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与国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家”不仅组织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而且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结构与价值指向。事实上，由于中国文化是把整个“天下”当成一个“家”来看待的，“家”对于秩序的象征功能往往使它成为“天下”的代名词。所谓“家国同构”、“家天下”，它蕴含着“天下”与“家”的互文互喻关系，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宇宙学和政治学的高度统一，也再清楚不过地道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特征。正是在上述层面上，以“家”喻“国”，成为文学书写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象征与修辞美学。
中国人对于家园与国土，有着中国文化传统中世代魂牵梦萦的故乡情感，并由此滋生出感时忧国的忧患精神。从近代中国人自身的精神历程未看，20世纪坎坷漫长的岁月里，由于异族侵略，国内战争、时局动荡乃至自然灾害等多种原因，一向“安土重迁”的中国人饱受流浪之苦，逃难、迁徙、离乱，几乎成为战争背景中走出来的那一代人的共同记忆。而对于当代台湾社会中流浪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所经历的人生放逐又具有双重的背景。1949年前后去台的大陆人，是被变动的现实政治所放逐的一群，虽然居住台湾多年，许多人仍然觉得“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对故国家园的乡愁构成其情感记忆的主要模式。60年代以来，在出国热潮中赴美留学的台湾人，他们通过自我放逐的方式飘洋过海，从留学生到“学留人”，以旅外华人的身份做了永久的“异乡人”。而一旦离开台湾，原来“大陆为根”的乡愁，又萦绕着“台湾为家”的意象，对家园的回望由此构成意识的双向投射。更何况，20世纪中期以后的海外华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海外移民。它虽然没有战争离乱的背景，却也处在国家断然隔裂的时期。“中国人到了海外，势必深刻感受到作为分裂国家的国民是怎样的不便、困扰、与痛苦。‘认同’的危机不仅存在于母体文化与客体文化的对峙中，甚至产生在面对自己分裂的祖国的彷徨中！个人的失根，祖国的纷争，使得海外的中国人背负着比任何一个其它国家作客异邦的‘外国人’更沉重的历史负荷。”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历史与时代的特殊赋予，背负着如此家国背景、经历了双重放逐的台湾旅外作家，当他们提起笔来，“用自己的母语写给母亲土地上的人看，不论为的是倾诉、思念、批评，还是回应”，都是要通过文字，“呵护着那丛本来即将枯断了的根。”因此，在他们仿佛先天般融入历史感与时代感的创作中，挥之不去的家国记忆构成一种永远的书写。
与此同时，海外华人在跨文化背景上飘泊与生存的现实境遇，使他们在遭遇到文化身份认同的时候，再次凸显了家国问题的思考。在这种意义上，作为一种跨文化语境中的写作，台湾旅外作家的作品从本质上讲也是海外华人心系“双重家园”的情感结晶。一方面，作为“龙”的传人，海外华人身上流淌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从思想感情到行为举止都受到民族文化模式的影响，对故国家园的精神皈依是他们挥之不去的内在情结；另一方面，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国家或地区，又有自身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风俗人情、文化模式和历史背景，并时时影响和制约着“在异乡”的人生，这种双重文化传统对台湾旅外作家产生的作用，势必带来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以及中心化与边化问题的困扰。也就是说，在异国他邦的版图上，母题文化的保持与变奏，文化身分的认同与确证，都无法脱离炎黄子孙的家国背景参照和文化传统渊4。正是在此意义上，有关家国的书写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如果说，过去的台湾留学生文学创作中，“怀乡”是作为一种文学母题来书写，重在表现海外游子的个体经验和家园情结；如今在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家乡”的个人情感记忆也就放大为“家国”的集体文化记忆。
集中书写家国命运的台湾女作家，她们的身份多由过去的留学生转向今天的旅外华人，她们的创作也跨越了留学生文学阶段，而扩展为反映移居海外的华人境遇和心态的新移民文学。台湾旅外女作家的人生命运所具有的时空跨度，她们在历史变迁过程中所不断深化的民族意识，使她们逐步从一己悲欢、个人身世、历史积9中挣脱出来，从而获得了一种新的创作视野。特别是在两岸关系发生不断变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全球化的世界性潮流中，台湾旅外女作家多是从一个中国人的立场出发，促进中华民族的文化、社会、国家的整合，作品也更深刻地触及到海外华人感时忧国的忧患意识和情系中华的民族属性。聂华苓从《桑青与桃红》的浪子家国悲剧书写，到《千山外，水长流》的民族未来期待；陈若曦从《尹县长》这类文革历史叙事，到《远见》、《二胡》、《向着太平洋彼岸》的家国命运关注；还有赵淑侠的《我们的歌》、《赛纳河畔》，李黎的《天凉好个秋》、《西江月》等作品，都从不同角度凸显了家国意识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发展变化。因为是站在一种新的历史高度来观照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台湾旅外女作家的家国关注多具有大的时空跨度，或不断地在美国、台湾、大陆之间展开故事架构，诉诸“乡土”与“根”的发现；或着眼于跨文化背景上的人生追寻，在与异质文化的冲突中确证海外华人的文化身份。这一切，正如李黎在解释自己为什么选用“西江月”作小说集书名的时候，对自我乃至台湾旅外作家的共同心声的一种解读：
我选用《西江月》作这本集子的书名，为的是这三个字：“西”是我现在所羁留的异国；“江”是饮水思4，代表故乡、祖国；而永恒的万古一月，笼罩着整片大地，正象征着超越这一切时空和人为的阻隔的信念与力量。
聂华苓：走遍天涯的浪子悲歌
聂华苓的文学影响穿越了台湾和大陆，并波及到海外文坛。她不仅以她丰富的创作实践和富有历史感的小说成就而著称，而且因为卓有成效的文学活动蜚声世界。她与丈夫保罗·安格尔共同创办并主持著名的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活动，为世界文学的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聂华苓在散文集《三十年后——归人札记》中，作过这样的自我介绍：“聂华苓——写小说的。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在台湾写作、编辑、教书十五年；现在是一个东西南北人，以美国爱荷华为家。”她以丰富的创作实践，走过了曲折而成功的文学之路。聂华苓的创作生涯始于南京，1949年她以“6思”为笔名发表了处女作《变形虫》，到台湾和美国之后，逐步进入创作的旺盛期。从50年代至今，聂华苓已出版著作20余种，包括小说、散文、翻译及评论，其作品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台湾文学评论家彭歌认为，聂华苓“不仅表现了不凡的天才，同时也显露了足以成为大家的功夫，作品中的广度，已走出了自我中心的范畴，作品的深度，则超越了眼睛的观察而至于心灵的感应。”聂华苓人生的时空跨度与情感历程，深深地影响了她的创作基调与文学视野。她曾动情地写道：“回顾起来，我仿佛活了三辈子；一辈子在大陆（24年）；二辈子在台湾（15年）；三辈子在爱荷华（19年）。每一辈子，多少人，多少事，多少欢乐，多少苦难，多少收获，多少丧失不能一一细说。突然发现三辈子生活在三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但离不了一个‘情’字，第一辈子是颠沛流离之‘情’，视野是三四十年代战乱的中国；第二辈子是虚无绝望的小‘我’之情，视野是四面环海的孤岛——台湾；第三辈子是爱‘人’之情，视野是四海。”在大陆，聂华苓既经历了抗战年代的少年逃难生活，又饱尝了被政治纷争和家庭幽9所压抑的人生况味。特别是身为桂系的父亲聂洸遭蒋系监视又被红军误杀的遭遇，使聂华苓“从小对政治的恐惧就领受够了。”1948年，聂华苓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后，翌年便去台湾，进入雷震主编的《自由中国》杂志任文艺编辑。《自由中国》是一个综合性的半月刊，以宣传民主自由、反对独裁政治为宗旨。“那时台湾文坛几乎是清一色的‘反共’八股，很难看到一篇‘反共’框框以外的纯作品。有些以‘反共’作品出名的作家把持台湾文坛；非‘反共’作品很难找到发表的地方。《自由中国》就欢迎这样的作家；‘反共’八股决不要！”她本人也坚持不登那些“反共八股”，不参加党部组织的作家协会，表现了一个作家刚正不阿的独立品格。1960年，《自由中国》被查封，雷震被判刑十年，杂志同仁遭到逮捕或临禁，聂华苓也被临视、跟踪，这使她陷入了真正的恐惧之中。聂华苓对国民党当局的幻想开始破灭，在惶惑和痛苦中她埋头写作。作者说：“那是我一生中最黯淡的时期，恐惧、寂寞、穷困。我埋头写作。《失去的金铃子》就是在那个时期写出的。”1962年，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冒着风险邀请聂华苓教授小说，之后徐复观先生也请她去东海大学讲授创作，聂华苓说：“终于又见天日了。”然而孤岛般的现实境遇，令聂华苓对生活已无太多要求，直到1963年美国著名诗人保罗·安格尔访台。这个如“旋风”一样的男人，和当时已经心如死灰的聂华苓在这一特殊时刻相遇，某种情愫在两人心中悄然滋长。1964年赴美之后，聂华苓与安格尔四处奔波，千辛万苦地创办了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并开始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重新观照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对新中国由9到爱，对共产党由恨到敬，创作视野与思想境界因此豁然开朗。聂华苓逐渐消除了以往的政治偏见和个人恩9，并与安格尔合作翻译出版了《毛泽东诗集》。对于自称为“东西南北人”的聂华苓来说，生长于中国大陆，写作于台湾，现以美国爱荷华为家的经历，使她目睹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沧桑与世事变化，对流浪的中国人的境遇感同身受。正因如此，她以深沉的历史感和忧患意识唱出了赴台“大陆人”的乡愁之歌和海外浪子的命运悲歌。
聂华苓的小说内容主要侧重于三个方面。一是描写赴台“大陆人”的生存境遇和乡愁；二是表现故国山河与乡村人物，寄托思乡之情；三是反映流浪的中国人的命运悲歌。贯穿其创作始终的，是笔下人物浓得化不开的流浪情结，是个人命运与家国命运在时代变难中的沉浮动荡，是始终不渝的关于“中国人”的主题书写。
聂华苓小说的人物和故事离不开飘泊的生涯，作品总带有浓浓的乡愁。短篇小说集《台湾轶事》，是聂华苓1949年至1964年写于台湾的作品。“小说里各种各色的人物全是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他们全是失掉根的人；他们全患思乡‘病’；他们全渴望有一天回老家”。同样是描写赴台大陆人的流浪生涯与现实境遇，聂华苓与白先勇并不相同。如果说，白先勇是以今昔对比、历史兴衰的角度，透过国民党上流社会人物的没落与衰败，唱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历史挽歌；那么，聂华苓则是以讽刺写实的精神，通过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飘泊无依的生活命运与精神状态，唱出了一曲有家难归的怀乡恋歌。
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在被放逐者的身份和异乡人的处境面前，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有家难归又穷愁潦倒的失根之痛。面对茫茫海峡，他们归期无望；而现实处境，又令人空虚苦闷，失落沮丧。在全患着思乡“病”的赴台大陆人中，乌效鹏、万守成、顾丹卿这群既无钱又无权的升斗小民，他们打破灰色人生的唯一希望就是合伙凑钱买爱国奖券，但最终收获的却是连续十次中奖落空的幻梦（《爱国奖券》）；还有那位先期到了台湾，与留在大陆的丈夫痴情相爱的李婵媛，为了抚养三个孩子，迫于生计，只好强颜欢笑，委身于纺纱厂的老板赖国熹（《一捻红》）；而那个曾经清纯可爱的女子珊珊也在人生的动荡流落中，在台湾的颓败世风中失落了自己，当年的青春理想无可寻觅，昔日的小天使变成了俗不可耐的小市民。在《高老太太的周末》这篇小说中，高老太太与子女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周末的晚上，儿女们去尽兴跳舞、听音乐，把母亲留在家里，只有《昭君9》幽9苍凉的曲调，伴随她度过孤独之夜。《一朵小白花》描写两个老同学在台湾的重逢。现任小学校长的谭心辉一本正经，冷若冰霜，让前来会友的丁一燕备感失望。台湾社会重压对人的性格扭曲，现实挫折和失意带来的人情冷漠，从中可见一斑。但当她们追叙美好的青春时代时，冰墙消弥了，两个人恍若又回到昔日的大陆生活中。作者笔下所涉及的这些流落台湾的女性，她们在爱情婚姻、生存境遇和精神层面上受到的磨折更为沉重，世事风雨变迁中所色勒出的女性生命曲线更加蜿蜒起伏。聂华苓从不同角度描写了流落在台湾的大陆人命运，特别是对50年代台湾“社会病”与“异乡人”心态的把握，充满切肤之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