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旸（生卒年未详），字旭，旭甫，号寅东，秣陵（今江苏南京）人，隐居鸡笼山下（今南京鸡鸣寺一带）。甘旸篆书颇负盛名，精于刻印，尤好秦汉玺印。为求秦汉传统真谛，见《印薮》等行世的木刻本，多有失真，于是以金石铜玉摹刻，废寝忘食，经过七年，刻印1700余万，辑成集古印谱《印正》，出版于世。严谨的治学态度加上刻苦摹刻七年，功夫不负苦心人，甘旸练就了一手高超的摹印本领，为其篆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印风虽受到文彭、何震的影响，但由于无人可敌的秦汉古印功底，使印作更得汉印神髓。白文印线条比何震秀润老练，朱文仍汉一路，线条劲键，有刚切铜铸之美，朱文仿元朱文、篆法、章法、刀法精到，已非文彭、何震所及。他精研篆书篆刻，以铜、玉摹刻秦汉玺印成《集古印谱》五卷。
甘旸提出篆刻的艺术标准：“印之佳者有三品：神、妙、能。”他把明代各家的印学理论系统归纳，写成《印章集说》一书，可说是古代篆刻学的一部总纲。他在摹古、创作、理论三方面都有杰出成就。
朱简（估计生于1570年，卒年不详），字修能，号畸臣，后改名闻。安徽休宁人。他是明代后期一位杰出的印学家。他工诗文，精研古代篆体，师事陈继儒。他的篆刻创作面目很多，各种题材灵活应用，特别是采用赵宦光的草篆写法入印，注重笔意刀韵，使笔画线条之间具有一种呼应连贯自然和畅之意，从而突出笔画造型感。他还开创了短刀碎切技法，把每根线条的锲刻分解为短刀连辍，从而使印面笔笔钝拙、不光洁，笔划线条产生一种跌宕起伏的节奏感与韵律感，而笔意又很明显，具有涩滞苍莽的金石效果，对后来的浙派丁敬有—定影响。
篆刻的刀法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但他说得具体明确，他说：“我所讲的刀法，就像写字一样，要有起、有伏，有转折，有轻重，完成笔意，不是故意做作。”他认为刀法中既能传笔意而又浑融的最好；那种像锯齿、燕尾的刀锋是不懂刀法，那种像墨猪、铁线一样的无刀锋是庸俗。
朱简从友人藏家处，看到了大量的古印原拓本，花了两年时间，精心摹刻，编成《印品》二集，对于后人辨别印章的真伪，对玺印的考证、章法的探讨很有好处。由于他的广见博闻，在印学理论上的造诣特别深，还著有《印章要论》一卷和《印经》一卷，在阐述印章的古今流变之余，同时考证了金石碑版法帖之间的关系，颇有卓见。此外，他还著有《印书》、《印图》、《印学丛说》、《集汉摹印字》等书，以及《菌阁藏印》、《修能印谱》等。他的印学理论对后世的贡献不下于他的篆刻作品，如他提出了以“神品、妙品、能品、逸品、外道、庸工”六项篆刻批评的标准，又指出了“篆病、笔病、刀病、章病、意病”五种篆刻创作上的常见病。最难得的是他在《印品》一书中开列“谬印”一章，敢于对他所崇敬的一些篆刻名家如何震、梁衷、陈万言的部分不合章法、篆法的印章不顾情面地一一提出批评，开创了篆刻史上印学批评的先河。
朱简在篆刻创作及理论上的深邃造诣，使周亮工也禁不住在《印人传·卷三·书汪宗周印章前》里发出赞叹：“自何主臣兴，印章一道，遂属黄山。继主臣起者，不乏其人，予独醉心于朱修能。自修能外，吾见亦寥寥矣。”对朱简的评价可谓很高了。
汪关（生卒年不详），字尹子，安徽歙县人，寓住娄东（今江苏太仓）。原名东阳，后因获得一枚“汪关”汉铜印，遂改名汪关，并将自己的书斋名为“宝印斋”。李流芳为其取字为“尹子”，与其子汪泓，均精于篆刻，有“大痴”和“小痴”的绰号。他的家境贫困，但能在艰苦环境中奋斗而取得相当的成就。他一变何震之法，直追秦、汉铸印，以冲刀法开创了一种与何震大不相同的工整雅妍的面目。据说将他的作品杂诸汉印一起，很难辨别真伪，而他的圆朱文更有独到的妙处。周亮工把文彭以后的篆刻家分为“猛利”和“和平”两派，推何震为“猛利”派的代表人物，推汪关为“和平”派的代表人物，可谓名重一时，当时一些著名的书画家和士大夫如董其昌、王时敏、文震孟、恽本初、归昌世、李流芳、钱谦益、赵文俶等人的用印，大都出自汪关之手。在明末印坛上，他与朱简是影响较大的两家，以汪关父子为代表的印派，称为“娄东派”。其遗留下来的主要作品是《宝印斋印式》二卷。
所作“子孙非我有委蜕而已矣”一印多达十字，以朱文为之，方整朴茂。印文的笔画以直线为主旋律，方折劲挺，清爽悦目。布局取汉印匀称平实之法，有些结构简单的字屈叠笔画示繁势，以填塞白地，如“子”字的下部、“蜕”宇的“虫”部、“已”字下部和“矣”字上部；有些结构复杂的字简减笔画求简势，如“孙”字的“系”部，“委”字的“女”部；字里行间的组合，紧实严整形成了一个庄严的整体。
自明代中叶篆刻艺术兴起到明末，约一百三十多年间，篆刻家们继往开来，光前裕后，谱写了篆刻艺术史上光辉的一章。其主要表现是：
1、确立篆刻艺术以“六书”为准则。
2、创造出篆刻艺术的多种样式、多种风格，提倡个性，开创了篆刻流派的历史。各派的各抒己见，繁荣了创作，为篆刻艺术的普及与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
3、揭示了摹汉印的广阔途径，并大力发展“词句印”，增强了篆刻艺术的生命力。
4、有碑额字入印，到强调“笔意”，引导篆刻与书法渐趋结合。
5、由于创作的繁荣，篆刻界产生了许多具有卓见的印论，为以后篆刻艺术的发展，起了及其深渊的指导作用。
在这里，我们附带谈一下中国的篆刻艺术对日本的影响。明末清初时，我国的独立和尚把篆刻传到日本；清代康熙年间，心越和尚再度传授。经过他们两人的“播种”，樱花之国也盛开出篆刻艺术之花。
独立（公元1596年——1672年），俗姓戴，名笠，字曼公，杭州人。青年时代勤奋读书，与诗文之外兼学医药，并善于篆刻。25岁时，明朝廷宦官魏忠贤专权植党，残害忠良。戴笠抛弃文墨，在西湖等地过着放浪的生活。50岁时，明亡，他不满清朝的统治，于1653年怀着愤恨的心情东渡日本长崎。第二年，我国的隐元禅师应日本邀请就讲经，戴笠就拜隐元为师，归入佛门后改名独立，号天外一闲人。他在参禅余暇，向日本人民传授篆刻艺术。他跟从隐元禅师到江户，凡接触过他的人无不赞赏他的学识和品德。以后，他就在日本各地游历行医，受到日本人民的爱戴。宽文十二年十一月圆寂于丰前广寿山，年77岁。著有《天外老人集》十七卷。
心越（公元1639年——1695年），俗姓蒋，名兴俦，初名兆隐，别号东皋、鹫峰野樵、越道人、心越子、越杜多等，浦江人。8岁时在苏州报恩寺出家为僧，13岁起漫游江、浙，先后在杭州各寺寻师访道，研究禅理。他能诗，善书画，长于人物，也工于水墨花卉、兰竹，又精通琴道，兼作篆刻，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康熙初年，住杭州永福寺。康熙十五年八月，他应在日本避乱的澄一法师邀请，乘商船经舟山、普陀，东渡日本，于十二月底到达九州。第二年正月又到长崎，住兴福寺。当时日本藩王德川光圆很重视中国文化，礼敬中国禅师。元禄五年，心越应水户义公的聘请，住天德寺。该寺经过修葺以后改名寿昌山袛园寺，于是心越称谓日本禅宗寿昌派的开山祖。
据说，心越的亲属有不少人参加与抗清斗争。康熙二十五年，他的哥哥蒋尚卿偕余姚张斐到长崎，通过心越向日本恳求协助反清复明的活动。心越亲自去迎接，赋诗述志，激昂慷慨。他寓住日本20年，未曾一日遗忘祖国，眷眷乡情洋溢于诗词之间。
心越的诗，深受日本人民的喜爱；他的书法之作，日本人视为神品，现日本皓台寺还保存着他的书法屏风两组；他的篆刻辑有《印谱》一卷，现存日本。心越东渡时，曾随身带去“虞舜”、“素王”、“万壑松”三张古琴，其中“虞舜”一琴，现仍完好保存着。他著有《琴道》一书，对日本有很大影响，至今日本茨城县历史馆辟有特别陈列室，并出版纪念专册。
心越在日本传授篆刻，最初的学生榊原篁洲，后来有长崎的松甫静轩的儿子井顺斋，以及静轩的弟子细井广泽和江户的池永道云。据小林斗庵在《日本篆刻概说》中描述：“自从独立、心越在日本传授篆刻后，一时间，东西两地的学者文人竞试铁笔，搜集古今印谱，蔚然成风。”称他“是我国篆刻一道的开山祖”。
心越于康熙三十三年九月三十日圆寂。当时日本僧俗名流闻丧莫不沉痛哀悼，德川光圆在心越墓塔前立碑，题曰“寿昌开山心越大和尚之塔”。此塔今尚保存完好，每逢心越忌辰，僧众奉香供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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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帝宝玺
明代又恢复了宋的多宝制度，印文除保留旧制之六宝名称外，其他均已改异。明初宝玺定为十七方，然《明史·舆服四》仅载十六方印文，其文曰：“皇帝奉天之宝、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之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广运之宝、皇帝尊新之宝、皇帝亲亲之宝、敬天勤民之宝、御前之宝、表章经史之宝、钦文之玺”。至嘉靖十八年又增加七宝，文曰：“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大明受命之宝、巡狩天下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讨罪安民之宝、敕正万民之宝”。与前十七宝，合共二十四宝。
第二节清代到现代篆刻艺术的发展
明代篆刻的兴起，犹如篆刻艺术春天的到来；清代的篆刻便是万紫千红的时代了。
总的来说，明代有成就的篆刻家不少，他们都各有创造，但平庸之作也不少。由于时代的局限，明代篆刻中那种端正、对称、疏朗的格局，到了末流已成为一种“明代习气”。艺术总是随着时代的推进而向前发展的，清代到民国时期的篆刻家总结了过去的经验，不断深入探索，开拓了更新的艺术境界。
现将重要的篆刻家介绍如下：
程邃（1602——1691），字穆倩、一字朽民，号垢区、垢道人、青溪朽民、野全道者、江东布衣。安徽歙县人。久居南京，明亡后晚年居江都（今扬州）。他是在明代度过了38年，在清代生活了47年，所以列入清代。
程邃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有多方面修养的“诗、书、画、印”四绝的文学艺术家。生平嫉恶如仇，爱结交仁义之士为友。程邃精于金石考证之学，又长于铜玉器的鉴别，富于收藏，作山水画爱用枯笔干皴。篆刻白文印多取法浑朴一类的汉铸印，参以己见而出新意。印文方中寓圆，不露圭角，疏密均衡自然，苍浑凝重。朱文印则多以钟鼎款识之大篆参合小篆入印，并作较粗笔画的印文，追求苍浑古朴、凝重的风格，清新叮爱，富有笔意。当时名重一时的梁清标、周亮工等人的用印都出自程邃之手。周亮工在《印人传》中对程邃的评价甚高，说“黄山程穆倩邃以诗文书画奔走天下，偶然作印，乃力变文、何旧习，世翕然称之。”
程邃的作品确实已远远地超过了皖派前期的文彭、何震的水平，成为一代宗匠。作为后期“徽派”的杰出代表人物，他和巴慰祖、胡唐、汪肇龙，被称为“歙中四子”或“歙四家”，也有称“歙派”的。他们从正反两个方面着手，矫正了前期徽派中离奇乖谬、粗俗怪异的陋习，又继承了何震、苏宣、朱简、汪关等印家的长处，并继续从秦汉玺印中吸取新的养料，从而开创了徽派的崭新局面，成为清初篆刻艺术领域里的一面旗帜，后人称为第二时期的“徽派”。
程邃所作“徐旭龄印”为其代表作，此印在形式上取法汉印，但在印文、布排、朱白等方面极尽匠心。印文用笔圆润浑穆，转折处不露棱角，以直线为主，略参弧笔，将动与静有机地结合，庄重中蕴含了灵巧。“徐”字“彳”部的厂半部分打破丁小篆作竖向取势的方法，运用斜笔结构，与上部笔势协调；“余”部的下方二点，用两个向背的折笔，不同：厂规范小篆竖画。经如此变化后的“徐”字，产生了避熟就生的意趣。
可惜他的印作留下很少，原有印谱失传，只有他的乡人程芝华摹刻了程邃的作品五十九方，编在《古蜗篆居印述》第一册中，籍此总算可以看到一些程邃篆刻的面目。
周亮工（公元1612年～1672年），文学家、篆刻家、收藏家。字元亮，又有陶庵、减斋、缄斋、适园、栎园等别号，学者称栎园先生、栎下先生。江西省金溪县合市乡人，原籍河南祥符（今开封）人，后移居金陵（今江苏南京）。他前半生生活在明代，后边生生活在清代。他的经历很不平凡。在清代做官时，两次被判死刑，两次赦免。他只是渊博，著作甚多。非常爱好收集书画、印章、旧墨、玉器，每到一处就遍访印人，收集印拓，亲为题记。后来，他儿子辑成《印人传》，记载了自文彭以来印人63人。他虽没有把精力放在篆刻创作上，但对印学研究很深刻，提出一些印论，独有卓见，对以后篆刻艺术的发展影响很大。他的儿子在浚、在延，曾把家藏的一些印章辑成《赖古堂印谱》四卷。这方“纸窗竹屋灯火青荧”印收在《明清篆刻流派印谱》中，据说是周亮工的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