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学时，师大附中的校门也不在现在的南新华街的大街上，而要从师大一附小南墙外、靠近海王村公园北侧的那条东西走向、通向南城电话局的小巷子绕进去。校门坐北朝南，校门内有一块长方形空地，西侧是女生专用的篮、排球场。空地东侧有花有树，还有音乐教室。往北是个砖拱门的带顶的通道，砖拱门上面镌刻有“附属中学校”校名。由此进入教室区，中部和东部是男生区，西部隔开是女生区，男女合校却不同班不同区。男生的大操场包括足、篮、排球场在教室区的西北方，西临南新华街，北墙有后门通向西河沿。后来在南新华街建立了新校门，教室区和操场就倒了个儿，老校门内的球场就成了幽静的小后院。1983年11月2日师大附中校庆那天，我返回母校，还同老校友们在原来的砖拱门下合影留念，五十多年前的旧地重游，忆发不少感慨。现在附中大翻建，在大操场上兴建起教学大楼、实验楼，还有日本援建的姐妹学校教育楼；原教室区拆除建成运动场，又倒回来。据说许多老校友建议：不要把这座有百年历史、国内外知名度很高的学府，弄得陈迹全无，至少那座砖拱门不要丢弃。要找个地方重建起来，以慰海内外诸多老校友之心。因为这是历史。在这座砖拱门下，走出了多少学有卓识的专家名人（按：现在师大附中扩建，将师大一附小老校舍并入师大附中，老校门重建于南新华街上；一附中挪建于老师大西部，更名为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师大早在50年代迁建于北太平庄）！
我进附中时，由于北伐成功，这所以程度高、功课严着称的学府，校内气氛也较为活跃，有各种文体社团活动。其中有个“国剧研习社”，吸引了不少爱好京剧的师生，课余吹拉弹唱，还外请京剧内行来教戏，逢年过节的同乐会，师生们总要“票”两出。我入学没多久，就一头扎入“国剧研习社”，成为积极分子。
国剧研习社结拜六兄弟
国剧研习社中大多是老师和高中同学，像我这样十三四岁刚入学的初中学生很少。但我能唱旦角（嗓子还不行）、老生，还能拉胡琴，会的戏不少，大家对我就另眼看待了。几乎每天课后，我都泡在研习社，简直乐不思归了。
在研习社中，我结识了好多位高中同学。由于兴趣一致、意气相投，我与其中五位换帖结拜成金兰兄弟。大哥杨莲生（后改联陞），唱言派老生，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学美国、任哈佛大学教授多年，已故。二哥张宪昌，梅派青衣，嗓音甜亮唱得有味，我给他伴奏过《宇宙锋》，法政大学毕业后当律师，今在北京。三哥曾世骏，喜程派，专工胡琴，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后久居香港，为海外着名程派琴票，1993年病故。四哥周昀（字万明），马派老生，对程派亦颇有研究，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在天津银行界工作，近仍健在已双目失明，曾有阐述程派论着问世。五哥彭国庆，余派老生，清华大学地质系毕业，定居瑞士，任大学教授，已故。我最小，是六弟。六兄弟今三存三亡，存者亦耄耋之年了。还有一位和曾世骏同班、长我四岁的学兄刘曾复，是老一辈三十六位着名生理学家之一，同时又是一位京剧研究家，余派老生、杨派武生和钱（金福）派功架脸谱，都造诣精深，为海内外京剧内行和票界叹服。当时，曾复兄在国剧研习社参加活动不多，除活跃于足球场上（他是附中、清华足球校队后卫“二道”；在附中我和他常一起踢足球）外，他的京剧活动却是匹马单枪。他从王荣山、王凤卿学老生戏，跟刘砚芳、钱宝森学杨派把子、钱派身段，随钱金福学勾脸，研究积累各京剧花脸流派的脸谱艺术（其脸谱作品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等世界名馆，并出版了专着图集），仅京剧老生戏从总讲到全部锣鼓、身段，他就会二百出之多，真可谓文武昆乱全能的京剧票友中的佼佼者。
至今我们还时有往还，同曾复学兄一起切磋艺术。
由于有国剧研习社和一批同好的师长、同学，我是如鱼得水，得其所哉。
我们进而觉得仅国剧研习社规定的时间不能满足，于是就另外找地方找时间活动。一是轮流到各人家中去“玩”，也就是一起打拉弹唱，有如票房活动，不过没外人；二是相约一起买票去看戏，回来研究分析，探讨收获。
进中学后我们搬了家。绒线胡同“小绿门”的房舍宽大，住得舒服，但发生一件事促使我们非搬不可。我的二姐荣琰就读于北京女师大，忽然患病，各方延医诊治，终未见效，最后恹恹夭亡，我们全家不胜伤感。丧事既毕，邻居悄悄告诉，小绿门“不干净”，属“凶宅”，不宜久居等等。联系二姐夭折，全家对此虽疑信参半，但终觉以迁居为宜，乃急速找房搬家。老北京夙有“东贵西富”之说，即官宦世家多住于东城。可能我家也就从此俗往东城迁徙。好在那时北京空房多，找房很方便。我家先后住过东单三条（协和医院南门对过路南）和东四牌楼前拐棒胡同东口路北，都是独门独院，只是没有“小绿门”那么宽大了，家中仆役也随之酌减。因搬了家，去和平门上学路远，父亲给我买了一辆德国三枪牌自行车，在30年代初这可是稀罕物了。
我有了自行车，行动更方便，“四九城”都能去。结义大哥杨莲生住东城遂安伯胡同，离我家很近，常有往来，他唱我拉。如果大家在东城相聚，则多在他家，大家轮流唱，操琴是曾世骏和我。若放学后不回家，则常去菜市口丞相胡同潮州会馆曾世骏家，在那里可不比寻常，是全副文武场、锣鼓喧天地大唱一番。潮州会馆很大，大小十几个院子，曾家住头层正院，五间大北房，厢房两东两西，都带廊子，南是垂花门，形成一个相当于排球场的大院子。我们去曾家，除了唱戏外，有时还在这个院子中拉上网子打起排球来。
要说打球，也是我进入师大附中后除京剧之外的最大兴趣，耗费了不少时间精力。我打排球（排球是附中最普及、最拿手的，校队一直名冠于北京，1949年的首届中国排球队，就有附中毕业的两名选手，我的学弟），也踢足球。排球那时是九人制，我打二排中，曾世骏身材高，打二排左扣手；足球我踢三道中即前卫，常与刘曾复的后卫同场配合。我们组队经常对垒厮杀，或初高中混合编队，或初中代表队向高中大学兄挑战。逢有这类比赛，观战同学不少，也常有女同学在旁助兴。我们这些“男子汉”，也就更来了精神，努力在球场上表现一番。因此到曾世骏家去玩，有地方有球，唱完戏打排球自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们这个“课余演唱小组”是哪里都去。我的同班同学章文祺，乃大相士“金刚眼”章益人先生的长公子，安徽绩溪人，和胡适同乡，跟我算安徽小同乡。他也喜欢京剧，在国剧研习社中打小锣，专注得很。一次，他邀我们到宣武门外椿树上头条绩溪会馆中他家去玩，我们浩浩荡荡去了，在章家前厅中又拉又唱好开心。文祺学兄的两位母亲以安徽风味的点心香茶招待，他的不足十岁的二弟文和倚着门框好奇地瞧着不动窝。后来章文和学弟也考入师大附中，十分迷京剧，唱花旦和拉胡琴，或许受了他大哥和我们的影响。“七七事变”后，文祺兄放弃升大学，毅然投笔从戎，在大后方接受军训，成为蒋纬国先生指挥的战车一团的主力营长。40年代在重庆，他常来看我的戏，约我去他家吃饭，老同学相聚分外愉快。后来就不知其下落了。原来他就在北京：1948年淮海战役中，他被俘，后遣送回来，从此背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蛰居在家，生活、精神上都很苦，不敢同老朋友相会。后来有了工作收入，空闲时也常参加街道上的京剧活动，还是打小锣。50年代我在北京演出，他一直注视我这位老同学，却没有再像在重庆时那样，兴冲冲地到后台来找我。
后来文祺兄郁郁而终。近年海峡两岸关系大为和缓，文祺兄的袍泽故旧来大陆探亲旅游，常有人去探望文祺兄的遗孀子嗣，致钱送物，道义之情可感。这是我近年听一位朋友转述的，闻之不胜唏嘘。
我们的另一活动是看戏。我除了继续随家里人一起去戏园外，六兄弟还时常有挑选地去看京剧。尽管名角的票价较贵，要大洋一元左右（可买半袋面粉），好在我们大多家道殷实，还承受得起。我当然挑着看程砚秋先生的戏，曾世骏、周昀二兄常一起同行。记得1931年夏秋，程先生的《荒山泪》、《春闺梦》相继问世，古城轰动；我们看后激动不已、佩服至极，立即仿而学之。
1932年，程先生去欧洲访问考察，虽然我已将届初中毕业，功课繁忙，仍以暂时听不到我所挚爱的程派戏而怅然若失；即使此时有亮出程派旗号的新艳秋红得发紫，我也去看，不过还是不满足，希望能欣赏原版真迹。
我迷程派，迷之深，爱之狂，开始只是自发地摹仿，由于年幼知识有限，对程派仅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在国剧研习社中，一些年长的师友，对我指点帮助，使我逐步能从声腔、字韵、表演的道理有所理解，进而揣摩分析，探窥程派艺术的门径。我非常感念曾世骏三哥，他这把胡琴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们一字一腔、一招一式地推敲探讨，他为我操琴伴奏，相互切磋鼓励。世骏兄的胡琴六十多年没放下，对京剧声腔音乐尤其是程派，研究很深，得到过轻易不夸人的名鼓师白登云先生的赞赏，在程派艺术的海外传播上卓有贡献。
1992年秋，我从美国回北京，途经香港，目的之一就是探望病中的世骏三哥。
见他衰弱不堪，料他存日无多，两双手紧握唏嘘难言，这是最后的诀别，不久他就作古了。
因为迷京剧，外面的交往也多了，认识了研究程派出名、后来在台湾教戏的高华先生。他比我们都年长，当时大约二十多岁，风流潇洒得略有点过。
有一年夏天在东单三条我家聚唱，高华兄也来了，我拉他唱，大家玩得很高兴。可是，高华兄那天的“扮相”太特别了：鸭蛋青色的纺绸长衫，内穿淡粉色的绸裤褂，黑缎鞋白丝袜，油头粉面，女声女气，说实话，全身上下一股比戏班内行还十足的唱旦角的脂粉气。我们没有在意，却引起家母很大反感，限令我以后不许跟这种“戏子”来往。后来高华兄去了台湾，一生研究程派，成为着名教师，在宝岛教出不少程派传人。
在师大附中初中三年，除上课外，大部分精力我用在了京剧上，修养、见识有显着提高。我知道这是“业余爱好”，只是爱和玩，并没有想，客观上也不允许我想以此为业、“下海”从艺。我还是要走兄姐和同学们的升学之路。
命运也在捉弄人。也许我在上初中时，年少缺少自制力，业余兴趣放得太开，功课多少受了一些影响：我的国文、英文、史、地成绩都很好，数学相形见绌，也波及到理、化。师大附中有诸多名家执教，功课要求相当严并且全面，尤其重视数理化，这方面若软一点，不管什么人、何种背景，都一视同仁，难免被淘汰。1932年我从师大附中初中毕业，就因为这点，没有考上本校高中，而转入了位于琉璃厂前孙公园的安徽中学高中部。尽管我在安中成了拔尖的学生，但学校的条件、教学水准都难比师大附中，心里总怀有一种难言的失落感。
我仍惦记着师大附中和那里亲密的同学以及国剧研习社。好在两校相距很近，我有空就往附中跑，与老同学相聚，一起打球、唱戏。我还组建了跨学校的排球队，一个是“轰队”，全是男生；另一个是男女生混合的“咪咪队”，两个球队都是我当队长，经常外出比赛，战绩不俗。但这些都不能排遣我难以在师大附中继续求学的抱憾。
虽然如此，我还是由衷地感谢我的母校北京师大附中。三年中，它不仅在文化知识上，也在京剧艺术上哺育滋养了我，为我后来走上京剧演员之路，奠定了初步基础。而师大附中的历届校友中，从事文艺工作的本来就很少，却也出了一些杰出的人才，如音乐指挥家李德伦、文物鉴定家史树青、话剧艺术家于是之、电影艺术家向梅、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女高音歌唱家叶佩英、作曲家施光南等，都比我晚几年以至十几二十年，是我的学弟、学妹。历届校友中，对戏曲、京剧喜爱并有研究的大有人在；但以戏曲为职业的只有三人：
除我外，还有刘乃崇和胡金兆，他们是编刊物、从事戏曲研究写评论的；成为京剧演员的只有我一个。这也算给师大附中辉煌的历史成就中，增添了一个小小的异常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