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这段话见于许广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此文1940年7月在《文阵丛刊：水火之间》五卷一期发表，署名“景宋”。1956年10月上海新文艺社出版王冶秋著《辛亥革命前的鲁迅先生》作为附录收入。马蹄疾录《许广平忆鲁迅》（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亦予收录。近读《章太炎学术年谱》（姚奠中、董国炎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又见到这段话（引录者误为“王冶秋说”），这才有了疑问。因为此前我刚刚读了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此书卷二“章太炎入京”条附录的吴宗慈《癸丙之间太炎言行轶录》，对1914年6月章太炎在龙泉寺绝食及复食经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但无一字及于鲁迅，与许广平的说法完全不同。我又查阅了《鲁迅日记》、徐一士《一士类稿》（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和马叙伦的《我在六十岁以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从《鲁迅日记》中得知，“癸丙之间”鲁迅本人没有关于劝太炎复食的记载；从徐、马两人的书中得知，章太炎继1914年6月在龙泉寺绝食后，又于同年底在钱粮胡同再次绝食，但复食经过亦与许广平的说法完全不同，且无一字及于鲁迅。这就更让人怀疑“还是推先生亲自到监狱婉转陈词才进食的”的真实性了。
第一次绝食
据《癸丙之间太炎言行轶录》载，1913年秋章太炎入京后，先寓化石桥共和党本部，以共和党副理事长的身份（黎元洪为理事长）主持党事。狷介的太炎先生尚未在化石桥站定，就被袁世凯的四名便衣宪兵“保护”起来。友朋弟子中“日共谈话者为宗慈与亚农、张真吾三数人耳”。宗慈字蔼林，共和党干事，太炎尝为其《庐山志》作序，称之为“余友”。后太炎大闹总统府被幽禁至龙泉寺，吴宗慈又“偶候起居”。可以说，吴氏是太炎第一次绝食及复食的见证人。关于太炎此次复食经过，吴氏这样写道：
绝食既数日，袁询左右，孰能劝进食者。王揖唐曰：“能。”揖唐本先生门下士，在沪同办统一党。趋龙泉寺，先生命进见，见即斥之曰：“汝来为袁世凯作说客耶？”揖唐曰：“是何敢？”与道家常及他琐事甚久，先生色少霁。揖唐漫然曰：“闻先生将绝食死，有诸？”曰：“然。”曰：“其义何取？”曰：“吾不待袁贼来杀，宁自饿死耳。”曰：“先生如此，袁世凯喜而不寐矣。”曰：“何故？”曰：“先生试思之，袁世凯果杀先生，易耳。今若此，可知其非不欲杀，乃不敢杀也。袁氏之奸，等于阿瞒，先生之名，过于正平，所以不敢者，不愿千秋万岁后蒙杀士之名。先生自愿饿死，袁既无杀之名，又除腹心患，先生为袁谋甚善，其自谋何疏！”先生瞿然曰：“然耶？”趋以食进。
徐一士《一士类稿·章炳麟被羁北京轶事（一）》则另有一说：
事闻于袁氏，不欲蒙逼死国学大师“读书种子绝矣”之咎，因谆嘱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妥为设法劝导处置，俾不至以绝食陨生。官医院长徐谋……以医生之资格，慈善家之口吻，说章得允，于是徐遂暂作章之居停主人，绝食之举无形转圜矣。此为是年夏间事。
吴宗慈所写多亲历亲见，其述王揖唐劝食一节当为可信。徐一士所写虽“多闻之于钱玄同先生”，但钱玄同为太炎早期三大弟子之一，太炎幽禁期间他又常去看望，其说亦未可轻废。很可能吴徐两说事实俱存，则太炎在龙泉寺复食系王揖唐、徐医生之力，而非鲁迅。
第二次绝食
吴宗慈的文章没有提及太炎第二次绝食及复食经过。姜义华在一篇文章中说：“同年（1914）底，他（太炎）又第二次绝食，持续两周。”（见《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据《一士类稿·章炳麟被羁北京轶事（二）》记载：
章氏民国三年夏末，由本司胡同迁入钱粮胡同新居（房租每月五十四元）后，眷属未至，甚感寂寞。未几，其门人黄季刚（侃）应北京大学教席之聘来京，……谒章之后，即请求借住章寓，……黄本章氏最得意之弟子，章亦愿其常相晤谈，以稍解郁闷，因欣然许之。
但不久黄季刚突然被警察逐出，太炎见客的自由亦被剥夺。太炎愤极，“谓凌逼至此，尚有何生趣，于是复实行绝食，以祈速死。”钱玄同等人闻迅后，亟起营救。他们面见警察总监吴炳湘，要求解除太炎接见来宾的禁令，说只有这样才有复食之可能。吴炳湘不敢“过执”，“乃许其门人及友朋无政治色彩者仍得入见。”太炎则坚不复食。钱玄同等人力劝未果，只得暗中把少量藕粉放到茶杯里，希望稍得补救（因太炎绝食后，“谷食悉废，仅尚饮茶耳。”）但此计被太炎识破，未能奏效。时值寒冬，太炎连北京用来御寒的煤球和白炉子亦弃置不用，唯以傲骨挡严寒。徐一士写道：“章既绝食，卧于床，床近窗，窗有破处，尤易为寒风所侵，气息奄奄，决意待尽，其状甚凄惨也。而乃绝处逢生，忽有转机。”这转机来自马叙伦的婉劝。1947年马撰写回忆录《我在六十岁以前》时说：“有一位徐一士先生根据钱玄同先生说的话，记这件事，实在有点不对。我也不用多辩，只把我身经的情形写在这里。”——
他（太炎）绝食的第二日，我才得了信息，一清早由西南城赶到东北城，进了他的卧房，三条棉被裹了他的身体睡着。这是冬天不消说了，北京大家小户，都生火了，他住的房子又高又大，可是连一个白炉子也没有，因为他防袁世凯又用煤气熏死他。因此，我连一件敝裘大衣，也不敢脱，只是身上感觉沉重，两只脚几乎没感觉了，只好在他房里不停地兜圈子，一面走，一面向他种种譬解。他是九流三教无所不通的，寻常言语，休想打动他，幸而我还有几套，忽然谈孔孟，忽然谈老庄，忽然谈佛学，忽然谈理学；谈到理学，他倒感觉兴趣，原来他对这门，以往还缺少深刻的研究，这时他正在用功，所以谈上劲了。但是说到本题——劝他复食，他就另来一套。他说：“全生为上，迫生为下，迫生不如死。”这是《吕氏春秋》里的话，他用来说明他绝食的理由，我又用别种话支吾了他，一直说到下午八时，他的精神倒越兴奋了。我的肚子里却咕噜咕噜地叫了。我看准了他不至于坚持了，便告诉他我受不住，要他陪我吃点东西，他居然答应了。我便做起主人来，叫那位听差兼司厨的进来……我吩咐他做两碗鸡子儿来。因为饭是赶不及办了，也防章先生饿的时候吃多了怕不方便。一忽儿两碗鸡子儿搁到他床边，我先递一碗给他，他一口一个，不消一分时便落肚了。我再递那一碗预备我吃的给他，他也不推辞，照样落肚了。我算完成了今日的任务，便叫那位听差兼司厨的给他洗面，又吩咐他们好好伺候，就离开了他。
这是马叙伦亲自所写“身经的情形”，足资可信。
从以上徐、马二人的记述中可知，太炎第二次得以复食，关键人物是马叙伦，亦非鲁迅。
再看《鲁迅日记》
太炎入京前一年，即1912年5月5日，鲁迅已随教育部从南京迁到北京。《鲁迅日记》正是从这一天动手，直到先生临终前两日才搁笔的。我们要了解“癸丙之间”鲁迅与太炎的交谊，《鲁迅日记》无疑是最可信的档案资料。查《鲁迅日记》，“癸丙之间”鲁迅曾三次去“谒章师”。
第一次是1914年8月22日，“午后许季市来，同至钱粮胡同谒章师，朱逖先亦在，坐至傍晚归。”许季市即许寿裳，朱逖先即朱希祖，都是太炎的门人。
第二次是1915年元月31日，“午前同季市往章先生寓，晚归。”
第三次是两周后的2月14日，“旧历乙卯元旦。……午前往章师寓，君默、中季、逖先、幼舆、季市、彝初皆至，夜归。”君默即沈君默，中季即钱玄同，幼舆即马裕藻，彝初即马叙伦。
从三次“谒章师”的地点看，最早的一次，已是太炎在龙泉寺复食后辗转迁居的钱粮胡同，时间上则比太炎第一次绝食晚了八十天左右。后两次虽在钱粮胡同（即太炎第二次绝食的地方），但太炎第二次绝食的时间为1914年底，且绝食第二天晚上即由马叙伦劝而复食，而鲁迅这两次去“谒章师”已远在太炎复食后第二年（1915）的元月底和二月中旬。可知太炎两次由绝食到复食期间，鲁迅都没见过他，则“亲自到监狱婉转陈词才进食”又从何说起呢？
或问，会不会有另外一种情况，即鲁迅确曾“亲自到监狱婉转陈词”而日记中失记呢？敝见认为，以鲁迅对太炎先生的尊崇，每次去“谒章师”，都会作为当天的大事写进日记，就像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那样。既然“癸丙之间”《鲁迅日记》无一日或缺，吴、徐、马诸位当事人和知情者的著述中又无一字及于鲁迅，据此即可推断：太炎两次复食，鲁迅无与其事。
《晋阳学刊》 1999年第2期
姚奠中先生的一封信
1998年初，北岳文艺出版社正在编章出版《张瑞玑诗文集》。这时张瑞玑先生的曾外孙王宪，从兰州给我寄来署“馀杭章炳麟撰”的《故参议院议员张君墓表》。这篇“墓表”是复印件，原件用毛笔抄写，藏于陕西省政协。因为要收进书里，“墓表”的真伪必须得到确证。谁能确证呢？我想到章太炎先生的入室弟子姚奠中先生，便冒昧地给姚先生写了一封信：
姚先生：
您好！先生乃今日吾晋学界鲁殿灵光，今敢冒昧驰书相扰，只因有一宗悬案，唯先生一人之识力可决。
我手头有一篇《故参议院议员张君墓表》，署“馀杭章炳麟撰”。“张君”即赵城张瑞玑衡玉先生。此文由衡玉先生曾外孙王宪复印寄来，原件藏于陕西省政协。看笔迹，显然非太炎先生法书；查《章太炎全集》，亦未收此篇。闻先生大著《章太炎学术年谱》成，不知可曾提及此事？今将原文呈上，乞先生拨冗一顾，决此悬疑。衡玉先生行状，拙文《张瑞玑其人》记之较详，或可参酌，亦附于后。
专此布达，敬候佳音。恭请
雅安！
卫洪平谨拜
1998年1月9日
一个月后，我收到姚先生用钢笔写的回信：
洪平同志：
来示及附件并悉。
今就《张君墓表》一事，祗答如次：
先师晚年为文，志表较多。有自作也有代作。自作者，多为品行功德可传者；其不愿自作者，则概由孙世扬（鹰若）代笔。似“张君”之节概，必为先师所自作。当然，复印件之底稿，当出于别人所抄，而非先师墨迹。
拙作章先生《学术年谱》，未涉及此篇。而你所查全集，不知何时何版？真全与否？1937年《制言》所载先师《纪念专号》，后附有沈延国等所章先师著述全目。惜此次搬家后，此专号遍觅无着。故未能予此“墓表”作出确证。甚憾！
大作《张瑞玑其人》一文，使读者对前贤有全面了解，甚好，很有意义。
事冗，稽复为歉！匆匆不尽。祝好！
姚奠中
1998年2月10日
收到姚先生的信，特别是看了姚先生断然说的“似‘张君’之节概，必为先师所自作”，我心里就有底了。我想，以姚先生之尊，能下此断语，即使再找不出什么证据，出书时也可以把“墓表”印上去。可喜的是，姚先生在信中实际上已经指明了找到“确证”的具体线索。于是我打电话给省图书馆的高和平君，请他查找《制言》杂志。第二天高君就告诉我找到了。这篇“墓表”发表在1936年的《制言》半月刊第14期，其时章太炎先生刚刚辞世。该刊由章氏国学讲习会发行，章太炎先生担任主编。我拿到杂志的复印件，心里特别高兴。衡玉先生逝世七十周年了，他的诗文集才首次出版，现在把已经确证的章太炎撰写的“墓表”拿来压卷，真该感谢姚先生。
更让我感动的是，我寄给姚先生的那篇拙作《张瑞玑其人》，是从文汇读书周报上复印的，字号很小，篇幅却很长，约有一万字。其时姚先生已是八十八岁高龄，他老人家竟把拙作看完了，得出“似‘张君’之节概，必为先师所自作”的结论，并且在信末品评拙作，鼓励我这样一个未曾谋面的后生小子。
这封不足三百字的短信，不只是解决了一宗“悬案”。它所彰显的，乃是姚先生宽厚、谦逊的人格风范，以及严谨、负责、求真的治学精神，使我深受教益。哲人已逝，典型犹存！
《太原日报》2013年12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