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荣琛（1916-1996），京剧表演艺术家，系程派着名传人，主演过多种程派名剧。
举家北上
1926年左右，我十周岁时，我们举家离开安庆北上，迁居北京。从此，我再没有回过安庆天台里祖居，一别近七十年。
我们全家迁居北京时，先父才四十岁出头，在北京既没有居官，也没有做什么事，而是在家纳福当老太爷。那为什么非要舍弃祖业，离开家乡而北上进京呢？父母都没有深谈，我想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先高祖遂园公谢世时，留有三子九孙，先祖伯远公是长房长孙。他有四子，先父居三，因两位伯父早亡，他实际居长。如此算来，从遂园公下传至第四代、五代，各房繁衍，人口大增，天台里再加上南京的祖宅再大，也容纳不下。所以，我们从天津回安庆，在天台里没住多久，就搬出来到后围墙单住，显然是为了避开封建官僚大家庭中的拥挤、混乱、陈腐和矛盾。北上迁京，可能是为求得进一步摆脱，得以清静度日。
（二）封建大家庭随着子孙繁衍、时代变化，不可避免地由盛而衰，逐渐走上分崩解体之路。赵家祖辈几代为官，当然也积累了若干财产，包括在太湖原籍购买了相当数量的田产，佃租是这个封建官僚大家庭的重要收入之一。
赵家有多少财产，我不清楚；《遂园自订年谱》中有在太平天国乱后，于太湖原籍买田置产的记载，之后几代为官，想亦有增添之举，先曾祖养斋公在南京新建巨宅就是一例。但是，富有殷实的大家庭到子孙后辈就要析产分家，赵家也不能例外。北上前，先父带我去上海在大姑母家住那么久，大概就是与姑母商量今后的行止。迁居北京，可能还同先父母少年时随两家长辈在京做官（先父母都是一口京腔），对旧京繁华留有较深眷恋有关。
（三）我的大姐荣璇（1904年生，与程砚秋先生同庚）此时已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小她两岁的大哥随后进入南开大学。子女只身在北方求学，父母不太放心，全家迁京可就近照拂，恐也是原因之一。何况我们这房早已分家单过，在哪里生活都一样。
就这样，父母带着我们姐弟（七弟荣琅1922年生在安庆，小妹荣玫刚出生）全家来到北京，租住在北新华街西绒线胡同靠六部口把角路北的一所大四合院。大街门是绿色的，不大，我们称之“小绿门”；房舍却很宽大，三层院子，前院倒座南房做外客厅，进垂花门为带廊子的中院；北上房，东西厢房，再有小夹道通后院，又是个四合院，近似于电视连视剧《皇城根》中名医“金一趟”的金家大院，不过后院要比金家大院的后院仅三间北房要宽绰得多。这种四合院在北京不少，多为中等富足人家居住。赵家从祖辈起，就没在北京买房置产，几代都是租房住。这所“小绿门”，二十年前还存在。近拆建成五层楼的邮电部招待所，还有餐厅对外营业。每过绒线胡同，不由停车驻足，忆及当年初入北京种种。
安庆天台里祖宅，旧日官宦气派不减，有门房传达，听差、仆妇、丫环甚多。到了北京，我们一房只十几人，父母在家闲居，不过略有积蓄、囊中充盈些，气派当然难比天台里以至后围墙时。虽也有门房听差，主要是看门洒扫，厨师、仆妇也都有，至于原来几乎我们每人都有看妈、丫环来伺候，现在也就用不着了。
到北京后我跳班进入离家很近的西侧崇德小学三年级。这是一所教会学校，还有中学。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博士就出自崇德中学。教会学校要敬上帝、做礼拜、唱圣歌，不胜其繁，我有点受不了，就转学到也不太远的东边兵部洼的北京市立第七小学。那时的公立小学要求较严，程度也较高，第七小学更为着名。我在这里完成了小学课业。
广看京剧 如鱼得水
到北京最让人愉快的是能常看京剧。我在上海随表哥表嫂们看了不少京剧，使我十分着迷。在北京，母亲家居无事，大姐是学国文的，都很喜欢看京剧，常带着我们去前门外的戏园子听戏。每次去，都是携大带小，兄姐们是轮换着去，我是一次不漏、必然要去，三妹常随我行动，连尚未入学的七弟荣琅，每次也少不了他。别看他只五六岁，戏迷劲儿不弱于我。
那时，和平门还未打通，看戏要坐车往东，经司法部街出前门，到大栅栏、珠市口一带的华乐园、广和楼、中和园、三庆园、广德楼、庆乐园、第一舞台去看戏。戏罢归来，戏园子门口有不少拉散座的马车等着待雇，我们常一家子雇一辆马车，在“得，得”的马蹄声中，进前门原路而回。虽已深夜，我毫无倦意，兴奋非常。那时夜戏散得晚，不管多么晚，我都是这样，晚上不困，早晨照起床，不像在安庆时我常因睡懒觉而误了上学。
20年代中期的北京，京剧正如花团锦簇，繁盛一时，堪称名角如林。老生余叔岩、王凤卿、高庆奎、言菊朋、时慧宝、王又宸、马连良、吴铁庵等；旦角除1927年《顺天时报》评选出的梅兰芳、尚小云、程艳秋（1932年后改名为程砚秋）、荀慧生、徐碧云“五大名伶”外，还有筱翠花、朱琴心、王琴侬、王蕙芳、王幼卿等，老一辈的陈德霖、田桂凤、王瑶卿等也不时登台；武生杨小楼，花脸郝寿臣，老旦龚云甫，小生朱素云，武旦“九阵风”阎岚秋……好手如云，佳剧迭出，我大多看了。就连年逾九旬的清末老生新“三鼎甲”之一、人称“老乡亲”的孙菊仙偶尔露演，我也赶上亲聆佳音；老人年纪太大了，嗓子还那么冲，就是有时跟胡琴“不说话”，出入台帘也要有人搀扶。那么多好戏、好角，使我看得如醉如痴，爱之弥深。童年之大看京剧，不仅培养了我的兴趣，也是后来我走上京剧之路的启蒙教育。
众多名角中，我最偏爱的是程艳秋。此时，程先生二十几岁，已名冠一时，他新排的私房本戏，除最初的《梨花记》、《龙马姻缘》和《玉镜台》因后来演出极少我没赶上看之外，像《红拂传》、《花舫缘》、《孔雀屏》、《风流棒》、《鸳鸯冢》、《赚文娟》、《玉狮坠》、《金锁记》、《青霜剑》、《碧玉簪》、《梅妃》、《文姬归汉》、《沈云英》、《陈丽卿》、《朱痕记》、《柳迎春》等以及之后的《荒山泪》、《春闺梦》，我都一个不漏、不止一次地看了。程先生的传统老戏如《玉堂春》、《四郎探母》、《王宝钏·红鬃烈马》、《三娘教子》、《御碑亭》、《桑园会》、《贺后骂殿》、《宝莲灯》、《虹霓关》、《能仁寺·弓砚缘》、《龙凤呈祥》等，也都看了，反复地看。真是越看越爱，程先生曼妙的声腔和表演深深地迷住了我。
人在少年时模仿性很强。看了这么多好角名剧，崇拜的除程艳秋外，还有余叔岩。功课之余，我也不由自主地加以摹仿，尤其是程先生的唱做方面。
我学程腔，只靠看戏不行，还要反复听、仔细学。那时的条件，除有留声机外，还有了广播电台。我有一副矿石收音耳机，夜深人静，我戴上耳机拨来拨去，寻找我最喜欢的程腔。找到了，自然乐不可支，凝神细听，随腔记谱，以至按谱寻声、拍板学唱，甚而深夜不眠。有时耳机出了毛病或电台找不准，急得人心如火焚，有次气得竟把耳机给摔了，之后又去买新的。后来家中有了手摇的老式留声机，买了不少京剧唱片，这就方便多了。做完功课就对着唱片反复听学。两三年中，我学会了不少唱段，有老生的，梅、荀、尚的，更多还是程派的；与此同时再继续听戏，实际验证又有所提高，已觉得很满足了。
京剧是我们全家的共同爱好。父亲虽不常去戏园子看戏，但晚饭沽饮两杯微醺时，也常常哼一段“昨夜晚吃酒醉……”自得其乐。我们常去听戏的人，也各有各自的喜爱者。母亲倒无所谓，听谁全行。大姐和我一样，最爱听程艳秋；二姐体弱，不大去听戏；三妹惟我马首是瞻；三哥爱看朱琴心；四哥很迷荀慧生；六、七两弟尚小，武戏和戴胡子的老生最吸引他们。大哥在天津求学，不参加我们的活动；惟有二哥却迷上了拉胡琴。他先在协和医学院学医，后辍学考入邮局工作；那时的铁路、银行、海关、邮局号称“四大铁饭碗”，薪俸待遇较优越，是我们弟兄中第一个经济上自立的人。他花钱请了女老生李桂芬的琴师张先生，按时来我家教他拉胡琴。每逢张先生来时，二哥绝不许我们在旁边。胡琴太迷人了，没胡琴干唱也没劲；不许我进屋，我就躲在门外偷听偷学，然后再自己练。二哥有两册胡琴工尺谱，谁也不许动。他不在家时，我钻进他的房中偷着瞧，再对着唱腔、过门琢磨，私下练，竟然逐渐把工尺谱学会了。所以我从小就会拉胡琴，虽然拉不好，倒是有师承，不过是偷学的。
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北京更名北平。留学英国的五舅洪逵（字岐龄），到北平就任教育局长。他也是戏迷，常玩票，唱余派老生。我也喜欢余派，我们舅甥有了共同语言。五舅闲时来我家，还教我唱老生，什么《空城计》、《搜孤救孤》都跟他学过，有时就拉起胡琴唱起来，听众是我父母，还有弟、妹。五舅住在东城府学胡同一所宽大的宅院中，有时我去那里玩，唱戏是必有的内容；五舅还带着我到朋友家去玩去唱。记得有一次他带我到一个名为“宾燕花楼”的清吟桌茶楼去玩，我还唱了两段余派老生，俨然一小票友了。
师大附中使我京剧入门
我这么迷京剧，又瞧又唱，可没耽误功课。在市立第七小学的三年期考中，我没出过前三名。1929年小学毕业考中学，我的目光盯住了有名的、程度很高的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这所学校报考的人很多，录取标准很严。
我不敢说有十分把握，就在报考师大附中的同时，还报考了府右街的四存中学和灯市口的育英中学，以求稳妥。结果三所中学我都被录取，四存、育英的录取名次很靠前；师大附中的录取名次就中间偏后了，不过能考上就很幸运。
这年秋季开学，我同现仍住在北京的小学同窗好友、后成为着名的水电专家的沈长荣，一起进入师大附中。
师大附中位于和平门外南新华街北侧路东。南隔壁是有名的师大第一附小，对门是师范大学；再往南就是书肆林立的琉璃厂，过春节时的厂甸，以海王村公园为中心，从和平门南至沙土园、虎坊桥以至东西琉璃厂，摊位接连，各式小吃、杂物、空竹、风筝、京剧刀枪把子、绒花、鲜花、古玩、小玩意儿、旧书……还有专卖字画的席搭暖棚，非常热闹。
师大附中建于1901年，原名五城学堂，是推行新学教育较早的新式学堂之一，建立比师范大学还早一年，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这所学校人才辈出，培养出许多知名有成就的科学家、教育家，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就有多位出身于师大附中。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华人中，成立有“清华大学校友会”，其中竟有“师大附中校友组”。我入学时，还是男女合校，却简称为“男附中”（30年代后期才只收男生，名副其实），另有师大女附中相对应，在西单辟才胡同，此校拒收男生。此种编制、称谓颇感奇特。当时，我三妹考上的就是女附中。
北京分内外城，内城的南城墙原只有三个城门：正阳（前门）、宣武、崇文；东西便门已离内城城郭，而在外城东西边角。和平门是20年代末才打通新开的，还在护城河上架了一座桥，桥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铁路，火车站在前门，分东西两站，平汉线和货车走西站。这样就使从虎坊桥经和平门到西长安街成为平坦通途。着名科学家钱学森学兄进师大附中比我早几年，他回忆说，那时还没开通和平门，他上学要先往西出宣武门，走西河沿往东再绕到学校，多走不少路。我入学时，和平门新打通了双城洞，从绒线胡同往南出和平门到附中，不过十几二十分钟，很方便了。不过，就怕碰上过火车，栅栏一拦要等好久，没准就会迟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