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了力群
和许许多多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永远值得人们尊敬的老同志一样，延安是力群心中的一块圣地，在这里他度过了“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六个年头。当1940年初他怀着一腔热血，带着木刻刀跨过延河时，虽年仅二十八岁，却已经是被鲁迅多次称赞过的木刻家了。他是在鲁迅影响下走上木刻道路的，并因此而坐牢。一年多的牢狱生活对一个热血青年来说是难得的锻炼。综其收获，可说有两方面：一个是将有些女气的原名郝丽春改得现在这样更像一个男子汉；二是意志更加坚强，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木刻道路算是走定了。从此，“力群”这个名字就和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紧紧连在了一起。这个结果恐怕是国民党当局不曾料想到的。
在延安，力群从一开始就是“鲁艺”美术系的教员，然而他却感到“我一走进‘鲁艺’的大门就深感自己在各方面的空虚，不论是在马列主义方面，还是在艺术理论方面，都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求知欲”。因此他像一名学生那样，经常拿着一个小板凳去听周扬、宋侃夫、周立波等人的课。但对他的艺术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年前，他在一次国际性的赵树理学术讨论会上说：“我也是参加了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的人，从1933年开始从事木刻创作时，就曾以‘为劳苦大众服务’而标榜，但由于作品的欧化风未能被劳苦大众所喜闻乐见，仅仅在部分知识分子中流行，因此这美好的标榜就未曾兑现。直到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后，我们才注意到向农民喜爱的剪纸、年画学习，从而创作出为工农大众喜闻乐见的美术作品。”这类作品，除了被周扬赞赏的《帮助群众修理纺车》外，还有《伐木》《丰衣足食图》《延安鲁艺校景》等二十多幅。当然也还有离开延安后创作的《织布》《选举图》《林茂羊肥》《抗旱浇麦》等。
除了木刻，力群晚年的文学创作也是值得称道的。刻刀和钢笔是两件不同的表现工具，力群之所以在操刀向木之余还常常拿起笔，大概是受了种种为刻刀所无法表述的情感的驱使，而且似乎越到晚年这类情感越多。这只要看看去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力群散文选——马兰花》就可明白。在这本二十三万字的集子中，有四分之三的作品是他七十岁以后的创作。对多数人来说，七十岁意味着什么？是“古道、西风、瘦马”，是“无边落木萧萧下”。而对于力群来说，七十岁是一次转折，是一个契机。
如果说，在这之前，力群只是一名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版画家，那么从七十岁开始，他就用笔向世人揭示了他作为版画家的另一个重要的侧面，即他还是一位有特色的散文家。
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我最喜欢的要数《我的乐园》了。这一组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有两万多字，是力群七十岁那年即1982年应《小学生》编章部之约写下的。摘茹茹、打酸枣、看圪羝打架无非是惯见的农村儿童的生活小事；丢胡胡、黄鹂鹂、毛犵狸、串山林也无非是荒山野岭里一些普通的小生灵，但在力群的笔下变得多么有趣、可爱啊！请看：
当春天来到的时候，我的乐园充满了无限的生机。柳条在和暖的春风中开始放发出新绿的芽，蒲公英在绿草中开出了小黄花。……好像石鸡们也为之高兴，它们在山岗上咯咯咯地笑着，震荡得从严冬中苏醒了的山峦也报之以回声。
粉红色的杏花开了，蜜蜂在花间嗡嗡地唱着，茹茹的灌木丛也开出小白花来，在杏树下悄悄地放出清香。
红艳艳的桃花也开了，桃园的绿草中点缀着蓝色的猫眼花和紫色的荞璐璐花。我和小姑娘们一面采摘一面唱着童谣：荞璐璐花，登登镲，好女嫁给老鼠家。
读这样美妙动人的描述，就仿佛眼前摆着一坛沉埋了多年的老酒，被主人缓缓启封后浓香四溢，真能把人醉倒。那打开陈酿的主人呢，自然更是醉得可爱。继《我的乐园》之后，力群一口气写出了《失乐园》《煤窑的旅行》《我的奶妈和奶爹》《我的第一位老师》《官道的故事》《一次难忘的劳动》和《我的高小》等七篇散文，他把这七篇散文连同《我的乐园》寄给上海少儿出版社，很快就精装出版了，并被评为当年度上海市优秀作品，获“儿童文学园丁奖”。次年，即1985年，中国作协吸收力群为正式会员。
我是去年才结识力群的。他戴着一顶旧的黑呢帽，穿着一身同样旧的黑呢制服，身材瘦小而硬朗，精神健旺。我去的那天是星期二，他告诉我，晚上他还要去河西网球馆打球。
“每天吗？”我问眼前这位年届八旬的老人。
“一周两次，周二和周四。”他微微一笑，平静地说。
《太原晚报》 1992年7月30日、31日
访钟叔河先生
我有幸两次在长沙“念楼钟寓”拜访过钟叔河先生。
第一次是2003年11月。因为有大哥卫建民的介绍，钟先生没有任何客套，平和地把我让到客厅的沙发上。宽大的客厅里摆着一张台球案子，想来是老人平时编书、写书累了，便打上几杆，舒活筋骨吧。地板是锃亮的黑色大理石，墙上挂着沈从文、黄永玉的字。
紧靠沙发是一个躺椅，老人就靠在躺椅上，用极富韵味的湘音跟我聊起来。此前我已读过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走向世界》，深深折服于钟先生的思想和文采。书中收集的是他为《走向世界丛书》里每一部书写的叙论，他给这本书加了一个副标题：“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钱锺书先生“主动”给此书作序，称首次在《读书》杂志看见这些文章，“就感到惊喜”；又说，“我的视野很窄，只局限于文学，远不如他眼光普照，察看欧、美以及日本文化在中国的全面影响”；“叔河同志的这一系列文章，中肯扎实，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知识，而且很能够引导我们提出问题”。
钟先生早年饱历苦难，一双眼睛却依然那样清澈、纯净。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钟先生腹笥之广和惊人的记忆力让我叹服。临走时钟先生引我到“念楼北屋”，指着满书架他的著作，问我要哪几种。我选了《念楼集》和《书前书后》。老人坐在书桌前签名，又找了一个信袋，把书装进去递给我。几天后我就把《念楼集》读完了，特别喜欢书中那些浇胸中块垒、“多言外意”的钟氏风格的文字。我给钟先生写了一封信，很快就收到回信，我从回信里真切感受到钟先生虚怀、求是、谨严不苟的风范。
八年后，即2011年3月，我第二次去长沙，住在岳麓山下的枫林宾馆。我有个愚见，人跟书一样，有的人似中外古今的名著名篇，滋味绵长，常读常新。在我眼里钟先生便是这样的人。于是下榻后来不及盥洗，就跟钟先生电话约好，公事结束后去念楼拜访。电话里钟先生的声音中气十足，语音清晰，全然不像年过八旬的老人。
那天是个周末，出租车在橘子洲大桥遇堵。接连两天都在下雨，现在雨停了，天还是灰暗阴沉。从车窗看出去，橘子洲、长沙城笼罩在蒙蒙云雾之中。下午5点钟才来到营盘东路38号那座高层住宅楼下。物业很好，楼道、电梯洁净如洗。上到二十层，出电梯左拐，迎面看见防盗门上铸铜的“念楼钟寓”。保姆小谢应着铃声跑过来开门，钟先生已站在门厅了。
与八年前相比，钟先生脸上多了几颗老人斑。钟夫人已经去世，我感到念楼里不免有些孤清。客厅靠窗多了一张书桌，上面摆着正在校阅的书稿。那张台球案子依然摆在客厅中央。
落座后，钟先生顺手拿过一张校样给我看，是胡适手书的长卷。一边说：“这是前些年出过的一本书，现在要重印。”又递过一册已出版的《林屋山民送米卷子》，说：“原来印得不好。本来是长卷，印的时候分开了，这次重印就印成长卷。”
我俯身看胡适那个手书的长卷，见上面密密麻麻、但又是整整齐齐地用红笔标明校正的字、标点和各种符号。这是钟先生一贯的风格。
书桌上有一个中国社科院的牛皮纸信封。钟先生告诉我，这是百岁老人杨绛先生的亲笔信，说着取出信来，指给我看那一笔不颤不抖、不歪不斜、娟秀清丽的小字。钟先生还念出声来，对一些内容做着注解。征得钟先生同意，我用相机把信封正面拍下来，留作纪念。
钟先生念完信，重新折好装进信封。他似乎想起什么，站起来，一边走向客厅靠墙的书柜，一边说：“我要送给你和你哥哥卫建民一套书。”书拿来了，是两套，放在我面前的小方桌上。一套装在硬纸盒子里，一套没装盒子，码得整整齐齐。原来是湖南美术出版社新版的《念楼学短》，五个分册依次为，《逝者如斯》《桃李不言》《月下》《之乎者也》《勿相忘》。书的体例和版式与前些年出版的《学其短》《念楼学短》一样。钟先生扭过身伏在靠窗的书桌上，给两套书分别签了名。
我因为过几天就要调往大同工作，便请钟先生赐教。钟先生随手拿过一张白纸，稍加思索，写道：“为政不在多言，但力行何如耳。”又在一旁注明，“这是知堂最喜欢引用的一句古人言”。
钟先生吩咐小谢多蒸米饭，留我吃了晚饭。
我在返回枫林宾馆的车上端详着《念楼学短》，这套书真是漂亮。让我感到好奇的是，每本书的厚度几乎完全一样。回到宾馆逐册查验，果然除第五分册“勿相忘”是二百一十一个页码外，其余四个分册全都是二百一十三个页码。全书共计五百三十篇。这是多么考究、清爽、益智的一套书啊！
略说流沙河
尝对人言：平生喜读“两河书”。“两河”者，就是流沙河、钟叔河两位先生。元月30日，在文汇报电子版“笔会”上读到流沙河《为奥运福娃寻根》，愿略为之一说，兼及杨朔。
大约有十四五年了，我对流沙河先生的书，碰到就买，文每见必读。我读流沙河，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连标点符号也不肯放过。窃以为流沙河先生的文章，不是一句一句地写，乃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不逐字去读，绝难参悟其文字妙处，似乎亦对不住老先生。
《为奥运福娃寻根》，一千八百字，字字有来处，纳中外，贯古今，吐真知，富意趣。从除夕到大年初一，手机短信铺天盖地，初二便能咀嚼这样好的一篇文字，谁说不是福气。
文中提到北朝鲜某处老宅院的一副汉文对联，出自杨朔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引起我的兴趣。对联是：“应天上之三光，备人间之五福”。
流沙河先生五十年前看的《三千里江山》，应是1953年初版本。我生也晚，读这小说比他晚了三十年，情节、人物早忘光了，遑论区区一副对联。经他提起，我想，杨朔小说旨在弘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把对联所体现的五福观念写进去，想必是借中国独有之文化传统（包括对联这种形式），来深化主题吧。
我尊敬杨朔。他真诚而有才气，散文虽因思想局限，每为论者惋惜或诟病，但巧于安排，亦自成一格，颇宜初学者仿作。我久已不读杨朔了，这次因流沙河先生提及，便还想知道，除了引录对联，杨朔对传统文化还说了什么。不想却出乎意料。
正月初六我去书店，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新版的《三千里江山》。粗粗翻了一遍，在一百一十四页找到这副对联。流沙河先生记忆惊人，过了五十年，联语记得精准。稍稍有点出入的是，小说中，在老宅院看到这副对联的，是火车司机吴天宝，不是“团长武震”。武震也非团长，是援朝大队的大队长兼政委。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对这副对联，以及对联所代表的愿景，杨朔的认识与流沙河迥异。我之出乎意料者在此。容我将小说原文抄在下面：
吴天宝今天太兴奋，一时也睡不着。几只蟑螂好大胆子，大模大样爬进他脖领子里，弄得他好痒痒。他翻了个身，仰脸躺着，望着屋梁。梁上怎么还题着中国字，写的是什么：“伐千山之佳木，造万世之宝，后世子孙满堂，富贵功名，应天上之三光，备人间之五福。”完全和中国老规矩一个样子。
小说里吴天宝爹妈死得早，他对未来的岳母说：“爹妈一死，我住的是黄连寺，吃的是曲麻菜，喝的是栀子水，三伏天，蚊子跳蚤都不叮我，嫌我的肉苦。”“风吹雨打，不知怎么就长大了。”（原书第七、第八页）显然，这位火车司机即便识字也极有限，程度尚不到可以读断屋梁上那段文字。按情理，小说中不该出现吴天宝看字这个细节；既然有了，只能理解杨朔是要借吴天宝表达自己的观点。一句“写的是什么”，一句“完全和中国老规矩一个样子”，仅从语气上可知，杨朔对邻国屋梁上这一行汉字，是不以为然乃至鄙弃的。
我多少有点遗憾。时当建国之初，政治还算清明，胡风长诗《时间开始了》很能代表知识分子的心情。杨朔赴朝，创作，小说中加入上述细节，没人逼他。他是自觉如此，真诚所驱。唯其自觉真诚，使我敬之而又哀之。敬他诗心如火，哀他取舍失准。他那些自成一格的散文，大多写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初。而其“思想局限”，早在被敌机轰炸震得乱摇乱晃的朝鲜小茅屋里，就已投下了长长的影子。
杨朔不会知道，小说中那个细节——确切说，应是细节中那一副对联——却“深深感动”了一位苦恋传统文化的读书人。这个读书人比他小了整整二十岁。
流沙河先生在引述那个细节后，深情写道：“五福观念传三千年而不衰绝，远播邻国，深沁民间，真是文化奇迹。”
我想正是因为被“深深感动”了，流沙河才记得那么准，那么深。“深深感动”不久，他即在“阳谋”中遭难，“赤脚裸身锯大木”，“晚来关门读禁书”。不光自己读，还编字典，教孩子读。最可惊羡者，1966年7月至8月，这个“戴罪”的解匠，被上帝赐予的爱火燃烧着，他趴在一条木匠用的长八尺、宽五寸的马凳上，写了七封情书。那是怎样的坚贞，怎样的元气淋漓啊！七封情书劫后复还，冠以诗意氤氲的《七只情雁》发表。木匠马凳上，脱胎了一部20世纪的爱情经典，可称“史无前例”。
左妖滥施淫威，祸延九州。然几十年锯齿啮痕，亦摧不毁流沙河对邻国屋梁上一副汉文对联的记忆。孰坚孰荏，不是很清楚吗？
近年流沙河先生自陈“愿做职业读书人”，附和者甚众。毛西河曰：“天下能文之人可遇，而读书之人难遇，往往数百年不得一焉。”雄于一世的桐城派古文大家方苞，心惮何义门，常把新作放到友人处，阴访何氏评论，以何氏评论为定。何义门有《义门读书记》传世，流沙河先生愿做的，应是何氏这样的“职业读书人”吧。
所以我赞成冉云飞说的，“真正算得上读书人的，以我有限的交往和观察，唯流沙河能当之。”
2006年3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