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突破区际开放的藩篱，实现市场范围的进一步拓展实属必然。而且，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迅速成长，与浙江省企业在区际市场上形成了替代和竞争。尤其是以“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市场为重点的企业和产业，其面临当地经济快速增长的竞争压力日益凸现，同时在要素成本上的劣势也日趋显现。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企业纷纷转向对外贸易。
20世纪末期发生在浙江省的外贸的显着增长和国际开放进程的显着加速现象，是不是由于国内市场环境恶化导致企业被迫用国际市场替代国内市场？②笔者认为，尽管这种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是总体上仍然是市场范围的自然延伸。其理由在于：
（1）国内市场交易环境并非在20世纪末期突然恶化，总体而言，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法律体系的完善，我国的总体市场交易环境在20世纪末期，较改革之初，在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主义、市场竞争公平度和透明度等方面都大有好转。
（2）浙江企业外贸出口的大幅度增加并没有伴随区际贸易的大幅度减小，这从社会商品批发零售总额（见图2‐10）和长途货物运输量上均可以清楚地反映。这就说明，用外贸出口“替代”国内市场的证据并不明显。
（3）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之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得到显着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迅速。而这些民营企业的发展在产业上形成了对浙江企业强大的“替代关系”，而且兼具成本和就近市场的优势，这给浙江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况且在传统的优势产业上，浙江省的产业集中度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试图通过区际开放带动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张显然难度加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通过拓展国际市场实现规模进一步扩张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总体而言，在国际开放阶段，浙江民营企业的开放仍然主要局限于市场的开放，即对外贸易带动的开放。市场开放对浙江内源型经济带来的几个比较显着的变化是：
（1）面向区际开放的庞大的专业市场体系出现了巨大的分化。浙江省专业市场发轫于区内开放阶段，但是主要的发展阶段是区际开放阶段。专业市场的最大职能在于为广大中小型企业提供了面向全国市场的低成本共享型载体。专业市场将分散于全国各地的需求汇集在一起，同时将本地分散的生产供给汇集起来，形成一个集中交易的共享平台。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这个共享交易平台可以低成本地将其生产的产品销往国内其他区域，而无需建立成本高昂的独立销售渠道。
但是，在区际开放推进和国内市场拓展空间缩小的情况下，这些专业市场的集散交易功能区域大为弱化。一方面，这种传统的集散交易模式由于远离市场目的地而运输成本劣势凸显；另一方面，企业规模的成长使得独立销售渠道的构建变得更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一批传统的专业市场停滞甚至衰退；但是另一些成功转型其功能的专业市场得以进一步的发展。这些功能转型包括信息集聚功能、展销展示功能等。其中少数专业市场顺应了浙江内源型经济从区际开放向国际开放阶段转变的要求，实现了跨国界的商品集散交易。其中尤其以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的发展最为典型。
（2）国际开放进一步强化了浙江部分优势产业的规模。从区际开放向国际开放的阶段转型大大拓展了浙江内源型经济的市场空间。尽管这种扩张是横向的，但是依靠专业化分工与低廉的成本优势，浙江省的优势产业在国际开放阶段得以进一步的强化，部分行业和产品甚至成为全球重要的加工制造中心。据不完全统计，浙江省的企业提供了全球大约70%～80%的金属打火机、60%的书写工具、45%的领带和35%的袜子等。
（3）国际开放提升了浙江省企业的生产规模。企业通过国际开放，生产规模大为扩张，大多数企业在经历了区际开放的积累之后，完成了从家庭工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型，相当一部分企业实现了企业产权和内部治理规范化改革。并且，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结构得以进一步强化和细化，大部分的出口产业均由一个或多个相当规模的产业集群支撑。浙江省大大小小的产业集群进一步的明晰化，也进而成为内源型企业国际开放的主要生产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浙江省的外商投资规模也有长足发展。实际外商投资总额从1998年的13.2亿美元剧增到2006年的88.9亿美元。浙江省的FDI占全国的比重也从1998年的不足3%，提高到2006年的12.8%，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
4．生产技术领域和资本领域的开放
FDI规模的迅速增加可能预示着浙江省内源主导型开放已经开始从市场的开放向生产和资本领域的开放。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除了浙江省FDI规模大幅度增加外，我们还观察到如下的事实：浙江省已经成为继珠江三角洲之后，外商投资最青睐的目的地。这不是因为浙江省投资的硬件条件优越，恰恰相反，随着浙江省工业化的深入推进，劳动力、土地、资源、能源等要素成本明显提高，制约因素越来越显着。而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浙江省的体制落差优势也基本丧失。外商青睐浙江并非源于要素的比较优势，也非政策的优惠，而是源于浙江省发达的产业集群和专业化分工的优势。对于外商而言，在某些产业领域形成的发达的分工协作生产体系，构筑了一个巨大的、完善的且成本低廉的配套体系，这使得外资企业可以更为方便地“潜入”当地生产体系。因此，生产领域的开放化和国际化将成为外商投资大规模增长所带来的重大效应。
同时，浙江省内源型经济在经历了前一阶段的市场扩张之后，近几年在资本化和产权领域开放上取得了巨大进展。长期以来，浙江企业面对资本市场均采取回避的态度。企业的产权领域一直采取相对封闭的方式加以运作，甚至绝大部分的企业保持了家族化的产权、治理和经营模式。以至于一些学者发出了“资本家为何远离资本市场”的惊叹（汪炜，2004）。大部分人认为这是浙江企业经营模式落后的表现。但是，近几年来，这种情况发生的巨大的变化，企业上市成为一股潮流，一大批企业纷纷通过股权开放，走向资本市场。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浙江省上市企业（包括在海外上市）有63家，到2007年底这一数据已经上升至152家，这还不包括相对一批即将进入上市阶段的企业。
此外，浙江企业近几年到境外投资的数量也大幅度上升。到2007年年底，浙江已核准在境外投资的机构达2980家，境外投资总额约20亿美元。
从2002至2007年，浙江企业境外投资额由0.6亿美元提高到约6.6亿美元，年均增长59.5%，单项投资规模从2006年的92万美元提高到158万美元。融入当地的市场或生产体系，是大部分浙江企业走出去的首要目标。这似乎预示着，浙江省内源型经济的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浙江内源主导型开放的基本特征
由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初步总结出浙江内源主导型开放的几个基本特征。
（一）民营经济为主体
毫无疑问，浙江省的开放过程中，民营经济是整个开放进程的主体和主导力量。民营经济为主体，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浙江省较早地实现了市场微观主体的民营化改革，民营经济快速成为浙江经济社会中的主体力量。在工业生产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就超过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到20世纪末，非国有工业比重更是上升到90%。即使是按规模以上工业统计口径计算，浙江省的非国有工业比重也维持在8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