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又亮。1999年的夏天，我髙中没毕业，但家里实在拿不出供我上学的钱，为了我上学，妹妹16岁就外出打工了。在教室里，我再也坐不下去了。背着父母，借了亲戚家的100元钱，来到离我家有200多里远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打工。
因为没有文凭，所要找的也只能是体力活。我找了一个星期也没找到适合我干的活，我便给远在青岛打工的同学赵建民打电话，希望他能帮助我找份工作。他在电话里答应得掷地有声，让我速去青岛。
一个星期之后，我怀着无限的向往坐船来到了青岛。我给赵建民打电话，让他来接我，他在电话里支支吾吾，一点也没有第一次答应我找工作时的爽快，我的心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只好步行到赵建民的公司。门卫让我在门外等他，说这是公司的规定，工作期间不能随便乱找人。我说我是找课长。门卫大概也怕自己得罪课长吧，就把课长叫了出来，但是站在我眼前的不是我要找的赵建民，而是一位个头矮小、说着一口流利韩国语的韩国人。我一愣，心想课长不是赵建民吗？怎么又成了韩国人？怕他没听懂我的话，我又对他重复了一遍，又小心地说出赵建民的名字，他绷着脸说赵建民不是课长，说完扭头就走了。我哪里知道就因为这句话，赵建民被课长给辞了，理由是他冒名顶替课长。赵建民气得七窍生烟，他看见我第一眼的表情不是笑，而是狠狠地白了我一眼，然后，又觉得不解气，对着我的脸大声吼道：“瞧瞧你那傻样，青岛就缺你！？”
我一副委屈样儿，有口难辩。心想，还不是因为你在电话里吹嘘自己混得如何如何吗？但是我忍住了没说，赵建民毕竟是因为我才把工作丢了的。我感觉有一点对不起他，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又不知道说什么话才能让他的愤怒平息下来，我只有眼巴巴地看着他对我发火。当天晚上，赵建民就被课长从宿舍赶了出来。我找了一家很便宜的旅馆，对他说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走吧，钱我掏，没什么大不了的。咱俩去喝酒。”我擂了赵建民一拳，化干戈为玉帛。
《青岛晚报》上有人才招聘的专版。我开始买所有的青岛报纸，然后按照上面的电话打过去。就这样过去了快一个月，还是没找到我要去的工厂。就在我几乎要失去信心时，又看到流亭工业园一家韩国企业正在招工。我把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金小姐，她把我的名字记下了，但还不能马上给我答复。放下电话，我数数兜里的钱，只剩下了40块，如果一个星期后，金小姐不能给我答复，我真的要在青岛流浪街头了。我由开始的每顿一碗馄饨改吃每顿一个馒头，加一杯白开水。就在我急得嘴唇上都长出了水泡时，我壮着胆给金小姐打去了电话，她说我现在就可以面试。给我面试的是公司的刘经理，因为年轻和会韩语，我顺利通过，被安排做总务。
总务就是管理车间人事、后勤食堂的事，杂事多，到处跑腿，但比起流水线上的工人，我也算得上是白领了。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也在招收新员工，我自然想到赵建民，便把他推荐给刘经理。开始刘经理不同意，我就不停地给他说好话，还请他出去吃韩国料理。那一次韩国料理吃去我半个月的工资，刘经理终于被打动，同意赵建民来公司上班。赵建民乐得大喊大叫，他对我的怨恨也一扫而光。令我想不到的是赵建民来公司不到两个月，就变了个人似的，处处讨好韩国人。这我也能理解。给人家打工不容易，干不好或者是人家看你不顺眼，随时都有夹包走人的可能。赵建民干上维修工以后，发现没有我的活好，他就背着我经常到韩国人那儿打我的小报告。这是金小姐背后告诉我的。我不相信，还说金小姐是瞎说。我不想得到他的什么回报，但他也不至于对我下手吧？半个月之后，我还是被撤换掉了。赵建民成了总务，负责公司的一切后勤事务。因为他对韩国人俯首帖耳，所以，很快就成了公司的大红人。因为这件事，我跟赵建民大吵了一次，他居然拍着桌子对我说：“竞争社会，这是很正常的事，什么叫竞？什么叫争？如果你不懂我告诉你，竞就是比，争就是你抢我夺。如果你不能适应这些，你就会被社会淘汰。知道外国总统选举吧，差点打破脑袋。不争你就当不上总统。”“你太卑鄙？”我回击道。“你不能这么说话，我当初为了你丢了工作我说一句不字了吗？何况谁干什么，不干什么，不是我决定的，你自己没能力也就别跟我啰嗦这么多。我总不能因为你就不思进取吧？”赵建民得意洋洋地说。我对他哼了一声走了。
我被发配到车间成了维修工，有时也干一些杂活。
这一段日子，因为工作上的事，心情不好，我就经常去一家金达莱的小酒馆去喝酒、吃肉串。以前，都是我和赵建民一起去。现在，是我一个人。烤肉串的小伙子也是东北的朝鲜族人，他也是给老板打工的。也许是都处在落魄时期，我们一见如故。他叫金永，在这家烧烤店打工半年了，一个月才400块，有一个女儿，他妻子给人家看孩子，除去房租，一分钱也不剩，日子过得不好。他希望我能帮他一把，把他介绍到我们公司去。我在老板眼里就是一个出力干活的人。干不好也会随时夹包走人的，能让他进公司不是我跟经理认识不认识的事。金永见我面露难色，又对我说：“你帮我，我不会让你白帮我，我可以给你劳务费的。”我不能要他的劳务费。亲不亲故乡人。同是天涯打工人，谁不会有个难处呢？尽管帮他有一定困难，但我还是决定要帮他。
一个星期之后，公司的原材料集装箱从韩国运到了，一共是40吨。每到这时，公司都要临时雇身强力壮的男工。我叫了金永，这正好给他一个机会。卸货又脏又累。正卸货时，天又下起了雨，临时雇来的嫌钱少，借着下雨，不给韩国老板卸货。要卸也行，每小时再增加20块钱工资。韩国老板不同意给加工资，几个人转身就走了。金永也要走。我对他小声说你不能走，你的机会来了。他们不卸你卸，韩国老板对你的印象一下子就深刻起来，这样你就可以趁机对他说，你想到他的公司来工作。”金永听了我的话，留下来。雨越下越大，上下跳板很滑，一个人肩上都要扛上百斤重的箱子，一不小心，就会摔倒。赵建民也在卸货，不过，他只干了不到半个小时，就从跳板上滑下来，扭了脚。我们浑身淋透了，一直到晚上10点终于把40吨货卸完了。这一切刘经理和安董事长都看在眼里，他对我们直竖大拇指。晚上，安董事长和刘经理请我们吃饭，金永也在。除了公司的人之外，只有金永是外人。安董事长和刘经理对金永格外注意，我趁机给他们介绍，说好话，结果，安董事长就破例让金永到公司来上班。因为他以前干过维修，所以，也就让他干维修。我的维修技术不如金永。心想，这下可以跟他学。开始，他对我还不错，对我所问的问题手把手地教我。总好像是欠了我什么。我对他说，大家出门在外不容易，我能帮你就帮你，帮不上你也别怪我。几次他都要请我去吃饭，我都婉谢了。时间一长，他对公司的所有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就变了个人似的。赵建民在公司里混成了大红人，他开始有意疏远我，和赵建民打得一片火热，处处讨好赵建民，还背着我请他吃饭。不到半年时间，金永就不是过去求我那个老乡了，他也很快成了刘经理手下的红人，每到干活时，他都对我指手画脚。按理说公司里就我们三个东北人，还是老乡，最有理由成为朋友，结果，是我自己都想不到的。
最让我不能容忍的一件事终于发生了。公司发往加拿大的一批货不合格，被退了回来，一共是三个集装箱，两万个电子元件。技师检査过后认为是机器造成的，责任不在工人。然后又检查机器，结果是机器的刻度指针出了故障，所以生产的电子元件就不符合宴求。这批机器是我和金永一起维修的，最后，却成了我一个人维修的，刘经理一次扣掉了我3000块钱的工钱。金永什么责任也没有，他在一边幸灾乐祸地看着我。与此同时公司辞退了我，让我在一天之内搬出公司宿舍。我不能接受这个结果，要求査找当天的工作日记。日记找到了，上面却是涂改的痕迹。金永的名字成了我一个人的名字。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我不服，找刘经理，他不见我，话也不跟我说。我准备等安董事长回来时，找他。如果安董事长不给我公道，我就去找劳动仲裁部门。总会有公道。金永见我不肯罢休，偷偷找到我说他愿意给我1000块钱补偿。看着他那张我越来越陌生的脸，我冷笑着说我不稀罕！我要弄个水落石出！”见说不动我，金永有些担心，最重要的是他不想让我把这件事闹大。万一安董事长知道他改了当天工作'日记，同样会开除他的，这份工作对他来说相当重要。金永急赤白脸地对我说：“我告诉你，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看他说话的样子，我知道我们之间的友情已经到了尽头。“我不能黑着良心做事！”我喊道。然后，不再理金永，一个人走了。
我租了一间不足6平米的小屋，把自己安顿下来。安董事长一直没回来，我等不下去了，决定去跑劳动仲裁部门。结果在路上突然被两个男人拦住，对我一顿暴打，一边打一边骂：“叫你他妈的不听话！叫你他妈的告！”直到我跪下来给他们求饶，这还不算，两个男人让我保证不找劳动仲裁部门。我对他们做了保证，他们才住手，放了我。我的脸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浑身疼得很。我知道是谁干的了。金永他恩将仇报，他和赵建民一样，都是狼心狗肺的家伙，过河就拆桥。
艰难地回到冰冷的小屋，辛酸的泪水夺眶而出。在异乡打工，困苦和波折像家常便饭，见到老乡，像兄弟一样亲，像姐妹一样温暖。然而，我最亲的老乡，我为之两肋插刀的老乡，却成了伤害我最深的人。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这让我想起街上的那首天天在唱的流行歌：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一个人流泪独自到天亮……
我就是那个心软的男人。也许，真的是我错了，就如赵建民说的那样：“竞争社会，这是很正常的事……如果你不适应这些，你就会被社会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