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林西庚，身为大家闺秀的朱影红意乱神迷，常常感到被臣服的强烈快乐。当她决意要终身依赖、崇拜对方的时候，林西庚却提出了分手，并让她感受到痛彻心胸的绝望与恐惧。林西庚作为消费社会和酒家文化培育出来的暴发户，在事业辉煌、经济背景强大的开拓者形象之外，又有着败德的一面，家中有妻的他经常出入于风月场所，拥有两个固定的情妇，同时与其他女人有染。林西庚的专断自信并不给朱影红任何质疑的机会，而他的男性炫耀与强盛气势，竟让朱影红甚至陷入“阳具崇拜”和被虐式的迷恋。在林西庚男性雄风犹在的强势阶段，朱影红清醒地意识到，她不能以普通女人的方式去获得他，她与林西庚之间将是一场持久的争战。于是，她在情场老手栽藻凿凿赠张那里不断获得身体满足，让自己焦灼、骚动、纷乱的欲望和心境平静下来，开始从容地等待与狩侯，寻找着与林西庚的重新相遇以及自己出击的机会。这一天终于到来之际，朱影红以所谓“黄先生”这个爱情假想敌的设计，让充满嫉妒心与征服欲望的林西庚再度回到自己身边。然而在这个海岛上，事业成功的男人，惯例是维持一次婚姻，足以给外人交待；至于婚姻之外再有多少女人，只会赢得羡慕与恭维。既便朱影红后来怀了林西庚的孩子，她也无法以不可或缺的存在，让林西庚肯离婚来娶她。
对于朱影红而言，这是一场不平等的战争——她要的是婚姻，而不是被林西庚豢养的情妇；而林西庚以他商业巨子的男性强势地位，则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他不过是多一个女人或少一个女人罢了。象对待那些有所欲求的女人一样，他觉得他可以用金钱、房子、情欲轻易地打发朱影红。所以，当朱影红一字一句地林西庚说：“你放心，我没有要缠你，我只是要告诉你，我刚拿掉我们的孩子。”对于女子那无所欲求的沉静，林西庚反倒不知如何回应。小说的最后，他与朱影红一起回到了菡0，两性之间的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朱影红明显的不再以林西庚为中心，也不介意他的好恶，她甚至一舍平日他喜爱的衣物，回复到她原来习惯的黑白关色；她身为大家闺秀的自我意识和“尊贵自觉”，在菡0一一复活。而林西庚却发现，0有如迷宫，他在那里一再迷路。更让他震惊的是，朱影红如同让他迷失的菡0一般，完全超越他的掌控和理解。就在此刻，一向占据主导地位的林西庚终于向朱影红求婚，但她却“好似从来不曾爱过他。”
面对这场旷日持久的两性之战，处于弱势地位的朱影红是以身体与心灵相分离的双重自我，徘徊在大家闺秀的尊贵和风尘女子的纵情之间，现代女性的智慧和世间情妇的心机之中，不停地等待与狩侯，痛苦地潜藏与出击，最终赢得了处于强势地位的林西庚。两性关系、男女地位的纠葛与互动，充满了吊诡的意味：当林西庚向朱影红求婚，决定修复菡0、让自己的孩子在这里出生和成长的时候，这个代表了台湾人“男性尊严”的男人却以性无能而陷入慌乱。“就此角度而言，《迷0》可说是赤裸裸地是暴露了在两性互动、社会规范之下，所谓男性特质（皂葬泽糟怎造蚤灶蚤贼赠）与女性特质（枣藻皂蚤灶蚤灶蚤贼赠）的流动诡谲。”这种充满焦虑、痛楚和情欲的两性之战，或许在客观上写照了经济起飞与财富暴发的七十年代台湾社会景观，诸如那种爱情、欲望和权力纠结冲撞，弱势辕强势地位的变动转换，以及由此带来的喧嚣而惨淡的爱情风景和充满变数的人生命运；或许暗示了两性关系的相处，如同那个迷宫般的菡0，永远充满山穷水复、柳暗花明的诱惑和谜题。但透过朱影红形象与菡0梦想的互为见证，透过朱影红毅然捐出菡0的人生举措，以及她与林西庚相处模式的明显变化，我们仍然能够从女主人公自我意识与形象的迷失——分裂——寻觅——重建过程中，感受到李昂一再关注的女性观点和性别议题。
对于李昂来说，她创作中最出色的部分，还是对于女性问题的观照和审视，她比别人更真诚坦率地写出了女性作为一个社会的又是自然的人，其本能欲求和社会需求的双重纠葛，以及在男权中心话语的长期笼罩下，女性的心理与情感境遇，女性的觉醒与人生奋斗。但是，解严以来“泛政治化”的台湾氛围的影响，让作家难以拉开距离审视生活，政治文化的思维定势，妨碍了作家对人生与历史进行客观描述。李昂近作对于“政治”主题的热衷，也使得文学的表现负载了过多的意识形态话语寓意，“女性”主题的表现反倒有所损伤，这种创作盲点有待作者深自警戒。
作为文坛上的“叛逆女性”，李昂在性文学领域的大胆开拓，把性作为解剖社会的一个切入点，这是服从其“到人间管管是非”的创作意图的。性在她的作品中，只是达到批判与揭露、同情和护卫的一种手段。她的性描写，或写出冷峻而悲苦的事实，如林市母亲被军服男子强暴的场面；或写出残酷而凶暴的状况，如陈江水对林市长期野蛮的性掠夺；或写出恐惧不安的压抑氛围，如李琳与叶原通奸时的复杂心理；这些都是为塑造人物或是深化主题意义而设置的。李昂写的虽然是人们很敏感的性领域，但她的创作态度是非常严肃的，描写的方法也是恰当的。
总的来看，李昂的这类创作，第一，它往往以丰富的心理学和社会学以及精神医学上的知识，使其作品的“性描写”具有相当的心理基础。正因如此，她让我们看到，“李昂小说中每一次的做爱都不是在极快乐或极浪漫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在极矛盾、极苦闷或极虚无的状况下发生的，因此接下去纵然李昂对性动作描写极为细腻，却也极少带给人异色遐想，甚至严格他说，她的性场面的描写却常常带给人一种极苦闷的感觉，也就是说李昂小说中的性描写，有一大部分好似只是为了在发抒主人公苦闷的心灵而已。”第二，李昂作品的“性描写”，基于她对现阶段台湾女性的情与欲所面临的难题有着深刻认知。对李昂而言，“性”是女人建构自我的一个重要过程。在价值观念急剧变化、两性相处更加复杂的台湾当下社会里，女性面临人格压抑与情欲冲突的时候，应该如何自处？女性在父系传统与性别之战的纷争中，又将怎样抵挡男性沙文主义，有效地避免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与伤害呢？“性”在女性的成长过程中，对于唤醒女性的自我主体和性别意识，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正是过去世代的女作家所不曾直面的女性命题。李昂的特异之处，就在于她以女性本位的立场，在女性情欲的书写中，正视了女性被遮蔽的生命本相。
第三，李昂作品中的“性描写”，不是“以性言性”，而是”以性言他”。李昂也强调，“性”在她的小说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是帮助女人开发内心深处的自我，“性”在李昂的小说中往往有其社会历史的脉络。李昂这样归纳她小说里的“性”：“我走的不是一个单一的情欲问题，‘性’基本上还是会跟社会的脉动有关。”李昂的“性描写”往往融入社会生活的描写，她笔下的“性反抗”也自然成为一种社会反抗的象征，这点恐怕是李昂小说的“性”题材与其他当代流行的“情欲书写”最大的分野。
李昂在创作方法上体现了兼收并蓄的创新精神，她熔传统、现代、西方、中国的艺术技巧于一炉，既采用古典文学中的工笔、白描等手法，又吸收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象征、意识流、梦境、感觉、魔幻等表现方式，给人带来比较开阔的艺术视野。
与李昂在性文学领域的大胆反叛相一致，其作品文风泼辣、强悍，善于强化感情氛围，引发人心的强烈震撼。特别是她对以往“闺秀文学”软性格调的突破，带来了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坚实、新异的艺术品质。
廖辉英：女性问题的文学诠释
80年代崛起于台湾文坛的女作家群体，显示了新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前卫恣态。廖辉英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堪称纯粹的“女性问题作家”。她的作品，往往在题材的日常性中见出丰富的社会内涵，并透过婚姻、爱情的演变过程，来观照女性命运与提升女性意识。对于那些在传统与现实的挤压中摸索前行的台湾妇女而言，廖辉英关于妇女的历史命运、生存景观以及情感遭遇的深刻检讨，无疑成为台湾女性社会境遇和成长过程的一面镜子。
廖辉英的小说创作，有着现代职业女性的工作背景和独特经验，也铭记着一个女性主义者的精神意向。这位1948年出生于台湾省台中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女作家，1970年毕业于台湾大学中文系。廖辉英人生的起步没有跨入令她梦牵魂绕的文学界，而是驰骋于社会疆场。在广告圈和企业界拼搏沉浮了14年的人生历练，造就了廖辉英精明干练的“女强人”现象。虽然一时与文学无5，广告界的工作却为她广泛接触社会层面打开了一扇窗口，为她日后跻身文坛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和情感经验。在这个生存竞争十分激烈的行业里，廖辉英以自身的能力和毅力，从最基本的撰稿人1做到高级主管，虽然赢得“文案全才”，”快手辉英”的美誉，却也尝尽了职业女性驰骋社会疆场的酸甜苦辣，同时目睹了太多的生存打拼、红尘男女和悲观离合。她接触到很多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经营者、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人格性向，从中感受到一个社会的大动脉，整个人生的真实缩影。特别是对职业女性人生奋斗的感同身受，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台湾女性命运遭际的关爱和重视，使她在1982年初登文坛之际便加盟新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是年，廖辉英以处女作《油麻莱籽》，一举夺得《中国时报》第五届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1983年，又以中篇小说《不归路》，获《联合报》第八届特别小说奖，并有了”最善于掌握现代男女两性情境的作家”的雅号。从此，她把目光投向女性，逐渐成为一个最懂得诠释女性感情沧桑的作家。
有太多的历史与现实深深地触动了廖辉英。一是女人如同薪柴为家焚烧了一生，却没有留下一片自己的天空，没有属于自我的回忆；二是女人要出人头地、成就事业，必须具备最少高出同职位男性两倍以上的能力，克服同等级男性两倍以上的困难，忍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和压力，才可能奠定职业女性的人格尊严与事业地位；三是身处台湾向工商社会转型的时代，饱受传统惯例和现代专有的双重磨难的男女两性，不仅自身处境艰难，相处也或明或暗，危机四起；四是在女性与男性一争长短的年代，女性的智慧、学识、能力或耐性并不比男人弱，可是成就甚难突破某一界限，往往因为“情关难度”，一个失败的婚姻就断送了女人的一生。基于种种事实，廖辉英在对男女两性的不平等、女性自我意识的不觉悟、男女两性情境的不和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后，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女性主义主张。她强调，先做一个“人”，再做“女人”，不要因为“性别”而对人生目标打折或让步；她渴望做第一等女人，不做第二等男人，做自己而不要去仿效他人；她主张女性在为家庭贡献心血精力之后，总要给自己留一片天空；她反对“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主张，也不喜欢标榜所谓的“单身贵族”，希望男女两性能合理、合礼，而且合情地彼此相待。“我是个女性主义者”，回首来时路，廖辉英这样定位自己。
基于这样一种女性理想，廖辉英动笔写作并且始终面向女性写作，其创作宗旨也鲜明呈现。第一，希望唤起女性彻底的自觉与自立，塑造出理想的女性形象。第二，希望在传统与现代互为影响的转型期社会里，提高两性自处与相处的调适能力，创造“合理化两性关系”，建立起一种新型情感伦理与家庭伦理。为实现上述创作意向，廖辉英不断扩大关怀层面，不断延伸观照社会人生的视线，尝试着去做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角色的各色人等的代言人，用形形色色的女性人生故事，连缀起从昨天到今天的一部女性命运史。廖辉英曾给自己拟定了一个长期的写作计划，准备以十年为分水岭，前十年写当代社会的都市男女生活，诸如《不归路》、《今夜微雨》、《盲点》、《窗口的女人》、《岁月的眼睛》、《朝颜》、《都市候鸟》、《你是我今生的守候》、《蓝色第五季》、《木棉花与满山红》、《爱与寂寞散步》等等。接下来通过回眸历史，侧重观照日据时期前后的台湾妇女命运，用心去倾听那个时代的女性声音，去发掘被男权话语遮蔽了的女性历史。于是，她的笔下出现了《辗转红莲》、《负君千行泪》、《相逢一笑宫前町》等一系列小说。总之，跋涉在长篇小说领域的廖辉英，以她惨淡经营的几十部小说，跨越了长长的历史时空，蕴含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涵。她的作品始终贯穿着一个信念：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写女性问题，找出女性及女性文学的方向。廖辉英的创作，从成名作《油麻莱籽》，到第50部作品《迷走》，笔锋始终没有偏离对爱情、婚姻、家庭的描写，女性的人生命运以及她们的悲观离合、奋斗挣扎，一直是她关注的焦点。她笔下的人物，或述一段失败的婚姻，或述外遇，或述婆媳关系，或述两性纠葛，或述事业女性的人生挫伤，在主题上十分切合现代女性所关心的问题，无论在题材选择、叙述观点、道德架构或意识形态上，都更直接面对传统小说一向规避的问题：而将都会男女的感情提升为一个社会问题。她“开始检视女性在男女感情中沉浮苦涩甚至反抗的面貌，探触到女人做为一个人，亦跟男人一样，会体验到人性感情的甜蜜与痛苦的复杂性。”不仅如此，她还为创建“合理化两性关系”而竭尽努力。
作为一种直接诉说女性经验、传达女性声音、对男权中心话语显示抗议姿态的创作，廖辉英的小说既以冷峻的历史回溯眼光，揭示出中国几千年来传统重负与文化积淀中男权话语的强大，呈现出女性始终处于社会边生存位置的可悲现实；又以热切峻急的关怀之情，揭示了女性当下生存境遇的艰难与尴尬：女性自处与两性相处过程中的现实症结与人性误区。其中有对社会环境的严格剖析，也不乏对女性自身的深刻反思。在看似独立的现代女性勇敢突围的形象背后，虽然时有旧梦的缠绕、自我的迷失，但女性人生的时代走向，是觉醒与反叛，调适与自救，重建与再塑。廖辉英通过笔下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所要表达的，是一种经过不断反思的、纯属于女性深刻经验的、对整个父权社会进行批判的声音。
