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香玉（1923-2004），豫剧表演艺术家，主演过《朝阳沟》、《贩马记》、《桃花庵》等。
我爸爸是个有名的豫剧西府调艺人，唱花旦的，本名张茂堂，艺名张凤仙，后改张福仙。他五官端正，眼睛大而有神，扮相非常漂亮。他的眼功很好，做戏的时候飞彩流光，仿佛眼睛都会说话。虽然他的嗓子不太好，但是吐字非常清楚，不管高音低音，无不字字饱满，远近可闻，同行人都说这是他的一绝。用爸爸的说法，他的个子太高，扮演旦角显得太野，同女性袅袅婷婷的丰采是很不相称的。为此，他练就了一手独特的弓腿步法，因而他早年塑造的角色，如《玉虎坠》中的王娟娟，《洛阳桥》中的叶含嫣等，在豫西农村都是很受欢迎的艺术形象。可惜好景不长，二十二岁那年，当他唱得正响的时候，因病倒仓，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有人说，那是嫉妒他的人暗中使坏的结果，我看实际上是嗓子出了毛病，或者是长了息肉、小结之类造成的。只因旧社会科学落后，艺人无知，才疑神疑鬼，要是在今天一定是可以治好的。
奶奶告诉我，爸爸十五岁就当了小长工，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挨打受骂。一天，为了一只羊羔跌到墓坑里摔死了，狠心的财主竟把爸爸吊在梁上痛打一顿，绳子勒的伤疤在手脖子上留了一辈子。当天深夜，他挣脱绳索，忍着剧烈的疼痛，翻墙逃跑，找到大金店窝班学戏；学了半年多，人家嫌他比别的孩子高一头，太不般配，又把他打发走啦。从此他就没了踪影。几年以后，他突然回来了，那早晚他已在密县搭班演戏，只在家里停了三五天光景。据说，他打过零工，要过饭，当过兵。军队里有个马夫，原是唱戏的，爸爸跟他学了不少戏。后来爸爸又从军队里逃出来，下海搭班。
爸爸倒仓以后，继续留在戏班上干些零活，如拉场、捡场、打梆子，有时候也担任教师。他到处奔波，很少回家。我每次见到他，总觉得怯生生的，不敢说话。奶奶和妈妈又是教又是哄，我才羞怯怯地叫一声“爹”。
爸爸每次回家，总多少给我带点东西，有时是吃的，有时是穿的戴的。有一次，他给我带了一顶帽子，红颜色，绿镶边，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那天，爸爸进门的时候，我正躺在地上撒泼，两条腿乱踢乱蹬，又哭又闹，跟奶奶怄气。原来不久以前，奶奶害了一场病，我大姑来看望老人家，带来了几块山楂糕。奶奶刚刚好了一点，就舍不得吃了。每当我过分贪玩的时候，她就答应给我切一小块，催我赶快去拾柴火，或者挖野菜。自从吃了第一块山楂糕以后，我是一想起来就流口水，仿佛再没有比这更好吃的东西了。就在爸爸回来这一天，我为了解馋，出门时一手了一个破篮子。在半山坡，我很快弄了两多半篮柴火和野菜，就急匆匆地回家了。奶奶夸了我几句，然后给我切了一块山楂糕。吃了以后，我还缠着要，奶奶就是不给。我气呼呼地说：“往常一篮子一块，今天两篮子，又是柴火，又是菜，我要两块！两块！”奶奶大概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故意在我的嘴唇上一捏说：“你这嘴妮！看我把你的小嘴拧烂。”我顺势往地上一躺，越闹越凶，爸爸进门我是根本不知道的。
“你爹回来了！”奶奶一连说了三遍，我都不加理睬，以为她在哄我、骗我。直到奶奶硬把我扶起来，并把一顶花帽子塞到我的手里，我才知我爸爸真的回来了。这帽子的顶部留着个碗底大的窟窿眼儿，边上都是皱折。我误以为那是一顶破帽子，赌气地往地下一扔，哭闹着非吃山楂糕不行。爸爸再三哄我，我死活听不进去。最后爸爸急了，掂起雨伞不轻不重地把我打了两下。我自小就是牛脾气，如果不是顺毛拨捋，动不动就要尥蹶子。我喘着粗气站在那里，撅着嘴，一言不发；稍后，趁奶奶和爸爸说话的当儿，冲出家门，一溜烟跑到半山坡的破窑洞里，肚子气得一鼓一鼓的，坐在一块石头上发愣。直到天黑，一个哑巴小伙伴到洞里找到我，给我比划了半天，后来抱起我往肩上一放，拔腿就往山下跑。一路上我越是挣扎，他抱得越紧，两只胳膊像钳子一样。到了家里，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这哑巴和我是本家，按辈分应该管我叫姑。我把人家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就为这事很长时间都不爱搭理他。
爸爸爱看京剧，是一个京剧迷。有一年，我们正在密县一带跑高台，他听说梅兰芳在开封演出，竟然预支了几个月的份子钱，去开封看了几场。听说，一张站票卖八块钱，黑市就更高了。妈妈知道以后，因为心疼钱，气得暴跳如雷，几乎要和爸爸拼命。爸爸越解释，她的火气越大，话头也越难听。掌班的和几位师傅前来劝架，爸爸只得向妈妈说了几句好话，抽抽底火，可是一袋烟没抽完，他又兴高采烈地说：“开封这一趟没有白跑，钱没白花，梅兰芳的玩艺儿就是好，看人家的《游园惊梦》、《天女散花》就像逛仙境一样，心都醉了。”说到得意处，他竟比比划划，咿咿呀呀，眉目传神，旁若无人。众人正听得入神，他却叹口气说：“要是我读书识字，会耍笔杆子，那就好了！”
爸爸不识字，却有一肚子文化水。《三国演义》、《水浒传》上的故事，他可以顺着次序说下去；《聊斋》上的故事也能说上几个。这些故事都是他听别人朗读记下来的，但他说起来，又能添枝加叶，于要紧处点出精神。因此，他讲的故事不但人人爱听，还能使人分清是非，明辨善恶，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小时候，我最喜欢听武松和鲁智深的故事，他们正直、勇敢，敢作敢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使我得到满足，受到鼓舞。
爸爸为人正派，讲义气。他常常说：“人，不怕穷，就怕穷得没骨气。”遇事他能主持公道，虽是至亲好友，也不偏心眼。他的缺点是脾气急躁，说话直出直入，不讲究方式方法，不善于拿道理让人心服口服。尤其对我，稍不如意，张嘴就骂，动手就打，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是没有顾忌的。但是皮肉之苦并不能抹去我对他的尊敬与热爱，因为我佩服他那副硬骨头，更崇拜他在艺术上的创新精神。
可惜我当了主演以后，爸爸手里的钱慢慢多起来了，终于学会了打麻将、抽大烟。万恶的旧社会，就这样，把一个有才华的艺人给毁了。
解放以后，爸爸戒了大烟，又在香玉剧社担任教师工作。他教文戏，既教唱腔，又教身段，不顾年迈体弱，热情很高。“文革”中他被送回故乡，1967年病故。我因被“隔离审查”，连最后一面也未能见到。
亲爱的爸爸啊！您的女儿永远怀念您。
……
爸爸挨打
爸爸倒仓以后，依然在戏班子里帮忙，捎带卖点纸烟、茶叶什么的，一年到头在外面奔波。他节衣缩食，把剩下来的钱贴补家里，那数目虽然很小，却顶了大用。这些都是我长大以后才知道的。回头想想，脑海里只能浮现出一些影影绰绰的片断。有一次吃玉米面窝窝，我吃到一粒砂子，“呸”的一声，吐了出去。妈妈指着地上的几小块窝窝说：“死妮子！怎么都吐了，可惜不可惜！”她又一点一点捡了起来，我真觉得委屈，心里说：“要不是牙碜，我也舍不得吐呀！”
有一次爸爸回来，带了一包梨膏糖，我一看见就馋得慌。奶奶却以教训的口气对爸爸说：“以后回来，不用带这个，换成玉米面，够全家人吃几顿的。”
难道奶奶就不知道糖好吃吗？我觉得真是太奇怪了。
奶奶爱哭，她在梦中哭起来常常把我惊醒，哭声中不是叫儿子，就是叫闺女。有一夜，她竟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喊着七个儿女的名字，叫了一遍又一遍，夹着阵阵的咳嗽。妈妈一会儿给她喂水，一会儿给她捶背，一宿都没有合眼。我想起身，妈妈不答应，只得一个人在床上翻来翻去，迷迷糊糊挨到天明。
奶奶病了，这是1930年秋天的事。
一天清早，奶奶喝了一碗稀稀的面疙瘩，精神似乎好了点，她跟妈妈说：“去把你舅请来，叫他给妙玲爹写封信。”
舅爷小时候上过几年学，读书不多，却满脑子封建思想，说话常带之乎者也。他家里有几亩薄田，零零星星分布在山坡上，都是前几辈人陆陆续续开荒开出来的。他不会种地，也看不起种地，拿手戏是替人写状子，我们那一带叫做“捏官司”。最初他不过是为了一顿比较像样的茶饭，人家不请就找上门了。地里活全由奶奶一人干，还常常挨他的骂。奶奶一气之下，同他分了家，自己带着孩子过。慢慢地，舅爷不光给人家捏官司，连买卖土地、弟兄分家、寡妇改嫁也都请他写文书，成为“先生”（我们那里叫“先儿”）一流的人物。用他的人越来越多，他也就拿起架子来了，看风头，讲价钱，官司赢了再加一份谢礼。舅爷对我爸唱戏特别不满，认为丢了他八辈子的人。我只知道有这么一个舅爷，却从来没有见他到我们家里来过。
这一回，妈妈真的把舅爷请来了。舅爷中等个子，浓眉大眼，身穿旧蓝布大褂，头戴一顶破礼帽，左耳根一颗黑痣上长着一撮黑白相间的长毛，特别惹眼，走路迈着八字步，腿脚似乎还算灵便。他拄着一根木拐棍，迈着八字步，走进窑洞。妈妈急忙搬来一个小木凳，让舅爷坐在奶奶床前，拉着我站在旁边。舅爷问了奶奶的病情以后说：“我看是伤风了，没大要紧，将养几天就好了。”说着从腰里摸出一块银元递到奶奶手里。舅爷一听说写信的事，便问：“茂堂在什么地方呢？”奶奶看了看妈妈，妈妈说：“上次回来说是在密县煤窑上，眼下……”舅爷一听，十分生气：“哼，连个准地儿都没有，信可往哪儿写呢！等打听清楚再说吧——有人请我去写龙凤大启，我该走了。”
舅爷走了不到一袋烟工夫，忽然又折了回来，后面跟着爸爸。进窑以后，没容奶奶、爸爸、妈妈说话，舅爷就非常严厉地说：“茂堂，跪下！”爸爸顺从地跪下去，耷拉着脑袋。舅爷拿拐棍用力一捣着地说：“你知罪吗？‘父母在，不远游’，此乃圣人之言！你只顾在外面唱戏，连老娘的死活都不管了！我已经给你娘留下了看病钱，等病好了你再走，以后不准唱戏了……”他越说越有气，脸涨得通红，话没有说完就停住了。从头到尾，爸爸只说了一个“是”字。
我紧紧偎在妈妈身边，心里直扑腾。奶奶似乎想给爸爸解围，嘱咐妈妈说：“天不早了，快给你舅爷做饭去。”这一下提醒了舅爷，他说：“唉呀！我早该走了。”出了窑门，又回头说了一句：“茂堂，记住了没有？”我真是不明白，爸爸是个五尺多高的汉子，为什么怕那个小老头呢？
下午，奶奶打发爸爸去把叔叔找来，她说：“进门先给人家老两口磕头。
只要答应我再看丙和一眼，我就是死……”爸爸赶紧打断奶奶的话说：“娘，看你说的啥！你放心吧，我这就去。”爸爸走后，奶奶还三番五次叫我到大门外张望，看爸回来没有。好不容易把爸爸盼回来了，奶奶见只有他一人，张了几张嘴，像噎住了似的，就是说不出话来，直流眼泪。爸爸说：“人家答应了！可弟弟到郑州办事去了，等几天回来了，准定叫他来看望您老人家，老两口通情达理，说话挺和气的。”
看来爸爸带回来的消息，使奶奶得到很大的宽慰，甚至可以说是挣扎的力量和勇气。她的病情大见起色，三天之后居然也能下床活动。爸爸这一趟并不是为了探亲才回来的，而是替戏班子办事顺便拐到家里看看。第四天，爸爸和妈妈合计了以后，用商量的口气跟奶奶说：“娘，我还有点事得到郑州去。到了郑州，我想顺便找找弟弟，催他早点回来，你看中不中？”奶奶说：“中是中，可你知道他住的地方吗？”爸爸说：“这还不好办，我先到他家里问问就是了。多则七天，少则五天，办完事我就回来。”说妥以后，妈妈拉着我把爸爸送到门外，等我们回转身的时候，看见奶奶拄着拐棍在窑门口站着，显然她的心跟着儿子一块走了，也许要到郑州去的吧。妈妈仿佛吃了一惊，搀住奶奶说：“娘，你看你吧，门口风怪尖的。”就在这天夜里，奶奶忽然又发高烧，咳嗽不止，到第二天傍黑，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乡亲们来了一大群，有的分头给亲戚报丧，有的连床带人把奶奶移到窑洞正当门，拿一块包袱皮遮起来，这就是灵堂了。最难的是不知道爸爸在哪里，奶奶惟一可以依靠的儿子也是主事人不在家里。妈妈没有哭，是忙得顾不上呢，还是难上加难把她的神经压得麻木了？
最先回来的是到舅爷家报丧的人，他带来的消息是：舅爷来不来不一定。
妈妈一再追问，他才说：“老先儿听说妙玲爹不在家，直骂他忤逆、不孝，还说：‘他张茂堂不是我的外甥！’”舅爷真的没有来。因为不知道爸爸究竟在哪儿，大家七嘴八舌议论了半天，还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他早点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