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活和创作的自然流程来看，陈若曦小说分为三个时期。早期创作始于大学时代，以短篇小说为主要形式，呈现了比较复杂矛盾的现象。出身于木匠世家的贫穷经验与贴近普通百姓的情感指向，使她用写实手法创作的小说，一是侧重于表现底层人民的生存境遇，带有乡土色彩；二是致力于反映受侮辱受损害的女性命运，揭示出反封建反迷信的文学主题。作者之所以采取这种写作立场，是和她早年的生活根基分不开的，陈若曦谈到：“我小时候生长在乡下，家里来往亲友不是务工，便是务农的，朴实无华。也许生活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对生活的追求，和生活的奋斗，照样的狂热炽烈，七情六欲的表达更加真实，健康。”等到她办了杂志以后，“这时，我下了决心，写作的目标便是他们的生活。”《辛庄》、《灰眼黑猫》、《妇女桃花》、《最后夜戏》等作品便是这种追求的体现。陈若曦对她曾经生活于其间的那个贫穷、愚昧、滞后的社会环境深恶痛绝，她以一个年轻作家的社会意识和正义感，关爱着台湾的普通人，特别是底层的劳动妇女，期盼她们能够从封建迷信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从世道不平的现实中挣脱出来，去掌握自身的命运前程。《最后夜戏》作为陈若曦早期小说的佼佼者，它将台湾艺人落魄潦倒的人生与歌仔戏的衰落命运交织起来，对不平等的社会制度表示抗议和批判，作品还注意用心理的、民俗的、意识流的观点处理小说情节。《灰眼黑猫》通过主人公文姐不幸的婚姻命运，揭示了男权中心话语对于女性的人生压迫。另一方面，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创办《现代文学》杂志的经历，又使她描写知识分子题材的时候，多有意模仿西方文学。在《钦之舅舅》、《巴里的旅程》这类作品中，人物的怪异行为背后虽然蕴含着某种社会忧愤，但更多失之于扑朔迷离、神秘虚无。总之，无论是社会写实，还是借鉴西方，陈若曦早期的小说创作，还欠缺社会、时代的开阔视界和坚固架构，因而对社会阴暗现实的揭示和批判，还显得有些力弱。
以1974年发表短篇小说《尹县长》为标志，陈若曦一发而不可收地进入了去国以后“为政治冲动而写小说”的中期创作。她陆续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尹县长》、《老人》、和自传色彩浓厚的长篇小说《归》，以及散文集《文革杂忆》，这期间的创作皆以陈若曦的大陆生活经验为背景，主要反映文化大革命的真实面貌和社会悲剧。用作者自己的话说：“目标是把中国人的痛苦和辛酸告诉所有的中国人。”由于陈若曦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她因之成为台湾作家中唯一亲身经历了“文革”浩劫的人；又由于她对政治与文学的敏锐感应，她最早在创作中揭露了“文革”时代的真相，因之成为海内外作家中首先触及中国大陆“伤痕文学”题材的开创者。但也应当看到，由于当时的时代制约和作者“旁观者”身份的生活局限，长期在海外生长的陈若曦缺乏对历史的全面了解，加之她毕竟不可能真正置身于“文革”的漩涡，所以她还难以从社会心态和文化背景上对“文革”悲剧进行更深刻、更广泛的揭示，还会误把“文革”的变态当作常态，出现一些有失偏颇的描写。
当年，陈若曦满怀热情投奔祖国大陆，而“文革”时期的浩劫现实与她的理想发生严重错位，怀着“乌托邦的追寻与幻灭”（白先勇语），以一个回归的知识分子视角来透视“文革”这段特殊历史，陈若曦不仅是浩劫年代的见证人，也自觉不自觉地承担了一个反思者的角色。独特的家世身份与经验，加之陈若眩自身的政治热情与热血气质，大大强化了她中期创作的社会意识。出于对社会政治和家国命运强烈忧患的峻急之情，陈若曦表现出现实政治批判的尖锐创作指向，同时也蕴含了人道主义的多愁善感。这类创作按内容可分为三类：或反映“文革”时期对民主与法制的践踏问题，如《尹县长》、《任秀兰》等；或揭示极左思潮、个人崇拜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如《晶晶的生日》、《大青鱼》等；或表现受创最深的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命运悲剧，如《耿尔在北京》、《归》等。
《尹县氏》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它采用第一人称写法，以冷静客观、不动声色的口吻，诉说了热爱社会主义的尹飞龙县长于“文革”初期被枪毙的悲剧。尹飞龙原是胡宗南手下的一名军官，因率部队起义有功，解放后担任了陕西兴安县县长。他遵纪守法，忘我工作，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在当地有口皆碑。然而，“文革”狂潮袭来，他却连连受到迫害，被当作“潜藏特务”、“阶级敌人”给枪毙了。尹县长至死也不明白“究竟为什么要搞这文化大革命”？他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临死时仍然高呼“毛主席万岁”，而一旁观看的农民群众也对这种场景表示不理解。作品对“文革”中破坏民主与法制、草菅人命的可悲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在尹县长被极左思潮迫害致死的令人惊悚的命运悲剧背后，那种被愚弄的年轻一代的精神疯狂，以及整个社会虔诚的愚昧和盲从，则是一个民族更令人沉痛的深层悲剧。
从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出发，陈若曦这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多次出现了归国留学生的形象，无论是耿尔、文老师、柳向东，还是辛梅和陶新生夫妇、方正和柳亚男夫妇，他们都曾放弃了优裕的物质生活和良好的工作环境，费尽周折，冒着风险回到祖国服务，却意想不到地遭遇了“文革”乱世，想有所作为而不能，想改造国家却被社会“改造”；政治上遭受歧视，专业学非所用，情感屡遭创伤，理想顿然破碎，有的甚至后悔，想再度出去流浪。“回归——疏离——幻灭”，构成他们不被认同的精神悲剧。短篇小说《耿尔在北京》，透过留美归国学者耿尔一连串的爱情悲剧，深刻地揭示了浩劫年代对于普通人生活8望与感情权利的扼杀，回归的知识分子与大陆社会“疏离”的痛苦弥漫于字里行间，艺术的表现也相当真切、感人。
长篇小说《归》则以浓重的自传色彩和真实的生活体验，集中反映了归国留学生在“文革”年代爱国无用、报国无门的不幸遭遇。台湾留美学生辛梅和陶新生为了避开台湾当局的耳目，如期回到祖国大陆，几乎绕地球飞了一圈。方正和柳亚男为了申请回国护照，在海外苦苦等待了五六年之久。有感于她们这一代的人生的残缺不全，辛梅千方百计地赶回祖国生儿育女，为的是要孩子睁开眼睛就处在祖国怀抱；柳亚男认定“天地间头一件大事就是要做一个中国人，最怕孩子将来长大后不中不西。”正是由于他们有过那般美好的憧憬，那样义无反顾的付出，回归后的“文革”现实打击才更让他们惶惑、痛苦、幻灭。辛梅和陶新生回国六年了，虽然学非所用，空怀一腔报国热情，还是努力学习在忍耐中适应环境。她们也曾在“青龙山里挖过煤，淮河岸边挑过土，在苏北胼手胝足地开荒建农场”，期望有一种身份的改造，形象的认同，“被接纳为八亿人口中的普通一分子”。然而，暑假长沙探亲之行的受阻，一下子粉碎了辛梅的幻梦，她仍旧是那种不被信任的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为了认同祖国而不6万里归来的知识分子，却得不到当时社会的认同，这是那个时代最令人心寒的一幕悲剧。后来，方正、柳亚男夫妇再度申请出国，陶新生却由于对国内形势的完全失望和理想的幻灭，通过主人公因公牺牲假象的制造而“巧妙”地自杀，辛梅则陷入了极度的失落与痛苦之中。难能可贵的是，在揭示与反思“文革”悲剧的创作中，陈若曦实际上是最早提出了“救救归国留学生”的问题。但也勿庸讳言，这部小说在情节线索与人物比重的安排上显得有些粗疏。生活素材真实，但缺乏更深入的提炼；原本可以发掘的生活细节，却被过多的主观议论所代替，这种情形自然影响了它应该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
以1980年发表短篇小说《路口》开始，旅美的陈若曦进入了新的创作时期，小说题材与写作路线发生了明显位移。作者谈到：“从一九八○年开始，我就不以文革为题材从事创作了，因为对这个问题很多人比我了解得多，资格比我老得多，我已集中精力多写一些有关海外华人的东西。”“由于移民海外，对海外台湾人的遭遇，他们的傍徨、选择和成就感受很深，一方面他们的生活也牵连到香港、大陆以及其他地区的华人，于是决意写海外华人的精神面貌、生活实况。”“我现在感兴趣的正是写美国的华人社会——目前这个阶段的华人社会，写华人的思想和生活，例如他们对分裂的祖国、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上地位的认识，还有高级知识分子在这样的社会里的追求，他们怎样看自己、别人乃至一般美国人怎样看他们，还有种种个人的奋斗、矛盾等。我现在要写的就是这方面的题材。”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政治局势的发展、海峡两岸关系的变化，使得一向关注国家命运的陈若曦不可能不被这种新局面所吸引。而身为旅美华人的角色定位和生活经验限制，使她在反省两岸关系的时候，又“不得不透过在美国的台湾人或大陆人来反省两岸关系。这一来，就使得原本只是两岸的问题，立刻变成较复杂的三角关系了。”而“台湾、大陆、美国的这种三角关系，可以说是两岸关系最合理、最真实的表现。”在中短篇小说《路口》、《城里城外》《客自故乡来》、《向着太平洋彼岸》、《绿卡》、《到雷诺去》，以及长篇小说《突围》、《远见》、《二胡》、《纸婚》中，反映美华社会的生活命运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思考两岸关系与中国前途，成为她创作的政治架构和关怀焦点；而这一切，又往往透过在美国相遇的大陆人与台湾人之间的男女情感关系来展开，并无可避免地浸润在双重文化的环境氛围里，体现着作家对海外华人政治的、文化的、人性的多重思考。上述作品中，热切的民族情感跳荡于字里行间，不时跃然纸上；而对国家命运思考的峻急传达，也程度不同地失之于某种理念的痕迹。
《突围》以美籍华人教授骆翔之和大陆留学生李欣的婚外恋为主线展开故事情节，其中穿插了旧金山华人知识分子形形色色的人生世相。热衷于炒股票和经营房地产的教授，信神拜佛、迷信成风的教授太太，或以金钱维持婚姻或陷入三角恋爱的夫妻，还有那种为追求生活美国化而遭遇困境的大陆留美女学生，他们共同构成了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挣扎、失落、空虚的一群。小说选择“突围”主题进行艺术构思，颇具象征意味。“突围”作为对人的某种境遇的警醒与救赎，它使作品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审视自身，选择路向。不仅那个身患自闭症的女孩小琴面临着治愈疾病、返回人群的生命突围；陷入婚外恋困境的骆翔之和李欣面临着一场情感与道德的突围；包括那群醉生梦死、自我封闭在社会一角的华人知识分子，也同样面临着如何走出小我天地，追求高尚人生境界的精神突围。
《远见》在展示海峡两岸历史走向与互动关系方面，有着更为开阔的视野。受过高等教育的台湾中年女性廖淑贞是一个有着传统美德的“东方女性”，为了丈夫吴道远的“远见”，也为了解决女儿的大学深造问题，她带着女儿远涉重洋，先期赴美，以做佣工来换取绿卡。其间与大陆访美学者应见湘相识并结为知己，从这种友谊中获得了心灵安慰和人生追求的力量。两年之后，当她历尽艰辛拿到绿卡时，方知在台湾的丈夫早已与他人同居生子。悲愤之余，廖淑贞决定离婚，重返美国闯荡天下。经历了这样一场感情的突变，特别是与应见湘的接触，促成了廖淑贞内在精神的转变。作为作者“理想的中国人的寄托”，应见湘则以他的耿介风骨与坦荡胸怀，以他对中国前程的热切关怀与无私奉献，深深地感动和影响了廖淑贞，本来传统贤惠、保守依从的她，不断扩大了人生的关怀面，在追求自立的现代觉醒中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开始变得真正有主见、有远见了。
总的来说，陈若曦始终保持了“绝不无病呻吟”的写作理念，基本上遵循生活写实的路线。对家国命运的深刻忧患与热切关注，使其小说带有强烈的政治气息和时代色彩，严谨而富于变化的结构，朴实无华、简洁明快的语言，以及长于讽刺、笔法凝重的风格，构成她小说的主要艺术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