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很多知识界青年痛感中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落后，纷纷远涉重洋到海外留学。我同样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决心赴美深造。1935年夏，我在亲友们的资助下，启程前往美国，入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音乐系学习。按我的专业学历，学校认为我完全有资格申请读硕士学位。但我并不怎么看重学位，在我的心里，最重要的是求学求知，并不是图个头衔。衡量一个人成就的大小，主要不是看他有没有学位或头衔，而是要看他是否有真知灼见。对我来说，自由选读研究生课程，会取得更大的学习主动权，可以有针对性的博采深钻。否则，就得花费不少时间去学一些对我用处不大的课程。经过比较权衡，我放弃了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选学了声乐课、声乐文献、作品分析、对位法、音乐史、着名作曲家专论、合唱指挥、教育学、心理学以及德文、法文、英文等课程。主课由声乐教授及合演指挥家埃瑞克·达德曼先生教授。他是一位在当地颇有声望的男中音歌唱家，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他治学严谨，教学经验丰富。在他的教导下，我学习进展比较快。达德曼教授常对我这个中国学生另眼相看。每当有哪个同学唱不清词的时候，他就把我找来做示范。这无形中便成了促使我追求新的学习高度的动力。对此，我从没有自鸣得意过，因为摆在我面前要学、要钻的东西太多了。有时，我面对钢琴一练就是半天。抓住作品的重点、难点，反复咀嚼琢磨。我深切地体会到，天赋虽然是学习音乐的一个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后天的努力、勤奋，则是决定一个人事业成败的关键。在达德曼教授的指点下，我不仅能够演唱古典和近代的艺术歌曲以及歌剧选曲，而且还可以演唱抒情戏剧和抒情花腔等各种类型的女高音曲目。
由于经济来源有限，我不得不靠外出演唱获得些许报酬来补充留学费用的不足。我入学不久，就由一位教授推荐，经过严格的考试，被拥有八十余人的长老会大唱诗班录取。随后又被聘为该唱诗班的独唱兼领唱女高音，每月可得几十美元的报酬。我曾演唱过大型神剧：亨德尔的《弥赛亚》，门德尔松的《伊利亚》，海顿的《创世纪》、《四季》等作品中的女高音独唱部分。我永远不能忘记在唱诗班遇到的那位热情、好心的退休牧师。他自愿出资印刷介绍我演唱的宣传海报，并通过他的亲朋好友四处散发。为给我争取演唱机会，举办独唱音乐会而奔波。留学期间，我先后在纽约州、佛罗里达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地，举行了数十场独唱音乐会。其中一次，是我在翻阅报纸时，偶然看到纽约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登载的、为主办青年歌唱家现场转播音乐会招募演员的一则消息。这是专门给尚未出名的青年演员安排的一小时实况广播。
我的心随之而动，暗想，我为什么不去申请试试看呢？经过面试，很顺利就被录取了。当我站在话筒前的刹那，我感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向全美国听众演唱的自豪。我忘情地演唱了我国歌曲和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歌剧咏叹调。歌声刚落，广播音乐厅一千多名观众，即刻发出了最强烈的反响，整个实况广播现场的气氛达到了最高潮。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很难用语言说得清的。由纽约返回康奈尔大学不久，我出乎意外地接到了纽约一个演出公司的聘请书，邀我参加他们组织的青年女音乐家巡回演出团，到美国各地公演。
除食宿、旅费全由公司负担外，每月另给一百美元的酬金，合同期一年。这对每次临时找演出机会，靠每场的微薄收入来补贴自己留学生活所需的我来说，无疑是十分诱人的。但我很矛盾，一年的时间实在太长了，那将会贻误我的整个学业。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心婉言谢绝他们的盛情邀请。以后，我在旧金山三藩市举办1939年万国博览会期间，开了一场独唱音乐会，同时又被邀请至费城电台演唱。观众和听众反应都非常热烈。当地报纸以中国第一个站在该城舞台上的青年女歌唱家为话题，进行了热情洋溢的专题报道和评论。有一位记者这样写道：“此刻你的祖国听到你美妙的歌声，一定会感到欣慰的。”它至今还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一位华侨妇女听到电台介绍说我是中国留学生时，立即驱车直奔广播电台来找我，兴奋地握着我的手说：“第一次听到我们中国人在这里唱，我感到很高兴。”接着她热泪盈眶地讲述了华侨所受的歧视和无依无靠的痛苦，以及盼望祖国早日强盛起来的心情。听到她这些发自肺腑的话语，身处异国的我，更加眷念遭受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的祖国。
在我参加外国留学生组成的巡回演讲团赴佛罗里达州十七个城市作演讲的同时，接连举办了我的个人独唱会。演出中，我利用开幕前和幕间的休息的时间，义愤填膺地对美国听众发表演说，呼吁他们行动起来敦促美国政府不要向日本政府出售废钢铁，不让他们制造武器屠杀中国人民。
1939年我结束了四年留学生活。想到危难中的祖国和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的亲人们，我绝不能在名成学就之后，追求舒适安定的生活。于是我谢绝了美国朋友的挽留，毅然乘船绕道越南，返回战火纷飞的祖国。
我怀着一腔热血回到祖国，但报国无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令人感到失望和窒息。在最初的几年里，我只能埋头于音乐教育工作。自1939年冬起，我先后在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任教师，恩施湖北省立教育学院和国立湖北师范学院任教授兼音乐系科主任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辞去教职，迁居武昌。此后主要从事演唱。我走遍了江南和西北地区各大城市，也到了香港。我给大学生演出，多为义务性的，即使卖票，票价也定得很低。1948年春，在去交通大学开音乐会之前，我曾写给该校学生自治会一封信，信中提到：“关于门票的事，最好免费。若同学们想借此得点福利金，在原则上，我绝对赞成，但票价越低越好。因为我到校演唱的目的，就是为着那些喜欢音乐而不能买票的。即使这些经济力量不够的学生是少数，我也绝不能忘掉这一小部分爱好者。”早在1930年第一次登台为听众演唱时，我就萌发了向广大民众普及音乐的朴素想法。那时我常想：“将来一定要让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喜爱我的演唱；有朝一日，中国也要像欧洲许多国家一样，在各大城市建立音乐厅，开音乐会或唱片音乐会，甚至免费招待听众，当然，我的这些想法与当时的现实是不可能吻合的。
1947年夏，张治中先生邀请我赴甘肃、新疆演唱。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较开明的军政界人士，因而欣然应命前往。我带着能否被身居西北边陲听众接受的疑虑来到兰州，下榻于张治中先生的女儿张素我家。在她的家里，举行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招待会。按照日程，一共安排三场独唱音乐会。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音乐会大受欢迎，观众反应强烈。当地报纸连续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应市民群众的一再要求，为了让更多的人听到我的演唱，我决定在兰州市郊、玉泉山脚下三面环山的凹谷里，举行露天独唱音乐会。音乐会定在下午，但观众从上午就开始陆陆续续来到了会场。我站在豁口凉亭望着周围成千上万的观众，内心万分感动。在这比古希腊、罗马演技场的场景还要壮阔宏大的天然舞台上，我一连唱了二十多首中国歌曲。虽没有扩音器可用，但不论坐在哪个角落的观众，都听得很清楚。每曲终了都能听到暴风雨般的掌声，而且一再要求加唱。我深切地体会到广大群众是多么热爱歌唱艺术，多么需要音乐啊！我渴望有更多的演唱机会，通过我的歌声，把音乐的种子，撒向四面八方，让它在更多人的心灵里开放出美丽芳香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