗呀，粮店是你一个人的？家里都不舍得你掂锅铲拿棒槌，跑到外面受这罪？还是我爸理解我，把我妈拉到一边说，那什么，孩子的事你别瞎掺和，他有他的理儿。
就这样，小超市像不足月的胎儿，颤颤巍巍勉勉强强地落了地，但事实上它没有脱离它的母体，进进出出都还是红星粮店。这是我不变的初衷。
事实很快就证明，小超市的设想是很有前途的。那时候C城还没有沃尔玛、家乐福这些超级大卖场，人们对这种自助型的小便利店感到很新鲜，到粮店买米买面，顺带着就捎上些油盐酱醋针头线脑，生活日用都齐全，十分方便。粮店又找回了往昔的一点儿热闹，顾客有来有往，涓涓不断，虽非门庭若市，但也不再门可罗雀。
赵科长把红星粮店的材料汇报上去，我稀里糊涂就得了个“青年突击手”的光荣称号，而赵科长也作为优秀的“开拓型干部”得到上面的重用，被提拔为局长助理。红星粮店主任的位置终于尘埃落定，局里给我颁发了大红烫金的聘任证书，并授予红星粮店“青年标兵示范店”，大家见到我，开始叫丁主任。我觉得很滑稽。我爸和我妈高兴疯了，弹冠相庆之余，我妈不忘调侃我爸一句：你当主任那会儿，有小五十了吧？咱儿子比你出息多了，提前二十年走完你的革命道路。我爸嘿嘿直笑：操，走得再快也是我儿子，有我才有他。老头真不含糊。
事业的辉煌对我本人没什么影响，如果那可以称为“辉煌”的话。但我爸我妈觉得他们的二小子既然已经事业有成，是不是可以考虑考虑终身大事了。说实在话这些年我的爱情给耽搁了，但到底为什么耽搁了，我一无所知，或者说，我其实对爱情很无知。我妈托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姑娘，某厂办幼儿园的老师，中等个头，细白脸盘，几粒雀斑雄踞其上，说不上漂亮，但也不能说不漂亮。我没有挑拣姑娘的经验，相亲的时候就有点儿局促。本来以为没戏的，事实上我也对她没什么感觉。但介绍人反馈说姑娘还挺乐意跟我处的，我也就答应了。至于感觉嘛，我的感觉大约是很迟钝的，跟梅燕在一起那么久才发现原来我是有一点点喜欢她的，后来分开了，才知道，我很喜欢她。但那已经过去了，过去很久很久了，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
我的婚礼在新世纪的第一天举行，这一天普天同庆，酒席贼他妈难订。还好，李涛在海南赚了一笔钱后，回C城开了间酒楼，他答应那天不营业，专门为我操办婚礼。我姐没出席我的婚礼，她和李涛混在广州的时候又结识了一个新加坡老华侨，就毅然蹬掉了李涛，跟老华侨回新加坡了。她给我打过国际长途，说李涛不是东西，从来就没打算跟她结婚。我觉得我姐也不无道理，毕竟一个女人太不容易，多为自己打算打算，必须的。我这么想的时候，就想到了梅燕，我想我这么宽容，以至于像是纵容地待我姐，是否因为我一直想为梅燕做出某种情非得已的辩护？
婚姻生活波澜不惊，或者说乏善可陈，我试图在我老婆身上慢慢找到感觉，可是，一直到她为我生下一个八斤七两的小子，我也没有成功。这期间粮管局的领导曾有意调我去局里工作，我拒绝了。领导亲切地说，这么好的机会，过了这村可没这店哪。我说我知道，但我还是要留在红星粮店。领导向后一仰，靠在真皮转椅上，用很奇怪的眼神结束了和我的谈话。他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没说，只是笑了一笑。我也笑了。我知道，原C城粮管所旗下的三十家粮店此时只剩下四家了，就是这仅存的四家店面，现在也岌岌可危，朝不保夕。我虽然用尽全力经营着我的红星粮店，但我不能保证下一月，下一年，它还能打开大门。奇怪，我为什么要说“我的”？我恍惚了一下，一巴掌拍在脸上，打掉一只试图攻上我鼻尖的苍蝇。
七
时间是具有加速度的，在你年轻的时候，时间总是很慢，但是当你年纪越来越大，它就变得越来越快了。这种无情的流逝往往让你感到惊慌，但你什么也做不了。尤其在你有了孩子以后，时间更是猖狂，小孩子是精准又粗粝的时间刻度，他们几乎不是一点点长大的，而是倏忽之间就势不可挡地成长起来，让你感到了势不可挡的衰老。
我衰老了，在兢兢业业地担当了七年粮店主任的重任之后。这一年，红星粮店作为C城的最后一家国营粮店终于在越来越高亢的改革呼声中寿终正寝。在这之前，国家正式取缔了粮油关系，人们再也不需要在迁徙、升学、调动的时候，一边骂着娘，一边赔着笑脸跑到粮管局报到了。我以前一直以为，人们总是要吃饭的，要吃饭总是要买油买粮的，所以我很有信心，粮店的门会一直开下去。现在才明白，人们的确需要吃饭，的确需要买油卖粮，可是他们已经不再需要粮店了。
我最后一次拉下红星粮店的卷闸门，无比沉重地把大门钥匙交到曾经的赵科长，现在是赵局长的手里。赵局长的身后站着一个穿梦特娇T恤衫、梳小分头的中年男人，他把一只娘们儿用的那种小型号的皮包夹在胳肢窝里，府绸裤子簌簌直抖。我真怀疑他审美畸形。但审美有问题似乎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已经以年租金十五万的标价，标下了红星粮店的地盘。从今往后，红星粮店不复存在，而一个热辣的火锅城将就地崛起。赵局长用力握了握我的手，又伸出另一只手在我肩上重重地拍了拍。我们都没有说一句话。
我学着当年訾会计的样，也痛快地把自己买断了，但这一回，我只拿到四万六。原来工龄买断也是看行情的，这一阵行情反倒不如八年前了。不过没什么，红星粮店都已经没有了，我还有什么可计较的？李涛给我安排了一份工作，在酒楼里做采买。按说这是个油水很足的活儿，要不是绝对信任我，李涛是不会让我干这个的。但是我干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特没劲。我觉得出这是李涛的恩惠，不光是同学的情分。这让我很踌躇。我姐在电话里倒劝我，你干你的，他该。我一蒙，蒙了之后明白了，原来如此。我操你个便宜小舅子，谁爱干谁干吧。我毅然离开了酒楼。
离开李涛之后，我才发现，以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年纪和资历，其实是很滞销的。我能干的，也就是卖卖保险或者方便面之类的活儿。最后我选择了卖方便面。因为，它是粮食。
这样我就进入了一种很飘摇的生活状态，因为我拿多少工资，能不能保住工作，直接跟我卖掉多少包方便面挂钩。而人们的口味总是变化无常，你不能保证他总爱吃方便面，就算他吃方便面，也不能保证他吃你这个品牌的方便面，就算他吃的是你这个品牌的方便面，也不能保证他吃的是你卖的方便面。我头疼死了。
更让我头疼的是，我老婆提出跟我离婚。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具体的理由离婚，如果她敢不要脸地提出来的话，无非就是我没钱。当然她是个很要脸的女人，所以她就说我们夫妻感情不和。当然啦，贫贱夫妻百事哀嘛，再加上我们一直也没培养出什么深厚感情，所以要合得来很难。我本人没什么意见，唯一的意见就是处理好我儿子。说起来我不是个好爸爸，我甚至比不上丁善水做爸爸做得尽职尽责。但是事已至此，我只能叹气。我妈就比我活跃多了，上蹿下跳地给我们做思想工作，企图在内部解决矛盾。她是个话痨，说起话来没完没了，从王三姐守寒窑说起，扯到刘翠萍苦斗了一十六春，又说孟姜女哭倒长城，小寡妇誓死不改嫁……颠三倒四，语无伦次。我老婆终于给弄烦了，披头散发地跳起来：你去问问你儿子，他一个月往家里拿几个钱？要不是我一个人撑着，这个家早散了。没钱就没钱吧，还装什么穷大方，硬往乡下犄角旮旯儿寄什么善款。好，就算我不吃不喝，我儿子也不吃不喝呀？月月要寄九百八，凑不够还问我借，什么人这是！我老婆啪啪啪这么一说，把我妈给说傻了。一个月九百八？你自个儿不吃不喝把钱寄给别人？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妈逼着我问。我实在是不想说，可我妈逼供的本事比中统特务还厉害，我只好承认，钱都寄给淮北农村的袁世明和他老娘了。
这些年，我心里一直有个腻歪的大疙瘩解不开，我一想到袁世明埋在麻包里血糊啦啦的样子和袁家老娘的断肠哭泣，就直打哆嗦。袁世明和他老娘回老家后，我开始给他们寄钱，我把我工资的一半拿出来寄给他们。起先我工资四百的时候，就给他们寄二百，到了工资八百的时候，就寄四百，我的工资水涨船高，寄的也就越来越多，我当粮店主任时，最高的工资拿过一千九百六。下岗之后，我就照着这个标准给自己记着账，到月一准得寄出去。这是我欠的债啊，我跟我妈说。我的眼泪流下来，是滚烫的。
离婚之后我轻松不少，老婆还算通情达理，孩子她带着了，每周来爷爷奶奶家过一天。至于抚养费，有就给，没有，也就算了。强过你这当爹的死了，她说。我当然不能让孩子以为我死了。所以我拼命干活，挣钱，还债——给儿子的抚养费也是一笔债。有时候我很迷茫，我他妈怎么老是欠账呢？也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把账都还上。这些问题都特哲学，神神道道的，搞得我差点儿都和陈群一样要吃舒必利了。
这一年过到头的时候，我接到了李涛的电话。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系了，他干他的宏图伟业，我穷忙活我的债务问题，不是一个档次的，所以也没什么对话的平台。但这一次他请我吃饭。
“我说哥们儿，聚聚吧。”李涛拖着浓重的鼻音，齉齉的。
“怎么？感冒了？”我问，这么久没见，还真有点儿小亲切，毕竟是一起喝过酒打过架追过女孩子的。
“没事儿，擤几把鼻涕就过去了。就是……有点儿想你们。”
我一听差点儿没笑岔气：“是你吗李涛？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