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看《洞庭一角》。岳阳楼旁边有个不显眼的亭子三醉亭，传说吕洞宾曾三过洞庭湖，弄弄鹤，喝喝酒，可惜人们都不认识他，他就在岳阳楼上题了一首诗，后面两句是：“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后来，范仲淹被贬后写了篇著名的《岳阳楼记》，把吕洞宾的行迹掩盖了，后人不平，就建了一座三醉亭，祭祀这位吕仙人。作者写道：
若把范文、吕诗放在一起读，真是有点“秀才遇到兵”的味道，端庄与顽泼，执著与旷达，悲壮与滑稽，格格不入。但是，对着这么大个洞庭湖，难道就许范仲淹的朗声悲抒，就不许吕洞宾的仙风道骨？中国文化，本不是一种音符。
正是基于此，作者才那样强烈地反对霸道，反对对中国文化作几句简单的概括，生怕把它丰富的生命节律抹杀。
此外，作者还写了朱耷，写了徐渭，把他们的笔墨丹青看作是人格内核的直接外化，是艺术家个体生命的强悍呈现。他向现代艺术家们大声疾呼：“请从精致入微的笔墨趣味中再往前迈一步吧，人民和历史最终接受的，是坦诚而透彻的生命。”
岂只是艺术家，我们每个现代人，都应该拿出自己坦诚而透彻的生命，把它交给时代，交给人民。
这就是《文化苦旅》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四
余秋雨曾说：做学问就犹如生命一样，是一次性的，不可以重复。
看得出，作者是用做学问的劲头写这些文章的。我们不妨把书中散见各篇的理性文字，特别是如前所述的那些一以贯之的关于人、关于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化的评述，看作是他的学术思想的阐发。事实上，有些篇什如《上海人》《笔墨祭》何尝不可以当作学术论文来看。眼下，像这样具有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的文章毕竟是太少了。
《三晋文明》 1994年6月
潺湲不改旧时流
——读韩石山新著《张颔传》
真是好事连三，继李健吾、徐志摩两传之后，韩石山先生新近又拿出了一部《张颔传》。
说是“连三”，前后却相隔了整整十五年之久。“好事”则明摆着，当年一部《李健吾传》，一吐作者抑郁不平之气，“纵横谁似李健吾”，声震士林。一部《徐志摩传》，剪之以传统史家的纪传体，其史书特质彰彰耀人眼目，使诸家的志摩传黯然失色。几年前李、徐两传都再版重印，但如今市面上已经很难买到了。
有李、徐两传的成功之举，再加上其后十五年来的治学、覃思和人生阅历，已然从公职退休的韩石山先生，再要写一部人物传记，且传主是名列当代“大家”之林、其人健在、记忆力又极为强健的张颔老，当会如何？
趣味之作。这是一部趣味盎然的传记作品。传主这个人太有趣了！尽管父母去世得早，苦孩子、苦奋斗，命运如“黄瓜苦到圪蒂上了”，尽管从高小毕业照片上流露的那种忧郁眼神一直伴随着他，但是你看，传主心性中那种谐趣的因子总也遮掩不住。不是吗？他才开蒙，就发现关公在神座上坐着，而周仓、关平在地上站着，“跟我们是同学”。到了望九，与来访的客人说着说着，起来要去卫生间，会边起身边说：“我现在是善于小便啊！”一只波斯猫的猫窝，也会用周正的馆阁体写上“养心殿”三个字，且以太上皇自居。就连愤世嫉俗的打油诗，也不作金刚怒目状，而是出以谐趣，如“惯食唐明饭，常为迎泽宾”之类。当然最有意思的，还要数降大任先生誉之为放到《世说新语》里一点也不逊色的《扑蝇记》了，末后一句“余曰：皆非也，顾今营营辈特狡狯耳。”针砭时弊直至骨髓，而又让人忍俊不禁。自拟联“深知自己没油水，不给他人添麻烦”，亦庄亦谐，寓庄于谐。《介休城里的人文景象》《谐趣诗文》这些章节，更是摇曳多姿，妙趣横生。张颔老经历了诸多磨难，却又是何等风趣的一位老人，在他看来，“有趣就有劲儿。”
韩石山先生不光写出了传主的心性，更写出了他成长期的文化环境，如介休的十七字诗等，使我们看到传主谐趣的品格其来有自。韩先生对此情有所钟，认为：“在记忆力、联想力与学术见识之间，还应当有个什么东西，起连结的作用，化合的作用。这个东西就是风趣。既是一种力，也是一种品质。”“风趣就是一种创造的能力。”
史传之作。这是一部有一说一，史家记述的，绝少“以己意出之”的传记作品。张传延续了作者自李传、徐传以来的一贯做法，即“我是把它当作一部史书写的”。传主是创造历史的人物，在自己的领域里建下了不世之功。唯其如此，所传之事、所记之言，必须耐得住咂摸，禁得住考订和审视才行。这方面，著者充分展示了其经受历史学科训练，严肃、严谨、客观、冷静的一面。
向来史传之作，人们服膺的是裴骃所谓“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史记集解·序》）。这可以说是史传作品的最高境界。我们试用来衡量这部《张颔传》，发现书中所叙之理，无不出于其事。传主有极强的背诵功夫，他说：“你不知道我下的是什么功夫。全是笨功夫，死功夫，背，死背。后来我也悟出来了，学问上的‘笨功夫’，就是‘背的功夫’。”怎么背呢？传主托朋友在介休找了两块水牌，凡是要记住的，就用毛笔写在上面，天天看，天天默念，三个月两个月后，记得滚瓜烂熟了再擦去。正是靠了这样的硬功夫，在一次高端的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上，他以精确的记忆举出古文例证，支持了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张正烺先生的观点。以至于张正烺先生多次慨叹，“做学问就要像山西考古所的张颔同志那样有扎实功底”。另有像传主说的，“不管做什么学问，先立个簿子再说。”这是他年轻时从字号（店铺）里当学徒办事上悟出的。
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书中关于传主1947年到省议会的具体月份的考订，对传主得意之作《僚戈之歌》中“古冢搰出双铜戈”年份的正误，尤其是著者以出色的叩问功夫，辨正侯马出土晋国朱书文字后，传主如何从原平“四清”工作队复出、如何以“山西嘛，且让老夫出一头地”自许去做盟书文字考释工作，还有对别人在这件事上的不同说法，数十年后传主仍表示“让两说并存”，而著者以为其中“最为可贵的是，这些差异，都没有违拗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反倒见出了人性的丰富。”凡此种种，只有冷静客观的辨正，心性和言辞没有一点儿诡伪、俗鄙，看得出来，著者和传主两下里都是磊落坦荡的。
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李、徐两传庶几近之，这部《张颔传》也庶几近之。“我仍似懂非懂”，“说实话，大半是读不懂的”，“这个我是真不懂”，这样的话在著者其他作品里很少见到，《张颔传》则频频出现。十五年前著者刚刚涉足传记写作领域，就给自己立下规矩：“只能就事论事”，“一切存其本真”，“没有一句出自臆造”。《张颔传》显然也是按着这个规矩来写的，“潺湲不改旧时流”。
超越之作。形式上，这是一部著者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传记作品。访谈体，常常见于报章杂志，大多篇幅不长或稍长。用之于数十万言的人物传记，《张颔传》迄今为独见的一部。在人物传记的写法上，著者似乎总是跟自己较劲，打一枪就要换一个地方。《李健吾传》采用的是现代传记作品常见的编年体，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的结构方法，写起来很顺手。到了《徐志摩传》，便想“能不能换个法儿？”这样的念头，韩先生竟转了一年多，最后才决定用纪传体。纪传体虽是古已有之，但用来结构一个人的历史，则为创体，需要的是见识和胆气。经韩先生这一用，传主的家庭、本传、交游三方面璧合珠联，独特新颖，圈内人士至今仍称道不已。如今，《张颔传》又面目一新地来到读者面前，按韩先生的夫子自道，他这部新书在写作上可称道的是“从容”。我看“从容”是果，“访谈”是因。访谈体即是对话体。这使我想起了《张居正大传》的著者朱东润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对话是传记文学的精神。”他的大传里就有许多对话，像除掉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之前，徐阶跟三法司在内室中的对话，很生动，使古人如在眼前。我理解，传记中如不用对话恐怕要失却许多精神；但是要全部用访谈体或曰对话体来结构一部人物传记，则要冒很大的风险。稍不留意，就会失之呆板，冗长，乏味。更何况，传主是像张颔老这样一位与古结伴、与古为邻的学者？
或许正是因为有风险，韩石山先生才要来一试身手吧。你看，书里那种随意而谈，引申发挥，穷根究底，那种谐趣、机锋、妙悟、闲笔，那种对考古、古文字、古文献的了解程度，还有请传主作书画品鉴时的那种现场感受，等等，读来常有峰回路转、移步换景之趣味。《待罪侯马绎盟书》一节学术味最浓，韩先生却出奇兵，预先就请来了“文章像口语一样酣畅，口语又像文章一样严谨”的降大任先生救场，高手和高手过招，演了一台好戏。
访谈中，韩先生时有高论。如说，“先有悟道之人，才有可悟之道”；又说，“我倒是觉得，我们做别的有困难，做不起来，真要有人想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不是什么难事”。就很警策！
当年唐德刚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甫出，其诱人的“唐注”，使论者纷纷赞之曰“先看德刚，后看胡适”。如今我们手头这部访谈体或曰对话体的《张颔传》，提供了一个“看张（颔）又看韩（石山）”的文本。这样的文本，眼下恐怕只能让韩石山先生“出一头地了”。
《名作欣赏》 2010年第8期
王梦奎的随笔
当今职务高、诗文又写得好的，就我所知，有李锐、李肇星，还有王梦奎。
文汇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的《王梦奎随笔》，收文八十余篇，时间跨度二十五年。文章品类繁杂，有序、跋、书评，有随感、短札，还有人物、史辨、对话等。但没有私愤积怨，没有个人得失，甚至没有茶余饭后的调侃。
掬诚，恢宏，朴实，庄重。是学者之文，史家之文，非文人之文。作者长于叙事和说理。叙事则“事核”，说理则充分。看厌了那些“攫搏亦自雄”（傅山诗）的时文，再读王文，感受到一种智者风范，雍容气度，如饮香茗，如坐春风。
作者有很深的文化情怀。《文化体制改革断想》，是一位身在中枢的经济学家，对当前文化体制改革所作的理性思考，不乏精辟之见。如说：“文化有其特殊的规律，不能把经济领域的东西简单地搬到文化领域，把政府应尽的职责都推向市场。”对于热衷于搞“文化产业化”者，即是一副苦口良药。
看了电视连续剧《水浒》，便引宋人笔记，指出炊饼乃是蒸饼，因为避宋仁宗赵贞（“贞”与“蒸”音近）之讳才叫成炊饼。既称饼，自然不应是武大郎担子里装的块状馒头了。参观殷墟后，便致信地方领导，对殷墟博物馆甲骨文碑释文排列顺序提出意见，以助殷墟申报“世遗”。《观音的性别》则引明人笔记、敦煌壁画、普陀山僧尼的壁报和《红楼梦》灯谜，说明观音由男性转为女性和她（他）的“虽善无证”，理趣盎然。其博如此。
文中常引自作诗词，诗与文互相映衬，富有别趣。其诗句佳者如：“报国但凭三寸笔，怀师总系九回肠”；“盛世明珠归故土，国歌一曲入云霄”；“老去无端温旧梦，闲来有绪望家乡”；“公今此去无遗恨，喜看小康已启门”。其记胡绳两文，知人论世，堪称至文。乃知胡绳严谨板正之外，旧体诗偶然流露机趣。
2001年，因教科书问题和李登辉访日引起的麻烦，中方推迟中日经济知识交流年会。为此，日本前驻华大使佐藤嘉恭赴京拜会王梦奎。友好会见结束，主人送给客人三首俳句，末首云：“遥知樱花开，好约难成莫疑猜。佳期自重来。”客人奉若珍宝。没有高度的文化修养绝难臻此佳境。
诗词之外，作者还喜作联语，体现了丰富的文化趣味。
文化情深者，精神世界也是丰富的、多元的。龚自珍诗曰“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书中有一篇《随想录》，是“经济文章”之外的思想碎片。读之起敬，扪之有棱。如以舞蹈家A和舞蹈家B设喻，推演出两种类型却同样倒在台上的悲剧，清新、活泼、精警。可惜这类文字太少了。期之来日，可乎？
《山西日报》 2006年8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