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这样的：
约在1936年春，我在华乐搭王又宸先生的班演戏，剧目是《二进宫》，我只顾专心演戏，台下有什么动静，我是不大察觉的。等散戏卸了妆，戏院的经理万子和跑来找我，对我说：“快到柜房去，尚先生在那儿等着你哪！”这我才知道，原来尚小云先生已经在前台看过我的演出，现在是特意来看我的。我随母亲连忙赶到柜房去见尚先生，记得李多奎先生也在场，他也陪我们一起去见尚先生。
有一句话，叫“文如其人”，说的是写文章，演戏也一样——“戏如其人”。
尚小云先生的演唱刚健婀娜，演的多是豪爽刚烈的女性，他的为人也是快人快语的。尚先生见了我，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没谈几句话，他就对我母亲说：“我喜欢这孩子，这孩子挺有出息，让他到我家来吧，我给他说说戏。”
这件事在我同李凌枫先生的师徒关系上曾经引起了一场波动。在我来讲，我当然是愿意去尚家求教的；在师父来讲，则是触动了他本身的利益，因为我们的关系是受契约制约的。既订了师徒契约，又要另投名师，这在戏班里是犯忌的，师父认为这是要夺他的饭碗。但尚先生的名声大，师父又不好意思当面把事情说破，心里就老大不高兴。这时，师父就只好求助于王瑶卿先生，告了尚先生一状，说：“尚小云要抢我的徒弟。”
王瑶卿先生的辈分大，资历老，同尚先生也是师徒关系。李先生认为由师父主持公道，尚先生不能不听。王先生听了李先生的诉说，当即给尚先生打了个电话，说：“听说你挺喜欢君秋，他可是李凌枫的徒弟呀！”一听这话，尚先生全都明白了，他爽快地笑着对王先生说：“您放心！我根本没这个意思，我就是喜欢这个孩子，要给他说几出，不抢李凌枫的徒弟！”王瑶卿先生把打电话的事告诉了我们，师父放心了，我也舒了一口气。不久，我就随着我的母亲及李多奎先生一起到了尚家。
尚先生的夫人王蕊芳，性格很开朗，同我的母亲早就认识。因为我母亲过去在“玉成班”唱戏，班社院子的后门直通王家，经常有个来往，所以彼此很熟识。到了尚家，见到了尚太太，母亲提到了这层关系，便更觉亲热。尚先生对我说：“你师父怕我把你夺了去，我也不便收你当徒弟。这样吧，你就拜我当干老吧！”我母亲忙叫我拜了尚先生。从此，我就时常同母亲一起去尚先生家里求教，常常是母亲在尚家内室帮忙缝制行头，做些针线活，我在前厅听尚先生教戏。因为我常常出入尚家，以后报纸杂志在发我演出消息时，常在我名字前面加上“尚小云高足”之称，实际上我并不算尚先生的入室弟子，但尚先生对我总是另眼看待的。
尚太太也挺喜欢我，时常对我关照。那时，尚先生正给一家小姐说戏，说的是《春秋配》。最初，我不好意思进去听，怕扰了人家。尚太太就对我说：“君秋，去！听着去！”尚先生说戏，口干了要喝茶，尚太太叫我给他送茶去。
我就端着茶盘，上面托着一个细瓷盖碗到前厅去。我知道尚先生喝茶挺讲究，我每次给尚先生泡茶，总要用开水把茶碗里外烫了，再泡上好茶，用小茶盘托着，站在一边听尚先生给那位小姐说戏。
尚先生的《春秋配》有与众不同的地方，“捡柴”一场是西皮到底的，一般唱“出门来羞答答泪如雨下”那段，唱的是二黄慢板，尚先生唱的是西皮慢板；尚先生幼习武生，后改青衣，他的武功基础扎实，“砸涧”一场，同范宝亭先生合作，演得炽烈火暴，险境迭出。我以后演的《春秋配》，从尚先生那里得到了许多的启发和教益。尚先生还单独给我说过戏，如头二本《虹霓关》、《刺红蟒》、《琵琶缘》、《福寿镜》等。这些戏，当时我都演出过，那是“长庆社”时的事情了。
“长庆社”
谈“长庆社”，还得从尚小云先生同“富连成”班社的一段由头谈起。
约在1935年秋，“富连成”里“盛”字辈的学生出师后同叶家闹翻了。一批“盛”字辈的学生离开科班到上海唱戏去了。“世”字辈的学生还没起来，“富连成”一时青黄不接。这时，尚小云先生仗义疏财，出资扶助，并亲自出面给“富连成”的学生排戏，给李世芳等排了《昆仑剑侠传》、《金瓶女》等戏，给叶盛章等排了《酒丐》，一下子使“富连成”的演出又兴旺起来。
第二年，尚先生把其子长春送到“富连成”学戏。长春学了一段时期，退出了“富连成”。尚先生又专为他请了沈富贵先生来家里教戏，同时招了几个学生，其中有赵和春、贾寿春、王富春等，要他们学《武文华》。我去尚家学艺，正是在这个时期。
那时候，尚先生就准备自己成立科班了。听说陈富康先生成立了一个“长庆社”，一共收了二十几个学生在家练功，因为缺少资金，演不了戏，可又舍不得解散，正在那里维持着。一天，尚先生对我们说：“咱们到‘长庆社’看看去！”说完，由我和李宝櫆等陪他到了陈富康先生的家，进门一看，院子里十来个学生在那儿练功，个个面黄肌瘦，光景确实挺苦。这时，尚先生就提出要资助“长庆社”，与他们合并，一起演戏。陈富康先生挺高兴地答应了。尚先生又对我说：“君秋，你就在这儿搭班，唱大轴，给你开戏份。”
去“长庆社”演戏的事儿我自己是不能做主的。回到师父家，我就把这件事同李凌枫先生讲了。李先生倒也挺痛快，说：“行啊，你就在那儿唱吧，只要开戏份就行！”征得师父的同意，我就开始在“长庆社”里演出了。
最初，是在华乐戏院演出，除了我自己主演了一些戏，如《玉堂春》、《桑园会》、《四郎探母》等，还同尚先生一起演过《五花洞》、《福寿镜》等戏。后来，因为演戏的日子安排得不合适，尚先生同华乐戏院经理万子和闹了点矛盾。万子和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要是不在我这儿唱，就找不出一个千人的剧场。”这句话把尚先生拱火了，尚先生说：“你说我找不出一个千人的剧场来，我偏要找出个千人以上的剧场来给你看看！”
千人以上的剧场不是没有，有一个剧场可以容纳三千多名观众，这就是北京第一舞台。
第一舞台在北京市珠市口大街路南给孤寺附近，东家是一个开银行的姓孙的先生。这个舞台不仅座位多，而且还有转台设置，我们在那里演出《天河配》一剧，演七仙女莲花池洗澡那场，舞台上还真有水喷出来。在这样大的剧场里演戏，不容易卖满座，一般戏班是不敢在那里演出的。尽管它设备比较先进，面积大，门前却经常是冷冷清清的。只有演义务戏时，这个剧场才热闹一阵。演义务戏，是由当时的一些社会组织出面，组织各个班社里的名角萃集在一起演出，或为某地灾民募捐，或为抚恤某故去演员的家属等。参加演出的演员都是白尽义务，赚的钱全部捐款，因为多是名角，演的剧目又多是名角轻易不露的拿手好戏，所以叫座力很强，三千人的座位才能卖满座。尚小云先生因为一次口角，一下子包了第一舞台，可说是走了一步险棋。
虽然是一步险棋，尚先生却有个算计。首先，他投资一大笔钱，把剧场内外重新油漆了一遍，舞台上的灯光设备也都重新添置。不多久，第一舞台的面貌焕然一新，门口又安上了引人注目的霓虹灯、大型广告牌等，一下子把第一舞台的门前搞得十分热闹。
尚先生一面出资重整第一舞台，同时又抓紧时间赶排新戏，请还珠楼主帮他写本子。那时候，尚先生的精力十分充沛，连排了几出新戏，如《青城十九侠》、《北国佳人》、《九曲黄河阵》（又名《封神三霄》）等戏，都由尚先生亲自主演，其中《九曲黄河阵》一戏也让我参加了演出。尚先生演的是琼霄，我演碧霄。在这个阶段里，每天的排练是十分紧张的，新本子写好了，先得背词儿。我拿到了剧本，总是一个人找个地方静悄悄地背。尚先生背剧本却不然，简直是拉开了架势去背，手里拿着剧本，一个人在屋里来回走动，嘴里念念有词，精神很专注。这时候，他最怕的是旁人走过去同他说话，一说话，就把他的思路打断了，等说完了话，他还得从头背。有时候，尚先生背着背着就把我叫过去，问我：“君秋，背得怎么样了？”我说：“差不多了。”
尚先生就把他的本子递给我，要我替他看，他冲着我背，背完一个段落，问我对不对，我说： “对了。”他就叫我把这个段落撕掉，我就遵命照办，就这样，背好了一段，撕一条，全背完了，剧本也就撕完了。等到一对戏，尚先生竟然一字不差地全记得很清楚，就如同剧本印在他脑子里一样。尚先生背戏如此神速，固然是因为他记忆力强的缘故，重要的是他背戏得法，不是死背，而是同剧情结合，连贯下来活记，不然的话，光凭记忆力强也不会达到这样快的效果。同尚先生在一起排戏，虽然很紧张，但对我来讲却是有收获的。
新戏排得差不多了，第一舞台又修整好了。开幕的第一天，尚先生就把他的拿手戏《摩登伽女》拿出来公演。这时候，他的注意力又转移到报纸宣传这方面来了。演出登广告，尚先生要亲自“走报底”。他很用心思，主张广告要登得同别人不一样，戏码前面要加标题，诸如“霹雳一声”、“年只一演”、“惊人的消息”等字样，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这样的广告登出去，因为不一般，就显得很醒目。除此之外，尚先生在票价上还动了一番脑筋，提出了“平民化”的方法——票价减半。譬如，过去在华乐戏院，尚先生的票价是一元二角，到第一舞台演出则降为六角。他自己不唱时，就叫我挑班唱，我的票价为三角。虽然票价低了，上座率却高了，一场戏的收入却在华乐之上。
约在1937年中，尚先生又与“长庆社”脱离了，自己开始酝酿筹备“荣春社”。我也就不在“长庆社”演出了，又继续开始四处搭班，直到1938年初，我固定在马连良先生的“扶风社”里主演青衣，开始了同马连良先生的长期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