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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草心是娇贵的奢侈品，需要物质条件的滋养，经不起严酷的考验；而三春晖却经得起，因为那是必需品。但九个子女赡养父母似乎比父母养大九个子女更加不易，因为这已不是生活条件的问题，而是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问题，是人人都在患不均的问题。寸草心和三春晖间没有公平，好在孩子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又反向耀射出春晖，只要链条正常延续，大局自然公平，你对父母的亏欠自有子女对你的亏欠扯平。社会养老保险借鉴了这一模式，矫正了代际倾斜，可以永远拿下一代的来补上一代。而在中国，一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又能令人们获得些许安慰，不信仰宗教，后代的主要价值就绝不仅是养老了。
那几年曾听说有人成功地向政府索要回解放初被没收的家产，令家族成员们颇为动心，跃跃欲试。姥爷姥姥身上也因此笼罩了一层光晕——那九十六间房子一旦要回，老人就摇身变为富豪，这个家产分配和继承的问题……老姨窃喜，而老舅妈则真的有些悔恨了。
于是大姨一方面给吉林的三舅写信，令他查找姥爷在农村被抄家时抄走的诸多房契地契；一方面委托仍住丹东的三姥爷家的大堂舅，打听索要程序及房产现状——大堂舅应该了解，因为三姥爷的房产更多。三舅找到当年主持抄家的原生产队长——就是他深夜潜入人家里恫吓的那位，追问那摞房契的下落，对方说当初拿到队部时当场就烧掉了，因为那是变天账。
“变你妈个狗腚！”三舅气得险些又要动手，但就算能把人腚打成狗腚也无力回天，只好独自回家懊丧，再把懊丧传给诸兄弟姐妹。
丹东那边的大堂舅也很快回信，说姥爷的那片房子一直做为一所中学的校舍，很难腾出来，而且如果索要必须先一次交齐这几十年的房屋维护修缮费用，很大的一笔钱，一直是政府垫付的，有些在文革中已毁得不成样子。大姨问大致需要多少钱，大堂舅说了个天文数字，那是各家砸锅卖铁也凑不起来的。这些还得是在房产手续、证明资料齐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大姨问手续没了怎么办，大堂舅说那当然是一切免谈。
丹东的负面消息抵消了吉林的负面消息，负负得正，医治了懊丧，大家心安理得地放弃了，三舅对原生产队长的痛恨也减轻了。姥爷姥姥的光晕也瞬间消散无踪，恢复了踏实的惨淡。
大堂舅劝慰大家不要上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国家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变天了！我爸的教训还不惨痛吗？若不是为要回那点儿资产能被打成反把地主、死在监狱里吗？我和弟弟妹妹也不至于受那么苦！一家人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我当时就发誓再也不做非分之想了，就算捐给国家做贡献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让我品悟到，人是越低越稳，什么运动也冲不着你。
于是大家更为释怀，直到几年后大堂舅得暴病去世，他的弟弟妹妹去丹东奔丧时才知道，哥哥早已暗中向政府成功索赔，把三姥爷的房产折成三十多万元补偿金拿到并独吞——他当时的工资只有六十元。他过分夸大难度，就是为误导舆论、掩人耳目，这边姥爷的房子也就成了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