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秀文学5起的背景话语
当今台湾文坛所惯称的“闺秀文学”现象，大概发生在七十年代中叶到八十年代中叶这一时期。闺秀文学多为战后出生的新生代女作家而创作，她以带有浪漫抒情色彩的爱情书写为描写内容，以女性阅读人口为诉求对象，在创作与阅读之间寻求某种女性认同的一致性。
闺秀文学的出现，与《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两大报系的强力推动有关。过去台湾文坛的评奖多由官方设置，如1950年3月成立的“中华文艺奖金委1会”每年颁布的“五四奖金”。而《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分别于1976年和1978年设立的文学奖，则取代了官方的文学奖励，逐渐成为台湾文学风气的重要导向，两大报系的文学奖项也屡次落入女作家之手。以《联合报》为例，在1976年到1983年连续八届的文学评奖中，蒋晓云的《掉伞天》、《乐山行》、《姻5路》，朱天文的《乔太守新记》，朱天心的《天凉好个秋》、《未了》，苏伟贞的《东西南北》、《世间女子》、《红颜已老》，萧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曾丽娟的《红颜》，许台英的《岁修》，袁琼琼的《自己的天空》等作品都榜上有名。除了苏伟贞之外，其他属于这种“闺秀文学”创作文风的作家都与朱氏姐妹创办的“三三集刊”过从甚密。这些从两大报系的文学比赛中脱颖而出的年轻女作家，既不同于学院派女作家的现代主义专业视野，也有异于乡土派作家具有政治颠覆性的创作取向，她们更多地受到张爱玲的影响，并形成一种“唯情主义”的风格。
闺秀文学在两大报系推动下的文学出击，正值台湾的文学商品化过程逐渐形成之际。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文化工业的商业化拓展，金石堂企业化的书店经营规模逐步完善，畅销书排行榜得以制度化。《联合报》副刊随后也设立“质的排行榜”，请一些专家挑选他们心中的好书，每月总结一次。报刊媒体通过各种评奖活动，推出新人，引领文学风尚。少数被认定具有特别才华与潜质的作家，甚至由文化企业提供年俸薪饷，专门搜集材料并创作新书。书店、报刊、媒体对作家创作过程的变相介人，对读者期待视野和流行品味的引导，使得艺术生产的模式日趋大众媒体化和消费市场化，过去那种属于同仁刊物和标榜作家学养的文学时代已经悄然结束。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惟美浪漫的爱情书写而登台亮相的闺秀文学，迅速占领了台湾文化生产舞台的中心位置，在文学比赛中屡屡获奖，并由小说创作而频频触电，为电视、电影撰写剧本，通过大众媒体达到广泛的作家传播效应。正是“藉助於台湾的文学商品化体制，台湾的文坛出现了第一个大规模的流行文学，即以年轻女性为主要读者群的女作家的作品，也就是一股所谓的闺秀文学。”闺秀文学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张爱玲的影响。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后期，台湾文坛对张爱玲的倾心和祟拜，几已达到“倾城之恋”的地步。文化界人士与媒体网络的共同操作，造就了诸多的“张迷”，让张爱玲作品成为当代台湾的一部新传奇，抑或一种新的文学符号。台湾作家杨照这样看“张爱玲风”的形成：
“张爱玲风”最盛时是在70年代末期，台湾文坛上一方面是乡土文学论战的意识形态炙热杀伐，一方面却浮现许多以张爱玲式笔调的爱情小说。一刚一柔，一个以雄性声音张扬国族、阶级论述；一个以女性书写挖掘情爱内蕴细节，给那个时代图染了令人久久难以忘怀的丰富面貌。“张爱玲热”在台湾的升温，与台湾社会形态的蜕变、都会文化的形成有密切关系。张爱玲以四十年代上海、香港的洋场生活为背景，在这个中西文化畸形交流、新旧时代奇异碰撞的环境中，透过贵族家庭的没落和封建文化的颓败，都市洋场中残疾的“爱情传奇”和畸变的人性状态，为人们提供了一幅幅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都市中国的历史画面，以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张爱玲告别了那个走向颓败的时代，在作品中留下了艺术空白和悠长回味。虽然“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从60年代施叔青的“叹世界”小说、白先勇的“台北人”系列，到七八十年代的闺秀文学写作，他们笔下描摹的正是张爱玲所写的同一族类的人物，同一类型的故事在30年后的发展与变异。
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台湾由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转型，台湾的都市化程度急剧提高，而农村经济却相对萎缩。从1976年至1986年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0％，而农业仅为1％。
城市人口在1985年将近达到全岛人口的80％，台北尤其成为世界上人口最为密集的国际大都市之一。都市化的进程还表现在政治、文化型态上，如教育程度提高、重视资讯和知识、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中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以及都会文化意识活跃等方面。开放后的台湾与当年的上海、香港具有许多相近的地方。无论是社会结构、经济形态，还是文化意识、伦理道德价值观，特别是在中西文化冲突、新旧价值观念的抵触、物质消费与精神追求的矛盾、都市物化与异化现象严重等方面，都可以找到它们之间的类似之处。正是这种都市生存背景的沟通和都会文化氛围中的共鸣，张爱玲的都市写作颇能迎合当代台湾受过教育的都会年轻人的品味，其笔下的都市爱情传奇，又特别赢得了台湾女性读者群和新生代女作家群的青睐。
闺秀文学的5起，也与部分新生代女作家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对文学品味的选择直接相关。就当时的政治环境而言，1979年“高雄事件”之后，台湾社会的政治氛围愈发紧张，各种社会力量也处在分化组合的变动之中。随着政治活动空间的扩大，意识形态话语更多地侵入文学界，主导70年代文坛的乡土文学创作也在分化中日趋沉寂，而此时，闺秀文学的出现，正是以言不及政治的儿女情长的书写空间，象征了台湾中产阶级、都会品味的抬头。这情形，正如台湾学者吕正惠指出的那样：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已经明显的看出来，台湾的政治运动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对国民党老旧官僚体系的改革运动。省籍的冲突虽然使这一运动变得更为复杂，但中产阶级并不8意看到台湾因省藉因素而两极化，而使中共坐收渔人之利。在这种情形下，不论是陈映真式的统派论调，还是宋泽莱式的独派论调，都不会得到大多数中产阶级的认同。
国民党的文宣体系可能意识到了这样的局面，因此，在乡土文学论战以后开始改变策略，透过各种传播媒体（主要是报纸副刊和出版社），推扬“纯正”的文学，以和乡土派的“政治”文学相对抗。现在看起来，这一策略因投合保守的中产阶级的品味，得到了意外的成功。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己可看到，乡土文学退居一隅，再无七0年代的气势了。
也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在所谓的纯文学中，女作家的作品，尤其是投合青春少女喜好的闺秀文学异军突起，大有席卷文坛之势。诸如上述所言，闺秀文学现象的登场与流行，并非单纯的文学现象，其背后悄然变动的社会时局，工商业社会里文化符号的生产制作过程，复杂微妙的台岛文化心理，加之女性文学调子的变奏与重弹，都以各种场域的合力作用，让闺秀文学成为特定时代的一道文坛风景线。
情爱红尘：闺秀文学的书写场域
从闺秀文学的创作来看，对情爱红尘的书写，构成了闺秀女作家共同关注的题材领域；而在不同作家笔下，这类写作又显示不同的处理方式和风格情调。或以揶揄的口吻拆穿爱情幻象，或以保守的态度传达一种“爱情哲学”，或以浪漫的女性怀想，虚构出6离社会现实、灵肉分离的“洁净的爱情”，或从商业社会现实出发，表现出一种“速食式爱情”消费；这林林总总的爱情表现，共有的是闺秀作家们书写的情致，缺失的则是一份现代意识的观照，批判精神的融入。
70年代末首先以爱情题材刷新台湾文坛，预告了新一波女性写作潮流的当推蒋晓云。本名蒋贤倚的蒋晓云，湖南岳阳人，1954年出生。1978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系，1980年赴美留学，相继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硕士和博士学位。这位以《掉伞天）、《乐山行》、《姻5路》三次获得《联合报》文学奖的年轻女作家，虽然只有《随5》、《姻5路》两本小说集问世，但她一出道便以女性言情的独异风格而引人瞩目。蒋晓云观察世事的智慧，她的2熟技巧和文字风格，往往被评论家认为是张爱玲的传人。
与张爱玲一样，蒋晓云是以入世近俗的态度和超然嘲讽的口吻，来处理那种无奈而无望的爱情故事。她的小说里，找不到什么“真爱”，也没有“至死不渝”的海誓山盟，所有的爱情，都映现着日常生活的琐碎与庸俗，作者透过对若干特定浪漫模式的仿拟，解构了俊男美女的形象与爱情的崇高化。《宜室宜家》中的章中平和金明华原是一对恋人，可当金明华从美国留学回来后，章中平竟然与其胞妹金明英结了婚。章中平家中有妻，却不耽误在外边另筑香巢，与别的女人厮混。《姻5路》里的林月娟一心一意盼着嫁人，然而婚姻路上的重重难关与艰难跋涉，最终让她一无所获。恋爱多年的恋人吴信峰毫无理由地与月娟分手，让放弃了留日学业不顾一切赶回台湾结婚的她悲痛欲绝。另作他图的月娟，只好把希望寄托于对她心有好感的留日学生清耀身上，却不料清耀被日本女子神田抢走。无奈之中，月娟与同是失恋的餐馆乐师程涛频频交往，明知她的结婚8望与恋爱专家程涛的杯水主义是冲突的，但为了把自己嫁出去，她还是不顾一切地往前走，结果仍然是挫败、失望和无奈。
至于蒋晓云作品中的人物，台湾留美学者夏志清有这样的评价：
蒋晓云笔下的知识青年，可说是没有理想的一代。他们是在非常现实的世俗社会里长大的，只关注自己的事业和幸福，不谈国家大事，对社会问题也毫无兴趣。女的以婚姻为其追求的目标，有了丈夫有了家，才能笃笃定定做人。男的也有些想结婚的，但大半事业心重，觉得胼手胝足找个伴共同奋斗太吃力，不如迟几年混出名堂后再讨个年轻美貌的太太更好。蒋晓云所塑造的人物，情感上几乎都是冷酷型的，青年男女的婚姻恋爱，往往以一种看破红尘的世故，把一切都变成了手续和程式，人际关系、爱情和婚姻关系，都产生了异化和变态，种种琐屑、平庸、自私、冷漠、麻木的爱情世相，写尽了台湾的无情世代。小说中的男人，多是同时玩弄几个女子的无情角色，他们或拈花惹草，自得其乐；或自私冷酷，无视女人青春与恋爱的奉献；或招摇撞骗玩弄女子的感情于股掌之中。那种深入骨髓的冷酷无情和盛气凌人，常常令人不寒而栗。《随5》里的一个配角罗杰，对于女友安美玲跟别人结婚的事实毫不在乎，他对自己的一个女同事说：
谁不要谁？安美玲不要我？你想想看，我甘四、五岁，娶个老婆也甘四、五岁，我再逍遥个七八年，娶个老婆还是甘四、五岁，她是不8意等呀？告诉你，她是不敢等，过个三、五年，我不要她，她怎么办啦？围绕在男人身边的女人，则多是逆来顺受、信奉命运、恪守旧传统的无奈角色。《闲梦）中的范伦婷，明知洪伟颂早已变心援但还对他抱着幻想。面对这个怀里拥着一个情人，来退还从前情书的男子，范伦婷竟也和他拥抱接吻。当对方故意问她：”你不怕我占你的便宜？”范伦婷竟痴迷地回答：“我爱你，怎么叫占便宜？”结果是洪伟颂占了便宜起身就走。在这种令人悲哀的不平等的两性关系背后，蒋晓云自己也知道伟颂、伦婷这两位男女主角一点也不可爱，他们有着工商业社会太多的自私人生，爱情早在他们那里变成一种功利的算计：
他们两个人这事无论如何不能再往深一层想，因为想穿了，并没有一个值得同情：两个自私的现代青年，花了许多青春在口头上谈着精神恋爱，生活上各自为自己的前程奔忙，跌交的时候，9人家不扶，却忘了本来并未携手的。
事实上，不仅仅是蒋晓云，从张曼娟、朱天文、朱天心、袁琼琼、萧丽红等闺秀文学作家出道时的作品来看，都无一例外地通过闺秀式的通俗言情方式，描写了七八十年代台湾青年的爱情故事，并触及到女性在两性关系相处中的认同危机，使爱情、婚姻、女性的问题再度浮出水面。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传统农业社会的性道德和两性行为模式已经解体，但新的社会规范还没有完全成型。在这个短暂的“脱序”阶段中，许多年轻的女性处于茫然无措的状态。台湾学者吕正惠曾谈到这个“脱序”阶段的女性情感境遇：
青春少女只得到一个空洞的自由恋爱的形式，而没有享受到实质的自由恋爱的行为自由，因此，在青春的空档期，她必须忍受长期的等待与煎熬。中年的妇女，则因为社会的开放，必须时时提防先生的外遇，而法律却还来不及提供她任何保障；更憎糕的是，在心态上，她还不是一个”新时代的女性”，足以承受现代婚姻的一切风险。闺秀文学对上述问题的触及，是以保守的文化态度，表达了一个最传统的女性对现代形式的爱情的怀想。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女性，追求着自由恋爱和结婚的现代感情方式，但其骨子里所蕴合的是传统的婚姻观，是滞后的妇德意识和伦理道德观念。闺秀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大都是传统而保守型的。她们最大的理想，是求一个好的归宿，在夫妻名份下过一种夫唱妇随、安分守己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