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宜萱（1909-），江西萍乡人。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演唱的代表歌曲有中国民歌《跑马溜溜的山上》、《在那遥远的地方》等；外国艺术歌曲和古典歌曲《阿勒路亚》、《紫罗兰》、《奉献》、《小夜曲》、《摇篮曲》等；创作歌曲《嘉陵江上》、《玫瑰三愿》、《长城谣》等。
1909年9月6日，我出生于中国南方一个风景秀丽的山水之乡——江西省萍乡县清溪乡。那里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终年在我家门前潺潺流过；一片片常绿的松树和浓密的竹林，簇拥着我家宅院；远处，青山重重叠叠，绵延起伏。
幼年的我，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女孩子。在家学和私塾的几年里，我常常偷偷溜出家门，扑向大自然的怀抱，无拘无束地嬉戏玩耍；或者与小伙伴相邀着挖几条蚯蚓，到河边的石洞口垂钓小蟹，用手提着鞋袜，打着赤脚在溪流里捞鱼摸虾；或者钻进山地丛林，相互追逐，尽情奔跑……最有意思的是登上山巅，面对狭长幽深的峡谷，变换着语调，不时发出各种声响，同时怀着一种好奇心，侧耳倾听应声而起的谷底回音：此起彼伏，缭绕长空，消逝而去……使我感到神秘莫测，兴味无穷。
我家是个封建的书香世家。祖父喻兆藩是前清翰林。父亲喻相平是清末举人，他在外省读书时，曾接触到一些新思想、新事物。后来不顾祖父的反对，毅然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母亲张麦秋是个性情娴淑、心地善良的妇女。在这样的家庭里，不论是男还是女，都必须读书。所以，我从幼年就开始捧着《三字经》、《百家姓》逐字逐句地啃起来。进私塾后，又跟老师摇头晃脑地大声诵读《四书》《五经》。当我稍识文墨的时候，我家的小藏书楼，便成了最吸引我的地方。整楼整屋的线装书和大批名家字画、珍贵的文物古董，使我受到了丰富的传统文化的熏陶，触发了我对艺术、对历史的兴趣。
在这个大家庭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父亲是家中的长子，婚后九年，母亲一连生了我们姊妹三人，此后再也没有生育过。这给母亲带来了多么大的精神压力啊！我那时，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她，但望着她那满脸愁容，我非常难过，同时也感到愤懑和不平，模模糊糊地觉察到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我常想，要为母亲争口气，长大了一定要成个好样的。这不能不说是激发我自信、自立、自强的个性意识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读过私塾以后，家里便把我和妹妹一起送往离家数十里外的萍乡县立小学插到四年级读书。也许是因为外国人进入萍乡县城较早的缘故吧，这里的小学，自高小开始就设置了英语课，以《英语模范读本》为教本，三年的时间，多多少少为我以后学习、掌握外语打下了一点基础。
在家时，我学会了吹箫。到学校后，又学了月琴和风琴。而这只不过是在空余时间里，作为一种自娱、消遣罢了。我在萍乡小学期间，学习相当自觉，从不甘于落后，年年各门成绩优秀，作文也常被老师选中挂出展览。最后我以总分名列榜首的成绩毕业，为此学校还专门派人到我家来报喜祝贺。
过年不久，在南昌担任市政厅长的父亲，把我们母女四人一起接到城里。
1925年我考入南昌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女师的三年，我不仅是个用功读书的好学生，而且还非常爱好体育运动。课余时间，操场上总少不了我。
乡里人常说，我的嗓门自小像祖父，他们形容他声如洪钟，站在坡外高声谈话，声音可传至方圆数十里。也许如人们所说，因为我原来就有音乐天赋，加之从小就接触到音乐的缘故，所以在音乐课方面的成绩，班里没有一个同学能够赶得上我。但我对自己刚刚显露出的歌唱才能并不以为意，丝毫没把它放在心上。那时，我做梦也未曾想到，我以后的命运竟会与音乐事业紧紧结合在一起。
1926年冬，北伐军进入南昌，大革命的浪潮也冲击到往日平静的校园。
我亦被卷入了激流之中。我和同学们一起挥舞着彩旗欢迎北伐军，兴高采烈地奔走于街头巷尾，宣传演讲，而民众的革命热情也深深地感染了我。在我的眼前，仿佛展示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在南昌的三年，每年我的父亲都要借我们姊妹三人放暑假或寒假的机会，带着全家到景色绮丽的后山小住一段。在那些令人神往怡然自得的日子里，我常独自一人自由自在地穿行于密林浓荫之间，舒展双臂贪婪地吸吮着纯净清馨的甘露，或者沿着山间小径，踏着轻快的步履，无拘无束地吟诵着名诗佳句，哼唱着歌儿，尽情欣赏着大自然的奇姿异态。大自然的天然的秀朴纯正，端丽无华，融合于我的精神世界之中，陶冶着我的心灵，对我尔后的艺术追求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
1927年秋，我们全家移居上海。因为各校考期已过，我和妹妹便先在补习班补习数学和英语。在面临抉择学习专业的时候，不甘示弱、争强好胜的性格，促使我一直把自己的理想放在男生们所涉猎的专业学科上。我曾想报考土木工程系，但却遭到了正处在失意中的父亲的极力反对。他认为女孩子应该去学适于女性特点的专业，竟然异想天开让我去学音乐。那神色简直不容你有分辩、商量的余地。我试图再一次申明自己的意愿，以改变他的想法，但无济于事。最后他声色俱厉地断然表示，如我不服从他的决定，从今以后，就休想再在他手里得到分文。由于我无法摆脱经济上的依赖，只好屈从父命。
1928年春，我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报考了由刘海粟先生任校长的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进入该校图（画）音（乐）系学钢琴。我何曾料到，这竟成了我一生中事业的起点，开始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的主科老师吕思科先生早年曾留学美国，专教钢琴和合唱指挥。他不仅弹得一手好钢琴，而且也很懂声乐。在单给我们上合唱课时，很快就注意到了我。他发现无论把我放在女声哪个声部和怎样按照统一的要求让我控制自己的声音，那个声部的音量仍然会压过其他声部。这样来来回回调了几次声部后，吕先生认定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嗓音条件，索性破例给我一个人单独开了声乐课。我虽然还没有产生将来从事声乐工作的意愿，但并非不喜欢唱歌。吕先生看我学习扎实，态度诚恳，接受能力强，学得愈来愈有兴趣，于是他教得也就更加起劲。上声乐课的分量几乎与主课钢琴不相上下。他有意识地推荐我在学校举办的联欢会和对外合演的小型音乐会上演唱，给我以实践锻炼的机会。这样，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吕先生给我打下了比较好的声乐基础，培养了我良好的歌唱心理状态。使初出茅庐的我，在任何场合中演唱，都能保持很好的舞台感觉。即或是内行——上海音乐院的老师、学生——闻名而来，我也从不感到怯场，总是满怀信心，全神贯注于抒发歌曲所蕴含的内在情感。可以说，吕先生是我敲开声乐之门的先导者。在美专学习期间，我渐渐地迷上了音乐，产生了报考音乐专科学校的念头。
1929年夏，我考入了上海国立音乐院（后改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我原打算继续学习钢琴，但因这个专业的名额已满，所以学校决定让我暂时改学声乐，然后再说。哪里想到这“暂时”二字竟一下子决定了我的终生事业。
那时，旧中国的政府对音乐教育事业是不大重视的。而号称全国惟一最高音乐学府的上海音乐院，也只能设在较小院落中一座不大的三层洋楼里。
它不仅条件差，而且设备亦很简陋。由于学校经费少，给学生提供的物质条件，只有几个人合用一间的小琴房和有限的几张老式唱片。至于学生的食宿，练习用的乐器、乐谱和演出服装，都得学生自己想办法解决。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个亭子间，又从琴行租了一台钢琴。学习中必备的乐谱，只能由自己一趟趟跑到外国人开的琴行去碰（中国琴行是不经销乐谱的）。声乐主修科也从不配备钢琴伴奏老师，都是到了考试或者演出的时候，才临时指定凑合。
幸好，音乐院的创办者——萧友梅先生不惜重金聘请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中外专家、学者，如：蜚声乐坛的名作曲家黄自先生，俄国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查哈罗夫等人来校任教，使教学质量有了保证。
我的声乐教师斯拉维安诺芙夫人，是一位有较高艺术修养的戏剧女高音歌唱家。她有着极为丰富的演唱经验，熟谙大量俄罗斯、西欧声乐文献，并通晓法、意、英、德等国语言。她也是一位非常热心的教师，常常给我和另外一个同学额外加课，而不要任何报酬。在她悉心指导下，我接触了各种成套的声乐技巧练习与相当数量的欧洲艺术歌剧咏叹调，使我的演唱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当我将升入四年级的前夕，她因故离开了中国，从此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她的任何消息。但她对我在艺术上的发展和追求，起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她在教学中种种生动奔放的示范教唱，使我永生难忘。她走后，我师从于周淑安先生，周先生也是全院合唱课的指挥，她的教学内容丰富多样，开阔了我的眼界，使我获益不浅。
在音专的四年里，我不仅能很好地完成课内作业，而且还喜欢自学。课余时间，我经常和一些同学轮流相互伴奏，视唱各类声乐练习曲和作品。从中我浏览了不少音乐曲目，扩大了学习范围，同时也迅速提高了视唱能力。
我虽然学习很用功，但却不是个死读书的人，游泳、看球赛是我最爱好的活动项目。遇有机会，我绝不轻易放过。不过我从不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闲聊和无谓的消耗上。由于我努力好学，所以成绩一直是直线上升，名列前茅。
在学校举办的对内、对外音乐会上，几乎每场都有我的独唱，而且也是三个轮流压台节目（另两个节目是钢琴和小提琴独奏）之一。我也参加了赴南京、苏州、杭州等地的演出活动，并于苏州东吴大学举办了我的首次专场独唱音乐会，受到了师生们的热烈欢迎。观众们的赞扬和掌声使我的歌唱欲望越来越强，也促使我与声乐事业纽结得愈益紧密了。我虽然为此感到欣慰，但却从未沾沾自喜过，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与国内外有成就的艺术家相比，我只不过是个刚刚起步的小学生罢了。通往艺术殿堂的路途，还漫长得很呢！
在校期间，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九一八事变”。我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心里燃起了对日本侵略者仇恨的怒火，热血在全身沸腾，我立即投入了抗日募捐活动。用自己的嗓音，和着集体有力的歌唱节奏，怀着极大的民族义愤和抗日热情，慷慨激昂地高唱黄自先生的《抗敌歌》、《旗正飘飘》等爱国歌曲。
当我们的歌声与民族反侵略的吼声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似乎体味到了自己歌唱的真正价值。
在音专的四年里，学习一帆风顺。惟一的困难就是家道中落带来的经济拮据。当时音专没有助学金、奖学金。就在我为筹措交付租琴、买谱子、做演出服的费用而感到发愁的时候，幸运地遇到了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先生。黄先生是位醉心于文化艺术事业和乐于辅助有志青年的人，他曾数次帮助徐悲鸿先生度过了难关。他是我们学校音乐会的忠实听众，对我的演唱很为赞赏。他主动找到我，把我介绍到上海私立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正始中学和一个教会小学兼任音乐课，获得一点收入，以补我学习费用的不足。如果不是得到这样一位长辈和有识之士助我一臂之力，很难想象我的前途又会是一种什么样子，所以直至今日我仍然十分感激和怀念黄先生。
1933年，我以优异的成绩与另两位学器乐的同学，作为首届毕业生，参加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并在假八仙桥青年礼堂举行的毕业生音乐会上，演唱了多尼采蒂的歌剧《拉美摩尔的露琪亚》中露琪亚“疯狂场景”的整个唱段，以及贝多芬、格里格、利扎·雷曼的艺术歌曲和中国歌曲。演唱时我非常兴奋，心里充满了激情，身心完全沉浸在歌曲的意境中，似乎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当观众祝贺我演唱成功的掌声，从礼堂的各个角落骤起的时候，我一下子看见了父亲露出的满意的笑容。内心突然发觉父亲当初让我学音乐，并不是什么异想天开，而正如一些比较了解我的老师和同学所说，是独具慧眼。
同年秋，经过友人介绍，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第一个工作岗位，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担任助教，讲授声乐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